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全12册）

（二）罗马帝国治下的西方大一统政权与中华帝国大一统政权的各自特点之比较： 罗马帝国可被视为西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 大一统”政权，尤其是在其鼎盛时期。它通过军事征服、法律体系、行政管理和文化传播等手段，将地中海周边广阔的区域和多元的民族整合到一个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 罗马帝国（特别是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之后 ）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 如秦汉帝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之处： 两者都通过武力征服和兼并，建立了覆盖广阔区域的庞大帝国，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都建立了相对中央集权的政府，拥有强大的军事和行政机构来维持秩序、征税和管理国家。都大力修建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以促进交通、贸易和军事调动。罗马通过拉丁语和罗马法传播其文化，中国则通过汉字和儒家思想维系其文化认同。两大帝国都面临来自边境“ 蛮族”的持续威胁，并投入大量资源来进行防御。 尽管有相似之处，但罗马帝国与中国的大一统政权在性质和发展轨迹上也存在着诸多显著差异： 1 统一的基础与性质： 罗马：罗马的统一更多是基于军事征服和对不同民族、城邦的兼并与整合。它保留了被征服地区的文化多样性。通过罗马公民权、法律体系和城市化来维系帝国。罗马的政治结构在共和国时期是精英共和制，帝国时期虽然皇帝权力集中，但共和传统和元老院的影响力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它更像是一个由不同文化和民族组成的松散联盟，通过武力和行政手段加以维系。 中国：中国的统一（尤其是秦朝建立后 ）则更多是建立在文化和族群的同化与融合之上。华夏文明拥有更早期的共同文化框架，通过统一的文字、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主流意识 形态）、科举制度（后世发展 ）和更为强大的中央官僚体系，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凝聚力。中国的大一统强调“ 天下”观念，将统一视为正统和常态，即使分裂时期，也常有统一的愿望和趋势。 2 核心区域与延续性： 罗马：罗马帝国的核心在意大利，但其势力范围主要围绕地中海展开，缺乏一个像中国那样广阔且文化高度同质化的“ 腹地”。西罗马帝国最终在公元476年崩溃后，欧洲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能完全恢复罗马帝国那样规模和程度的“ 大一统”政权。 中国：中国拥有广阔的华北平原作为核心区域，这个地理环境有利于统一政权的建立和维系。即使在分裂时期，中国也常常在数百年内重新走向统一，并且核心的政治、文化、语言体系得以延续和发展，形成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统一的观念始终根深蒂固。 3 法律体系与意识形态： 罗马：罗马法是其文明的显著成就，强调理性、契约和个人权利，对后世西方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官方宗教在早期是多神教，后期基督教成为国教。 中国：中国的法律体系更多是基于儒家伦理和君主意志，强调等级秩序和集体义务。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社会规范、教育和政治合法性貝有核心作用。 综上所述，虽然罗马和中国都建立过庞大的“ 大一统”帝国，但罗马的统一更多是在文化多元背景下的武力聚合与法律维系，其解体后“统一 ”的模式也未在西方延续；而中国则在高度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政治融合与制度延续，即使经历分裂，最终也常能重新走向统一。

汪洋里的一条船 — 东罗马帝国 几个月前就已经拜读完毕，却迟迟没有动笔写作业。一是需要时间先佩服一下自己，居然啃完了这部煌煌巨著；二是也需要时间沉淀一下这千年沧桑，沉淀的结果就是东罗马九十几个皇帝已经成功地忘掉了九十个😅。 吉本的书是从整个罗马帝国的衰落开始写起的，因为以前已经写过西罗马，这里就开篇单写东罗马。（远处传来一个悲愤的声音：“没有什么‘东’罗马，没有什么第二罗马，也没有什么希腊帝国，更没有什么拜占庭帝国，老子就是罗马。我国虽然有两个皇帝，但同属一个罗马。失去西半部之后，也仍然只有一个罗马。任何声称“两个罗马”、“一东一西”的言论都是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都必将受到历史的唾弃。”） 这个声音我们且不去管它，因为在历史长河中，东罗马的存在感，相对于罗马或者西罗马来说实在低得可怜。尽管如此，东罗马的生命力却又异乎寻常地顽强，处在地理、种族、文明的交汇点上，硬是挺过了一千多年的烽烟。我们经历过的匈奴、突厥、蒙古，东罗马都经历过；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日耳曼、波斯、阿拉伯（只打过一仗）、十字军、北欧海盗、奥斯曼土耳其，东罗马也经历过。在无数洪流的碰撞中，东罗马俨然是一条穿梭整个中世纪的世界线，更像是汪洋里的一叶孤舟，漂泊者，见证着。 