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26.1.29增订：大二上学期《史学论文与写作》课程以撰写书评作为结课作业，笔者选择了本书作为讨论对象。书评不过胡乱地写了一点，多是流于表面的泛泛而谈。现附于下，尚祈批评指正。 拉铁摩尔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提出的“边疆王朝”“贮存地”等概念与研究范式，奠定了边疆史研究重视理论构建的学术基调。此后数十年，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等多部重量级论著陆续出版，始终延续着强调理论构建的传统。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先出版的《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作为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又一力作，继承了这一深厚的学术传统，同样以长时段的宏大理论构建见长。 本书作者王明珂是著名历史人类学家，本书正是他针对“华夏边缘”地区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主要探讨两汉时期（部分章节时限下延至魏晋）的北亚游牧世界。 本书首先简要回顾游牧社会研究的既往成果，此后在第一、二章对北亚游牧部族的基本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形成渊源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阐述了中国北方游牧人群与农耕生产的华夏先民互动的基本模式及华夏认同的形成问题，并通过引入人类学部分研究方法与学术概念，为后文的具体讨论建构起足够宏大而合理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之下，作者在随后的三个章节分别聚焦“草原游牧的匈奴”“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和鲜卑”三个部族展开论述。 作为诞生于北亚草原游牧社会的首个庞大政治体，匈奴帝国影响力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注定是边疆民族史研究中无法绕过的话题。本书论述匈奴部分着墨尤多，关于其社会组织的论述亦堪称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此，作者引入“分支性社会结构”概念，指出由于草原地理生态环境变幻莫测，游牧经济必然趋于分散化以趋利避害，相应的社会组织亦需易于变化调整以适应分散的经济结构。正因如此，游牧团体聚散分合均具相当弹性，其规模大小也变动不居。这就使得草原政治结构最庞大、最复杂的匈奴帝国走上了与中原王朝大相径庭的发展道路。本书聚焦匈奴国家组织与其经济结构间的关系，指出匈奴国家组织虽然部分符于游牧经济的分散化原则，但国家组织天然具有的集权倾向与管理职能又无可避免地与趋于分散化的游牧社会组织原则冲突，从而影响游牧经济灵活分散的正常秩序。这种集中与分散的结构性矛盾成为长期困扰草原游牧社会的痼疾。 本书吸收俄国学者哈扎努夫关于游牧经济无法自给自足，必然需要在与外界互动中获取资源的理论，并将此作为全书众多理论建构的基石。具体以匈奴社会而言，作者以此理论为基础，对匈奴国家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论述。作者回顾了“领袖个人魅力与成就”“内部阶级分化演变”两种既有观点，认为以此二说均未得其实，而倾向于“外部互动说”。这一观点基于游牧社会的“分支性社会结构”，认为游牧政治组织是在与定居人群的交流互动中产生的。作者基本肯定了巴菲尔德提出匈奴帝国是“游牧部众为了解决其自身组织的问题，以便能有效地掌控中原的一种结构性反应” 的观点，认为草原诸部落为突破南方中原帝国对草原资源封锁，需要结成一统一之政治体以与后者互动，匈奴帝国从而诞生。游牧经济的非自给自足性在催生匈奴帝国的同时，亦为帝国崩解的隐患。当中原王朝放宽资源管制，草原南部诸部族便日益依赖长城内的资源，难免与远离长城的部族间产生种种矛盾，进而为帝国的分裂埋下伏笔。 位于青海东部的河潢地区遍布高原河谷，生长于这一生态环境的西羌游牧社会发展出了独特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由于极度缺乏当时羌人社会的直接史料，作者从两《汉书》入手，统计了汉羌冲突中汉军所获羌人牲畜的种类，指出其游牧经济的畜产结构决定其高度依赖河谷地区的供养，从而必然与汉帝国产生摩擦，乃至剧烈冲突。作者并且借助羌人家族名号的传承与变化，推断其社会组织结构囿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具有明显分散性，难以凝聚为匈奴式的庞大帝国，平时分化为大大小小的部落相互争斗，在与汉帝国产生边境冲突时则暂时结成联盟以抗外敌，而一旦战事消弭，联盟即告瓦解。 居住在中原帝国东北边陲的森林草原部族，或许是边疆史上最受关注、影响也最为深远的群体。