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麻城，隶属于湖北省，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南麓。‌‌ 据麻城县志记载，1928年5月，当地出现了一场异乎寻常的自然现象——天空下起了红雨。被当地百姓视为暴力冲突的预兆，并将这一自然现象与当地长久以来的社会暴力事件相联系。当时正值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后。 这本书就聚焦于麻城县，细致探讨了从元朝末年一直到1938年日本人入侵，该地所经历的种种暴力事件， 其中包括朝代更替、民族冲突、农民起义、奴仆叛乱，也包括朝廷军事力量对地方的征服和对农民起义的剿灭，以及1920、193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 在这七个世纪的每一次全国性暴力动乱场景中，麻城发现自己总是处在中心位置。 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在特定疆域内对暴力进行合法垄断的共同体。 从元朝、明朝、清朝一直到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对在不同意义上确认的各种敌人，采取了大规模、制度化的暴力，其残酷程度比民间社会内部的暴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既有常规的暴力，又有非常规的暴力。除了打架斗殴、土匪劫掠、当众鞭笞或处决罪犯等时常可见的暴力之外，在特定历史时期，诸如改朝换代、太平天国起义、革命战争这样的乱世，还会发生规模极其庞大、令人触目惊心的灭绝性屠杀事件，可能会有数千、数万甚至更多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杀掉。 作者的核心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多的暴力现象？为什么是麻城？ 麻城地处大别山南麓，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这一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长达七个世纪的暴力命运。 大别山成为天然屏障，它有许多小的关隘，南北之间可以穿越这些关隘来进行交流。所以地理位置决定了麻城是一个要冲，每当兵荒马乱要打仗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兵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乱年代，麻城既是一个战略要地，又往往成为胜者的战利品。在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期，这里往往成为起义军的根据地或不同军事力量激烈交锋的战场。而在相对和平的年代，这里的地理环境也为土匪山寨提供了天然庇护，使地方治安长期面临挑战。 但作者并没有将麻城的暴力史简单归因于地理因素，他进一步揭示了地方政治文化对暴力性的全面而持久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暴力其实处于一种非常暧昧的状态。一方面，儒家文化倡导和平、和谐，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好理想。 但是另一方面，不仅事实上暴力现象普遍存在，而且主流精英团体对暴力的态度也并非全盘否定，他们既要想方设法去约束暴力、控制暴力，在特定的情形下又会容忍暴力，会借助得到合法认可的暴力来对付其他的暴力。 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暴力，作者认为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历史文化或思想心态作为支撑，他从中抽取出两种最基本的暴力文化模式。一种是英雄好汉的模式，就是说，中国古代无论文人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很崇拜那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 其次是政治文化。这是最具冲击性的一种解释， 就是说当地长期存在一种尚武的文化或心态，既崇拜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强权人物，又认可通过暴力去反抗暴政的做法。不仅县志、碑传、文集等官方记录和精英文献中，而且在民间传说、历史遗迹中，都能看到这种强烈而持久的暴力传统，它已经嵌入了麻城的地方文化和集体记忆之中。 麻城暴力传统的第三个根源在于深刻的社会阶级对立。作者指出，麻城长期以来都是蓄奴最严重的地方，当地士绅家族对奴仆的剥削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甚至限制男性奴仆结婚，以保持其劳动力和控制力。这种极端压迫必然引发极端反抗：明末清初的“奴变”中，长期受压迫的奴仆们以惊人的残忍报复主人，而主人在恢复控制后则以更残酷的暴力手段镇压反抗。 