一、离合 （395 — 611）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去世，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罗马算是正式分家，后世也大多把这一年定为东罗马帝国的起点。此时的东西罗马仍像并驾齐驱的双子战舰，领土还算完整，但实际上已经只是个空架子了。日耳曼各部族被匈奴人驱赶着压了过来，起先是作为难民与罗马联手，击退了匈奴后转身就与罗马起了摩擦。最终，西罗马亡国，东罗马独自幸存了下来。 几十年后，查士丁尼大帝和名将贝利萨留横空出世，收复了整个意大利、北非以及西班牙南部。东罗马盛极一时，仿佛又恢复了往昔罗马的荣光，《查士丁尼法典》和圣索非亚大教堂都建于这一时期。 连年征战势必导致国库空虚，查士丁尼死后更是祸不单行，意大利四处反叛的同时，黑死病鼠疫来袭。两次鼠疫过后，东罗马帝国消减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君士坦丁堡更是半数以上人口死亡。（所以鼠疫并不是蒙古人第一次带入欧洲的。提起瘟疫，不由得联想到武汉这一个月来备受关注的疫情，从病毒杀伤力和传染性上来看，这次并不能算是一场大疫，然而由它引起的恐慌、焦虑、失望、愤怒，混合着牺牲、激励、逆行而上以及众志成城，实在是让人百感交集。不知道如果遇上黑死病这样的超级疫情，湖北之外各省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 二、盛衰 （ 615 — 802） 随着内乱而来的就是日耳曼人从西方、阿瓦尔人从北方，以及波斯人从东方的侵略，东罗马永久地失去了意大利北部和粮仓埃及，罗马免费向平民发放面包的制度也告终结。 紧接着更为强悍的阿拉伯帝国兴起，取代了波斯，攻占了北非和中东，这些地区随即伊斯兰化，直至今日。要不是凭着海军的秘密武器— 希腊火，君士坦丁堡只怕早已经易主了。也是在这一时期，拉丁语不再是东罗马的官方语言，希腊语成为唯一官方语言。这之后的东罗马也因此常被人称为希腊帝国。 连续抵挡了三次伊斯兰大军的围城，东罗马终于安静了片刻，直到八世纪末的欧洲武则天— 伊琳娜出场，这位太后剜掉了亲生儿子的双眼后登基成为欧洲的第一位女皇。此时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还是认可东罗马为罗马帝国的唯一正统，如此天赐良机，罗马教皇果断抓住，拒绝承认伊琳娜女皇，转而加冕声望日隆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为罗马皇帝，继承西罗马的衣钵。东西罗马再次名义上分裂，查理大帝曾打算迎娶伊琳娜女皇，好为自己正名，只是他的使者刚到君士坦丁堡，女皇就被众臣罢黜了。 三、中兴 （867 — 1057） 伊琳娜女皇被罢黜不久，东罗马迎来了第二段辉煌时期。出身奴隶，却自称祖先是亚历山大大帝私生子的巴西尔攫取了皇位，开创了马其顿王朝。 这个王朝倒是不负“祖上”的威名，在希腊帝国极受欢迎。整军备战，不仅收复了今天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对抗鼎盛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如潮的进攻也毫不逊色。 马其顿王朝的穷兵黩武，同样以国库空虚为代价，最终陷入了内乱纷扰，而外敌也随之而来。来自北方的诺曼人夺走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而来自东方的塞尔柱土耳其更为恐怖，他们连续击败阿拉伯和东罗马，占据了圣城耶路撒冷和全部小亚西亚。 至1054年，东罗马与罗马教廷的宗教矛盾也终于不可调和，东正教与天主教互相开除教籍，也为日后的劫掠埋下了阴影。 四、梦魇 （1081 — 1204） 纷乱之中，科穆宁家族的阿莱克修斯夺得了帝位，开始了科穆宁中兴。面对诺曼人和突厥人的夹击，阿莱克修斯左支右绌，不堪其扰。无奈之下，他向威尼斯、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出了求援信号。满心期望招来一小股精锐雇佣军的皇帝完全低估了教皇在信众中的忽悠能力，数以十万计的骑士和平民，浩浩荡荡地向东方进发，轰轰烈烈的十字军东征吹响了号角。 因为教义的分歧，十字军经过东罗马帝国境内时，首先劫掠的是东正教教堂和村庄。东罗马人只求尽快将十字军运过海峡，打发去小亚西亚，俨然送瘟神一般。十字军东征有胜有负，在中东建立了四个十字军国家，东罗马也趁机收复了半个小亚西亚。然而，双方的摩擦与不满也日胜一日。 终于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尚未见到一个异教徒，威尼斯和十字军就向东罗马挥起了屠刀，攻下了坚不可摧的君士坦丁堡。奸淫掳掠，三日封刀，欧洲最富有的首都被同教兄弟劫掠一空，其惨状恐怕只有1527年的罗马之劫和1900年的北京之殇可以相比拟。威尼斯抢回去的古希腊青铜驷马至今仍矗立在圣马可教堂的门楣之上（现在的是复制品，真迹已经保存在大教堂博物馆）。 十字军随即在抢来的国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东罗马人逃到了海峡对岸，在小亚西亚西部建立了尼西亚帝国和其他几个小国。虽然仍号称罗马帝国，但已全然是个亚洲国家，仿佛孤悬海外的一个小舢板。 五、救星 （1211 — 1301） 已是亚洲小国的东罗马，西面有家难回，东面是咄咄逼人的塞尔柱突厥帝国，正惶惶不可终日间，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救星却从天而降，蒙古大军的铁骑铮铮而来。 蒙古前后三次西征，我们熟悉的哲别和靖哥哥的原型郭侃都先后登场。