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现实政治更关心的是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要求拿出最具操作性的方案。而我的是基础性的学术研究，首先要问的是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关心的是更长远性、更根本性的问题。李猛以前在一个访谈中说，“哲学家关心最根本的问题，而不是最紧迫的问题”。（注：李猛原话为：“我觉得一个文明，它最有力量的时候是最优秀的人关心最根本的问题，而不是关心最紧迫的问题。”）…我知道，我这种说法和你们今天这个所处的环境很不相容。你们现在为了保研，需要弄各种各样的证书，“秀”各种东西，没有时间纯粹凭兴趣和热情沉下心去做一个东西。如果说要我对你们说几句话，那我最想说的就是要能够慢下来。现在的学生，特别是北清的学生，实在太忙了，有太多的事要做，有太多的证明要完成。但是，如果你向往一种真正的学术生活，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甚至单调的。无论你读书也好，做田野也好，能不能慢下来，更单纯一点，纯粹凭自己的兴趣，而不是急匆匆地为了保研，为了发表，为了找工作。一旦求快，你就出不了真正的好东西。现在的田野研究的质量越来越差，就与求快的学术体制环境密切有关。如果对现在的学生我最想说的是“慢下来”，那对那些已经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的人，我最想说的话是：“躲起来”，不卷也不躺。今天这个学术体制重项目、帽子、顶刊、获奖、头衔、会议，江湖味越来越浓。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描绘过那帮“新父”们的嘴脸。（应星：《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文化纵横》2009年第4期。）年轻人有不甘心被主流抛弃者，就随波逐流卷入其中，因此一代又一代的“新父”们茁壮成长，成了主流学界的风景线。也有少数人为此感到倦怠和沮丧，不仅放弃了主流学术的道路，而且放弃了学术本身。我是老早就放弃了主流赛道的生活，拒绝参与他们那些无聊的游戏。不过，我的心境并不灰暗。每天八九个小时躲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看书和写书，对我来说是非常享受的事。我对学术的基本态度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问题比专业重要；未来比现在重要；著作比论文重要；口碑比“帽子”重要。学术是靠时间做出来的，也是由时间来检验的。过五十年、一百年，“新父”们现在荣光的那些玩意早已灰飞烟灭、片甲不留，留得下来的只有真正重要的著作，以及口耳相传的口碑。我在这里既不是要抱怨什么，更不是要夸耀自己多牛。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各从其愿，求仁得仁，如此而已。我得承认，从某种角度说自己是很幸运的：我们读书时没有那么大的外在压力，又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和志同道合的学友，而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上了教授，可以不为基本的生存处境所困。不过，这种幸运也是靠自己不断的放弃和坚持而获得的。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可夺也”，就是这个意思。你专心走自己的路，面包终究也还是会有的。你们今天尽管面临更多的困难局面，但我相信你们中决心以学术为业的同学，也终究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应星

抗争性政治研究主要是裴宜理带来的，顾名思义，这种抗争概念主要强调社会抗争是政治性的，而国家是卷入其中的关键，雷区很多，能真正在国内做相关研究的据我所知，出名的也就于建嵘，应星，郑欣等等。就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值本书就值得加分。 但减分的地方也有，首先是“气”的解释不足，虽然按照应星的分析，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是一种融会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比如侠义之气，比如孟子的浩然之气，还有英雄气概，气可以说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但在这里，应星塞进去许许多多西方文献，比如斯科特，科赛，蒂利，还有斯梅尔塞等西方研究社会冲突和抗争政治的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让人感觉到浓郁的西方理论套用的感觉，可能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访谈和田野调查也是遗憾，虽然应星也写过上访问题，比如重庆三峡，但只是集中了农民上访的形式和过程，里面的博弈分析很精彩，但对上访所嵌入的政治社会分析还是略少，这导致在和于建嵘争论“农民抗争是去政治化还是依法抗争”的问题上，只能靠书面经验分析，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在理解农民上访的问题上，应星认为传统农民政治行动的基础是伦理而非利益或者理性。 伦理而非利益或者理性，是什么意思？ 其实，中国农民的上访确实有时候不是基于权益的受损，上访作为维权的武器，农民更多是求援的性质，他们期盼通过国家与政府的介入而已，有时候甚至也不是因为弱势，比如农民税取消，上访还是五花八门很多，有的是要求压制村霸，因此农民与国家并非对立的关系，甚至是目的统一，或者说上访不一定是要对体制有什么危害目的，没有反体制的诉求。 而现行的信访治理体制只是治理稳定而已，国家的信访制度并不能完全让社会动员起来， 现在的信访制度还是很强的人治特征，这种人治特点反过来说有时候也给本地政府压力，如果上访成为一种绩效考核，那么对于农民上访具有不受限制的合法性，政府不能对上访农民说不，对不合理的上访也不能坚持原则处理，只能任其自由发展，最后就是花钱买平安。花钱买平安只会让利益混淆了权利，取代了规则， 并不能促进治理的提升，也不能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幸福。这对农民和本地治理威信都有伤害。可见人治式上访具有双面性，对于政府来说有时候是反噬 最后，如果学习西方民主制度方式也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引用斯科特一句话，“人类社会从来不会有绝对稳定、绝对和谐的理想状态，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恰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抗争与示威活动，纠纷和争论的存在”这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的执政者应该放弃追求一种超稳定秩序，不要企图运用一切国家资源维系其“刚性稳定”的统治地位，在上访问题上更具有可操作性，可协谈性空间，让抗争政治走向依法抗争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来，农村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农业税费、计划生育以及农村土地征收是引发农民不满、进而激化社会矛盾。