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从先驱到叛徒！一代枭雄张国焘“红”与“黑”的人生！）

《大辞海》: 张国焘(1897—1979) 江西萍乡人，又名特立、凯音。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后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4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政府逮捕，变节自首，出狱后隐瞒变节行为。1925年起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曾干扰南昌起义的举行。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1年回国，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两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鄂豫皖、川陕苏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并在“肃反”中诬陷杀害大批革命干部。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是中共第二、四届中执委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38年4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往武汉，充当国民党特务，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9年逃往香港，后定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 廖承志(1908—1983)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用名何柳华，广东归善（今惠州）人，生于日本东京。廖仲恺、何香凝之子。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8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德国、荷兰、比利时从事中国海员工作。1930年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入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共川陕苏区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被关押并开除党籍，被押解参加长征。1936年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获释，恢复党籍。1938年去香港，领导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香港沦陷后，到粤北参加中共南方工委领导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统战部副部长，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侨务办公室和港澳办公室主任，华侨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和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2年后任外交部顾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全国侨联名誉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一、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和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琴秋(1904—1968) 浙江桐乡人，原名梧。女。1924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同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底回国。1931年5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军第七十三师、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受到打击，改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攻”作战和长征。后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6年11月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次年3月在西路军突围中被俘，后经营救出狱回延安。曾任抗大女生大队大队长、中国女子大学教务处处长、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陈昌浩(1906—1967) 湖北武汉人，又名海泉，曾用名苍木。曾入武昌大学学习。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0月回国，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红军第四军、第四方面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作战。1934年1月被增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参加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后随张国焘南下。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9年8月去苏联治病。后在苏联外文出版局工作，编译《俄华辞典》。1952年6月回国，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80年平反昭雪。 任弼时(1904—1950)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原名培国，湖南湘阴唐家桥（今属汨罗）人。1904年4月30日出生。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1925年1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先后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团中央书记。1927年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中共六大期间同李维汉、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29年起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起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军团政委、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长征中任红军二方面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对促成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重要贡献。到陕北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38年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回国。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3年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1944年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负责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编入《任弼时选集》。 罗世文(1904—1946) 四川威远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宣传部部长。1931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33年10月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曾对张国焘的一些错误提出批评而受到迫害。1938年任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1940年3月在成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6年8月18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与车耀先一起惨遭杀害。 关向应(1902—1946)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名致祥，奉天金县（今大连市金州区）人。满族。满族姓瓜尔佳氏。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国。曾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被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1月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执委委员。1932年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员，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湘鄂西红军第三军政委、红二军团副政委，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省军区副政委。1935年11月，同贺龙、任弼时等指挥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团结。到陕北后任红二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冀中区总指挥部、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与贺龙等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委员。 张浩(1897—1942) 湖北黄冈人，原名林育英，字祚培，又名林仲丹。