向西，蒙古人在东欧全歼了七万德国波兰联军，顺带扫平了东罗马的宿敌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向西南，蒙古人灭亡了阿拉伯阿拔斯帝国，重创了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及其后继罗姆苏丹国，并收服了中东十字军小国。铁蹄踏遍周遭，见神杀神的蒙古大军却唯独漏掉了东罗马帝国，不是因为它强大，而是因为此时的东罗马实在小如沧海一粟，根本就不在蒙古人的进攻方向上。 东罗马倒是趁此良机，偷袭君士坦丁堡，赶走拉丁帝国，夺回了东罗马帝国的故土。不光如此，米海尔八世还与蒙古人订立攻守同盟，东罗马再次起死回生。 六、轮回 （1301 — 1461） 同样被蒙古人释放出来的沧海一粟还有一个当时隶属于罗姆苏丹国的小小侯国 — 奥特曼，不对，奥斯曼。当罗姆苏丹国被蒙古铁骑碾碎之后，奥斯曼侯国宣布独立，很快就壮大成为震撼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铜浇铁铸一般的君士坦丁堡，奥斯曼聪明地选择绕城而去，先夺取希腊、保加利亚，一直打到匈牙利。君士坦丁堡完全成了一座孤岛，整个东罗马战舰只剩下船长室和两根桅杆露出水面。1453年，在巨型火炮的轰击下，千年帝都君士坦丁堡终于陷落了，最后一任舰长君士坦丁十一世冲向敌阵，与舰偕亡。剩下的两根桅杆 — 特拉布宗帝国和摩利耶几年后也相继沉没，海面上再也没有一丝东罗马的痕迹。 西罗马，始于罗慕路斯，终于罗慕路斯； 罗马共和国，始于布鲁图，终于布鲁图； 东罗马，始于君士坦丁，终于君士坦丁。 世事轮回，不外如是。 七、余波 早在阿拉伯人、塞尔柱突厥人、奥斯曼人潮涌而来的时候，就有大量的东罗马学者逃往意大利。129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将大图书馆劫掠一空，带回了更多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因为基督教会的压制，同样的文献在西欧已经尘封了成百上千年。终于，彼得拉克、但丁们发现了古罗马竟曾如此辉煌，在神的世纪之前，竟还有个如此耀眼的人的世纪。 文艺复兴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对天主教会的反抗也如火如荼，最终导致了天主教大分裂，新教独立而去。东罗马也算是报了当年教皇见死不救的一箭之“仇”。 随着东方的敌人越来越强，东罗马对东地中海的控制也越来越弱，欧洲通往东方的商路也越来越危险。为了找寻更安全的商路，也为了摆脱热那亚、威尼斯、奥斯曼对贸易的控制，西欧诸国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大航海时代。之后，人们终于发现地球真的是圆的，几百年后的中华帝国也终于发现，强敌竟然可以来自海上。 首都陷落前夕，不少东罗马贵族逃往同为东正教的莫斯科公国。东罗马灭亡后，莫斯科大公迎娶了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承继了东正教和东罗马的双头鹰，自称第三罗马，并以凯撒（即沙皇）自居。不过这就像后来的德意志第一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都自称第三罗马一样，纯属往脸上贴金了。 至此，东罗马帝国曲终人散，远处的声音又再度响起：“我不创造伟业，我只是伟业的见证者；我也不创造历史，我只是历史的搬运工。”

花了整整一个月，接近100个小时的阅读时间，这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我迄今为止用时最长的单本读本。 很有趣的是，在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过程中，我常常不自觉的对比着中华帝国的进程。从大约汉朝到明朝，另一个帝国在东方静静的看着罗马帝国的兴衰。 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自己想的），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就如一个哑铃的两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宰着人类的文明世界。而哑铃当中的那根杆子，不断的被各种不同的种族侵蚀着。匈奴、契丹、蒙古、土耳其，他们不断以强大的军事后盾冲击着哑铃的两头，同时不断的撞击着两个帝国。最终罗马帝国在不断的冲击中被分裂瓦解最终灭亡，而中华帝国虽然被冲击、蹂躏甚至短时间灭亡，但最终直到现在，这个帝国依然稳健的屹立在东方。 我想现代学者很少能详细分析这背后的原因，为何看似更加强大并且有完整宗教支柱的罗马帝国最终在外界的冲击中被四分五裂了，而看似弱小（中华帝国的军事实力始终是有缺陷的）的中华帝国最终得以保存并再次强大。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史学家最重要的课题，也是中华民族再铸辉煌的理论基础。 我大致想了几个关键词来构思这背后的逻辑： 1、儒学。官家儒学确保了帝国的循环而非分裂。 2、农耕。农耕确保了帝国人口和繁衍。 3、君王统治。相比于罗马帝国强大的多的真正帝王统治制度。 4、软弱。软弱确保了星星火种的保存。 5、文化。享乐富足的文化体系确保了足够的异族腐蚀性。 6、勤奋。确保了民族的基础：公民可以永远卑微的存活。 我成为不了史学家，最多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但我希望有一位真正的史学家去分析、总结中华帝国长久存在的背后逻辑。毕竟这是实现中国梦的理论基础，也是帝国制度VS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 每天读书一小时，不妨常做思想者。