贯穿这一阶段的是农民的种种斗争行为，特别是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各地似乎处于一点就着的地步。因此，维稳工作成为这一期时期政府经济工作之外的另一个重心。应星教授将从农民角度发生的种种行为称为“抗争政治”，并用“气”的形成和释放加以解释。 这种解释似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塞提出的“社会安全阀”理论，即社会需要这种情绪的释放来保持阶段性的稳定。但按照应星教授的解释有所不同，他认为西方社会“为权利而斗争”，中国农民“为承认而斗争”。同样是斗争，但因为目的不同，其表现形式也不同。为“权利”是个体主义的，斗争者关注自身利益的有无；为“承认”是集体主义的，斗争者不仅关注是否获得了利益，还重视自己获得的利益是否公平、平等，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获得平等对待和尊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向外用力，就是应星说的“抗争政治”，二是向内用力，形成不少学者提及的这一时期农民的自杀潮。 但是这本书似乎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将“权利”和“承认”看做相对的，从而夸大二者的区别，但实际情况是两个概念有相通性，被承认也是中国农民的权利要求，也即“被承认的权利”，而求权利则是西方社会对个体的承认，也即“权利得到承认”。二是书中提到的案例与理论分析部分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尽管前面提到四个案例，这些案例也很典型，但后文主要是理论分析，与案例关系不大。三是应星所重点提及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农民征地（特别是为公共建设为征地），但实际应该不是，这一时期最普遍的矛盾是农业税和计划生育，如果把案例换成这两种，那么很可能农民的抗争行为不再是上访和群体事件，而只是农民绝望的个体反抗，或者其表现不是气的释放，而是气的压抑。

“杨乃武与小白菜”：“告御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确立“强中央、弱地方”的财政格局以来，伴随财权上收与事权下移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强化财政集权以规范和重塑地方行为。然而这套制度设计的矛盾在于，中央政府既要求地方政府承担经济增长、公共服务供给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责，同时自身却又在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领域，长期规避应负的支出责任，致使地方财政在缺乏收入自主权的同时，仍需承担大量刚性事务支出。更关键的是，分税制改革切断了地方财政与属地经济间的直接关联。地方政府既难以分享本地企业增长带来的主要财税收益，又在税负改革及农业税废除后，失去了依靠加重税基以维持财政的传统路径。在如此“收入集权化”、“支出刚性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地方政府也自然陷入了“无财行政”的窘境之中，其作为理性经济主体的自利性便一定会诱使其突破制度约束，将自身角色逐步由市场经济的“援助之手”转向为“攫取之手”。 此时，面对传统财源枯竭与城镇化浪潮汹涌而至的现实冲击，地方政府逐步在探索之中演化出了土地财政模式作为自身的生存密码。而2003年全面推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也为此提供了制度通道，成为地方政府在财政悬崖边缘寻求突围的诀窍。通过以《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农地补偿上限（不超过原产值30倍）强制征收土地，再经“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改造后，以百倍溢价将土地出让给开发商，地方政府创新性地开发出“征地-储备-出让”的财政循环模式。可这套精密的运转机制在为地方财政创造惊人收益的同时，也制造了深刻的社会裂痕，制度性的权益剥夺最终催生出了新型城乡对立格局。 面对多重制度约束的叠加影响，地方政府也就此彻底从基层冲突中的中立的裁决者异化为深陷其中的对抗主体。其与失地农民、城市业主等属地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呈现出结构性的对抗特征。而这类根植于财政制度设计所导致的冲突，从诞生之初起就决定了其自身无法在本地行政治理体系内部得到有效化解。越级上访等社会抗争形式也由之成为体制性的社会泄压阀。大量维权者通过越级上访、聚众等制度外手段，突破属地管理界限，利用将地方矛盾上升为社会稳定问题的策略，试图使矛盾能够从地方场域转移至中央政治空间以寻求正义，构成了转型期中国“上访型维权”的时代图景。 在此背景之下，央地间责权利配置失衡的格局被进一步放大。一方面，社会稳定问题在这一阶段被上升为全局性议题，“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基本治理逻辑，维稳成效直接关系到干部政绩乃至仕途前途；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却又在资源匮乏与权力受限的困境中苦苦挣扎。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直接面向基层群众，却往往既无解决实际问题的资源，也缺乏真正实质的决策权限，而其工作人员所能获得的正当激励更极其有限，因而从根本上不可能培育出开展群众工作所需的耐心与动力。 在这种高压而失衡的体制结构中，基层政府的正式职责与其能力与激励机制之间出现了灾难性的错配。从组织社会学视角看，激励机制的设计应诱导行为朝向组织目标。但若组织目标与实际运行逻辑相悖，或基层政府承载了其根本无法完成的责任，就极易出现“目标置换”的现象。基层官员以维护自身可控秩序、规避责任为主要目标，取代了制度原初设定的公共服务与冲突化解功能。于是，维稳成为唯一的绩效指标，但“稳定”本身却只能依赖压制性手段来实现。 基层政府往往在群体性抗议初现端倪时，即切断其向上表达诉求的通道，通过控制、劝返、威慑等方式压制事态。这种以封堵代替疏解的治理逻辑，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延缓事态升级，甚至使抗争者群体发生分化、行动陷入困顿，避免“惊动上级”，但却无异于饮鸩止渴，长此以往必然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使抗争在更深层次上持续发酵，形成“越维越乱”的恶性循环。 而在这一治理困局背后始终隐身的，恰是责权利高度不对称的中央政府。一方面，中央的制度安排直接构成地方社会对立激化的制度性根源；可另一方面，在民众看来，中央却又是最可期待的制度正义的最终实现者。这种悖论性的定位催生出了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术——当地方治理失效引发的社会冲突达至临界时，中央即通过介入式的“纠偏”与仪式化的“平反”，在释放底层怨气的同时精准切割责任链条，将制度性的结构矛盾转移至个别官员的失职问题，最终在危机处置中完成国家权威的戏剧展演。这些象征性干预手段在消解民怨的同时，巧妙回避了央地权责重构等根本问题，使得国家机器既能持续从失衡的政治结构中汲取治理资源，又能通过周期性地正义展演维系政治正当性。这种“制造危机-管控危机-权威再造"”闭环逻辑，本质上构成了威权韧性的自反性生产装置。 但今天我们要追问的是这样的道路是否可以持续？而如今《行政法》的出台与中央财政直接出手涉入公共福利供给领域也似乎恰让我们看到新一轮改革，中央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大禹治水、科塞的安全阀、斯梅尔赛的值数累加理论等种种，想看作者的另一本书啊。首先要把西方经典大家放在西方思想的整体脉络上进行有选择性的同时也是深入的研读，而后要对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西方“中层理论”进行认真的、系统的梳理，再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体味和在田野调查中的经验直觉及“厚描”

