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我们打工人有力量¿ 本书的干货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伴随阅读过程所引发的思考。 书中一部分介绍了作者所带领的团队如何研究劳工运动的方法和思路，即从《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两家发行量顶流的报刊收集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运动的报道，汇总这些信息并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观测劳工运动的集中爆发点和趋势。 另一部分介绍了劳资对抗过程中双方各自所采用的博弈手段。秉持了一个中心结论“资本走到哪里矛盾就带到哪里”。 资本调整策略大致分为四种: 1.空间调整: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资本有了越来越多的转移空间，如果一个地方成本太高，资本就会由发达工业地区向发展中地区转移，以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供给，实现成本控制的优化。 2.技术调整:随着自动化的发展，资本倾向于生产设备的更新来减少人力成本的支出。 3.商品调整:资本通过不断地研发与创新，通过制造新兴的商品来寻找利润增长点。 4.金融调整:随着产品周期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资本会逐渐退出生产领域，转而在金融市场中寻求增值。 打工人的力量? 作者排除了激进的革命式抗争手段，主要针对沿袭了自由工团主义的相对和平的抗争方式，即通过自由结社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方式（大家是可以坐下来谈的嘛）！ 在集体谈判中打工人主要依靠两种力量: 1.市场谈判力量:在失业率较低的情况下，工人可以依靠工会的组织力量与资本争取更合理的待遇，同时也可以依靠工会的组织力量来实行一定程度的自行管理，以避免在生产过程中的劳资纠纷和正面冲突。 2.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利用资本对工人劳动的依赖，增加了工人在劳动过程及工作场所控制的谈判力量。 资本调整中的劳资博弈: 1.空间调整的博弈:资本的空间转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人市场谈判的力量。由于先期固定资产的投入，这必定是个逐步转移的过程，工人可以利用转移的时间差，与资本建立新契约，获得补偿性的收益。通过这种转移，也会带动全球范围内的落后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同时增加了转入地的市场谈判力量。某些受地域性较强或固定资产投入过大的限制，注定无法实施空间调整策略，这就大大增加了工人工作场所谈判的力量。书中举例建筑的保洁工作，资本不可能把商业不动产带走，大楼需要定期的维护保洁，这增加了工人的谈判筹码。又例如城区配送行业，依赖于当地，又具有较强的即时性，这也增加了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 2.技术调整的博弈:新设备通常比较昂贵，工人使用不熟练，所以资本你懂的，不提升工人配合的积极性，很可能经常出现新设备无意中发生故障的风险，基于维修成本与生产停歇的考量，有利于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 3.商品调整的博弈:从最初的纺织业到后来的汽车业，再到现在的智能数码产业，中间伴随着一系列生产模式的转变。书中介绍最初的纺织业工人罢工成功率较低，因为纺织厂大多是独立运作的并行式生产，某一厂区的罢工难以对全行业造成影响，需要更加强大的工人组织力量。 过度到汽车业时，为提高生产效率，产生了福特式一体化生产模式，这时某一环节的停摆，将影响到全产业的停工，为避免生产停滞所带来的损失，资本更愿意满足工人的合理诉求。 再后来，日本汽车产业兴起，日本人发明了“精益-刻薄”生产模式，即保障部分核心员工的利益，将部分生产外包给供应商，以转嫁劳工抗争的矛盾，后又逐渐发展出万恶的员工外包模式。同时日本人为了顾及同胞利益、民族情感、家国情怀，还并行着“精益-二元”生产模式，即为员工提供终身制劳动合同，不会轻易裁员。由于日本女性婚配后多选择成为主妇，终身制合同多为男性提供。以家庭为单位，让一位成员成为家庭的稳定经济支柱，其他成员以零散劳动力的方式成为临时外包员工。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家庭主要经济成员的收入稳定，即便外包临时工式的其他家庭成员在待遇上低微一些，也不会采取抗争手段。日本的精益-刻薄模式迅速在全球扩散开来，精益-二元模式却没有被效仿。产品工艺的不断提升，对具备高技能的工人更加有利，而普通工人的谈判力量在不断减弱。 4.金融调整的博弈:在这方面工人似乎并没有太多优势，资本会流向更安全的地方，私有制产权更明晰的地方，法治保障更牢靠的地方，自由市场更活跃的地方，创新能力更强大的地方。 以上为本书的主要核心内容，以上内容目前绝大多数并不适用于发展特色道路的经济体，除了精益-刻薄模式。 一点遐思: 我并不喜欢些内容摘要式的书评，主要是本人不擅长整理罗列。阅读的过程也是个深入思考的过程。 如果说20世纪的主题是革命，那么21世纪的主题我希望是发展。 实际上存在一条相对和平，流血更少的工人发展道路。我们也很难说不是由于革命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鲶鱼效应”才使得自由工团主义有了更好的发展，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也不能一直使用暴力。 在阶级叙事之外，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我觉得这并不是一道判断题，也不是一道选择题，它更有可能是一道论述题。 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是工业化将人从土地的束缚中释放了出来。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工业化的过程带来了许多苦难，可苦难并不是工业化所独有的，在农业时代也有苦难，在奴隶时代更加苦难。现在智能自动化有可能再次的将人从机器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可能还会伴随着新的苦难。 释放这种说辞也许让人觉得有点像失业与待就业的替换一样无耻，可事实就是这样，人们赖以为生的生存方式转变了，转变来的太过冒失甚至让人有点措手不及，不得不再建立新的合作方式。 小时候学历史，鸦片战争失败了，割地赔款都能理解，可开放通商口岸是个什么鬼，对于十几岁的小孩子来说，除了仇恨并没有更多认识。英国人是不怎么样，可英国人打的是满清的朝廷，满清对待民众就更好了吗？ 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于，它首先要解放的是生产力，只有生产力达到一个空前水平才能实现人的解放。所以我们才会一直习惯的讲等到共产主义实现了就好了，而在实现之前就要人一直为生产力的发展所做出牺牲。 我们一直在讲先把蛋糕做大，先把蛋糕做大，可做多大是个大?初代农民工风吹日晒、任劳任怨做了一辈子蛋糕，含辛茹苦培养了个大学生，现在又要孔乙己脱掉长衫，不是孔乙己不愿脱下长衫，孔乙己寒窗苦读二十几年，学会了“茴”字的七种写法，就是为了品尝一口蛋糕的味道。这是他们父辈做了一辈子蛋糕都没舍得吃而留给他们的机会，这是本就属于他们的。 以前一直在讲人口红利，后来才明白，原来自己就是红利，原来自己只是个人口，原来“茴”字有两个口，原来两个口合在一起既不能吃也不能谈，只能回避。 我们的税制结构注定了我们是个生产型社会，只有不断扩大再生产才能征收到更多的财政税收，才能建设我们的祖国，才能把蛋糕做大。所以我们才没日没夜的生产，我们“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可生产了这么多商品卖给谁呢？似乎遇到了和当年英国人一样的困窘，总不能白送给那些穷鬼吧? 收益在一级一级的向上垂直虹吸，代价却在一层一层的向下垂直转移。工业产品的“弊端”就在于它有使用周期，使用周期限制了它的消费周期，在使用寿命上做文章是个极其愚蠢的选择。现在大量的劳动力正在从工业化中被释放出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我们有广阔的大好河山，我们有丰富的人文遗产，正是这种优势让我们可以打造消费周期更短的体验式消费、场景式消费、参与式消费、互动式消费，而这一切都是需要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的，要让人有时间，要让人手里有钱，要让人能流动起来从而使钱流动起来，货币的流通就是经济的血液。 我们需要多样性，也需要差异性，更需要创造性，这些属性只有人能够自由发展才能获得，从而缔造出城市间的差异，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劳动沙漠。 我们不仅仅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

