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从本科读到博士，项飚老师的书常读常新。 《浙江村》这本书，本科时候读大概还是不够细致，当时觉得和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是很像的，甚至想到了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现在看来是幼稚了。项飚老师最值得我学习的恰恰正是其文学性很强，"现场感"很强，而弱化literature review和所谓科学分析的行文风格。 《浙江村》描白地记录了温州浙江村在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后期大清理在京的兴衰轨迹，提出了这是"跨越边界的社区"，是在传统二元对立的"民间"和"庙堂"之间，游击战式的智慧。 我在1992年到1998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插图]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 这样的"新社会空间"，既是对传统的费孝通式的中式乡村家庭伦理结构的延展和扩张，对传统自上而下改革的挑战和质询，也是对新兴的"官僚机构/政府-大人物-亲友/民间"的三角关系间的权力转移的细致解读，是对于"关系"这个毛细血管一样的组织架构的分析理解。于是，"新社会空间"，成为了后现代空间结构理论下的"跨越边界的社区，"而后，这个萌发中的空间就被压缩还原成最简单的物理空间，政府通过"分类，打击，清理"DD人口降维打击，一举消灭。 通过这一次阅读项飚，对于被我导师调侃"还没田野田就没了"的我而言大体有一些启发: 当我们企图在一个community中抓到权力流动的方向，一定要先想好它并非单向或双向，对于边界方向上的流动也是如此。当然，正如项飚老师所言，当下改革的底色一定还是"国家对社会根深蒂固的疑虑"，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吃播"被一锅端之后失去了田的我目前体会不到"新社会空间"是如何在virtual community中建立和流动的，但仅仅认识到自上而下的管控和清理和国家的"疑虑"一定是远远不够的，底色上面大家是如何曲线救国如何通过tactics来反抗或者化解打击的才是研究的重点。 Rouse（1991）提出把“跨国移民圈”（transnational migrant circuit）作为分析单位，认为迁移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 of postmodernism）。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按我的理解，是指迁移所带来的文化空间、社会空间和地理、行政空间不相整合的状态。 对象化研究者重要且有效，限制研究视角点清研究方向。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是通过"在场"达到的，而不要企图用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所以在对于ED的探索里，我也应该试图通过剖析自己来展示一个研究具体的点，用一个社区内个体的视角来展开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描摹。 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还是要从"关系"出发，而不能仅仅用某个侧面来书写群体，扁平化的书写会造成更大的误解和偏见。 日常生活中，“关系”如何重叠而成为一个社区。这个“关系”和结构主义等理论上所说的“关系”不同，它既不指事物在一个思维秩序中的相对位置，也不指人和人的一般的“联系”，而是有独特内容和含义的，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关系”。我将提出“系”的概念和“关系丛”的看法，来勾画“浙江村”社区的型貌，表现他们对关系的运用和意识。 福柯所说的权力也是一个道理。权力的本质不是一种固有的资源，它产生于关系，表现为关系，我们一定要在关系中理解它。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不同人的不同关系，我们也将发现，特定权力关系出现的概率将随人出现明显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有没有”权力的概念。在温州话中，也有“背厚不厚”的说法，“背”即背景，似乎它真是可以长到行动者的身上的。 "回到事实，"认清自己作为人类学者的局限性。 借用我本科论文“致谢”中的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点，是我终生的任务。

看到《十三邀》邀请项飙的访谈，找出来这本书，刚好解答了一个从北京来杭州的“外来者”的众多疑惑，解释了过去10个月里的各种不适与冲突。 来到一个相对闭塞的温台文化圈里，我感到无所适从，家国情怀在这里简直是天方夜谭，长久的合作意识也抵不过眼前的利益分割，他们在任何问题面前都有众多解决方法，无论是否合规，只要符合利益，他们用自己的规则来理解一切规则。起初听到“鸡毛换糖”时，我并不能理解，后来才渐渐明白这四个字的含义。浙江人的“无中生有”是可以把不毛之地变为世界中心的神奇，与美国拉斯维加斯异曲同工。但是更加伟大的是，美国造就了一个拉斯维加斯，而浙江造就了N个世界中心。义乌、乌镇、温州、横店……这些名字的前面只需要加上“中国”，根本不用出现“浙江”，甚至可以直接挺立在世界面前。而到达“鱼米之乡”的浙江之前我如何都不会想到这里原本资源匮乏，很多人为了生存而不得已出门打拼、远走他乡。 几乎所有在浙江生活过的朋友都对我说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们劝我回到北京去。其实第一天来到踏上这片土地，我就感到它的不同，但是又无法拒绝好奇心的引诱，于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一个纠结去留的时刻，一边探索观察周遭，一边读完了这本书。刚好与之前在江苏读过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呼应理解。从前一直以为浙江与江苏是类似的，现在发现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虽然生长在温州，但是项飙已经不能够被称为典型的“温州人”了，他以相对客观的眼光观察研究了北京“浙江村”的独特社会形态与生存现象，很感激他语言的优势得意帮助其更好地完成这篇硕士论文，也有人说他一生都难以再写出这样的作品。 18岁保送北京大学，20岁开始研究北京“浙江村”，6年的持续研究后完成《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本科论文题目叫《悬浮群体》），牛津大学特邀免考读博。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获2008年安东尼利兹奖。作为牛津大学教授的项飙从2004年开始做有关东北移民的研究，非常期待看到这份成果。

