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人

保持与时代的距离为偏离时代主潮的人写作，现当代文学史淹没了那么多个体悲剧，当贴近人的言谈动作神态书信，时代记忆的浮现让人驻足于评价体系的对立面，在沈从文绝境后自我拯救投入历史文化长河，把无数心绪记于信件后全部被抄再无从得知，黄永玉“一刀一刀地铲，一笔一笔地画，一个字一个字的写”；路翎微小的泄露和压抑里没有散尽灵魂光辉，确实宁静、明亮；穆旦留学译俄语诗作为献礼；巫宁坤敏感又讶异的独抒己见…好多人的情、生离死别让知识分子的理想透出宝石般的光泽，忆记、回忆录、活着的人的讲述如此珍贵，复旦好几个老师为一代人的失落在努力——重新书写与出版，路翎那篇写于27年前，路翎全集也终于在今年面世，压倒在生命面前如何活下去，并且“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早已不仅是文学意义，翻开以前读不下去的书，如今又深感幸福和喜悦了

2020-53《九个人》张新颖 时代风骨，大写的人。 传记作家访谈学者张新颖这本书里描写的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翔，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 间中也写了巴金，吴兴华，翦伯赞等等作为各色配角。 有些篇章是著作的推介序，有些是作品的分析演讲，有些是往事追忆，有些是面谈笔录。 这些篇章彼此是有联系的，人物关系中心点是沈从文，而内在的精神却是：在时代巨变，命运多舛的关头， 以思想自由为特质的文学艺术家，如何安身立命？ 读浩劫年代的书，历经一遍荒谬岁月，是很不愉快的事，作者并不是以“秦坑余民”的口吻在控诉。 就如达观的黄永玉，那个“好玩的老头”所说的“这一生碰到很多这一类的人，包括沈从文，不要下结论，他怎么惨啊；就等于”伤痕文学”，你写‘伤痕’干什么，就写事情嘛。你不要以为人家都不懂，只有你懂，你把他写出来，不用的。” 本书重在寻找这些人何以能坚持，在绝境中坚持，孤独着坚持。 坚持自己的学习，坚持自己的创作，坚持自己做人的底线与本份。 出于艺术家天赋的创造力不能抛弃，出于对历史文化长河的热爱不忍放弃，出于身处逆境，绝境，黑暗之中，自己就成为了唯一的光亮。 这二十年来，不断读沈从文的书，以及相关他的故事，他这样的人就是时代风骨该有的样子，不愧大大写的人。 “证明人这个物种不可能被全部摧垮，证明人这个物种还可以存在下去，还有存在的价值。” 这本书绝非一册名人轶事逸闻，从中读出积极的力量，理智的分析，才不负读书人的头颅。

九盏不灭的灯 张新颖的《九个人》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评论集，而是一本以“人”为经纬的精神史切片。书中九位文人——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在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浪潮中浮沉，他们的相遇、相知与相离，构成了一幅知识分子在时代夹缝中寻求精神栖居的斑驳图景。作者以文学考古学家的耐心，在泛黄的档案、书信与作品的字里行间，打捞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生命温度。 张新颖的笔触始终在追问一个命题：当时代车轮碾碎个体生存空间时，人如何保持精神的完整性？书中人物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光谱宽度——路翎在疯癫中守护文学信仰的纯粹性，贾植芳在监狱里用《资本论》书缝记下思想残章，熊秉明在巴黎用哲学与雕塑重构东方美学。这些选择既非悲壮的抗争，亦非犬儒的妥协，而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 作者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次要时刻”：沈从文在故宫午门城楼讲解青花瓷的下午，黄永玉在意大利翡冷翠画荷的清晨，穆旦在南开大学打扫厕所时默诵的诗句……这些被正史忽略的日常场景，恰恰构成了抵抗虚无的精神锚点。张新颖让我们看见：在意识形态的惊涛骇浪中，真正的精神存续往往依托于对具体事物的凝视。 书中大量征引未刊书信与档案，却毫无考据的滞重感。当读者看到穆旦1976年写给巴金的信中，将译稿与哮喘药并列为“维持生命的必需品”；读到萧珊在病榻上为《彼得堡故事》校样标注的颤抖笔迹，便能理解作者所说的：“文学史的温度，藏在钢笔吸墨时的停顿里。” 《九个人》最终指向一个温暖的悖论：这些被时代放逐的“失败者”，反而在精神维度实现了真正的胜利。他们的故事不是怀旧的老照片，而是永远在场的启示录——在历史的风暴眼里，总有人坚持“以精神的方式存在”。正如书中引用的沈从文手记：“流星闪电于天空刹那即逝，从此烛世照亡，或许仍有其星存在。” 这九盏穿越时空的灯，依然照亮着后辈在精神旷野中的跋涉之路。