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投入诉讼之战虽然并不一定都只是为了金钱利益，为了标的物本身，但他们也并不是（像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所说的）在为法治秩序下具有普遍性的权利而斗争，而是在为礼治和德治秩序下具有差序性的位置而战斗，为一张脸和一口气而战斗。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势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这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社会稳定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 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尽管触及某些既得利益群体，但从总体上说带来的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受惠。而19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的市场化改革大大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别。我们可以从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指标——基尼系数近三十年来的重要变化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 1988年基尼系数上升到0.382；到1995年则高涨到了0.457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社会警戒线——0.4；而到2002年，基尼系数继续上升到0.47的水平（世界银行，2006；赵人伟，1994, 1999；李实，2008）。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以及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居民收入的实际基尼系数在2000年初可能就已经超过0.5（陈宗胜等，2001）。此外，城乡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都越拉越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在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人群的同时，城市里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和农村里的农民成为两个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1990年代，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大量下岗或失业：1995年到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共精简职工6000多万人（宋晓梧，2006）。而这个时期农民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收入增长缓慢，基层政府加在他们身上的税负却日益深重。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1359亿元，比1990年增长了1.89倍，农民人均负担增长了2.01倍，农民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在7% ～12%。实际上，有专家估算，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可能高达1809亿～2171亿元（陈锡文，2005）。 进入21世纪后，在城市，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业形势有所好转，但劳动问题却日渐突出。据统计，1995年全国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8万件，涉及争议人数12.2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2588件，涉及集体争议人数7.7万人。而2004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总数比2003年增长了15.2%，已高达26万件，涉及争议人数76.5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比2003年增长了72.7%，达到1.9万件，涉及集体争议人数为47.8万人。[插图]而在农村，尽管2006年的取消农业税使农民的税负问题得到解决，但对农民生计影响更为根本的土地征用不公平问题却越来越突出。据专家估算，计划经济时代的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000亿～8000亿元的代价，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这种新的土地“剪刀差”，至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陈锡文，2001）。 就此，孙立平（2003）提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即断裂的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出现失控趋势，在资源积聚背景下开始形成两极社会，上层强势群体出现了寡头化趋势，而底层弱势群体则呈现碎片化趋势，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定型化。 （二）贫富对立、干群对立的社会心态较为突出 市场体制本身会带来收入的分化和贫富的差距，这本来不足为怪。但中国市场转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资源向少数群体的高度积聚与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密切相关。