巴菲尔德对此论之甚详，他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原的征服是东北民族的事业” ，一旦中原板荡，处在边缘而远离动乱中心的东北草原森林部族往往伺机而动，在东北地区扩大其统治，逐步建立起二元化的官僚组织体系，进而试图夺取更广大的中原农耕地区，最终建立起魏特夫等学者所称的“征服王朝”。不过在汉代，东北部族处在汉匈两大帝国的阴影之下，其影响力还很有限。本书利用《魏书》等文献史料，结合考古发现成果，对这一时期生活在东北草原森林的乌桓鲜卑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考察，指出狩猎活动在其经济中的重要性较高，而不那么依赖畜牧；而其社会则通过结合为部落联盟的方式与汉朝互动。乌桓鲜卑的部落联盟，不同于有事集聚无事解散的西羌式部落联盟，亦有异于形成较完整行政体系的匈奴式草原帝国，其在长期存续的同时，又未发展出比较成熟的统治组织，其运转基本维系于克里斯玛式的领袖一身。不过作者亦指出，随着鲜卑乌桓与汉帝国互动日益密切，其王权与社会组织均不断走向强化与完善。 作者对地理环境的高度重视，在全书中一以贯之。仅从章节名的选用上看，即可看出作者对地理环境影响作用的重视，而在具体论述中，亦始终遵循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的顺序展开 ，将地理环境置于影响族群经济、社会的首要位置。末章中，作者跳出汉代的叙事时段，进一步讨论汉以后游牧部族与中原帝国的长期互动与历史变迁，在扬弃前人中原草原“历史循环论”的基础上引出“历史表象”与“历史本相”的概念，并在结语中进一步诠释。在全书的最后，作者以“边界·移动·抉择”为结语，从这三方面反思游牧人群与汉帝国互动的历史，同时进一步阐发了前述概念。 纵观全书，读者很容易感受到作者力图勾勒北亚游牧诸部族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进而构建出一宏大的理论模式，以解释游牧部族面对中原帝国时的交流互动、生存抉择与盛衰演化。本书引入“历史表相”与“历史本象”的概念即其理论构建之一大亮点 。“历史表相”（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在本书中等同于历史事件，而“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则指在特定资源环境与人群互动下的产物，具体就北亚游牧社会与中原帝国的互动而言，“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或中原之人）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 。“历史表象”虽源出于“本相”，但在人的行动实践下又未尽与“本相”相合，能够突破、影响“历史本相”。作者试图以此理论修正、扬弃拉铁摩尔与巴菲尔德两位学者主张的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之“历史循环论”，为全北亚游牧部族的历史演进提供更广泛、更合理的理论解释。这一理论指出人群冲破地域与族群边界、超出既定历史本相的“抉择”，足以改变历史本相，跳出了研究者易落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之窠臼，将“人”的行动抉择纳入影响因素中加以充分考虑，从而为解释古代中原与北疆的民族流动与文化交融提供了必要的补正，或许也正是作者将本书命名为《游牧者的抉择》用意所在。 本书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中不乏作者慧眼独具的创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尚可商榷之处。即以前文所谈到的“历史表象”与“历史本相”理论而言，亦非白璧无瑕。作者既言明作为历史事件的表象生发自本相，但又指出在历史实际中又往往存在冲破边界、超出本相限制的行动（在本书语境下，即指跨越游牧社会与中原农耕社会的界线）。那么，因何“抉择”？如何“抉择”？这就势必要对此种作为特例而存在的种种行动予以必要的阐明。作者在书中多处解释此种越轨的行动是“许多个人与小社群在社会情境中的行动抉择”，往往不为史所记，其目的是“个人或群体追求安定、有保障的生存”“追求更好或更安全的立身之道” ，但同时又称此种跨越边界的抉择能力又因社会组织的控制、思想认知的桎梏与种种利弊得失而受限。 如此论述未免使读者感到云里雾里，难以捉摸。那么，应当如何把握这一论述的要义？幸而，本书中仍举“偶然也出现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数例，使读者得以稍窥其所指之“抉择”： 「如在长城边缘，战国时燕人卫满率众入于辽东，汉代北方边郡巨室人家的奴仆听说游牧生活好而纷纷逃往匈奴，汉至魏晋大量“五胡”部族渗入长城内，明清时期更多的穷困汉人农民出关外、走关东，清代汉商深入蒙古草原；又如唐太宗由中原皇帝兼任草原共主（天可汗），蒙古俺答汗鼓励部众与汉人农民共同开发垦殖土默特平原，清雍正帝写《大义觉迷录》斥责狭隘的血缘正统主义，元代有蒙汉史家认为统天下者无论来自草原或中原皆为炎黄之后，清代许多川西羌人自称祖上为来自“湖广”的汉人，或说是吐蕃名门之后。」 作者以上所举诸例，涉及阶层低至逃奴，高至君主；涵盖时段早至战国，迟至明清，范围不可谓不广。