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回国，曾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汉口市委书记、满洲临时省委书记、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是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1930年11月在沈阳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获释，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同年11月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并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同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作斗争。193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0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初因病调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3月6日病逝。 杨克明(1905—1937) 四川涪陵（今属重庆）人，原名陶正，又名树成、洪陶尔、洪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组织涪陵农民起义。曾任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二路中队长、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坚持和发展川东游击根据地。1933年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政委。参加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作战。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肃反”政策被撤职，调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干事。后任红四方面军补充师政委、独立师师长、第五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10月随军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地区。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县城同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 曾中生(1900—1935)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湖南资兴人，原名钟圣。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汉口《民国日报》主笔。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冬回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军第四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征途中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而被秘密杀害于四川理番县卓克基（今属马尔康）。1945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著有《游击战争要诀》等文。 徐朋人(1903—1932)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字仕洪，又名继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黄麻起义。历任中共光山西区委书记，中共鄂东北特委、鄂豫边特委和鄂豫皖特委书记。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贡献。1931年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因反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诬陷为右派。后因反对张国焘错误领导又遭受打击，被开除出党，调任光山县苏维埃政府税务局局长。1932年4月被错杀于河南光山泼陂河。新中国成立后平反。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为反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而写的文章。1925年12月1日发表。当时，党内的一种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另一种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该文强调了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指出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并且预见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会跑到帝国主义那边去。正确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的问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亦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简称“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建立的中央政权机关。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项英为副主席。大会决定将瑞金改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苏区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1934年1月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1935年11月在陕北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在北京、武昌、长沙、广州、济南等地设有分部。张国焘、邓中夏先后任主任。主要任务是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启发阶级觉悟；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出版《劳动周刊》（后改名为《工人周刊》）。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书记部为全国工运总通讯机关。1922年8月，总部迁往北京，并在全国掀起劳动立法运动，公布了《劳动法大纲》。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组织领导工人罢工130多起，大多数取得胜利，为党和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提高了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威望，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3年二七惨案后，书记部又由北京迁回上海。同年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书记部的工作移交给筹委会。1925年春，中共中央决定不再使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称。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　五四运动前后的进步社团。1919年3月23日在北京大学成立。由邓中夏、许德珩、黄日葵等发起建立，邓中夏曾任该团的总务干事、编辑干事。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初有团员39人，先后加入该团的有150多人。既有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著名人物还有高君宇、张国焘、王光祈、罗家伦等。采用露天讲演和出版刊物的方式，进行平民教育的普及。1920年4月，演讲团的讲演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和工厂。讲演的内容包括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知识等。该团活动持续到1925年底。 张国焘分裂主义　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活动。1935年6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师后，在红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主张红军南下川康藏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并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有“独断决行”的大权，遭到中央拒绝。为照顾红军团结，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9月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10月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错误，擅自率领一部分红军南下。同年10月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使红四方面军受到重大损失。在中共中央以及南下的朱德、刘伯承等坚决斗争，在南下部队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斗争，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和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反党行为作了系统的批判，并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延安会议　1937年3月23—31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延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同时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士兵为革命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同张国焘的反党错误，严格区别开来。