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代后半期，仅仅由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及公共支出性腐败这四类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高达13.3% ～16.9%（胡鞍钢，2001）。 腐败的严重性使贫富分化的现状在相当程度上被赋予了道德不义性，底层民众的社会心态严重失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从1997年到2000年，群众都把腐败问题作为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汝信等，2001, 2002）。据2006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被调查者中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最大的人最多（50.75%），但认为干部和群众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与冲突的人却最多，达28.3%。这与人们对致富的归因分析有关。该项调查显示，有71.4%的人认为近10年来国家干部是获利最多的群体；而在自认为是穷人的受访者对富人致富的归因中，选择“以不正当手段赚钱”的比例为51.2%，超过了选择“自身的努力拼搏”的比例（49.8%）（王俊秀，2006）。可见，在许多底层民众眼中，贫富差距与社会腐败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集中表现在对干部作风、腐败现象的不满，表现在对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的不信任上。 （三）集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烈度上不断升级 更重要的是，民众对利益失衡和社会不公的不满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心态。利益失衡、分配不公、腐败盛行、失业恶化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这些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最后都汇聚成以“信访洪峰”和“群体性事件频发”为表征的社会稳定问题。 据披露，全国集体上访数量自1992年到2004年连续13年持续上升。1995年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信访总量为479万件，2000年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信访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人次）大关，达到1024万件（人次）。其中，集体上访量在2000年达到了24.58万批次、565万人次，分别是1995年的2.8倍和2.6倍。而中央信访机构受理的信访总量在2000年达到58.64万件，是1995年的1.46倍（周占顺，2001c）。2000年后全国信访总量继续猛增，2001年、2002年、2004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上升8.7%、2.9%和13.4%。上访的层级结构呈现为“倒金字塔”形。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上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级上升0.3%，县级反而下降了2.4%；其中，进京集体上访上升势头迅猛，该年国家信访局受理集体上访的批次和人次同比分别上升41%和44.8%，集体上访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农村中土地征用和法律诉讼等问题（张修成，2007）。据权威人士的分析，涉及群众政治、经济、生活等切身利益的案件（如农民负担、土地纠纷、职工下岗、房屋拆迁补偿）不仅一直是信访案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而且也是近些年信访总量和集体上访量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原因（周占顺，2001b）。 更令人瞩目的是，群体性事件作为表征社会尖锐矛盾的敏感信号，近十多年来表现出了数量扩大、规模增加、行为激烈、诱发点多、涉及面广、对抗性强等特点。全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4年的7.4万起；参与人数由73万多人增加到376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2005年全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一度下降，但2006年又上升到6万多起，到2007年达到了8万多起，而在2008年更爆发了一些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李培林等，2008；王东进，2004）。 有些学者将社会冲突分成三种形式：圆桌政治，即包括信访、人民调解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在内的合法解决利益冲突的渠道；夜晚政治，即包括治安案件、刑事犯罪案件和腐败犯罪案件等在内的违法犯罪活动；聚众政治，即以群体性事件为标志的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抗争行动。这些学者按照这种分类，对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其结论是：从1994年到2004年，一方面，圆桌政治、夜晚政治和聚众政治的案件总数都在不断上升，但社会冲突总量中的相应比例发生了重要变化。圆桌政治案件在社会冲突总量中的比例从79.19%下降到70.62%，而夜晚政治的比例却从20.77%上升到了29.19%，聚众政治的比例则从0.04%猛升到了0.19%。这反映出社会冲突不但在数量上增多，而且在程度上加剧。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指数，圆桌政治指数、夜晚政治指数和聚众政治指数分别从1994年的100上升到了2004年的469.5、455.4和443.6，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7%、16.4%和16.1%，社会不稳定因素总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在14.0% ～16.7%，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8.7%（胡联合、胡鞍钢等，2009: 26～66）。这意味着自1994年以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快速恶化，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并不是一个概念。