在当今中国，一个重要的新格局正在生成：“体制”更多的是在制约体制内的人，而在体制外反而赢得更大自由。 体制内的再受限，对普通民众而言也是巨大权力和稀缺的资源。 体制外再自由，也是在极其有限的利润空间和激烈的竞争中挣扎求存。 任何人如果想成功的话也是这样的，自己对社会的认识要与真正的社会相匹配，而不是只看书本

怎么办，好紧张，项飚成为我偶像了。 做社会科学，就我的粗略了解而言，费孝通先生做得好，其次就是项飚。他们都是从地面上看人类，人物活生生的，文字活生生的，理论也活生生的。最让我敬佩的是，不仅调研深入扎实，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论反思，仿佛一缕清风，一扫当今学界浮躁的气性。 浙江村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1983年后不断有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民涌入，租房经商，主要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渐成气候，最终形成一个影响全国、辐射东欧和俄罗斯的服装市场。项飚对浙江村作了长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认为浙江村是一个有别于西方隔离于主流社会以外的贫民窟和族裔飞地这样的社区，也不同于族裔经济区——一个单向的内聚过程，内聚又导致了封闭，浙江村是一个“越聚合越开放”，不能用传统社区理念解释的社区，是一个 “新社会空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 “乡—城移民”从原有的经济体系中脱离出来，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新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中的群体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形态，这个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如地域、部门等，不能为既定的社会构成方式所接纳，甚至也不能与之接轨。项飚用“传统网络的市场化”来解释这个新社会空间的形成过程，即以传统网络为基础，不断引入市场规则，将它转化为一个内部市场，简单地说，就是亲朋好友一起出来搞生意，我生产，你销售，彼此之间由单纯的社会关系发展成紧密的经济关系，逐渐壮大后，在全国建立起一个流动经营网络，网络的一端是生产批发基地浙江村，另一端则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卖衣服的浙江商人，不仅如此，布料市场、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也主要是由浙江人把握的。这也是“越聚合越开放”的意思，经济系统内聚于浙江人内部，也因此得以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流动经营网络，并辐射东欧和俄罗斯。浙江村的形成依赖于一套独特的流动链规则，劳动力原则，能人原则，自己人原则，三者依次递进，一开始浙江村内生产人手不够，便从家乡招来许多年轻劳动力，这便是劳动力原则，后来剩余劳动力不足了，自己的生意也壮大了，便想寻找有能力的搭档或合作伙伴，这时是能人原则，最后发现还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最可靠，这时又遵循自己人原则。除此之外，浙江村内部产生了帮派组织，还形成了自己的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因此，浙江村这个从原有体系中脱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国家体系之外的社区，就成了项飚称作的新社会空间，或者“非国家空间”。 这个非国家空间，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项飚给了这个空间，这群人一个十分高的地位，认可了他们的社会创造过程。 而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受制于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身不由己，但我们同时又是一个个自由的个体，在这个结构中不断创造着新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实现对自身的塑造，对社会的改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空间。这就是我想说的。

在读过的几本人类学、调查类的书籍中，本书是综合水平最高的，兼顾真实性、可读性、专业性、公开性，对一位当时年仅20多岁，没有多少生活阅历的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才之作！其作品的广度、深度，写作的态度和冷静程度，成熟度远远超越其年龄。作品有点“四不像”，又都像，是纪实，是故事，是论文，又是生活，有人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名副其实。“浙江村”的演绎、变迁，可一个侧面观察90年代，其“春风吹又生”的状态，令人仿佛回到那“浑身散发荷尔蒙”的日子。作者是真的有心学问，假使自己处于作者当时的位置，未必忍得住寂寞，会想跳入市场的洪流中，参与其中！项飙老师，天生就是研究者，想不吃这碗饭都不行。