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但仍给张国焘以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安排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次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懋功县（今小金）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今后行动的战略方针上，党中央和张国焘发生分歧，为此召开会议以统一认识。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报告，分析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理由，指出了向南、向西发展的不利因素；张国焘却强调北上困难，主张南下，以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毛泽东、朱德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后，张国焘迟迟不肯北上，公然向党伸手要军政最高领导权，致使延误了北上时机。 巴西会议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地区（今若尔盖西）召开的会议。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四川阿坝和巴西地区。这时，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并企图危害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会议决定中央离开危险区域，率领第一、第三军团继续北上。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四军、第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 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坚持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决定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部北上。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亦称“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举行。出席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列席1500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同时印发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朱德、林伯渠分别作了军事、经济方面的报告，总结了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大会讨论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及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等项决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175人、候补执委36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35人。大会选出了新的政府机构，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阮啸天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为最高法庭主席。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亦称“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20日在江西瑞金叶坪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代表610人。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作政治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劳动法》、《土地法》及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选举了63人为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大会决定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起到中枢指挥作用，对鼓舞人民革命斗争有着积极作用。 北京特别会议　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为北伐作准备的会议。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等出席会议（陈独秀因病未到）。会议指出，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党在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以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会议决定，不仅要在广东进行军事准备，而且更要在北伐必经之地开展群众工作，特别要发动农民群众支援北伐战争。会议对武装斗争有进一步认识，指出军事工作中国C. P．应特别注意，决定建立军事委员会，下设北京、河南、广州三个军委分会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1926年7月12—18日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议集中讨论了北伐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民族的解放斗争，要求党通过工会加强工人阶级团结，领导工人参加实际斗争；会议指出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主要势力，党要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革命的作用估计偏高；虽然把蒋介石列为新右派，但幻想争取他向左转；会议第一次正式作出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但没有提出党应当力争直接掌握军队的任务。这次扩大会议对领导工农群众配合北伐战争起了积极作用，但没能提出防止国民党新右派力量扩张的有效对策。 汉口特别会议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瞿秋白等出席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兴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因而规定：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使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提出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没有解决在危局中如何生存和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的同意。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主观因素。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11—22日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总结了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左”，也要反右，而右的倾向是主要危险，但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没有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大会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号召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的压迫。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农工部主任。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20多人。大会经过辩论与斗争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使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大会选举了有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一人姓名不详），代表党员195人。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国际形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及动力，讨论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等9个决议案和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其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策略，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西湖特别会议　1922年8月29—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议和指示，并要求贯彻执行。起初多数代表反对，认为党内联合混淆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党的独立政策，亦不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但会议经过争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确定只要国民党按照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合作。这次会议是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会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先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30余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会议。