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在BC2500~BC2000，华夏先民进入古国时期，出现了所谓的“万邦时代”。然而拥有城市、宫殿、阶层、祭台等众多的古国，在经历短暂的兴盛后，就走向了衰亡。BC2000年，在嵩山北麓，伊洛河谷的二里头，以锐不可当之势，冲破古国衰亡的魔咒，迅速崛起，逐步形成以伊洛河谷为核心，建立起覆盖范围辽阔的广域王权国家。从这一刻开始，华夏先民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一早期国家。

考古学家许宏的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值得一读。 这是一部跳出文献、用考古实物重构早期中国诞生过程的佳作。本书不像传统历史书那样按王朝谱系讲故事，而是像一部“历史侦探小说”，带你回到4000年前的中原，看“最早的中国”是如何从废墟中萌芽的。 此书核心看点： 1. 质疑“夏朝”定论：书中明确指出，在公元前2000年（传统认定的夏始年），考古学上其实看不到对应的“王朝气象”。许宏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轻易将二里头遗址与夏朝划等号，这种学术克制反而增加了可信度。 2.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梳理了陶寺（山西）的衰落到二里头（河南）的崛起。描述了中原如何从邦国林立的混战局面，演变为二里头这支“广域王权国家”一家独大的过程。 3，物证优先：通过城址布局、青铜礼器、绿松石龙等实物，而非古书传说，来推导早期国家的形成逻辑与社会分层。 总之，许宏教授的文字一如既往地通俗流畅，虽是严肃考古著作，但读起来有“破案”的快感，适合对文明起源、考古新知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当然，若期待看到坐实夏朝的明确结论，可能会感到“不够过瘾”，但这正是本书科学态度的体现。 其实，多了解一下考古发掘的成果，有助于跳出把神话传说当成历史真实的怪圈。

许宏老师（出生于196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的《何以中国》这本书，起先是一系列考古相关话题的博文，最后被整理成了一本科普类的考古读物，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公元前两千年，“最早中国”的雏形。 “古典文献中，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狭义的王统视角和话语系统，也不足以涵盖勾勒出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 按照大多数现代学者的研究和推测，最早的中国，是从夏王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的人们，更多以聚落和族群的形式组织，没有出现国家、贵族、等级等等。考古为研究历史提供很多物证，但是要定夺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的诞生，需要大量其他参考——社会变迁，地理环境，政治形式等。 许宏老师的这本书，只有6万多字，不局限于考古知识，更多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展示了考古人的兴奋点——寻找佐证，反复推演，在难以还原真相的情况下欣赏人类历史的波澜壮阔，接纳争议，不盖棺定论，让考古成为一门“活”的学科。 最起知道许宏老师是因为读了一本考古人的访谈录《我在二里头考古》，书里很多采访对象都是在二里头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一线考古人，很多人提到了作为第三任队长的许宏老师，认为他将二里头考古成果、考古的趣味和贡献传递给了大众，增加了二里头的知名度。而在这本书里，每个采访者都被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二里头到底是不是夏都，这个问题。” 一线考古人员，大都会表达希望二里头是夏都，也有人会说“即使没有文字的记载，我仍然认为二里头肯定是夏都”，对于自己从事了几十年的工作，都会希望自己是参与重大发现的一份子，而如果二里头被认为是夏都，二里头成为中国的源头，其知名度会进一步提升。 而恰恰是许宏老师，他很谨慎地保留这种观点，从考古学上来讲，没有证据就是没有证据，而读了他的书以后，更多的感受是，许宏老师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看待这个问题——它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起码这并不是考古人的唯一兴奋点—— “‘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我们永远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并不罕见，但这仅是一种看法一种解读，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并不是最重要的，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的进程，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正逐步清晰起来，已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了。” 书籍真正可贵的地方是传递一种思考方式，尽信书不如无书，学习和研究的态度，不是“学到了”，而是明了当下的一种看法，这种开放式的研究态度，有机会让知识成为智慧，同时又不会禁锢自身。如果从考古学上来说，不忙着盖棺定论，不给后来的学者制造不必要的干扰。 