阅读的No.1本社会学、人类学书籍，前序后序读了两遍仍觉得没完全消化，外出手机输入勉为其难地写书评，是感觉这本书的阅读量和关注度太低了，而作者通过本书展现的思考过程、思考方式以及思考角度，揭示的现象与本质，问题与意识都极其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非常值得一看。 温州人自70年代中期到公元2000年间的跨越地区、身份、制度的勇敢尝试，是乡土中国的中国人的一次飞跃尝试。 早在78年前，温州人便找机会四处做工，主要是木工和弹棉花。GGKF后，部分温州人来到北京，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过度匮乏、僵硬的市场一经打开，势不可挡，温州人用亲友织就的细密而结实的网络以包围之势席卷北京，在京南城乡结合部展开生活，一度有10万之众。 令人惊叹的是，随着他们京城生活的不断发展，不仅成为当地的税收源泉，也渐渐构筑起属于自己的社会区域，形成了一整套duli的社区生活模式体系。菜市场、幼儿园、诊所、公交车、自建住宅，自我建设自我管理。这一过程伴随着他们与当地居民、市场管理部门、治安管理部门等多个领域的交手与交锋。他们如同悬浮于社会之外的一处新领地，始终与整个社会有巨大缝隙和隔离。 值得思索的是，这样的自我管理体系的构建，是他们在体系之外的jiji之举。为了有效地生产经营，自筹资金，minzhu xieshang，统一规划修建住宅区。自建大院内劫匪横行，帮派林立，他们成立保安队，通过大众chouhua 协商解决anquan问题，里面的“大人物”受众人拥戴、huajie纠纷、调停事务、集中意见、执行公决，担起“浙江村”内“乡绅”之责任，且卓有成效。在市场形成规模后，自发组织“爱心工作组”，服务市场顾客，提升市场形象。他们似乎将走出一条可期待的道路。 后来，在一系列的管理活动中，“浙江村”的大院被拆毁，市场被规范的shangchang取代，当年的家庭作坊小boss乘上了super漂亮的航母，失去了灵活机动的市场mingan性，更为弱小的boss们被航母甩出市场；当年以威望yinling“浙江村”的大人物们，身上的光环与归顺程度成正比，渐渐褪去了原来的草根性，找到了自己的新归宿。 26岁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作者对自己跟踪6年的社区抱着金色的希望，不曾想艰难跃起后它便迅速坠地。 分明是本当代的书，却有深厚的历史感，一本值得仔细阅读的书。关注了作者后续一些研究，很有启发。

删了又写，写了又删。 项飙老师真诚又可爱！阅读过程中你能真实地感受到他一直在理解人的那种姿态，对事的耐心，对复杂性的尊重。不炫技，不居高临下。他带给我的思想触动有很多，很朦胧还没能整理清楚。加之言语有限，不过多赘述。 总之，读完了。 推荐！就这样。