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与会代表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马林、陈独秀等认为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赞成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张国焘、蔡和森等虽同意加入国民党，但反对全体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国民革命是重要任务，但共产党还有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文件。其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亦称“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为对抗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而组织召开的大会。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及其他远东国家的代表148人。中国代表团由37名正式代表和2名非正式代表组成。正式代表中中共党员14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1人、国民党员1人、无党派人士13人。张国焘为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任翻译。会议揭露了帝国主义召开华盛顿会议的阴谋，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明确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和土地制度。会议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等决议。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三名中国代表。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对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始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等13人，代表全国7个地方的早期党员50余人。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会议。大会进行到7月30日，突遭法租界巡捕房密探干扰，最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进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战略转移。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主力被迫退出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此前，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8月从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10月到达贵州印江木黄地区同红三军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此后，该两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探路和先遣队作用。除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外，其他主要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相继进行长征。红二十五军于11月16日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同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中央红军虽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却受到很大损失。这时，国民党军重兵正向湘西集中，中央红军如按原计划前往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接受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红军转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黔北前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下，转战川黔滇地区，四渡赤水河，歼灭大量国民党军，随后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进军云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之后，顺利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6月中旬，在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北上，通过草地，于8月到达川北班佑、阿坝等地区。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坚持退却逃跑路线，进行分裂活动，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南下。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坚持率部继续北上，攻占腊子口，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今陕西吴起县治）。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十几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结束。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红四方面军等部南下后，经半年苦战，损失过半，难以立足，被迫于1936年4月退至西康甘孜（今属四川）地区。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湘黔滇三省，于1936年3月攻占贵州盘县。接着抢渡金沙江，翻越雪山，7月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分别到达甘肃会宁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出现一个新局面。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第四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作战。1932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24个师又6个旅共30万余人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施第四次“围剿”。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坚持不停顿地进攻，相继令红四方面军向平汉路出击，夺取湖北麻城进而威逼武汉。8月上旬，国民党军迫近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被迫撤围麻城，仓促迎战。8月11—17日，红军在冯寿二、七里坪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歼其第一、第二纵队各一部共5000余人，但未能转变战局，且部队伤亡严重，撤至檀树岗地区待机。22日，国民党军第二纵队绕道黄陂向宣化店集结，企图进攻根据地政治中心新集（今河南新县治）。张国焘认为国民党军是撤退，遂命红军北上出击国民党军第一纵队。红军刚到新集以北，国民党军第二纵队4个师即迎面逼来。红军于扶山寨至金兰山一线阻击，歼2000余人。9月6日，国民党军从北南两面向红军侧后进逼，红军再战不利，遂向皖西转移。国民党军尾追堵截，红军于9月底返回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10月上旬，国民党军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10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将红军主力转到外线。随即，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越过平汉路，撤离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之一。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第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共有3万余人。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界地区转移，并建立川陕苏区。1933年6月后，先后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1935年5月初，离开川陕苏区开始向西转移，进行长征。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同红一方面军会师。9月，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针，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南下，在川康边境地区经过苦战，终不能立足，于1936年4月撤至甘孜地区。7月初，同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后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此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先后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1937年3月，西路军在西进甘肃中西部地区与军阀马步芳部作战时遭到失败，大部牺牲。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与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包括鄂豫边、豫东南、皖西等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起义，开辟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29年5月，徐子清、萧方、周维炯、徐其虚等领导河南商（城）南地区的农民、士兵起义，开辟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929年11月，舒传贤、周狷之、余道江等领导安徽六（安）霍（山）地区的农民、士兵起义，开辟皖西革命根据地。并分别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1930年4月，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同时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6月成立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治委员。