然而就以上数例而言，其目的又未必尽合于作者所定义的“抉择”：唐太宗接受天可汗之号时尚有“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 之疑，至于雍正帝撰《大义觉迷录》、元代史家对“华夷”一视同仁、清代羌人自认汉蕃之后诸例，动机不同，若一以蔽之,恐怕难免使得论述稍显疏阔。 正如巴菲尔德所提醒的，“人类学家乐于提出总体模式，却忽略了细节” ，姚大力先生亦称，作者全书重“长时段”而轻“事件史”的论述偏好或许是作者倾向年鉴学派的治学风格之表现，但所谓“历史本相”即是透过表层事件所表现出的，试图绕开构成“历史表象”的具体事件而“直指本相”，就难免使得论述的精确性受损。 不过，“历史本相”与“历史表相”这一理论作为剖析长时段边疆社会互动的研究工具，其适于大刀阔斧的理论建构，而不适于精雕细琢的细微考证，这是学术取向选择下的必然，而不应苛求其在面对历史进程中种种复杂、多元的具体情景时，均能直接给出恰如其分的解释。这一理论的学术价值正在于为边疆史研究提供高屋建瓴的视角，为后来学人的研究工作提供思路与框架，为其具体而微的细节考证提供宏观理论的支持。 历史书写受到撰写者主观倾向影响本是常事，但应该承认的是，边疆史无疑是众多史学研究领域中受此困扰较深者，而时段较早的边疆史则尤甚。本书在史料利用上以汉文正史为主，辅之以考古成果，后者尤为稀缺自不待言，前者亦难免受史家的华夷观念等因素影响，导致记载出现偏差、扭曲、失真，因而对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一些学者倡导从“内亚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历史，并确以此在北朝史、辽金史等领域取得了相当成果，但若试图将此视角应用于两汉时期，在史料上首先就困难重重。柯文在其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名作《历史三调》中即谈到：“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在其著作中过多地使用容易留存下来的那类证据……大部分拳民是文盲，是按照口耳相传的传统习俗生活的，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没有留下显示这些作用的任何文字材料……历史学家不得不主要依靠间接分析法，在讽刺挖苦义和团的材料中挖掘有用的信息。” 拳民与两千年前活跃在北亚的游牧部族的处境是相似的，但对后者研究的困难程度又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在记载两汉时期北方游牧部族的历史中，游牧部族对自身历史的撰述湮灭无踪，创造边疆历史的主体在历史书写中完全失声，以至于今天得见的史料几乎完全来自游牧民视角下的“他者”。从“内亚视角”观察早期边疆民族史的困难，因此也可想而知了。 学者研究难免受到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其所根据的基本史料又不能不受到历代史家认知偏见的扭曲与形塑，既然古今学者均“带着凹凸镜来观察一个本相” ，又怎能求得历史事实的“本相”？本书本身便是对此问题的回应。作者引入人类学、考古学的既有成果与研究视角，对边疆诸游牧部族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同时利用区域比较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匈奴、西羌与鲜卑乌桓的个案研究与横向对比以“移动这个凹凸镜”，在对比研究中探寻北亚游牧社会中诸部族的个性与共性。通过以上两种研究方法，作者试图超越存在于史料与研究中的文化偏见，进而增进对北亚游牧部族的了解。本书一书关于游牧部族经济结构与社会组织的理论建树，已足证此种治学方法卓有成效。此外应当补充的是，史料局限固然为治边疆史的一大阻碍，但这更意味着现存史料弥珍贵，更有钩沉索引、多加发掘辨析之必要。本书通过引入人类学的学术成果与治学方法，在批判继承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将边疆民族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本书出色地达成了作者“提倡一种结合人类学游牧社会知识的游牧民族史研究”的任务，单就此而言，本书作为边疆史与游牧民族研究经典之作的学术地位便已无可撼动。虽然书中论述、观点尚有可商榷之处，但这并无损其学术价值，无愧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等前人经典论著比肩，而共享相等的赞誉。 以上是结课书评。 以下是初读完的小小感想，当然更不成样子…不过也不删去，保留其原貌。 应该说，以《游牧者的抉择》为书名是恰如其分的。 作者立论于「游牧经济无法自给自足」的基本观点，结合各地区具体社会状况和地理条件，分别论述了北方草原的匈奴、高原河谷的西羌、森林草原的乌桓鲜卑三地的不同部族游牧经济的基本状况，及基于其多样经济模式而发展出的不同社会组织形式。 其中匈奴、西羌两部分论之尤详，乌桓鲜卑稍略。以下稍微谈谈前两者。 匈奴地居北方草原，要解决游牧经济不能自给的问题，则以南方的农耕帝国为突破口（当然也存在如农业、狩猎等其他途径，但恐怕十分有限）。匈奴诸部族面对中原王朝建立起的长城资源封锁线，选择集合为一统一政治体以突破之。以这一观点来看，匈奴帝国的形成根本上仍然是为解决经济不能自给的问题。 