连读带听，花了近120个小时看完了整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说实在的，这本书看着真痛苦，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乱”字能形容，基本是看了后面忘了前面，读到最后，回头一想，好像根本没记住点什么，只知道罗马盛过，然后衰弱，最后灭了。看了这本书，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一些历史学家觉得中国没有历史了，相对于罗马杂乱无章，纷纷扰扰的过往，中国的历史显得那么单纯，那么有规律，复制性那么强。如果说用六个字来形容中国和罗马的历史，我个人会用“分合强弱乱治”这六个字，中国历史的规律是“分合分合分合，弱强弱强弱强，乱治乱治乱治”。而罗马历史则是“分合分分分分，弱强弱弱弱弱，乱治乱乱乱乱”。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螺旋前进的轨迹，不管怎么转，始终围着一条中轴线在绕。罗马的历史，就如一袋水掉到地上，啪，四溅而开。说说我读这本书觉得“乱”的地方。一、人名乱，这是最痛苦的地方。各种提乌斯、君士坦丁，亚德里安，一世、二世、三世，看多了，人和事就根本对不起来了。我自信可以在三天时间里记清楚中国从夏至清所有皇帝的名字、庙号、以及他们的传承关系，但就算给我一个星期我也绝对没自信记清楚罗马历代皇帝的名字，以及他们之间乱之又乱的关系。感谢我们的祖先，不用让我在历史考试里回答李世民一世干了什么，李世民四世干了什么。二是政治乱，我觉得在中国做皇帝，除了那几个末代皇帝，亡国之君，大部分皇帝毕竟还是尊荣一生的。可在罗马，当皇帝那绝对是高危行业，整本书读下来，能在罗马皇帝宝座上寿终正寝的屈指可数，用“城头变幻大王旗”来说，一点不为过。三是民族乱，不得不佩服炎黄子孙的先人们，不得不为中华文明感到自豪，可以将五十六个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而罗马历史，从共和国开始到东罗马帝国灭亡，近2000年的历史里，就是一个多民族大乱斗的历史。四是宗教乱，中华民族是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民族，不论是民族，还是宗教，始终是一个互相学习，相互融合的关系。罗马的宗教就和民族一样，一直处于一个大乱斗的状态中，多神教和天主教斗，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斗，天主教内斗，宙斯、耶稣、阿拉、穆罕穆德杀来杀去不亦说乎。不仅乱斗，还伴随着血腥残酷。西方宗教学家居然好意思说“没有信仰的民族无异于野兽”。他们是有信仰，可他们的信仰却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流血死亡，时至今日，耶稣的子民和阿拉的子民仍然打的不可开交。走马观灯似的看完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不能说有多深入的了解，只能是肤浅浏览，没精力也没勇气再看第二遍了，实在是看得很累的一本书。

这部罗马帝国衰亡史读完感受是乱，这种乱包括内部腐败分裂、皇帝的荒淫、军事统领乱政、宗教信仰对抗、蛮族入侵等等，但是在这个从始至终的乱却让这个帝国维持了上千年，确实让人迷惑。 这个上千年不是搞内部战争或是对外战争的国家，始终保持他的存在，而且如今依然让罗马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影响如今的世界。 从这套罗马帝国1300年盛极而衰的史诗中，政治家看到了权力的逻辑，军事家看到了战争的本质，企业家看到了制度的更迭，哲学家看到了思想的演变，文化学者看到了文明的兴衰…… 罗马帝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地跨欧亚非的千年帝国，它的影响力如此巨大、它的国祚如此绵长，对于当今的中国，有着无与伦比的参考价值。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将天南地北各个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迸发出更强大的力量。 在一千年前，罗马帝国也面临着和中国类似的问题，并交出了自己的完美答卷。 两千多年前，屋大维临终前制定了和平外交的政策，希望罗马能沐浴在和平荣光中永远保持强大。 秉持着屋大维的政策，罗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始终国富民强。 然而后世皇帝对于扩张的野心，使他们大肆侵略东方的土地，越发庞大的疆土使得统治的难度不断增大。 “国虽大，好战者必亡”，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的外交道路，无疑是极具远见的。 从罗马的繁荣与衰亡中，我们可以汲取大国崛起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的发展之路走得更加顺利。 罗马史和中华史是战与和的阴阳两面，西方讲究战，东方讲究和谐，东西方都一样伟大。

希腊的帕台农神庙仍在激荡着我们的想象，罗马的广场（Forum）却一去不返了。罗马人已认识到，他们的自由蕴涵着毁灭他们的种子。在后来尼禄和图密善（Domitian）的残暴统治时期，这一认识足以引起人们的道德无力感。此后的许多时代都是这样。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西方政治的一个悠久传统达到了其骇人听闻的顶点，然后永远地消逝不见了。在受到古罗马榜样激励的世界政治领袖中，墨索里尼是最后一个。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者曾为他们的残酷、自吹自擂、力量心醉神迷，而今天，这些一起连带他们最高贵的理想都消失了。那种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的理想曾深深感动托马斯杰斐逊，今天再不时兴了。那样太僵化，太一本正经，显得律己太过严苛。将古罗马人当作英雄崇拜是19世纪的事，在咄咄逼人的后现代时期，没有什么比古典精神更令人厌烦的了。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说，我们已经解放了，“从所有压迫性的古罗马价值观”中解放了。

