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可以说，从明清到民国，正是司法环境的不断改善、司法资源的不断扩充、诉讼门槛的不断降低、诉讼成本的显著下降，使得大量的医病纠纷被纳入法治的轨道，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医讼突然大量出现的关键所在。 ⚠️在暴力伤医层出不穷的今天，作者的这个研究为我们处理医病纠纷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通过不断改善司法环境，将医病纠纷的后果从“医院被捣乱”纳入到法治轨道，给医病双方一个从容讲理论法的机会，而这对法治精神乃至医学知识的普及也必将大有裨益。

本书对民国时期“医讼”社会现象做出了独到的分析，详细剖析了医讼形成的各类因素以及医讼现象之后反映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的碰撞交融和近代中国的现代性特征。本书的研究思路清晰，研究视角不局限于民国史本身，突破了传统历史分期的隔阂和界限，回溯到明清时期的医患关系，更加凸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方方面面，也回答了明清时期为什么不存在大规模数量的“医讼”案件这一问题。在观察分析民国医讼形成的历史因素中，不仅仅只关注于医家和病家两方，而且对第三方因素的介入也有很深刻的叙述（反映了民国现代性的特征），这些第三方因素（新闻舆论、国家司法制度、国家卫生制度、法律与政策等）都对民国“医讼”现象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也推动“医讼”现象趋向于复杂化。 “医讼”现象反映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体可以体现在从明清时期的“择病而医”、天命观念、官府的敷衍了事等转变为西医科学主义的诊治模式、契约关系的形成、病家权利意识的上升等，除了医疗社会的现代化以外，“医讼”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制方面的现代化成果。 最后，本书作者对档案资料以及传统文献等史料的运用都是十分精到的，在历史诠释和解释方面往往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感。在挖掘史料价值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作者是下了苦功夫的。

这本书资料翔实，内容接地气，写得很好。对当今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有启发。民国时代，西医颇有担当起教育民众，引领中国社会走向科学化的大义的觉悟。反观现在，大部分医生和医院自觉等同于一般生意人和赚钱公司。无语。

作者的博士论文吧，是个好选题。但似乎作者的论文结构有点小问题，聚焦民国时期，前两章是明清和清末民初，第三章直接讲南京国民政府，不知为何不把民国之前的作为一部分，简单回顾下，重点应该是民国时期，不知道清末民初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否就是贯通的？后面对医患纠纷还是很好的。

史料扎实，逻辑清晰，对当下颇有镜鉴意义。

🌿切入点准是本书的做大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视野的下移，再一个是对核心矛盾的把握。其实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有很多，但作者能够将视角聚焦在“医讼”，就足以说明其对于“人”考察的丰富。马金生教授也在后续的研究中阐述了自己关注病患身份的原因：“首先，从实践层面而言，所有医疗手段的实施往往都是医患双方互动的结果，如若没有病人的合作，所有的医疗活动便不可能存在;其次，从技术方面而言，所有的医疗手段和技艺必须通过病人的身体而发生作用，病人的身体既是医生施诊并观察疗效的对象，同时也是病患接受诊疗和表达感知的载体;最后，从历史和社会角度来说，病患世界的历史性、复杂性以及病患在罹患疾病和进行诊疗过程中的疾病认知和健康考量，也是医疗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医讼更能体现医疗过程中的“矛盾”，牵扯的社会面更广，而矛盾同时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便能按图索骥找到历史转型的源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现状。 余新忠教授曾这样评价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丰富了历史的面相，使历史变得更加鲜活，并进一步拉近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丰富和增强了历史解释的维度和力度；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有利于促动历史学者打破自我封闭，加强跨学科的对话；随着新课题的引入以及研究中某些研究困境的出现，有利于促使研究者思考传统研究取向和方法的限度并寻求新的取向和方法；在某些方面也可能促进正统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深入。”《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显然做出了这样的贡献。如今，医疗社会史仍旧在发展的进程中，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更多的学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断丰富理论体系，并为当代医疗谋求出路。

《发现医病纠纷》——随着环境演变的医病纠纷，百年演变史；虽在不停的进化，但纠纷产生始终和法制、信息不对称等等不无莫大的关联！看了就不难明白伤医事件屡禁不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