然而北方草原的地理条件适宜部族进行分散的游牧经营，而不适于凝聚为一大帝国继续大集团式的游牧（关于大集团游牧方式影响游牧经济避灾功能，书中已多有论证），从政治上看，在无垠广阔的草原上也不易形成一拥有相当威权的领袖政体。作者称匈奴帝国「不断受到游牧社会中的‘分支、分散性’与‘平等自主性’之挑战」，确为的论。 窃以为关于匈奴部分的论述，是全书最精要之处。 言归正传。西羌情况不同。山间河谷是羌人部族争夺的焦点，围绕河谷的内部纷争不断，各自为政、部族林立的现实压过了统一的倾向。同时，其「分群性社会结构」又使大大增强了诸部族的独立性，至多仅形成部落联盟。河湟地区的地理封闭性又为其形成统一政权增加了巨大的阻碍。等等。 以上只选择我记忆最深刻的稍加总结。 两相对比，很明显看到作者相当强调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我们很容易想到将地理环境的不同作为解释游牧部族之间经济状况和社会组织形态差异的原因，但能像本书一样将这一问题论述得透彻明晓，则殊为不易了。 最后谈一点缺憾。 本书名为《游牧者的抉择》，书中所谈到的多是这一抉择背后的原因，但很少能看到这一「抉择」的过程。匈奴部族是如何集合为一帝国的？部族首领间是怎样互动的？西羌诸部往往互相目为仇雠，是否有直接证据？我们当然完全可以理解这些缺憾的存在是由于史料的极度缺乏，毕竟处于帝国边陲的四夷是难入饱受儒学熏陶的史家之眼的。而依靠考古发现所得的史料又极稀少。 …这断然不是作者之过。 但总是很可惜。 另一缺憾——其实并算不上缺憾——即是作者对汉以后的北亚游牧部族论之甚少，只在第六章中简要地进行了探讨。作者只简单地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称草原游牧帝国往往与中原帝国相始终，是因其需要后者供其剥削云云。对于中原分裂时代的北亚游牧部族状况，书中所论不多（虽然已足够看出作者大致观点，但较于其他部分仍然较少）。不过本书副标题既然是「面向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自然也无可指摘。不过只是个人意犹未尽而已。

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教授的作品。本来是准备读他另一本作品《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不过开篇内容的历史本相与表相的区分，让脑子一时转不过来，退而求其次读了他这部作品。 ​ ​作者常年实地考察“华夏边缘”，及其民族志和历史文献，在本书中着重分析了西羌，北匈奴，和鲜卑（乌桓）三大具有代表性的游牧部族的特性，驳斥了身为主体民族长期以来对于游牧部族的一系列偏见。 ​首先，作为农耕民族发展起来的主体民族，普遍认为游牧是介于“渔猎”发展到“农耕”的过渡阶段，但事实证明并不然。相较而言，处于“华夏边缘”的少数民族选择游牧作为其维持生计的经济模式，是对于土地资源匮乏和不稳定环境的生存策略，并不存在比农耕低等的嫌疑。 ​高纬度地区受自然环境的约束，面临降水量低，且降水不稳定以及气温相对不适应农作物生长等自然条件，游牧的经济方式自然而然成为当地民族选择并加强的生存方式。 ​ ​并且，这样在自然条件限制下妥协的生计模式并不美好。萧峰计划带着阿朱回归契丹过上放马南山逍遥自在的生活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是南院萧大王。但我的朋友，我们是不可能的。游牧部族的生活注定了其是对环境妥协下的产物，生活并不会富足，对于人力资源极其要求的游牧，全年几乎没有休息。环境的限制迫使游牧部族不能单纯依靠游牧来维持生计，更确切的分类，是以游牧为主的混合经济活动，粗放农业，和狩猎是补充资源不足的必要手段。 ​我们无法像恩克一样天天吃肚包肉，烤全羊，因为在游牧民族中，牛羊就是长着四条腿的财产，任何一个游牧部族的人，都不会选择吃掉本金，他们只会享受“本金”所带来的“利息”-乳酪制品。 南院萧大王的富足是无法达到，不过相对的自在是有可能的。牛羊等牲畜的移动性对于游牧民族选择的社会结构有极大的影响。这种移动性可以让部族远离威权的剥削和管控，这种不稳定性条件决定了游牧部族无法建立起相对稳定且长久的政治架构，即使历史上出现了和汉帝国对立的匈奴。部族的移动性让草原游牧民族更多的形成了扁平化的社会政治架构，相比较于中原农耕民族的大一统政治，游牧民族相对享受更多的自主性。 ​ ​

#阅读分享 《游牧者的抉择》王明珂2026.9.20 我暗自告诉自己读一遍肯定是不够的。阅读王明珂也有阅读马长寿时的那种感觉。痛苦，撕裂，无法完全游走在每一页的历史文献中。每一页只想赶紧翻越过去，一页就是一座大山。我在书中，尽管很“严肃”的开始思考为什么匈奴、西羌、​鲜卑与乌桓在自然环境不同的情况下能够与周围民族发生什么样的自我内部的变化和外部的变化。但其实，读下来我还是感觉没有那么深入。 在这本书里面当然也有前面《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反思史学》等书的影子。受益良多的反而不是我对我研究对象的思考：西羌在破碎的地理环境之中因为争夺资源往往受困在这里，其边界是“脆弱”的，“流动”的。让我开始思考的是王老师的结尾，他写的历史循环论，处罚我对历史的一点观察。写之族群的名字本身本来就是被塑造的，比如羌，本身就不是她们的自称。比如在书中对为何产生炎黄子孙的论证。比如宋代时期，被“认定”成为西番的人，她们在上个世纪才被取消这个称呼。变化的“边界”存在在外部也在个人内部，存在在性别中，或是研究中。王老师在反思学科的边界，说他开始用很多其他学科的方法。我也觉得，我在做研究的时候看上了历史学文献也是在拓展我的边界。那么这个时候我提醒自己是不是该看《跨越边界的社区》了。