张治｜六卷本中译简体字版《罗马帝国衰亡史》商榷 《上海书评》刊登了对席代岳的访谈，主题是他所翻译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文末席提及大陆读者对他译著的意见，其宽容的气度令人感佩。此前，我在网络上随口发表了对此译本的诸多“牢骚话”，我原以为席正当壮年，现在才知道却是一位年逾七旬的长者，从人际交往的礼节上说，“牢骚话”显得太造次。不过，学问商榷原不受身份地位、辈分年纪的拘束。若不是以网络言辞或读者心绪的交流方式而发言，而是抱持着平等、客观的论学态度，重新审视此译作，我还是愿意提出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一些看法。 须知爱德华·吉本涉及的参考文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在学术界已不是新鲜、前沿的东西。像Bury、Jones的晚期罗马史、Vasiliev的拜占庭史、Runciman的十字军史，都比此书更精细严谨，此外有关东西交通史、古典学术史、科技史等内容，更有大量的新资料、新成果。目前国内专业人士不肯致力于《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全译本，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吉本此书在西方仍有经久不衰之价值，成为文史学问之经典著作，原因在于其中处理烦琐历史现象的史学家之视野、洞察人类精神本质的哲学家之睿智以及文辞华赡优雅的文学家之笔法，因而翻译此书依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于翻译来说，史家视野或许是最容易传达的特点，因为纲目结构很少会在全译本中走样。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史家视野不仅仅是排兵布阵，它也会渗入到细节的字句中去。纯粹的英文文词如何翻译得惟妙惟肖，却是我不敢妄加议论的，之前读到吕大年批评国内某节译本论基督教部分的文章，觉得他立的翻译标准很周全也很具体。我主要关注于其传译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席代岳的译笔往往不能达到历史著作的要求。这可能即是陆扬批评其与史学文字的严密性的隔膜，也可能还不算是。译文失真之处，随手翻来，立刻可以举出若干例子（据说出版简体字版时曾邀请国内学者校改译名，故而下面所引文字已和席原译本不尽相同，但我翻阅时读来问题仍比比皆是，所见不止以下这些）： 元老院还要奉承帕拉斯和那喀索斯。（卷一，第57页注释4） 易生歧义，以为元老院在敬奉两位神话人物，而原文作the senate paid court to a Pallas or a Narcissus，意谓去奉承“某位”帕拉斯或“某位”那喀索斯，这两个名称乃是男女幸臣的代称。 有关拜占庭对抗比提尼亚国王高卢人菲利普的战争，我们不相信真有其事，古代的作家，出生在这个壮丽的城市获得伟大的名声之前，就运用奉承和虚构的手法，写出这段历史。（卷二，第2页注释2） 原文为“With regard to the wars of the Byzantines against Philip， the Gauls， and the kings of Bithynia， we should trust none but the ancient writers who lived before the greatness of the Imperial city had excited a spirit of flattery and fiction”，此Philip系指古典晚期威胁希腊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亚历山大大帝之父），和高卢人没关系，和卑提尼亚诸王（其王国建立在亚历山大大帝身后）也没关系。继而所谓“我们不相信”者，也不是指这些战争。本句当译作“有关拜占庭人反抗腓力、高卢人和卑提尼亚诸王的历次战争，我们只会相信那些古代的作家，他们那时还没有帝都之宏大气象以激发逢迎和虚构的灵感”。 这位历史学家的叙述过于华丽和修饰，因而经常受到批评，这条河几乎把亚历山大给淹死，他有必要加以描述。（卷二，第299页注释3） 按照席删去引文注释的体例，这条注文所标的文献被省略不译，但是“这位历史学家”即所删的Quintus Curtius之名，在正文并未出现，后半句，原文作“Yet it was almost the duty of the historian to describe a river， whose waters had nearly proved fatal to Alexander”，意思是说虽然对此史家夸饰之文词多有指摘，但描绘此河（Cydnus）几乎成为此人之本职（谓其著作虽多不当，唯此尚可取也）。译文将“it was almost the duty”译作“有必要”，等于掩盖了吉本对该史家的评价。 马菲对哥特人的偏颇行为有浮夸不实的记载，他有意大利贵族的身分当然会痛恨这些蛮族。身为平民的穆拉托里屈服于哥特人的压力。（卷四，第10页注释2） Muratori是17世纪的学者，他如何会屈服于古代的蛮族？