这是一本关于改革开放背景下流动人口生存与社群构建的社会学纪实（民族志）作品。它跳出了传统学术著作的晦涩框架，以沉浸式田野调查为基础，既是严谨的社会学研究专著，也是饱含人文温度的社会生活纪实，用一个群体的迁徙与扎根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宏大变革，是国内流动人口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作品。 本书主要讲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以温州人为核心的外来务工经商群体，在北京城郊自发形成“浙江村”这一特殊社群的完整生活史。作者项飙花费6年时间深入田野，全程见证了浙江村从最初少数人零散落脚、靠服装小生意谋生，到凭借地缘与亲缘纽带快速聚集，形成集生产、销售、生活于一体的完整商业社群，再到遭遇治理整顿、艰难转型，最终逐步消散的全过程。书中细致记录了这群外来者如何突破地域、身份、行政边界，在陌生的城市里搭建起自给自足的社会网络，展现了他们与本地居民、市场体系、行政治理之间的复杂互动，更深挖了“关系丛”这一核心社群逻辑，还原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真实状态，以及非正规经济在时代浪潮中的蓬勃与脆弱。 最出色的地方是以“局内人+研究者”的双重视角，摒弃了对流动人口的标签化偏见，用极致的细节还原了底层群体的生存智慧与生命韧性，因为它彻底打破了外界对“外来务工者”“城中村”的刻板印象，没有将浙江村简单定义为混乱、无序的城市边缘地带，而是透过日常的烟火气，看到了这个社群自成体系的秩序、互帮互助的温情，以及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主动破局的力量。作者没有站在高处做冰冷的学术评判，而是融入群体之中，记录他们的生意往来、家庭琐事、矛盾冲突与梦想期许，从服装加工的分工协作，到同乡之间的人情往来，再到面对政策变动时的挣扎与坚守，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可感。同时，书中提出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关系丛”等核心概念，并非空洞的理论堆砌，而是从鲜活的生活实践中提炼而来，既让学术研究落地生根，也让读者透过这个小小的村落，读懂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与真相，兼具学术价值与人文关怀。 不足之处在于受成书时代与田野调查周期限制，对浙江村后续的发展变迁、群体最终的归宿交代不够完整，且部分学术理论的阐述稍显晦涩，对普通读者而言有一定阅读门槛。一方面，书籍聚焦于90年代的浙江村，对于之后该区域的改造、流动人口的分流与再扎根、这类非正规社群在新时代的演变等内容未做延伸，使得故事的完整性有所欠缺，读者难以看到这个社群的最终结局与时代延续性；另一方面，作为由硕士论文改编而来的作品，部分章节保留了学术写作的严谨性，在分析社群结构、社会关系时，理论表述相对生硬，缺少更通俗的解读，相较于纯粹的纪实文学，可读性稍弱，容易让非专业读者产生距离感。此外，书中对女性群体、年轻一代在浙江村的生存状态着墨较少，视角稍显单一，未能全方位展现社群的多元生态。 适合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城市规划与治理相关从业者，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以及想要了解改革开放时代底层群体生存真相的大众读者读。它不仅是一份珍贵的社会史料，更是一面映照时代与人性的镜子，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大众阅读，都能从中收获对社会、对群体、对时代的全新认知，值得每一位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人细细品读。

读本书源于好奇。 第一次在网上见到向飙好像是“三联”的一场对谈直播，人干瘦，讲的专业听不懂。 后来他和董宇辉对谈，周轶君对谈，“十三邀”，大数据不停推给我。我感觉他是个不得了的学者。 全书以时间顺序讲述“浙江村”从萌芽到发展的完整故事，读起来像一部社区编年史。 非本专业读者，前言和后记里理论部分是不懂的，但是不影响对叙事部分的阅读。 对于我这种好奇读者，向老师用他的“贴着地皮看世界”的民族志写作法，把我带进了一个广阔的阅读空间：真切感受温州人会做生意；80～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在一个特定范围的具体呈现；对人口流动，聚居的基础认知。关于人类学（社区），走在前面的西方学者用的研究方法和向飙的方法的不同，他利用同乡之便，在“浙江村”断断续续“浸泡”了六年，与调查对象同吃同住。自视为“实践者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体现了对调查对象的尊重与对知识分子优越感的警惕。 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我没资格着墨，但是他的文学性是非常了得的：绝大部分文字是有活生生的画面感的，一直都像是在纪录片，尤其是里面有一小段关于帮派的写作，简值就是电影大片。还有一点就是全书中多处透着黑色小幽默，差不多要读累了，就来那么一点。 从此给我打开了有关人类学，向飙式田野调查的新视野。

2018 年十八岁读高三的我给发小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是：如果我们早生四十年还读什么书，直接扛着行李南下摆地摊卖衣服，干几年自己建厂当老板。 没想到五年后我真正有这样一个机会窥探到真正的从摆地摊卖衣服摇身一变大老板的过程。只不过十八岁的时候以为摆地摊真的只是摆地摊，买了火车票去广东就可以卖衣服。 而温州的父辈们身体力行打江山。三十多平的房子住十二口人，三十多平包括工作室、卧室、厨房、洗手间。挤得站不下人的工作室，日以继夜地踩缝纫机，通宵工作的工作制度，和工商税务交涉博弈。 温州人好像是天生会做生意的，他们也是天生不安分的，对挣钱有极灵敏的嗅觉，大部分人都是流动的一生。但是他们从来不焦虑，不为户口焦虑，不为未知的政策焦虑，他们总是走在最前列，是最旺盛最坚韧的野草。读完以后我萌发了一个不太相关的观点：不站在原地问“我是谁”，不执着于“自我定位”。 向温州父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