每一个做学问的人都值得尊重，特别是做历史研究的学者，严谨治学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因为没有谁能站在历史的原地告诉你曾经发生了什么。王明珂是著名历史人类学家、也是研究游牧民族史领域的权威，多年实地内蒙，新疆，四川，甘肃等地进行考查，结合大量历史文献的查阅，考证古代历史上匈奴、鲜卑、西羌多个游牧民族在自然环境游牧群体生存状态和后代变迁及社会演化过程，本书也是一本教科书级别的游牧民族发展史。

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 1、谈多妻制与文成公主： 《游牧者的抉择》谈到羌人中实行多妻制，妻子的地位是相等的，与妻妾制不同，我突然想起，b站上听一个博主“老王来了”讲过文成公主的八卦，说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半路上跟吐蕃丞相搞上了，松赞干布很生气，冷落文成公主，她在吐蕃只能做小，被大房尼泊尔公主压过一头，一辈子活得非常憋屈。 挺有趣的八卦，当然，我一眼看穿，所谓“半路跟吐蕃丞相搞上了”，完全是《吴越春秋》里西施被送去吴国时，半路上跟范蠡搞上了，这个故事的翻版。 至于大房二房这种宫斗戏，我查了一下： ‌松赞干布时代实行多妻制‌，且其婚姻具有鲜明的政治联姻特征。 根据权威历史记载和学术研究： 松赞干布有‌五位主要妻子‌，分别来自不同部落或政权，包括： 羊同（象雄）公主芒妃墀嘉 尼婆罗（今尼泊尔）尺尊公主 唐朝文成公主 党项/苏毗部落的木雅茹妃嘉姆增 吐蕃本地贵族羊支部落的妃子（部分资料称其为第一任妻子）‌‌ 那么，可知，文成公主跟尼泊尔公主是平等的，从制度上并不存在大房二房的差异问题，当然宫斗是另外一回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 2、中国继承制中有多妻制兄弟竞争的残余： 《游牧者的抉择》里，王明珂解释一桩羌族首领的反叛案件：滇吾部落分裂成东吾、号吾、迷吾等部落后，此两位女性分别代表号吾部落与迷吾部落两大支系。当时最强大的迷唐部落属于迷吾系。显然迷唐认为聂尚对他祖母的礼遇不够，并认为这是对整个迷吾系部落的侮辱。 这就是多妻制产生的问题了，兄弟竞争，部落分裂，将无可避免！内斗永无止息！ 汉文化中于是产生了长子继承制，一妻多妾不平等。不过，我读过《祖荫下》谈到中国人的家族模式，是“父子一体，兄弟竞争”，既保持威权秩序，又保持竞争活力（换个说法是同级内卷）。我猜这个“兄弟竞争”颇有母系社会的遗风呢，并不是纯粹的等级制。妾的孩子也有瓜分家产的继承权，而西方与日本是长子独占家业，绝对的长子继承制，所以非长子的太宰治活得极度憋屈，生不如死，躺平算了。 中国文化再一次呈现出中庸气质，经中有权，灵活变通。长子独占，虽然保证了家产完整不分裂，日本所以有千年家族企业！可是多么不近人情，那让其他儿子去喝西北风啊？ 游牧民族则是小儿子继承制，长子早早自立。这在汉族看来也是祸乱之源，主幼国疑，叔叔周公朱棣们就开始摄政造反了。胡人无百年运，多少血腥残杀因为继承问题！ 中国人的维稳思维是刻在骨子里的，也是多少血案凝结书写而成的。我突然想，今天咱们提“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冥冥中就是维稳思维，咱们不比谁穷谁富，比谁活得长。郭德纲颇有民间智慧，相声里说，三个对着骂街，谁活得长，谁就是艺术家。 3、母系社会中的一夫多妻案例是因为暴力无序？ 《蛮书》：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窠穴，谓之为野蛮。阁罗凤旣定寻传而令野蛮散居山谷。其蛮不战自调伏集，战卽召之。其男女遍满山野。亦无君长。作擖栏舍屋。多女少男。无农田，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或五妻十妻共养一丈夫，尽日持弓，不下擖栏。有外来侵暴者则射之。其妻入山林，采拾虫鱼菜螺蚬等归啖食之。 这个裸形蛮看起来物质条件很落后，共养一丈夫，共养二字很像母系特征，到底是母系还是父系？如果是母系，除非是男人都被战争中杀死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我发现，很多记载强调女多男少，而游群部落社会中彼此无序的暴力斗争是很频繁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尽日持弓，不下擖栏，有外来侵暴者则射之。”充满了敌意，警惕。 我查到，母系社会一夫多妻是很罕见的，相反，一妻多夫‌（如兄弟共妻）很常见，尤其在西藏、尼泊尔等生活条件贫困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 ‌‌。 4、“以妻享客”与对偶婚有关： 《瀛涯胜览》书中记载古代泰国，即暹罗：若有妻與我中國男子情好和美，則置酒飲以待，同飲坐臥，則夫恬不為怪，則曰：「我妻則美，中國人喜愛。」 《岛夷志略》里记载柬埔寨，即真腊：若其妻与客淫，其夫甚喜，夸于人：我妻巧慧，得人爱之也。 《历史的游荡者》里说到东非班图族：对那些和主人年龄相仿的来访者，主人会让自己的妻子在小屋里陪他过夜。这样出生的孩子和奸生的孩子一样，会被不受歧视地抚养成人。……年老的父亲经常允许儿子们与其后母发生性关系。