这本书中所写的九个人，除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读过一些，巫宁坤的《一滴泪》读过一遍，其他七人都是比较陌生的。 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却并不陌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如果说以前我是用一种同情弱者的眼光看待沈从文（请恕我无知），在这本小书中，我知道了在他看似柔弱的身体与性格下面，蕴藏的是一种默默发力的坚韧与执着——“比起绝境来，在绝境中以日复一日的努力创造事业，是更有意义的。” 黄永玉特别火的那些年里，也想读读他的书，比如《比我老的老头》。但也许是因为缘份未到，至今未读。也许有一天会读他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毕竟老先生肆无忌惮说话的风格太逗了，也太可敬了。 穆旦的诗，据我所知是很受一些人的推崇的，“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也是我深为喜爱的诗句。但他的诗歌，他的一生，我所知甚少，希望有时间能好好去阅读和了解。这本书里写到穆旦的文章虽然有两篇，但对于展现一个完整而深刻的人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我来说。 感触最深的自然是写巫宁坤的那篇了。阅读过程中不由痛恨自己，多年前只是和一位书友借了《一滴泪》一读，如今想买这本书居然已经无计可施（不知有没有人能提供线索呢？）。 “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令人感慨的是，在最黑暗苦难的岁月，他与沈从文的作品重逢，并深受感动与慰藉: 我们从他那“涓涓细流”的声音获得了存活的力量，那个声音“柔弱中有强韧”，是千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 两个被时代巨轮碾压的读书人，就这样神奇地联结在一起，并以他们同为“秦坑余民”的身份感召我们这些读者—— 如果拥有个人的精神世界，且这个精神世界始终未被摧毁，那么，这个未毁，可以让人有尊严地面对恶的狰狞笑容，并使这种笑容无法维持到最后：“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这是张新颖的一本文学评论集，书中的九个人，除了沈从文和黄永玉外，我都不熟悉，但依然读得津津有味。这得益于作者丰富且明晰的讲述，学术性和通俗性兼备。 从文艺评论的角度看，作者每个篇章的切入点很巧妙，语言又生动精妙，令人读完仍咂余味，喜欢。 接下来，打算读读作者的《沈从文的后半生》，相信一定会有收获。

时代与个人 一种计划外的阅读，在此时读来却十分应景，因为身处当前环境的苦闷与摇摇欲坠感通常难以言说更难以传递，处在此山中的遮蔽效应让清醒变得困难——单单是讲出清醒两个字也显得意气了。 人与时代关系和选择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无法看清，历史的猴子总是滥开玩笑，且对过去从不缅怀。选择的后果在三十年后才逐渐看清，码头一别便是眼前路与身后身；特别是想到这些不过是时代的注脚，被打捞和记忆的，终归是少数，“劫灰一过客，且做无稽谈。”又怎能不让人绝望呢。 但又实实在在获得了一点信心和笃定，比如对长时段的信心、精神与内心世界的自洽和抵抗、人的韧性等等。这很难得，因为很多时候时代对个人的碾压突如其来不留缝隙，这一点点的信心和韧性可能就撑起了活下去的那个小角落。 写作的自我意识 非常难得，为时代中的人立传，写作手法中能够想到的两点，这本书都注意到了。 传记写作很难，写作者要有激情，这毋庸赘言，但这激情又不能太过，否则容易反客为主，变成过剩的自我意识，而这一点张新颖老师在开篇便异常清醒地指出了—— 一部长篇的叙事作品——传记当然是这样的作品，叙述者必然有内在的叙述冲动，并且应该把叙述的动力充实、保持、发展和丰富到最终，否则，一开始就动力不足，或者中途涣散，都会使得作品无精打采；但是，内在的冲动即便很强烈，也应该自觉加以限制，不致酿成感情的泛滥和思想的恣肆，这同样会毁掉作品。有叙述的激情而节制、内敛，甚至隐藏，叙述饱满而不张狂，才有可能使得叙述本身的意蕴不受伤害。叙述本身可以产生出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叙述者内在的自我应该致力于扩充这个空间，而不是让自我表现的冲动把这个空间压扁。 这一尺度的把握实际操作起来其实很难，因为写作者往往是自恋的，特别是当写作者与传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那一部分总是若隐若现，很容易变成一种操弄情绪的“暴烈而醉人的进攻”。 由此而来，传记写作的另一值得注意的面向：经常容易陷入程式化模式化的受害者叙事，比如常见的对时代的大加挞伐与事件的无差别批判，简言之，人物的个性和复杂性被淹没在时代和事件之中，因此容易让人怀疑写作者的真诚。有关这一点，张老师也在文中提出了批评—— 这样的叙述基本上遵循的是“时代灾难——对个人精神的摧毁——个人创作才能的完结”的理路，进而唤起和达到对于“时代灾难”的集体性痛恨、深刻的反省和强有力的批判。这种叙述模式的形成有着极大的现实合理性和广泛的心理基础，它所能够探及的深度和产生的批判力度也很难为别的方式更为有效地替代。可是，当叙述模式的力量过于强大，超过了事实给出的可能性限度，或者当叙述醉心于模式的力量和模式急欲达到的目的，而疏忽于对事实的耐心考索和诚心尊重的时候，问题就可能产生了。其实不难发现，这种叙述模式的情节性很强，一般总是环环相扣，因果关系简洁明了，而且包含着戏剧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所以它能够听到一个充满诱惑的声音：个人所遭受的摧残越彻底，个人的情形越不堪，对于“时代灾难”的批判就越深刻、越强烈。天才作家路翎竟然被彻底摧毁了！——这是一个多么“合理”、又是多么“惊人”的“事件”啊。可是，充满诱惑的声音同时也藏匿着巨大的危险：为了“时代灾难”的充分展示和表现，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就得割舍掉一部分甚至全部割舍掉吗？说到这里，也许就触及了上述叙述模式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种模式中，是什么居于叙述的中心？是达成对于“时代”的反省和批判吗？那么“时代”的受难者——具体个人——的位置何在？如果看起来深刻的反省和有力的批判，不能落实到对于反省和批判过程中出现的个人的全部复杂性的尽力恢复和诚心尊重上，这种反省和批判极有可能是虚妄的。 这种真诚又清醒的写作意识十分难得，人们对待过去通常敷衍又怀恨在心，有勇气去咀嚼细节与真相的人总是少数，而自我咀嚼后又不自怜也不自矜地将之呈现，是一种慈悲心。 我终于明白，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也不是该不该“忍气吞声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受难。