5月中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成立（在安徽颍上县新集镇），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主席。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1932年1月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至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到20余县，拥有约350万人口，红军达4.5万余人。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主力于同年10月撤出根据地，向西转移，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留下的红军重组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王平章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后，留下的部分武装组建为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等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 甘孜会师　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主力由湖南出发，开始长征。在抵达黔滇边境时，张国焘与朱德分别发电，要求他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贺龙、任弼时与萧克、王震决定改变行动方向，1936年6月22日，红六军团在甘孜的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师；6月30日，红二军团在甘孜的甘海与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合。7月2日，在甘孜召开庆祝红军会师大会。7月5日，奉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分任正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分任正副政委，所辖建制不变。此次会师对加强红军团结并挥师北上抗日具有重要意义。 会宁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1936年6月上旬，经中共中央多次劝说，张国焘宣布取消“中央”，并进军北上。8月5日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抵达四川北部和甘肃南部。9月16—18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的主张在岷州三十里铺会议上得到肯定。10月7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10日红军第二方面军与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甘肃界石铺会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的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顾顺章叛变事件1931年4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在返回武汉时被叛徒指认被捕。顾旋即叛变，首先供出共产党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致使10多人被捕牺牲。然后主动要求面见蒋介石，出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这个重要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统机关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获悉，连夜报告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再转报中央。周恩来在陈云协助下，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安排中央机关和人员安全转移。4月27日，顾顺章被押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顾除出卖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恽代英外，还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负责人的地址全部出卖给国民党。国民党随之进行大搜捕，由于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人员已事先转移，国民党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计划落空。5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此后，顾顺章加入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1935年遭国民党中统嫉恨而被枪毙。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亦称“二七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大罢工。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人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共产党人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出席大会。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举行总罢工表示抗议，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打倒军阀”等口号，编印“罢工号外”争取各界同情，并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到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全线各站2万余工人一致行动，前后不到3小时，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长达10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瘫痪。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命令其部下萧耀南、张厚生等在郑州、江岸、长辛店等地进行血腥镇压，工人被杀46人，伤数百人，被捕40余人，被开除千余人，造成“二七惨案”。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先后惨遭杀害。为保存革命力量，总工会决定2月9日复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大罢工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

微信读书：阅读《张国焘传》作者：苏若群、姚金果。 本书依托俄罗斯公开档案与最新研究，全景呈现张国焘从建党先驱到分裂叛党、终客死异国的跌宕一生，清晰展现苏共对中共早期的深远影响，是党史研究的重要侧面参考。 作者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可谓史料扎实，还原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完整地展现张国焘从革命先驱到分裂变节者的人生轨迹，客观呈现其功过与历史教训。

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张在党内的起点应该是较高的，其在鄂豫皖苏区取得的成绩，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因其心胸狭隘，领导欲强烈，在肃反运动中大开杀戒，失去党心、军心和民心。更在长征路上肆意妄为，树立个人权威，分裂党中央，铸成不可思议的大错，直至走上叛党投敌的道路，与党和人民为敌，成为历史的罪人。文本就张国焘的一生经历，进行了完整的写照，叙述流畅，史料丰富翔实，值得一读赏析。

2025年第50本书 可以和张的《我的回忆》结合来看，狠狠对冲一下张回忆录里的洗白味，总体还算客观。张毛部分可以再看看刘统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西路军部分看看双石的《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辨》。对张这个人也会有更全面的了解。 最后用一副对联来评价一下张: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辨忠奸留史册；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张国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就像《小马过河》中“老牛说的那么浅”，老鼠说的“那么深”。毛泽东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读《张国焘传》，就是要找到“深”“浅”之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用一言“红”或一言“黑”，来定性张国焘，显然是不太妥当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该说是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张国焘之所以被“黑”，与他对抗中央，另立中央，最终加入了国民党阵营是分不开的。从现在看过去，国民党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他们的革命行为也是为了建立新的政权，推翻旧的不合时宜的政治体系，建立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民族“王朝”。 再论本书作者，其举可称得上勇士。他把盖棺论定的中国共产党往事，全面公正客观的抖落出来，就事论人点评“红”“黑”，不为“红人”捧臭脚，不为“黑人”落井下石，敢于翻开历史的旧账，还原史实真相，难能可贵，值得敬佩。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历史不是胜利者可以随意篡改的。今天我们翻开历史的一页，“黑”的人也有过“红”的一面，“红”的人也有过“黑”的一面。功不掩过，过不掩功，这才是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通过阅读《张国焘传》，深知政治斗争之残酷：“扣帽子打棍子”，颠倒黑白，群众运动，批倒批臭，最后“踏上一万只脚”，让“鬼”“永世不得翻身”。讳言，在政治斗争，多少都会夹杂着“私活”，还有结下的个人恩怨，充斥其中，张国焘有之，主宰者有之。 摘例：“在抗大一队的批判会上，有人又把张国焘的问题与四方面军扯在一起，许世友再也坐不住了，径直走到队前放了一炮：“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逃跑？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北，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真让人想不通……” 今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历史的真相，就是要把“神”看清楚，只要是血肉之躯的常人，就不会成为“神仙皇帝”。在世俗世界里，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出差错，哪怕是缔造新中国的圣人，大领袖不就是“三七开”吗！张国焘这样的“黑”人，在中国革命事业上，即有“黑”色的一面，也必有“红”色的一面，我们要一份为二地看问题，也要辩证客观滴评价他的功过是非。

