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近世中国）【中国的外交之路从哪里开始？】

本书是对中共在冷战大背景下对外政策变化的梳理。在战争期间的对外关系受到革命的需求影响很大，而且缺乏对新兴国家的交往经验，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后除了一边倒支持苏联阵营国家以外，对印度等国家交往很谨慎，对外事务处理着重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牛军指出，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和要素都是在国际体系和中国国内政治的互动中建构出来的。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和苏联支持中国成为大国的鼓动，中国开始从完全的一边倒的革命外交转向和平共处，毛顺势重提“中间地带”拉拢第三世界的新兴民族国家，国内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也给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深度交流、不输出革命的国内基础。牛军没说的是，56年后国内政治热情高涨、社会纯化压力巨大，和国际上中苏矛盾、苏联试图“走修正主义道路”互相呼应，最终导致中国外交又走上输出革命的道路。

【06】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局和奠基，非常精彩，结构值得赞叹： “从内战走进冷战——结盟与对抗——东亚革命与国家安全——走向冷战共处——缔造新外交”五章， 第一层，是时间顺序下的大历史， 解放战争期间，美苏国共四方纵横博弈； 建国后，周边朝鲜和越南爆发战争； 谈判与和平； 奠定新外交等。 第二层，是建立某种“正—反—合”的结构，建立历史逻辑，解释应对与变化 1.首先，美苏分别争取国共； 2.其次，革命意识形态和话语，决定性影响国内政局和对外关系， 此时，国家的外交几乎等同于革命党之间的对外关系； 随着战争打响，加剧这一趋势； 3.尔后，但到峰值后出现转圜和新变化： 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均出现， 从革命走向建国， 从战争走向和平， 4.最后，以各会议、谈判、互访等对外交往为契机， 以提出并确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标志， 建立了崭新的外交基点和原则， 无论在亚洲地区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 均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新形象和一视同仁的原则 又赋予“中间地带”新的生命和解释， 确立了自身的战略空间， 反过来影响国际冷战局面 “革命不输出，输出者必遭失败”的提出，真是意味深长 读完一大感觉，这个结构真的厉害，别人怎么想不到？ 提出来就成了一大半，更何况如此扎实的史料分析， 同时，思考分析又很深邃 以“冷战与中国外交”为题眼，也有一种打开常识的感觉， 冷战的格局，从政治军事上决定中国外交可选项， 反过来，中国的军事斗争和对外交往，影响整个亚洲，影响着世界格局； 又以国内和国际双向互动，解释中国外交决策， 同时解释苏联、美国和欧洲各国动向， 均存在国内议程约束对外决策， 国际斗争和谈判反过来影响国内政局 以及革命到建国的“变局”， 既有特殊到普遍的关系， 也有如下复杂因素： 悠久历史的影响； 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的考虑； 执政者的思考与变化；等等 很多都值得深思。 很巧合，去年在微信读书上随机推荐，读了开头后逛地坛书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摊位上，这本就赫然在列，又断断续续在午休期间和家里读着，今日读完。 2025年第6本书，0130正月初二记。

我很认同书中的一句追问。 以求同存异为基础的五项基本外交原则。 的确是动态的。 边界和弹性，也必将与时俱进。 ㊗️福我们的祖国， Great again

非常推荐牛军老师的这本大作。 如同作者在结语中所言，本书如同故事和画卷，有启发和留白。作为学术类书籍，又体现出史家治学之严谨，读罢受益匪浅。

贵在真实，国家外交的探索之路。

毛泽东起草发出了一份题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以几个“区别”来论述中共中央改变对美政策的合理性。他说必须在具体分析和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党的对外政策，总的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即中共的对外政策与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要有区别，第一是区别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是区别英美于德意日；第三是区别英美政府与英美人民；第四是区别英美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和它们目前的政策。中共中央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就是“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插图]毛泽东起草的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它实际上承认了以往的政策是简单化的，有必要进行重大的调整，当然首先是要解决认识水平问题，要在承认“区别”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另一方面，它基本上固定了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层次，在意识形态的框架里，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只能是彻底地相互利用即“利用矛盾”，合作也只能是“利益的汇合”，不仅不大可能有理念和价值的交集，最终还要“各个击破”。当然，从战略文化的层次上观察，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可以将国内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运用于处理对外关系，这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中国政治经验的依赖、坚持，以及对国际政治的独特解读和其认知逻辑的特殊和特别的内向。 中共中央在此后一个时期的对美政策仍然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当然，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变幻不定，充满了爆炸性，并没有给中共领导人留下多少潜心思考的时间。中共中央的对美政策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复和摆动，不过毛泽东毕竟已经在理论上为制定一项实用的对美政策提供了空间。作为这项实用政策的最初表现就是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地区又成了受欢迎的人。中共中央在毛泽东发表《论政策》的同一天，专门就如何对待英美新闻记者等发布党内指示。指示按照“改错不认错”的一贯作风指出，美国记者等还是要“当做情报人员看待”，不过另一方面也将他们“当做外交人员看待”，“待之以外宾之礼”，“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共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接洽来访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

今天读了《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的绪论部分。 首先，这个书我觉得应该把毛主席早年对于革命的认识简短化，既然“革命”是本书的精髓，那么，就应该让它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而不是长篇大论，我还以为我在读《一师毛泽东》呢！ 其次，它很好的点出中国的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冷战的关系：冷战并不是主要矛盾，如果没有冷战，中国依然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人民要求建立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的现实，进而发起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才是主要矛盾。 再次，中国在冷战开始之际，一直是“革命”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口号是“支援世界革命，世界人民大团结”当时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中国定位的转变”，从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到反帝反封建的新中国，进而带来政策的一系列变化。 再次，我还有一点发现，就是冷战初期的局势怎么这么像1936～37年6月的中国政局？西北三马与被困河西的西路军，即将扣押蒋介石的张杨，广西“反蒋”的李白，河东红军的东征山西，与在东北的日本，最令人唏嘘的就是1937年3月西路军全面失败，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宣言》签订。局势变化令人目不暇接，政权（国家）关系的变化飞快。 所以在这种局势下，更是要抓住主要矛盾不放，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犯机械唯物主义错误，因为力量是再不断变化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学术代表作 在国内复杂局势和国际冷战格局的相互冲击下，新中国如何建立外交制度、构建外交关系格局？ 串联重大历史事件，勾勒恢弘历史图景，深度剖析新中国外交格局

美苏步入尖锐对抗并在斯大林去世后东西方关系一度趋向缓和的这个时期，中国政局正在经历极为剧烈的转型，即从中共取得革命运动的最后胜利转向建国。这个转型的过程难以划出截然分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革命与建国是不可拆分的联合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也伴随着这场转型而诞生，并在与国际冷战的互动中塑造出自己的基本形态。

阅读这本书的意外收获是使我论文的历史分期有了非常明确的国际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