中国目前社会矛盾虽然非常突出，但政治仍保持基本稳定。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孙立平，2004）：其一，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力的迅速增强使政府具有较强的解决突发事件的资源和能力；其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中国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其三，19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以及文化精英在相当程度上结成了联盟关系，这个掌控着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精英联盟影响着政府决策和公共舆论，具有社会定型的强大力量；其四，市场体制具有使社会矛盾分散化的效应，各个社会群体在利益追求上具有较大差异，各种社会矛盾并不容易同时叠加在社会的基本安全线上发力，从而造成社会的崩溃。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较大的弹性，中国近期发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我们不应对当前的社会稳定形势做过分严重的估计，尤其是不应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直接等同于政治不稳定来加以严防死守。我们的研究表明，僵硬的、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的维稳思路和模式常常会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越是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维稳”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会越多，“维稳”成了制造不稳定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孙立平、晋军、应星等，2010）。 当然，社会稳定问题处理不好，也可能转化为政治稳定问题。无论是社会稳定问题本身，还是社会稳定可能导致的政治稳定问题，都引起了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的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在改革的战略与治理的技术上做出了重要的调整。 2003年，国家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国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并开始大规模地治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8月，中央召开了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并召开了全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电视电话会议。2005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开门大接访活动。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进行了专题分析与部署。同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妥善处理群体性行政案件的通知》。200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同年，第六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开。2008年7月，贵州瓮安事件发生一个月后，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颁布实施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2008年11月，全国2000余名县委书记在五所国家级干部培训学校轮训，学习的重点内容是维持社会稳定及突发事件处理。2009年2月到6月，全国3000名县公安局局长和2000名县纪委书记进京轮训。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先后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四个文件。2011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社会管理创新被列为研讨班主题，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与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一系列举措表明，社会稳定问题原来在1980年代的国家治理中还属于一个边缘性的问题，而今已经上升为一个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

与标题的“气”相关的内容并没有很多，照我的理解，“气”指的就是人们的权益受到侵害以后所迸发出的怨恨不公以及对于自身尊严的维护。在这个维稳为第一要务的地方，其实我还有点想看到这种“气”在全社会被长期积压后爆出来的那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气”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概念，以此来解释乡村抗争政治，具有本土化研究的独特特征。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气”是一种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相结合的情感表现，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连续谱。但依然是零散的理论总结，还未上升到理论体系的高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学的适用概念与理论还需要再推进。

[内容摘要 以便回忆] “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抗争政治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变化，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抗争政治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变化，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描述较为全面 虽分析框架略有些僵化 但不失为帮助理解中国社会的极好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