九个人指的是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他们都是在四五十年代风华正茂，之后由于时代原因经历痛苦的打压。作者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绝境中创造事业，亟需自由的艺术家在禁锢的环境中如何保护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存活之后如何摆脱受害者的叙述，依旧找回自我的创造力。人生的意义在成功与失败之外，因人成事，不虚此行，成就此生，是谓“有福”。缺点是篇幅太短，不知是受限于政治安全意识还是历史材料有限，总觉得浅尝辄止不够尽兴。

★★★★☆ 他们都是从民国走向新时代的人，民国那种自由开放的精神已经烙印在他们身上，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沈从文弃文研究文物走出了新的事业；黄永玉勇敢前进九十岁依然续写新的篇章；路翎用“心脏”的诗歌拯救灵魂；穆旦与萧珊清澄明亮的友谊，在动荡环境中尚能有所依托；巫宁坤历经磨难仍不改其心，归结坎坷生平：“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书读完了，但关于他们的故事却只是开始。

终于在2月的第一个凌晨读完了这本书，读到最后熊秉明的艺术史观，也沟连起从陈丹青、从木心、从傅雷，从蒋勋等处传授的艺术观念:“人”是第一位的，人的感情，人的思考，人的痛苦和爱，也得悉与搜索《熊秉明全集》一套，共10本，列入接下来的购书计划中，张新颖老师作为贾志芳之徒，也主持了《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出版工作，书中首篇即写这本书。之外:黄永玉先生的健硕和达观、贾志芳与任敏（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述及贾先生晚年所得皆用来为妻子治病，情深缱绻）、穆旦和周与良在美国的小城结婚，对路翎此前并不熟悉，读之始知其人其作，李霖灿与钱穆的师生情谊，穆旦与巴金萧珊夫妇的通家之好，以及巫宁坤的那本遍寻不得的自传——《一滴泪》，大概被禁止的原因和诸如我丢失的《软埋》以及《往事并不如烟》等原因相同罢了。 张新颖写人温润如玉，书中之人，皆为其师，对这些时代沉浮中的各个领域中的人的细致微观下的娓娓道来，是他对师者的敬仰和无限仰视敬重。在人道被弃之如敝履的年代，知识分子在礼崩道坏的时代，面对国家和个人生命的起伏不定，坚守初心，相互扶持，有感于穆旦面对挚友的相继离开，发出肺腑之言:一旦没有那个人，人终于会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他人不解的谜。这是多么彻底的又辛酸的感悟，面对与之生命相关联的人的离开，就像是身体中一部分自己也随之死亡，直到最后孤身一人在世，那些了解你，懂你，爱你的人不复在身边，人真的就成为一个悲哀的“谜”，无人再懂再相知再惺惺相惜。有感于穆旦与萧珊的清澄明亮的友情，让他们在那种环境尚能有所依托，留存美丽的记忆。 狂风骤雨中，大师已去，他们在世时已超越受害者的身份，创造一些留给时间检验的事业（沈从文），或权当做个实验品（熊秉明），宁做我（黄永玉），将磨难锻造成安静的诗性存在（路翎）...其实可以和《往事并不如烟》相继看，如果能得到巫宁坤《一滴泪》真是再好不过。

读人 大学的时候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汪曾祺的《人间草木》，说认识一个人就像读一本书。 当代的人喜欢做手帐，大抵是为了记录生活，所以读一个人的手帐不知道算不算读一个人。但是自传和他传同手帐就不一样了，对话和塑造都在笔尖下，理不理解全凭读者。在辛营村我听到贾植芳先生相濡以沫的故事，然后再听到沈从文的后半生。 “避开可怕的绝境一直在活着的人，那个活着的状态，有一种可能是苟活，是在不死不活的状态，而他死过了一次再活过来，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再死一次，如果他自己想活的话。” 读历史能明智吗？我总觉得越了解越疑惑，孰是孰非，孰真孰假。谈大局埋没小人物，是现在最经常遇见的事；但通过个体看历史，是不是更具有烟火气，更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