阶级仇恨在麻城历史上反复燃烧：16世纪的奴仆叛乱、17世纪的东山阶级战争、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20世纪的土地革命，不同时代的暴力事件背后，都有着相似的社会分裂与仇恨积累。 明末清初和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清剿，无疑是麻城暴力史上最为悲惨的篇章。 这种阶级分化在资源分配不均的环境中愈演愈烈，使得麻城社会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任何天灾人祸都可能成为引爆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罗威廉通过对这些极端暴力事件的细致描述，展现了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人类生命的脆弱与无助。他还无情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麻城的精英阶层虽在文化上崇尚儒家伦理，在实践中却奉行“武压倒文”的生存法则，他们自己也是暴力循环的制造者。 在长达七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麻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暴力文化传统。当地文献中“充斥着刺激性的语言”，这种语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对暴力的认知与态度。 在麻城，暴力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历史传承和文化实践。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不断地回忆、叙述和重新解释过去的暴力事件，这些集体记忆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对现实的选择和对未来的期待。 从作者描述的情形来看，麻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超越了朝代更替、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由此凸显出崇尚暴力的政治文化的长期延续，可另一个同样长期延续的因素在书中几乎没有提及，就是对暴力行为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从元、明、清直到民国，统治集团更换了好几次，政治体制也从帝制变为共和再变为党国，但是作为现代子由命主政治之精髓的宪政与法治，始终无法确立，既不能以制度防范国家郑治权力之滥用，亦无法以制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固然是一种文化或心性的顽疾，又何尝不是制度使然呢？ 当麻城的红雨落下时，它既是血的警告，也是历史的眼泪——为那些在永无止境的仇恨循环中消逝的生命，为人类难以走出的暴力循环。 罗威廉记录的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民众对暴力的集体记忆与历史感知。当人们将天空的红色雨水与即将到来的血腥暴力相联系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历史叙事的建构，将自然与社会、天象与人事紧密相连。 而当我们跟随罗威廉的笔触，走过麻城七个世纪的暴力记忆，我们不禁要思考：在历史的长河中，暴力在何种情况下被合法化、浪漫化甚至神圣化？我们如何打破暴力的循环，建构更加和平的社会秩序？ 这些问题，显然已超越了麻城这一地域的限制，而具有了更为普遍的人类社会意义。 《红雨》最终提醒我们，历史中的暴力从来不仅仅是过去的事件，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基因，悄然影响着现在与未来。

哇！原来历史还能有这个角度。看惯了“以全国论全局”的宏观叙事，也跳出了单一事件、单一朝代的碎片化研究，本书清奇地选择了“长时段+小地域”的独特视角，将麻城作为观察中国历史的“显微镜”。 提到中国历史叙事，我们往往关注王朝更迭帝王将相的宏大脉络，却没机会扎根乡土的微观肌理；谈及暴力，我们总把它当作是乱世偶发的冲突，却发现不了为啥在一方土地上绵延数百年，甚至成为社会血脉的文化基因。本书打破了这种认知惯性，它以湖北麻城这一鄂豫皖交界的普通县城为样本，横跨元初至20世纪30年代整整七个世纪，以小切口剖开中国基层社会的暴力生态。 麻城这个县城，地处大别山南麓、远离政治中心却又屡屡被卷入历史洪流，天生自带暴力底色：它地处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带，地理闭塞、经济滞后，既受中央权力管控薄弱，又常年处于战乱、械斗、起义的漩涡之中，从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农民暴动，到清代太平军战乱、民国军阀混战与革命浪潮，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关键的暴力冲突，都和这里脱不开干系。 