通常第一代移民工人不反抗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第二代移民工人则成为大规模劳工斗争的骨干力量，并且在争取工人工作条件的改善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一新工人阶级形成和抗议的叙事也能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动态过程中得以体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个十年间，从农村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年轻农民工很少会公开抗议。大多数的观察家认为这些农民工事实上是中国农村地区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的一部分。鉴于此，大多数观察家预测，要指望这些工人公开地为他们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奋起抗争（假设他们会的话），那也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大概从2004年开始，一轮罢工和抗议的浪潮席卷了珠江三角洲的工厂，这为我们“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就会跟到哪里”的总论断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1936～193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主要的发动机厂的罢工导致整个通用公司停产。类似地，2010年5月为本田汽车公司的四家整车组装厂生产80%自动变速器的配件厂的一场罢工，威胁到本田公司在中国的整个运作。最后，本书第二章所讨论的一系列罢工浪潮都使工人们赢得了重要胜利（包括工资上涨，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工会对一线工人的要求更有反应，以及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家面对强大的工人运动已经作出了妥协让步，例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但是资本家同时也在通过调整生产来寻求打破劳资力量的平衡，使之对资本有利。作为这些调整努力的副产品，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以及工人开展斗争的基础也在周期性地发生变化。为了系统思考这些过程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含义，《劳工的力量》归纳出四种资本面对强大工人运动而作出的普遍反应：（1）将生产地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劳动力的地方（我将其称为空间调整）;（2）改变生产组织和引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比如使用机器人（技术调整）;（3）资本进入新的具有更高增加值的生产领域（产品调整）;（4）资本完全从贸易/生产领域中转移出来，进入金融和投机领域（金融调整）。——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和全球化》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历史，也是劳工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衰史。 劳工运动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想的那样，走向跨部门、跨国别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也没有愈演愈烈，在全世界点燃无产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站在21世纪20年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看）。 不同行业的劳动组织形式不同、对社会的重要性不同，劳工对企业、国家的议价能力也有强弱。不同国家经济实力、社会控制力的强弱，在资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与国际资本的关系，也使得他们应在对劳工运动时，能动用的资源、采取的手段各有不同。 世界劳工运动的现状似乎是：不同行业的劳工诉求并不相通，不同国家的劳工也少有联络，每个人都在争取他们的特殊利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则被抛诸脑后——只有波兰尼式的社会调和，没有马克思式的改天换地。 劳工运动被拆解成一个个地域性的、偶发性社会问题，成为每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 但是在书中还是能看到，劳工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和资本一样），在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务之急还是学会理解这支力量（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判断）：（1）它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联合成为一个一致行动的整体？（一个行业还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跨国力量？）（2）它是否还是那个“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第三等级”（否定性的革命力量），还是已经变得和其他政治力量并无二致？