这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 《马可波罗游记》讲到新疆哈密：一旦有生客经过，想在他们的家中住宿时，他们就非常高兴，并且要求自己的妻子、女儿、姊妹还有其他女亲属招待客人，尽量满足客人。自己则离家进城，从城里送回所需要的招待客人的必需品，使客人认为那些妇女和自己的妻子一样。 其实“以妻享客”，在古代是常见，《世说新语》就有晋代石崇就以侍姬勾引客人，客不动声色，石崇就杀姬。 比石崇“杀姬劝酒”更早的是齐国的权臣田常，后宫大敞，以姬妾招待客人，遂生下七十个儿子，不过也有说这是后人嫉妒编排的谣言。但按照人类学的道理，这种蛮风是不稀奇的。 《广东新语》里讲到罗旁壮族：妇人皆著黑裙，裙脚以白粉绘画，作花卉水波纹。僮则以红绒刺绣，亻 贞而僮淫，亻 之妇女不可犯，僮妇女无人与狎，则其夫必怒而去之。（亻这个字是壮族的撞字） 《陶庵梦忆》里，张岱说到“朱云崃女戏”，一位严厉看守自己戏班女子谨防被公子哥儿偷人的老头子，吐槽他没有“以姬享客”的大度，恐怕张岱也很崇拜那种风俗。 原文如下：云老好胜，遇得意处，辄盱目视客；得一赞语，辄走戏房，与诸姬道之，佹出佹入，颇极劳顿。且闻云老多疑忌，诸姬曲房密户，重重封锁，夜犹躬自巡历，诸姬心憎之。有当御者，辄遁去，互相藏闪，只在曲房，无可觅处，必叱咤而罢。殷殷防护，日夜为劳，是无知老贱自讨苦吃者也，堪为老年好色之戒。 无独有偶，古罗马的宴会招待，往往以来客和婢女们集体性交结束，真符合了食色性也！古罗马人是伊壁鸠鲁享乐主义的极致。 马塞尔莫斯《礼物》中，印第安人以及爱斯基摩人也都存在以妻享客的习俗，和“夸富宴”一回事。 原始人的观念中，妻妾如礼物，是一件物，不是人。或者反过来讲，物即是人，物附着人格，物和人是一回事。 今天的人会觉得匪夷所思，这实乃古人“物我一元，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维方式而已。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谣言曾说会“共产共妻”，那不就是一种返祖现象了么？ 我估计，“以妻享客”与对偶婚有关，所以没有排他性和嫉妒心，可以共享妻子： 虽然对偶婚男、女的多个伴侣中，有相对稳定的一个，但双方不成严格的固定关系，未形成个体所有制的家庭经济。这样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夫妻间仍无排他性和嫉妒心，夫或妻可以和其他的异性交媾。 摩梭人存在“告拉”（交换阿注）的风习，青年时期阿注关系不稳定，壮年后多以一个长期阿注为主，同时可能辅以临时阿注，平均每人一生结交阿注约六至七人，民主改革前在中心地区实行此婚姻的约占成年人口的73.4%。 《红楼梦》爬灰有满族收继婚的影子，《诗经》中卫风“墙有茨”“匏有苦叶”“芄兰之枝”等讽刺卫宣公上烝下报的诗篇也有收继婚的影子……西藏尼泊尔的一妻多夫，因为无力分家成业，于是兄弟共享一个妻子……

百度得知，因为从“边缘”出发，研究“边缘”，王明珂长期被看作“边缘”学者。 顺便八卦了作者生平。 1952 年，王明珂在台湾高雄的“眷村”黄埔新村出生，童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青少年时期则和朋友组织帮派。高中时， 因为家境窘迫， 王明珂“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也“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最后，他不得不换过 4 所高中，结果两次考大学失败。由于没考上大学，他必须入伍服两年兵役。 在王明珂退伍前半年，父亲王光辉去世。王光辉本是湖北富商地主的少爷，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校），成为 15 期黄埔军人，后任孙立人将军麾下（新一军）的一名连长。“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 15 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王明珂在回忆文章《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中写道。 3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去四川、内蒙古、新疆、青海和陕西等多地做田野研究，穿梭在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各个学科之间。 最近两个月， 特别偏爱这种边缘作者所写的书。李娟笔下哈萨克牧民的生活 ，鲍尔吉原野的赤峰记忆，东三省内蒙古乃至俄罗斯各少数民族地带人们的生活，还有王明珂研究者眼中从远古到汉唐帝国乃至明清的草原高山地带的游牧民族的生活轨迹，无一不像磁铁一样对我有着说不出的吸引力。 看了王明珂的生平，我突然释然了。原来是因为我们，以上三位作家和我自己，都有着在人类社会中边缘化的定位。 作为一个出生在边疆，青年时有过一段民汉杂居生活经历的人，我恰好是王明珂笔下生活在边界上的人。作为边界上的人，对于身处边界两边的人们价值观，人生观都有一定的了解，并在心理认同上从不把自己归为其中任何一类，反之，总是从一种客观的局外人的角度看待两个世界人的生活。想来李娟是如此。鲍尔吉原野是如此。王明珂也是如此。 游牧者的抉择，往往由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决定。而我们这些边界人物的世界观，历史观，也往往有我们身处边界的客观现实所决定。我们的抉择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抉择。但，是一种必然的抉择。