宏大的历史变迁在此落地生根。抽象的“农民起义”“王朝更替”具象化了，麻城这片土地上，一个个宗族一群群百姓一代代士绅在暴力中轮回。我们不再将暴力视为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看到它如何贯穿朝代更迭，跨越元、明、清、民国的时空界限，成为麻城社会无法挣脱的宿命。正如书中所言，麻城的暴力史，是“在日常杀戮、残害和强制之上，添加周期性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循环，而这一循环，恰恰折射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普遍困境，实现了“一县史见中国史”的叙事高度。 从地理与经济层面来看，麻城地处偏远山区，土地贫瘠、商业落后，大量男性单身汉聚集，生存资源的匮乏天然滋生冲突；远离政治中心的区位，让帝国的教化与管控难以彻底落地，民间尚武、好斗的风气逐渐成型，武器使用成为常态，侠义与暴戾的边界日渐模糊。从社会结构层面，宗族势力是麻城暴力的核心推手，当地几大望族修家谱、建宗祠、订家规，看似维系乡土秩序，实则以宗族为单位争夺土地、资源与权力，宗族械斗常年不断，甚至形成军事化组织，将暴力合法化、组织化。更深层的是文化与权力的逻辑，儒家正统文化倡导仁爱礼义，但在麻城，正统教化始终难以压制民间暴力文化：民间宗教与大众文化中，充斥着妖魔化对手、以极端仇恨铲除异己的观念，将暴力包装成“正义复仇”“除暴安良”的正当行为；而国家与士绅精英，也从未真正摒弃暴力，无论是帝国官府的镇压、砍头示众的权力威慑，还是士绅团练的武装自保，都在不断强化“暴力是维系秩序、争夺权力的核心手段”的认知。 民间暴力与国家暴力相互交织、互为镜像，共同构成了麻城七百年的暴力底色，让暴力从一时的行为，沉淀为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

一个县城暴力的社会生态， 作者（这是美国史学家写的）他从人口、地理、城乡结构、日常暴力等维度，揭示这个大别山脚下的三省通衢的麻城暴力的土壤：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分层、城乡的摇摆位置、宗族大姓和精英阶层对暴力的影响、文化对民众的塑造，当地的民风彪悍，崇尚暴力，麻匪猖獗，还有逃跑新娘涂如松案这类微观案例去解构暴力生成运作和再生产机制。 时间线追溯到元末红巾军起义。作者指出起义者不是农民，是游方僧侣、货郎、渔民等社会边缘人同时糅合了弥勒教、阶级怨恨、民族反抗三重矛盾交织。起义失败后的人口流动，为后续暴力埋下种子。在繁荣时代 明朝中期的农业商品化带来财富，两极分化加剧，土地兼并产生的大量奴仆和佃农。宗族组织空前发展，将暴力通过族规制度化。邹来学对儿子的忠告揭示了精英走上了伦理+科举+功名+武力保护的模式。 明后期麻城从边缘走向中心。梅国桢（东林党成员是当地的大家）参与税收改革、耿定向推动黄安县分治、周氏兄弟建立文化网络。李贽异端思想哲学家的到来激化了精英内斗，思想争论迅速转化为宗族暴力，最终被驱逐焚书。到了明末暴力总爆发。1630年奴仆叛乱打响全国奴变第一枪。梅之焕归乡后从文人转变为暴力领袖，组建万人团练、引进红夷大炮、斩首示众。他认定土匪、吏役、奴仆为三大害，残酷镇压叛乱，推动蕲黄四十八寨联盟一种极端地方主义武装割据的成型。 到了明清易代的时候。汤志组织乡村自保会，底层暴力阶级化，改朝换代带来合法转换机会：旧精英从维护秩序变为叛乱。在新秩序建立后，旧的压迫又以新形式重现。 近现代叙事脉络暴力的现代性转型 在三藩之乱中，麻城东山爆发大规模民变。黄金龙以天书宝剑宣扬反清复明，与东山强人刘君孚结盟。刘君孚拥众数千，名字兼用明朝年号，既有政治理想，也有保护地方利益和个人恩怨的多重动机。而于成龙单骑入寨招抚，以狂夫宜剿、赤子宜抚的策略瓦解反意，刘君孚最终投诚。平定叛乱后，于成龙推行保甲制，将宗族权威融入其中，组织民团，招抚山寨首领。这就建立了国家与地方精英士绅权力分享的格局，国家获得表面秩序，精英获得实际自治，持续到日军入侵。同时也应该看到官方叙事遮蔽了叛仆的参与：大量奴仆利用大乱反抗主人，于成龙严厉镇压，仅记政治叛乱、忽视阶级斗争。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使麻城从边缘变为战略前线。万松书院从李贽时代的自由思想温床转向道德原教旨主义场地。余雅祥、胡林翼等强人推行军事化保甲，地方武装迅速崛起。战争造成坚壁清野的毁灭，更关键的是全面军事化的制度：暴力从私人变为公众，从短期变为持久。捻军（主要是白莲教叛乱的余部）被视为地方军事力量的变种它们从清政府获得自治，从事犯罪，最终发展为公开反叛。与元末、明末不同，清中后期的叛乱从外部进入麻城，由地缘政治位置所造成，麻城本身不再是主要发源地。暴力从内生型转向输入型。 到了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麻城从重要县份跌落为可以被忽略却极度动荡的外围。新式学堂、地方自治等改良迟到且具有选择性，精英士绅选择维护利益而非改变结构。 辛亥革命后，帝制合法性崩溃，共和陷入权力真空。谘议局里的政治谋杀标志着暴力新形式，从宗族械斗到"意识形态暗杀"。夏斗寅崛起北洋军校背景和麻城暴力文化的"矛盾体"，既是"现代"又是"传统"。最终，土匪横行、民团割据，暴力秩序取代了法律秩序。 1927年，麻城暴力达到"顶点"。