本书通过对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的世界劳工小组于20世纪80年代搜集的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与资本的冲突很快就会跟到哪里”的核心结论，因为资本为了找寻更为廉价且驯服的劳动力而不断转移到新的地理场所，导致每一个新的资本喜好的生产地点创造出新的工人阶级和兴起强大劳工运动，例如20世纪汽车工业，19世纪纺织工业。 粗读两遍，重要部分精读两遍，仍有些模糊懵懂地方。可观之处，本书从全球视角观察劳工运动，从资本逐利性出发，系统阐释了从空间调整到产品调整以及相应的劳工力量、劳工运动的周期性转移。不足之处，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数据的广泛代表性和真实有效性评估，哪些是因为劳资冲突而工人自发劳工运动，哪些是假借劳工运动外衣却谋求其他的运动，有些报纸上报道了，有些报纸上未报道，难以区分，难以统计。 附，读书中须了解的名词（摘自本书） 组织性力量是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和政党。结构性力量简单说就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一种力量。怀特进一步将结构性力量划分为两种子类型：第一种子类型为市场谈判力量，它是直接源于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的力量。第二种子类型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它“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 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由于工人遭受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破坏性”结果而引发的抗争类型 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由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的“创造性”形成的

文献基础和实证材料都极其扎实，最近读到的最惊喜的一本书，几乎可以当做劳工研究的文献综述来读。 作者的主要观点是：资本到哪里，劳工的反抗就出现在哪里。资本为应对本土的劳工抗争而进行空间、产品、技术和金融化的调整，又在新的地区创造出生机勃勃富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开始新一轮的对抗博弈。 作者区分了波兰尼和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分析了劳工谈判力量的几种来源，以及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劳工、资本力量消长的具体原因。作者主张从更广阔的时空视角考察劳工运动，囊括了从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边缘地区，从19世纪末到2010s。 作者的材料主要来自基于报纸信息搭建的劳工运动数据库，方法很好学习了。

这本书满篇的理论，似乎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走马观花一般的读完了这本书，对我而言唯一的感受就是资本在哪里，劳工们的矛盾就集中在哪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和正义，但是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会更趋向于这个内核。

当大家从麻醉的消费主义里醒来，发现自己不过也是打工人，甚至被异化为螺丝钉之后；在看够了大同小异教你提高工作能力的商业工具书，和隔靴搔痒的管理学书籍后，是时候追根溯源，从工人运动的源头找答案了（同时推荐B站up主“鹿头军师”、“思想实验室”）。

结论错误，论证过程东拉西扯，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而且很多话都是故作高深，喜欢造大词，就简单看看其观点和一些所谓的结论性表述即可，其他方面不需要细看

马克思式（生产扩张期，围绕工资、工时等的结构性抗争）与波兰尼式（资本破坏传统社会，劳工为保护生存方式的防御性抗争）两种劳工运动类型；以产品生命周期与世界政治周期解释抗争的时空节律。

这本书非常好，用大数据的方式从两大报纸对劳工行动的报道进行分析，直观地呈现劳工的力量以及随着资本流动而变化的过程。如果不看方法部分可以很快阅读完，对于理解社会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他老公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研究大家，对世界体系、长时段历史演进有着独到见解。这本书算是从无产阶级运动方面的一个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