作者反复提到的历史的「本相」，不如说是一种基于物质环境（地理、物种、地缘、气候）的客观规律，或者干脆一点——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游牧民族并不是喜欢游牧，而是草原、谷地、森林等环境不适合早期农业，智人为了生存所以不得不「选择」了游牧生活。 但游牧又是一种看似自由其实无法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得不在面对「马尔萨斯陷阱」时对外扩张侵略—— 相对而言，农耕文明在面对马尔萨斯陷阱时，更多地是内部争斗。 . 简单来说，以匈奴为例： 一家四口，需要个位数的牛、两位数的羊、多多益善的马，可是这么多牲畜意味着大量的牧场工作，那就需要更多人口来劳作，但人口一多马上就又吃不饱了，于是只能扩大牧群—— 接着，要么是自循环崩了，要么是牧场不够了到农耕文明边界了，要么是一场天灾「带毛的」全死了，总之，这个部落就凉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匈奴各部落慢慢联合了起来，掠夺汉人。 . 从上帝视角来说，游牧很可怜。从农耕视角来说，游牧也很可恨。 这一点上，有点像同为「他者」的日本人——在日本那样的垃圾国土上生存很困难，所以日本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外侵略。所以日本人确实可怜，但日本人也确实可恨。 . 而经济基础的作用更为深远，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作者把游牧分为三种： 草原-如匈奴、突厥等，聚合为国家； 河谷-如党项羌等，聚合为部落； 森林-如鲜卑、契丹、女真等，聚合为部落联盟； 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森林游牧民族对农耕和狩猎的依赖度远高于另外两个—— 正因如此，森林游牧更有可能入主中原（鲜卑北魏、契丹辽、满清），其他两类游牧则（因为不重视农业而容易）水土不服，很容易败退。 . 作者认为，部落太弱小缺少纵深，国家太僵硬影响移动，唯有中间的部落联盟，又有纵深又比较有弹性允许游牧式移动，所以最容易「移动」通过农耕的「边界」。很有趣的观点。 确实，北魏、契丹、金，都采用了南北分制的思路： 北朝按游牧风俗，南朝按汉人风俗。北魏和契丹尤其典型。 . 我个人觉得： 所有这些，都是反复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本相」。 .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字数不多但读了好久，并不是咬文嚼字晦涩难懂，而是我在细细品味之间忽略了时间。 王明珂教授所作本书对我学习游牧民族历史受益匪浅，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讲述地理环境、气候是如何决定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如何选择主要生计以及通过考古牲畜的构成比例、农具、青铜器陶器等陪葬品来判断生计构成。因气候改变，半游牧半农业无法实现，游牧部落开始逐渐南下获取生存所需资源，不断侵扰列国。东周分裂，游牧部落移动促使列国形成“华夏认同”观念。 随着“华夏边界”感逐渐增强，游牧民族被迫北上，生计也发生变化，边界附近的游牧部落和华夏诸国（战国时期）交流越频繁，其部落领导意识越强，单一生计无法满足部落所需，需配合其他辅助生计，从而南下进边界内“获取”资源。如果说“华夏认同”是无形的边界，那么有形边界开始逐渐修建，于是，长城出现了。边界并没抵挡住南下的脚步，反倒加促部落联盟的形成。后秦汉帝国大一统，在外在压力下，北方游牧者有意识对抗“华夏边界”形成中国北方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 匈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而是一个军事联盟体（军事集团）。游牧是匈奴军事集团的主要生计，但应对环境不确定性极差，所以畜牧的同时还兼具少量农业、狩猎、贸易及掠夺。匈奴王庭为了巩固对帝国的统治一年四季发动政治性掠夺，但有舍便有得（不一定对等），掠夺需要牧民的参与，牺牲的是应对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抵抗风险的能力及放牧所需的人力，得到的是换取与大汉王朝的岁贡赏赐，统治者将资源再分配换取对部落联盟的控制。书中提及生计性掠夺及政治性掠夺的占比是生计性略大于政治性。 本书引用了札奇斯钦的一个观点“无关市贸易，则有战争”来议论汉匈贸易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但是作者及书友都觉得说得太绝对，我认为说的基本没什么问题，因为非a即b推不出a即非b。