看原文是Maffei exaggerates the injustice of the Goths， whom he hated as an Italian noble. The plebeian Muratori crouches under their oppression.“出身贫寒的穆拉托里”屈从的是意大利贵族们的意见（对哥特人的仇视）。 希腊人不谙军旅之事，骄傲的哥特人把这个称呼当成藐视之辞。（卷四，第148页） 原文作the unwarlike appellation of Greeks was imposed as a term of reproach by the haughty Goths，应是傲慢的哥特人将不谙军事作为藐视之词加于希腊人身上。 （希波克拉底）他非常喜欢用七这个数字，像是每年两个星期，或是七百天，等等。（卷四，第245页注释2） two weeks of years是14年的意思。同注中“希腊人用十四岁还有更不便说出口的原因”，这是道学家的口气，而吉本原文只是引述了伪造的普鲁塔克著作，，意即“因人生出精液来了”，今天看来也没啥不便说出口的。 西美昂并非别号而是指怪物。（卷五，第360页注释3） 此句原文作Simeon was not τίτος but ，τίτος大概是指罗马人名中常见的Titus，指海上的巨兽，两者字形相近。显然吉本在此校正了文献上一句文字。译出时需附带原文及说明。 俄罗斯的大公爵或称台吉也可以称为沙皇。（卷五，第384页） 原文是the great duke， or chagan， or czar， of the Russians，“台吉”者，为古时蒙古贵族的称号，和Chagan似无关系，元史中涉及此名，译作“察罕”（察罕汗即白汗）；czar此处亦不宜按惯例译作沙皇，而当是“恺撒”。这两个名称分别涉及东方、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大公爵的称呼。 此外，将Proconsul译作“前执政官”、小亚细亚等于“亚洲”、为Josephus画蛇添足为“希腊历史学家”（原文仅作“an ancient historian”）、把Warburtonian school之school“学派”理解为“学院”、将prebyter译作“新入会者”，都是对原文知识背景了解不深所致。而Marcus Antoninus宜按习惯译作马可·奥勒留，而不是马可·安东尼（Antonius与Antoninus不是一个姓），Joseph de Guignes历来中文名叫做“德经”，而不是什么“德吉涅斯”，Cosmas的绰号Indicopleustes不是“印度航海家”而是“曾至印度的航海家”，Aelian有时并不是“伊利安人”，而是位历史学家，the Bélisaire of Marmontel应是马尔蒙特尔的历史小说《贝利萨留》，不是《马尔蒙特尔的贝利萨尔》，Shahnameh不是纳米哈沙王的传记，而宜直接译作《列王纪》，拉封丹所提及的Pilpay寓言书，即毗湿奴舍里曼的《五卷书》，译作“皮尔佩”也略显得隔了一层，印度传入欧洲的chess，便是国际象棋了，亦不必使用“弈棋”这样含糊不清的字眼儿。短短前后几页间，John Damascenus有时作大马士革的约翰，有时却译成约翰·达马森提努斯（其俗名Mansur被译成曼提尔）；Paulus Diaconus宜翻作“助祭（或用书中惯用的‘祭辅’）”保罗；Charles le Simple译作“糊涂”查理比“单纯”查理好些；Jove作为神名，一般改译作宙斯或朱庇特，不宜译成约伯。 还有些名称涉及中西交通，在古代汉籍中出现过，宜用古名，如奥勒留所属之朝代，或可译作“安敦”。Oxus作阿姆河便不如“乌浒水”，Jaxartes作“锡尔河”便不如“药杀河”，Geougen一名不能译作“哲欧根”，而是中国古籍里的“柔然”。Chozars译成“卡（科）扎尔斯人”，须知此处指的是Khazars，即哈扎尔人或卡扎尔人，至于说中国人将他们称为Kosa，译成“吐蕃”不确，应对译作《新唐书》里的“可萨”；书中复将Turfan（吐鲁番）亦译作吐蕃。Cathay对应的是“契丹”不是“震旦”，缅甸古都Pegu，古史作“白古”或“摆古”，“勃固”是今名。也有弄巧成拙的（不晓得是译者还是校者的错），Cochin译作“交趾”就变成了越南，而吉本原文指的是印度西南滨海曾建立王国的科钦。 译笔伤及史书著作连贯流畅的，问题在于译文不合乎汉语文法的习惯，比如有不少被动句而缺少“被”字，读来就很别扭。还有几例典型的病句： 我们没有办法订出精确的温度标准，去衡量那些生长在希腊或亚细亚温暖地区的演说者，他们的感觉或说法。（卷一，第175页） 阿米阿努斯这位服务军旅的历史学家，正在波斯人准备用船在底格里斯河上构筑桥梁之时，派遣前去观察对方军队的动静。（卷二，第99页） 一种羞辱的允许和需要的限制，应用在舞女的身上。（卷四，第49页注释3） 同一颗彗星每五百七十五年就重访地球共七次之多。（卷四，第223页） 琉卡特的巨岩是主教的岛屿和教区在南边的海岬。（卷五，第326页注释1） （使臣）受到介绍特别在大会上陈述统治者面临的困境，以及君士坦丁堡迫在眉睫的危险。（卷六，第3页） 席自觉得文字洗练优雅达到了“寻章摘句”的地步，这种追求令人尊敬。但无论是“无籍籍名”还是“无名籍籍”，在各大辞书中都查不到，亦不见于主要的古籍中，如何称得上“雅”？还有一些情况属于看似雅而实际俗的，使用了传统中国文学的语言，实质上修辞效果却不好。比如以“红衣主教”译Cardinal Bishop，这个词是明清以降中国基督徒的叫法，严格来说应作“枢机主教”，因为13世纪以前这些神职人员并不一定身着红衣；以“子平之学”代称西方渊源久远的星象学（Astrology）也不合适，因徐子平乃中国近古说部里的民间传说人物；这是将西方古典的东西改成了中国500年内老百姓的叫法。钱锺书将翻译的最高境界定为化，这却不是跨国度的化，而是扭曲时空的“讹”了。