。 歧路孤魂：从建党先驱到天涯漂泊——读张国焘人生轨迹 近代乱世，多少人物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人守节赴死，有人苟且偷生，也有人，曾经站在时代浪潮最前列，亲手参与点燃星火，最后一步一步，背离自己最初的理想，漂泊于天涯，落得晚景凄凉。张国焘与任援道，同样最后流落加拿大终老，可二人出发的原点，却判若云泥。 张国焘的起点，何等光芒万丈。出身江西萍乡书香世家，少年饱读诗书，北大读书时，是五四运动冲锋在前的学生领袖，集会游行，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他是中共一大的核心组织者，属于最早一批播撒火种的先驱。那时的他，心怀改造家国的热血，奔走京沪之间，联络志士，筹备建党。后来深入鄂豫皖，统领红四方面军，麾下将士数万，驰骋山河。论才华、资历、魄力，在早期革命者当中，都属第一流人物。 可是才华之外，私念也在悄然滋长。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手握重兵的张国焘，权欲膨胀，把革命队伍当成个人博弈的筹码。拒绝北上的战略，于卓木碉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党与红军。南下鏖战，将士大量流血牺牲，现实撞碎了他的野心，在朱德、刘伯承等将士抵制与中央的反复规劝之下，才被迫取消伪中央，一同北上陕北 。 抵达延安之后，中央依旧以团结为念，保留他的职务，希望他改过自省。然而过往的权位得失，已经困住了他的心。他放不下昔日的威势，不愿接受批评，内心充满猜忌与愤懑。1938年清明，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他走出边区，转身投向国民党阵营。周恩来连夜苦心劝说，苦口婆心挽留，他却留下一纸便条，决然远去，就此彻底背叛为之奋斗十余年的事业，公开脱离党组织 。 投靠国民党之后，他本以为可以得到重用。可在国民党的体系之内，他只是一件用来反共的工具。军统之中，各方排挤，虚有头衔，得不到真正信任。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革命者，沦为寄人篱下的幕僚。抗战胜利，山河光复，他没有像汉奸任援道那般手握军队、巨额财富，靠贿赂周旋保全自身。任援道本自起点就是投机军人，一生精于押注各方势力，汪伪时期身居高位，手握财与兵，日本投降之后，贿赂国民党官员，变卖家产，携重金远赴加拿大，物质富足，安安稳稳活到八十九岁寿终正寝。 这是极具讽刺的对照：汉奸任援道，靠世故与钱财，换得物质上善终；曾经的革命先驱张国焘，放弃理想之后，却得不到新阵营真正的接纳。国民党败退台湾，他随之去往宝岛，住宅被人侵占，处处遭受冷遇，在台湾无以立足，辗转漂泊香港。在港岛，他靠撰写回忆录换取微薄稿酬度日，昔日叱咤风云的人物，已经成为被时代抛弃的旁观者。晚年为避时局风波，再渡重洋，迁居加拿大的养老院，异国孤居。七十多岁中风偏瘫，身体不能自主，1979年多伦多寒冷冬夜，病榻之上，被子滑落地面，无力捡拾，凄冷离世，埋葬于异国他乡，成为一大代表之中唯一客死海外之人 。 两个人同样终老加拿大，灵魂归宿全然两样。任援道，从一开始便是逐利的投机者，无所谓信仰，只权衡利害，卖国以求富贵，乱世之中四处押注，保全肉身与家财。而张国焘，是亲手点燃理想之火的人，他见过理想的光亮，最后是自己一步步主动背弃。悲剧不在于外界迫害，而在于理想败给个人权欲。 历史常常引人长叹：一个人不怕起点低微，最怕初心被欲望侵蚀。本领越高，资历越重，一旦把个人得失凌驾于集体大义之上，才华就会变成走向毁灭的推手。陕北的黄土窑洞，黄帝陵前的离别，大洋彼岸养老院寒夜，一条长路，照见人性幽深。 张国焘不是简单的“坏人”标签可以概括。青年时代，他确有救国的赤诚；长征路上，也建立过根据地的功业。可理想的堤坝，从内心裂隙开始崩塌。当权力欲望压倒信仰，昔日的开拓者，就会沦为时代的弃子。反观任援道，自始至终没有信仰可言，只是乱世逐鹿的利己者。二者结局，一个物质安稳，一个晚景凄惶，却都被历史钉在反面的册页。 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就在这里：才干可以造就功业，但唯有信仰与自律，方能守住行路的方向。世间最可惜的，莫过于曾经站在光亮之中的人，自己转身，走入长夜。

一个人几乎无所不在的人，不可能突然间没了；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人，不可能突然间萎了。人在做，天在看，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看了他的传记，发现他大怂过两次，一次几乎不为认知的背叛，由于活下来了，成功了，因而，自救和机会主义的烙印在他的内心很强烈；另一次是众人皆知的背叛后，为活而又怂，但自救和机会主义的火花却没能烧旺，以致如行尸走肉终于煎熬他到末日。传记说自私和经验机械是他失败的原因，谁说不是呢？！一念繁华一念灰；一念成悦，处处繁华处处锦；一念成执，寸寸相思寸寸灰。

《张国焘传》写的不仅仅是张国焘，从中看到的是党和革命的发展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着重描写了张国焘的种种所作所为。通过阅读这本书，对党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工运、当时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左倾错误、肃反扩大化、工农红军的历史、长征、国共合作等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从党的创始人，到叛徒，到最后在异国他乡凄惨的死去，张国焘的一生是他无数个选择的结果。很多时候，一旦选择错了，走了错路，想要回头就难了。

读完全篇，感觉张国焘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更全面更具体了，但作者选用的史料有些过去偏颇了，建议把书名改为《张国焘背叛始末》更贴切一些，文中批判性章节多到让人有骂街的感觉，这种写人物传记的手法不多见。 对于本就争议很大的人物来说，这种人物传记写作手法还是较为罕见的，描述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缺乏客观事实证明，采用的史料及出处在文中标注不及时甚至很多没有出处，可信度还还需进一步考证。 读完之后好奇心促使我查了一下从建党起主动脱党和叛变的高级领导人有:陈独秀，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李竹声等人，貌似张国焘的结局是最好的，举家移民加拿大，保全了全家性命。 从另一个角度相比文革中的刘，朱，彭，林等，张国焘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张国焘传（从先驱到叛徒！一代枭雄张国焘“红”与“黑”的人生！）》是由姚金果、苏若群合著，天地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的一部人物传记。该书以近年俄罗斯公开的大量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为依据，结合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客观、完整地再现了张国焘这位争议人物跌宕起伏的一生。 主要内容概述 该书按照时间顺序，全面记述了张国焘从热血青年到革命叛徒的复杂人生轨迹： 一、早年辉煌与建党贡献（1897-1927年） - 出身与求学：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诗书传家的望族，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一呼百应的学生领袖。 - 参与建党：他是中国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主持中共一大并当选中央局成员，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 早期革命活动：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并受到列宁接见，在五卅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根据地建设与严重错误（1931-1935年） - 领导鄂豫皖根据地：1931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实际领导者，扩大了红军力量。 - 推行“肃反”扩大化：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期间，以“肃反”为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杀害了许多优秀干部。 - 创建川陕根据地：带领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三、长征分裂与另立中央（1935-1936年） - 懋功会师后的权力斗争：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自恃兵强马壮，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 - 分裂党和红军：1935年10月公然宣布另立“临时中央”，进行分裂活动。 - 南下失败被迫取消：由于南下作战失利和党内压力，1936年6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 四、叛变投敌与晚年凄凉（1937-1979年） - 延安受批与叛逃：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1938年4月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往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投靠国民党。 - 加入军统反共：不久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从事反共活动。 - 流亡海外终老：1949年后先后居住香港、巴西，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在多伦多养老院病逝，晚景凄凉。 该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客观的叙述，为读者理解这位从党的创始人沦为革命叛徒的复杂历史人物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