当然这么说是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比如有足够的可以交换的“资源”，但是由于环境不确定性，排除自用“本金”牲畜很难得到准确的数量来支配交换。 草原游牧比中原农业更具有自由性、民主性，这是大多数北方游牧民族共性。匈奴各部落间战争时牧团或者部落间联合，非战争状态时又可以各自游牧，这点与几个世纪后的北朝府兵制形式上是类似的（府兵制集权程度高）。由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汉朝也有相应的应对措施，比如会在对游牧民族最困难的春季发兵征讨。这种自由性民主性也体现在面对自然环境及战争的挑战的应对上，匈奴政权体制限制了移动，也就丧失了抵抗天灾的能力。匈奴各部落也会南下投降，甚至会分裂成南北匈奴两部。战争、掠夺、和亲、贸易此种种手段皆为获取资源的方式，不光汉匈，草原上的其他民族部落皆相同，而靠近边界的部落会更依赖边界内的资源。 西羌与匈奴地理位置不同，农牧方式也不相同。匈奴所在地区为内蒙中南部广阔草原地靠近边界处农牧交错，漠北森林地带可狩猎可游牧，再往北贝加尔湖地区游牧结合，其他辅助生计并存。而西羌所在地区海拔较高，温度有限农业只能在低海拔地区河谷生长，高海拔草原地区只能畜牧，呈现垂直状态分布，农牧呈现分离状态。“掠夺”与匈奴不同的是，羌人部落是部落间的掠夺，而匈奴是对外掠夺（二十四部之外），所以西羌部落间的凝聚程度较低组织松散。由于西羌部落松散，内部凝聚力差，没有形成“国家”政权的形式，被汉帝国称为是一种“无君”的状态，所以西羌在汉帝国眼中其地位不如匈奴高贵。 同为游牧民族但其生存的环境不同决定了经济方式不同，所以两种民族各方面都相差甚远。 在中国的东北角，鲜卑、乌桓部落等东胡的游牧经济与匈奴、西羌等部落组织不尽相同。地处大兴安岭南部靠近科尔沁草原及老哈河平原，草原森林地带农业及游牧为主要生计，狩猎为主要辅助生计的混合游牧经济方式，春季耕种夏季放牧秋季返回秋场收割农业种植物，也可提供牲畜秋天的草料。与匈奴西羌人不同的是，鲜卑乌桓牧民饲养牲畜牛马多，而羊的比例极小，因羊需要人力饲养，春耕及狩猎需要人力，此时在人力上就出现了分歧，但地处森林地带物产丰富，显然东胡人将人力投入到了狩猎上。狩猎之物，肉可食，皮可贸，贸易是东胡人重要辅助生计。 牲畜占游牧经济比重小，似乎对贸易的兴趣就越大，越与华夏国接触阶级化、集权化、私有化的思想就越多，互动程度越强越能形成较为紧凑的社会组织，也会增加对个人领袖英雄主义的崇拜之情。 在“乌桓、鲜卑的社会”这一节里，王明珂提出乌桓鲜卑“敢杀父兄，不敢杀母”这一观点，是因为涉及到部落间的战争，非部落内部战争。这与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中所提到鲜卑刚从母系社会转变这一观点不相符作者也不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根据乌桓、鲜卑部落掠夺妻子两年后下聘礼再到妻子的女方部族劳动两年这个习俗，确实是母系社会的特点（之前曾在吕思勉所著《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看过这个特点），我更偏向刚从东胡刚从母系社会过渡这一观点。 匈奴之国家，乌桓、鲜卑之部落联盟，西羌之部落。游牧民族为获取资源突破长城界限逐渐强化政权体制，与华夏国交往越频繁，越能增加部落联盟首领的领导权威。获取生存资源永远是游牧民族思考的底层逻辑，是客观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的主观选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从秦汉帝国过渡到隋唐帝国的关键时期，隋唐从血缘上、思想上对待游牧民族与秦汉不同，“华夏之辨”开始淡化。在这之后，北方草原出现突厥、契丹、大金、蒙古、后金等民族，逐渐从突厥联盟过渡到后金政权组织形式，边界也逐渐模糊化。 历史循环论引出了历史事件是历史表象，它们产生于历史本相中。王明珂认为汉帝国时期各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帝国的冲突及互动就是历史的本相，后续历史发展皆为表象。 游牧与农耕本就不是对立的，是两方在互相促进互相汲取中又互相融合，客观环境、形势的变化影响了游牧者的抉择。 我在草原望中原。 收笔于大兴安岭东南端，鲜卑发家地。 2026.09.27

读毕。微信读书为什么没有四分的选项啊！作者太厉害，但读的实在叫人痛苦，自始至终没有什么贯穿全文的观点。而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又极有趣，当你对一个议题产生兴趣时，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的书能满足读者的全部求知欲。 畜产相关的部分看的最津津有味，看完就记得牦牛要养在海拔3000米往上会比较有活力。。。然后是终于能分清乌桓鲜卑匈奴羌了。游牧，一种相对于中原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从早期的“平等自主”和晚进趋于中原的威权统治，带着他们长脚的财产，时而聚合，时而离散。这是一片鲜活的在主流的视野外无法被忽视的广袤天地。

跳出中原视角，立足游牧族群本位。结合田野与古籍，破除游牧野蛮的刻板印象，客观还原汉匈交往背后，草原部族无奈的生存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