书中总是将sceptre译作“令牌”，后者本该是中国道士的用具，却莫名其妙地成为罗马皇帝权杖的代称，直到卷六第62章，吉本解释说sceptre是一根长杖，然而译者坚持继续译作“令牌”。至于将暴君所养的猛兽之名译为“纯纯”（Innocence）和“小金”（Mica Aurea），形容Symachus文体时硬加入“有如七宝楼台”这样的套语，又有点恶俗的腔调了。 《访谈》中席说自己所增加的两千多条译注，“使得读者对书中重要的人名、地名、典章、掌故和重大事件的本末有进一步的认识”。其中大多译注的确精彩（比如认为Trinquemale是锡兰山，甚是，此即《岛夷志略》的“千里马”）。但是问题也很多：有的译注过于简易，因时代发展或媒体进步，读者素质普遍提高，显得不再有必要。有的译注属于个人经验和见解，如观好莱坞电影和比较清代皇室弟子读书情况，出现在这种经典著作里，体例上很不合适。还有的译注，投入精力的方向错了，造成南辕北辙，反而妨害阅读和理解，这类情况最应避免。比如卷一第213页译注3，谓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一剧以Taurica为背景，显然有误，《美狄亚》一剧发生在科林斯的美狄亚与伊阿宋家宅中，若以美狄亚老家Colchis论，虽与Taurica同属黑海沿岸地区，但一在东南，一在东北，联系起来也很牵强的。吉本此处所言欧里庇德斯为Taurica所作之悲剧，当是指Iphigeneia in Tauris一出。伊菲歌尼亚为阿伽门农之女，她父亲出征特洛伊，欲以她为牺牲，她得到阿耳忒弥斯Artemis女神之助被送至此地，成为当地祭司，她弟弟奥瑞斯忒斯Orestes，及其友人皮拉德斯Pylades来此地，终于与她相认重逢并离开了荒蛮的Taurica。惟有如此解释，读者方能理解吉本原文中所谓“狄安娜（引者注，即阿耳忒弥斯）血腥的牺牲，奥瑞斯忒斯和皮拉德斯的到来，用美德和宗教对抗野蛮和凶残所赢得的胜利，全都有助于表明历史事实”这句话的含义。又如卷四第三十九章第23页译注，谓“图利”即西塞罗（实际卷一即已出现此名），而在之后不过三四页的地方，又将Tully翻成“塔利”，反而造成了混乱。再如卷四，第37页“……这个可爱的塞浦路斯人，她的品德真是无愧于那个特殊岛屿，因爱神维纳斯的名字而享誉世界”，本来这里不加注释，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个特殊岛屿”当指塞浦路斯岛，但席在此的“译注”却说：“这个岛屿是指锡西拉（Cythera）……是神话中爱神维纳斯诞生之地”，这里涉及神话流传中的争议，即爱神生地历来有二说，一是锡西拉、一是塞浦路斯，译注认准前者，虽不算错，但至于此处，显然干扰了原文的本义。还有郑和下西洋的年代，被标作1045年，当是笔误。再看卷四，第165页注释5的译注部分，在波斯史诗中人物Rostam之后说：“在前面的第三章有罗斯坦（Rustan），第二十三章有雷斯坦（Restan），都是波斯的传奇人物”，Rustan这个名字，吉本引的是法国人的游记，若是波斯人名，一下子倒是难判断是否即此Rostam，如何断定“都是”（意即不是一人）；至于Restan（卷二，第249页，误作Restar），原文席翻译的清楚，明明是个地名，怎么就成了波斯传奇人物呢。还有像介绍希腊学者Agatharchides为阿拉伯地理学家，将描绘罗马宴饮生活的讽刺作家Petronius称为神话剧作者，都教我们觉得有些可惜。 此前，对于我在网上发表的“牢骚话”，也有不少心胸宽阔的正人君子表示不齿：翻出全译本不容易，何必吹毛求疵。但是我想正因为这个全译本构想的确很伟大，所以我们才要去多多给予关注。有认真之译者，方有认真之读者，而有认真之读者，亦可进一步推助译者的认真。译书而躲避疑难者，读书而议论轻薄者，不足相与言也。 （原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年11月16日）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偌大帝国的倾颓自然也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吉本耗费二十载光阴打磨出这部史学巨著，以从容厚重的笔触，铺展一千三百余年的岁月长卷，清晰道尽昔日威震四海的罗马，是如何从万丈荣光一步步滑向衰败沉沦。 回溯帝国崛起之时，罗马铁骑四方征伐、拓土开疆，行省遍布欧、亚、非三大洲，鼎盛时期的地中海，俨然成为罗马私有的内湖。可无休止的扩张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域外掠夺而来的金银、物产充盈国库，却也让帝国背上难以负荷的治理与军费重担。连年征战需要规模庞大的军队维系，巨额军费层层转嫁到底层民众；与此同时，国内贫富鸿沟持续拉大，官僚体系腐化怠惰，曾经支撑罗马崛起的共和精神，在私欲与苛政中慢慢消磨殆尽。 待到皇权凌驾律法之上，军队手握国家命脉，禁卫军肆意废立君主，帝位沦为明码标价的交易品，帝王更迭乱象频发，罗马帝国的根基架构早已松动飘摇，潜藏的危机随时可能轰然爆发。 公元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遭废黜，西罗马正式覆灭。蛮族南下入侵，从来不是帝国崩塌的根源，只是压垮这头疲惫巨兽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西罗马内部早已油尽灯枯：经济持续凋敝，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士兵军心涣散、战力锐减，偌大帝国如同一台长年失修的巨型器械，处处锈蚀、零件朽坏，再难正常运转。西罗马落幕之后，东罗马偏居一隅勉强延续千年国运，可辉煌终究难续，1453年，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的炮火中陷落，罗马文明的完整篇章就此画上句点。 