书籍花了一定的篇幅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读这本书以前，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故事，而事实上以现在学界的认知来说，这更可能只是一个神话，洪水是当时地理环境发生变化的一个结果，古书记载大禹治水的方法是疏通，以当时的人力和技术手段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是今天，部分洪涝灾害也防不胜防，更何况在公元前两千年。 那既然考古研究进程缓慢，看上去又不能提供对未来发展的直接帮助，为什么还要进行考古研究呢？书籍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对过去的了解，有时是从意识形态上让现代人理解“何以中国”或者说“何以国家”，以下仅以书中提到的几例来讲—— 例如，关于“奢侈”。考古人经常挖各种墓葬和遗址，以瓶瓶罐罐、壁画、墙垣等来了解当时的城邦、人们生活起居的习惯，很重要的一项是“寻找奢侈品”——“礼器”，“礼制的核心是等级制度，礼乐制度体现的是特权和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礼制用以确定上下、尊卑、亲疏、长幼之间的隶属服从关系。”细想，和今日的奢侈品，有相似的精神内涵。 再例如，关于“破产”。考古研究中有一项很艰难的分析，就是共时问题，两种所处年代很接近的文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兴一衰和前仆后继的关系，还是说互为邻居的关系。书中谈到陶寺文化的衰落，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被别的文化消灭的，还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疾病瘟疫或者地质巨变。“美国教授贾雷德·戴蒙德，把一个社会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五点：生态变化，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援助的减少以及社会自身应对之道，并认为最后一点是至为关键的。”这种观点，在分析公司和家庭的破产上，也有非常大的参考意义，例如，导致夫妻关系的破产，也可以有五个诱因：疾病和意外灾祸（生态变化），家庭财产的折损和收入的减少（气候变更），小三介入（强邻在侧），父母支援的减少，夫妻感情积累不充分，我也认为最后一点是最致命的，它会让家庭的弹性变小，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关系风雨飘摇。 许宏老师的书，深入浅出，即使他是一个资深的考古人，书读来也并不让普通读者觉得壁垒重重，这样科普类的读物，能让更多人在产生对考古和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的是一种宽广的治学态度，不急着得出结论，永远虔诚，永远好奇。

【以《何以中国》结束4月，开始5月[嘿哈]】 许宏先生作为考古学的大佬，他的书是不能不看的[嘿哈]《何以中国》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历史轨迹，讲的是“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全文没有抽象地论理，有的只是对考古发现的娓娓道来和对历史演进过程的叙述。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分三个部分记录这本书———“考古和历史的关系”、“从陶寺到二里头”、“中原与中国”。 一、考古和历史的关系 中国考古学自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西阴村开始，受文献材料以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的影响，肩负着“证经补史”，参与古史建构的责任。考古探索以文献记载的具体国族、王朝的确认为中心，目的在于解读文字诞生前后“文献不足征”时代的无字之书，从而和文献学一道成为了构建大历史框架的途径和手段。对这一点许宏先生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考古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研究成果，不应沦为历史学的附庸。具体到特点就是，考古学擅长宏观考察，勾画历史轮廓，难以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惊醒把握。具体到研究成果就是，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述并不能相互对应，既不能确认三代的真实存在，也不能确认哪类遗迹属于王朝。比如，在考古学者看来，考古学上没有尧舜禹，只有龙山时代，狭义的王朝话语系统不足以涵盖勾勒整段历史。 二、从陶寺到二里头 许宏先生指出：“公元前2000年，黄河以东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衰落，黄河以南嵩山一带逐渐进行区域整合，新砦集团崭露头角，为随后的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许宏先生有关陶寺——嵩山——新砦——二里头的都邑先后顺序，梳理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过程。 首先是陶寺文化。陶寺文化属于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遗址，都城城圈周长17公里，高8米，由黄土版筑而成。贵族墓葬中发现了“龙盘”、“鼍鼓”等礼器，可见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制，表明华夏礼制在龙山时代晚期已经形成。虽然陶寺都城规模巨大，富有王气，但大邑小国，国土并不辽阔，没有形成广域王权，并最终受到嵩山文明的冲击，被迫文明化，纳入了王朝体系。 其次是嵩山文化圈。中岳嵩山处于西北和东南两大文化板块的碰撞交汇处，是与东西双方保持交通联系到的重要孔道。以嵩山为界，考古学将山南山北有地域差别的文化分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两大类型。这一阶段各聚落群广泛分布，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相互之间关系紧张，时常发生军事冲突，以至于各个城址忽兴忽废，逐渐从南北对峙走向区域整合，聚落形态从多中心、对抗式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布局结构，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再次是新砦文化。龙山时代末期，各区域文化在激烈对抗中逐渐走向衰败，但新砦集团异军突起，开始傲视中原。具体来讲，新砦并不算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他作为龙山文化末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但是新砦是嵩山文化圈时期战乱状态的终结者，由此嵩山南北两大集团整合了，外来因素进来了，文化进一步杂交，新砦独大了，最早的中国———广域王权国家曙光初现，呼之欲出。 最后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二里头文化。在许宏先生看来，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遗址占据亳坂南坡的一处半岛状高地，这决定了它在“大洪水时代”对周边受灾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同时二里头人在这块“洛亚方舟”上营建祭祀区、宫殿区、工城，构成了二里头都邑的大中轴线，一大批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在这一时期修建，表明二里头已经具有了调动巨大人力及其资源的广域王权，开始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整合嵩山群雄的文化遗产。 三、中原与中国 卡内罗在《国家起源理论》中提出的“限制学说”认为，由于环境的限制，人口捆绑在土地上，因此战争的战败者无处可逃，沦为战胜者的纳贡人。此后他又提出了“资源集中论”和“社会限制”对“限制学说”进行了补充，认为“资源集中的地方也相当于环境受到限制的地方”、“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对于居住于中心区域的人来说，也可以产生相当于环境限制的效果”。若以卡内罗的观点解读中原文化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强盛的原因，就是那些盛极一时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以二里头为例，二里头的扩张方式沿着水路、陆路线状推进，其文化扩张的背后除了利用“天下之中”的有利条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治关系网之外，获取各地的自然资源也是其重要目的之一。可以说，资源的获取在当时是最大的政治。可见，公元前2000年，中原王国先后建立起了凌驾于周边王国之上的中央王国，并以军事、政治、文化等方式联结周边国家，一边吸收周边国家的各项资源，一边削弱他们的独立性，最终产生了具有多重来源的方国、侯国文化，形成了广域王权国家。 总体上讲，许宏先生的“广域王权国家”指的是中央王国和地域邦国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中央王国是“国上之国”，周边地域邦国构成“华夏系统国家群”，他们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圈。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 读后有感 从小到大的学科学习中，我很难对各类人名，地名，时间感冒，为此在看这本书时，比起一串串数字、一张张地图，我的注意力更多投掷在我可以吸收转化的内容方面。 “真相是什么？真相是统治者想让你看见的历史。”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 “何以中国”，顾名思义，就是探讨“中国”的起源问题。 从陶寺的兴衰讲到嵩山的动向，从新岩的发韧讲到大邑二里头，本文通过重大的考古发现介绍了中原和中国形成的演变过程。与此同时让读者对考古学研究的意义(解读文字诞生前后“文献不足征”时代的无字地书，进而构建出东亚大陆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学的作用无可替代，已是不争的事实。 )  过程(发现—推想—再发现—再推想)、态度、原则，内容等有了一定认识(但是我们真正能读到什么很容易被我们希望读到什么、读多少所影响)。 我认为这本书的普遍价值在于作者自己在努力秉持且希望读者在阅读此类书籍时应当秉持的辩证态度:不仅要辨眼前之观点、还要辨考古界在考古研究”时的不足，不仅要观眼前，还要瞻前顾后。(我认为最值得警惕的是我们的大脑——时不时就随地偷懒,警惕它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警惕它成为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但最终解释权不归自己所有) ◆ 说句略嫌悲观的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那年月，有国家吗？ ◆ 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尤其在我国。 ◆ 话说回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并不是最重要的 ◆ 这样的解释你可能不满意，但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这么一码事。