欧洲历史上公元5至15世纪被称作中世纪，时间跨度恰好对应西罗马灭亡至东罗马覆灭的千年光阴。这一千年间，欧洲社会由罗马的奴隶制逐步过渡到封建领主制，昔日统一有序的帝国版图碎裂，各地领主割据一方。曾经通行全境的罗马律法、繁荣的商贸网络分崩离析，古典时代璀璨的文学、艺术与科学典籍大量散失，教会接过社会教化与治理的主导权，成为中世纪最核心的精神支柱。 纵观罗马由盛转衰的全过程，外部入侵只是表象，根深蒂固的内部弊病才是文明覆灭的核心诱因。无节制的扩张、失衡的贫富、崩坏的制度、腐化的统治阶层，层层叠加的隐患一点点蚕食帝国生命力。罗马的兴衰也为后世留下深刻警示：再强盛的政权，若漠视民生、制度失序、贪图无休止的扩张，任由内部矛盾不断累积，再辽阔的疆土、再辉煌的过往，终有走向衰败的一天。历史往复循环，罗马的覆灭并非偶然，而是文明发展中值得永久反思的前车之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中国的城镇化数据出炉，城市化，进入升级转型中，中国复兴之路，如何走好下一个三十年？ data: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较1949年末提高48.9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43.37%，较2015年提高3.4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6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提高体现在我国城市数量、规模明显增长。1948年末，我国城市共有58个，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大批县城改设为城市。1949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32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65个，县级市67个；建制镇2000个左右。到2018年末，我国城市个数达到672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297个，县级市375个；建制镇21297个。 从人口规模来看，我国城市人口从1949年的3949万人，到2017年地级以上城市户籍人口48356万人。

文笔优美，悲天悯人。 浑厚庄重的历史。 从过去看见未来。 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之所以灭亡并非因为外力的摧毁，而是内部的腐蚀，所以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减少、风气的败坏、阶级的斗争、商业的败落、专制的政体、繁重的税赋和连年的战争。 享誉世界200多年，了解罗马帝国不可不读的至高经典。一部畅销200多年，囊括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文化的罗马史必读经典。哲学泰斗休谟、“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二战时期知名英国首相丘吉尔、科幻经典《银河帝国》的作者阿西莫夫等极力推崇的史学巨著。一部横跨1300年，囊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面讲述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的恢弘史诗。政治家看到了权力的逻辑，军事家看到了战争的本质，企业家看到了制度的更迭，哲学家看到了思想的演变，文化学者看到了文明的兴衰……18世纪英国史学泰斗吉本20年心血之作。 这是一本深入探讨罗马帝国兴衰历程的著作。该书以全面、客观、公正的视角，详细描绘了罗马帝国从强盛走向衰落的全过程。书中不仅记录了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还深入分析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和过程。 书中首先介绍了罗马帝国的起源，随后详细描述了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经济制度等，并深入探讨了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文化传统、社会风俗等。书中还详细记录了罗马帝国的对外战争、内部斗争、民族矛盾等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罗马帝国的影响。 在描述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中，书中详细记录了罗马帝国的军事制度、民族的精神面貌、征服计划、摧毁行动、政治的德行等。书中指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过程，而非一时一事。书中提到，繁荣使腐败的条件成熟，毁灭的因素随着征战的扩张而倍增。一旦时机到来，或是意外事件的发生移去人为的支撑，庞大无比的机构无法承受本身重量的压力而倒塌。 书中还详细描述了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包括对基督教的迫害和宽容。书中指出，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排斥主要源于对新兴宗教基督教的不理解、排斥和压制，以及对基督教内部矛盾和纷争的考虑。同时，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