东鳞西爪，却意味深长。可谓对传统古史框架的一次试探性的突破。 与其说这是一本以考古学话语讨论“广域王权”的中国诞生过程的书，不如说这是一册作者对于考古学与治学的经验之谈。 自中国考古诞生以来，考古学被迫与古史构建挂钩，其成果似乎成为了一个解释学问题。考古材料和传统历史文献的交界处，偶有似是而非的重合，“匹配印证”则成了强加于考古学的任务。但古史重建从来不是考古学本身的使命，而是外命之所责。考古不该成为“证经补史”的附庸和工具，不可轻易牵附于文献所载的国族朝代的归属问题，仅仅可阐释大范围的文化流变而已。 本书的难得之处正在于，作者在考古讲史和文献讲史的张力中，在传统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局限里，试图摆脱中国考古学一以贯之的“证经补史”取向，而主张以考古学的客观语言来进行古史建构。如作者所说，应当“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注意过度解释的危险，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 另，读完此书一月有余，作为门外汉本无可置喙，但前日看到作者许宏的新作临近面世却噤止渲发的新闻，作者在社交媒体上无奈地称“无良文人咬告，有司担心舆情，拙著实际上已胎死腹中”，而媒体上则有“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遗址，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此类令人大跌眼镜的文章，震惊之余颇感毛骨悚然。拒绝承认中国文化来源的复杂性、夏王朝的不可知性，居然已到如此地步。 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之初就和各国的珉镞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无可厚非。几乎无可避免的，考古学的发展对世界各地的珉镞主义思潮产生着影响，珉镞主义亦反过来影响了考古学。但是考古和历史这种靠“格物致知”得出假设和推断的学科，再如何精确也终究难以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这更要求有不同的观点进行碰撞和讨论。何以出于立场问题拒绝任何一种并非无理的声音呢？ 历史固然是珉族的记忆，但珉镞的局限性也造就了历史的局限性。一代代中国考古人都绞尽脑汁寻找更早的夏史甚至三代的物证，其中珉镞主义思想有之，急功近利者恐怕亦不少，却偏偏缺少理性的判断。罗素说“科学只是人类偏见的累积”，历史大概也一样。 作者在书中有句话非常令人动容，放在这里更显得悲壮： “说句略显悲观的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历史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仰韶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和红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重要文化类型，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先后关系和相互影响。 1. 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个文化时期，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0^]。它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如河南、山西、陕西、湖北等地。仰韶文化以彩陶为特征，艺术和文化形式非常丰富[^1^]。 2. 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中国古代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个文化时期，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2^]。红山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的辽宁、内蒙古等地，以精湛的玉器雕刻技艺而闻名[^3^]。 3. 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文化时期，出现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间[^4^]。良渚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等地，以玉器和精美的陶器制作技术而知名[^5^]。 4. 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以其先进的黑陶和青铜器技术闻名[^6^]。龙山文化继承了仰韶文化的陶艺传统，但又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标志着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大幕[^7^]。 在相互关系上，红山文化在孕育、形成期间受到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并影响了安徽的凌家滩文化与江浙的良渚文化，展现出鲜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8^]。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兽面纹极有可能由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兽面玉牌发展而来，部分良渚文化的玉器与红山玉器造型非常相似[^9^]。此外，龙山文化继承了仰韶文化的陶艺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如黑陶和青铜器技术[^10^]。综上所述，这些文化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且在文化特征和技术上存在相互影响和传承的关系。

书本身很好。虽然许宏已经尽力做到"好读"，但作为专业性极强的考古科普书籍，很难非常好读，所以给三星。 "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2019.12.8.在南博讲坛许宏的讲座后观众提问环节，有人问，二里头是否属于夏朝?有些专家直接将二里头归为夏，而以研究二里头为主业的许宏却说二里头大约是夏商之间，为什么？到底听谁的？ 许宏的回答让我深有触动: 1.问题本身。尽管作为拥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国人，在感情上都希望答案是夏，否则中国的文明史将缩水至商起的3800年。然而在没有实证出现前，与其感情用事，不如保守一点。 2.非专业人士要听谁的？我们的基础教育太强调标准答案。大学老师们不得不教学生的第一课就是，并非一切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真理向前一步，也许是谬误。学会自己思考，学会存疑，比纠结于答案更重要。 大学里，需要这样的老师。 从12月初开始读这本书。断断续续一个月。昨天和今天收尾时，发现自己需要重新再浏览一遍才能把思路再次整理清楚。 从山西陶寺，到嵩山林立的邦国，到开始重礼的新砦，直至作为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代表二里头，再联系我们之前在辽宁所看到的红山文化和一年半前在杭州看到的良渚文明，以及九年前我们在殷墟了解到的商代历史，中国周以前没有文字的历史一点点在我们眼前变得越来越明晰。 在博物馆爱上历史，是我二十年前难以想象的事情。尽管我是一个文科生。但每一次的博物馆之行，都让我一再发现自己的无知。 感谢像许宏这样的考古人，让我们爱上历史，也更爱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陪着儿子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不必教他要爱国，因为他已经融入这个国家的上下五千年，再也难以分离。

比较中国的各个重要的考古学家，许宏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主要是其伪装成实证主义的学阀作风着实好笑，可以给枯燥的阅读过程增添不少乐子。 许宏老师向来坚持不承认二里头是夏都，即便时间地点都对得上，但是不出土文字就不能叫夏。这个观点也算合理，至少二里头的一种谨慎的解释，并不让人讨厌。 难以让人认可的是，许宏一边攻击认为二里头是夏都的学者是“信仰考古”，一边秉持着自己近似信仰考古的“大都无城”论。为了确保自己的“大都无城”猜想，身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压着考古队的发掘范围。都不去城墙边挖，那当然挖不到城墙，证明了许队长的“大都无城”论啦。结果二里头工作队队长换成赵海涛后， 没几年就发现了二里头的城墙遗址🤣 在 2025 年的今天，阅读《何以中国》，具备了一些往年所没有的喜剧感。

或许作者认为二里头人所共知，不需解释，我也觉得有印象，就在我们河南，但是具体在哪就说不清了。书已读完，大约知道作者的观点是，中国最早的起点应该就是二里头，所以这个位置很重要，想确切了解一下，就搜了一下：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村及周边区域，坐标约为北纬34°41′53″，东经112°41′25″。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之一，距今约3800～3500年，属于夏代中晚期至商初期。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遗址中心区位于东南部微高地，分布有宫殿区、宫城、祭祀区、围垣作坊区及贵族居住区，西部地势略低，为一般居住区。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始于1959年，由考古学家徐旭生在偃师区二里头村发现。经过60余年的发掘，确认其为经过精心规划、布局严整的王国都城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骨角器及绿松石龙形器等文物。遗址的宫殿区和道路布局显示出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理念，包括中轴线布局和“井”字形主干道网。 二里头遗址不仅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也是夏代都城斟鄩的考古实证所在地，被誉为“中华第一王都”，对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国家兴起、城市建设及王都制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026年04月08日 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