共产党组织农民协会，发动打土豪、分田地，然后在国共分裂后的国民党展开了残酷斗争。 红枪会等民间武装被纳入政治军事斗争体系，暴力被意识形态影响，不再是宗族之争，更像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农民协会"斩首示众""残酷清算"，延续麻城传统暴力模式。麻城惨案中，极端暴力现象："撕碎婴儿、千刀万剐、煤油点燃"，村级农会"比赛杀人"。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幼稚"南征武汉，21天即覆灭，暴力开始无法节制，走向自我毁灭。 1927年夏斗寅率部回麻城，对农会展开难以想象的报复清洗，全县下级干部被消灭殆尽。作者用幼稚双关既指苏维埃政权错误估计实力、贸然南征的幼稚，也喻指暴力被神圣化后失去节制的原始冲动。 接着作者将性别作为独立议题。男性气质建构，真正的男人须勇敢强悍，不仅压迫女性，也压迫男性自身。打破循环需同时打破男性暴力伦理。 夏斗寅的镇压不仅是肉体消灭，更是对记忆抹去。作者指出：所有的记忆都是前兆，选择性遗忘为下一次暴力准备土壤。黄麻起义就为新的力量、新的意识形态，但同样的暴力逻辑。斩首示众、残酷清算与明末奴变、清初东山民变在形式上几乎无区别，意识形态的新掩盖了暴力结构的旧。以"现代化""文明化"名义实施大规模镇压。"清"字被赋予恐怖内涵——清野、清乡、清剿、肃清。"改良"本身成为暴力，当文明手段无效时，暴力手段取而代之。 鄂豫皖苏区时期：暴力极致呈现。苏区内部（张国焘徐海东）的肃反揭示深层机制：革命者掌握权力后迅速变成压迫者——不是个人变质，而是结构再生产。这段历史有争议。我感觉需要批判视角的整合。 经过七个世纪，麻城成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废墟。人们习惯暴力、依赖暴力、热衷暴力。被遗弃的痛苦孕育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又排斥外部文明，形成无法打破的闭环。 全书总结，作者揭示三个结构性根源： 地理位置：四战之地+小地方意识→地方自豪感与自治渴望→与中央集权的流血冲突 政治文化：暴力文化的流传+方志的英雄/盗匪叙事切换→暴力的去道德化 阶级结构：土地集中+奴仆阶层→暴力成为底层为数不多的表达方式 六个要素构成了暴力生态系统：人口、地理、宗族、精英、国家、记忆。 如何打破循环：创造新结构的六条路径 经济 零和博弈（土地集中、贫富分化）转向正和博弈（包容性增长、公平、社会基础保障） 权力分享由国家-精英暴力垄断向权力制衡司法独立、媒体自由、公民参与监督， 文化 叙事美化暴力、降低道德门槛转变为 创伤叙事正视代价、纪念受害者、促进全民反思。 社会 对立之前的宗族分割、阶级对抗向网络化跨宗族组织、跨阶级合作、公民教育的转换。 空间 单元化如山寨、围墙、边界向开放化的城乡一体、交通网络、公共空间的转向。 记忆 从选择性遗忘遮蔽根源向批判性反思如档案开放、口述历史、比较研究的转换。 所以本书的核心总结：暴力不是人性产物，而是结构产物，这揭示着暴力是可被减少、能被控制、甚至能被防范，前提是改变暴力的结构生产机制。 作者的启示理解暴力是防范暴力的第一步。创造新结构是依托现实，不是要消灭冲突，而是要转化冲突的方式和要件。

内容翔实、视野独特、叙述流畅是毋庸置疑的。作者试图探索外国人思路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之路，有其可取之处，以点带面，至于为什么会选到麻城，作者说了结果，具体的原因还是不清楚，共和国的麻城著名人士，书中提到两位，董必武、王树声。将红雨与暴力史相联，多少有偏见之感，七个世纪的联系感觉还是有些拉郎配。如果不是和书名相冲突，本书的内容和功底是深厚扎实的，地方史（志）的了解，很多国内学者可能都赶不上，是花了大功夫的。在“红雨”这一点上，这么纵向解剖一个地区，对于了解历史，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相对于《万历十五年》，本书着眼基层，后者是顶层。作者叙述麻城的历史是详细的，要得出作者的结论，如有相应的地区对照，逻辑和说服力会更强。不管出发点如何，展示的学术态度，值得向这位外国学者表示敬意！

总觉得书里的“麻城”，元末到民国初年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和《让子弹飞》里的鹅城是一个地方，并且借用姜文的台词，总结本书背后暴力群体的心理“枪在手，跟我走，谁赢，他们帮谁”。以此窥视几千年来的暴力“隐”逻辑。 这本书难能可贵在于撇开了儒家文化的主流背后，将一个县城的农民起义，朝代更替，民族之间的冲突，家族衰微等等暴力的表现形式通过丰富的地方志，口述都能记录下来，因为历史正统叙事里，儒家还是主流，儒家“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其实暴力是我们的集体记忆，它始终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只不过传统的主流文化有所束缚。而中国的朝代更替大多是以以暴制暴的形式来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对于用暴力夺取王位的帝王，大家大多都是顺从，人们也对于这种暴力的潜在形式是认可的。这本书就是充分揭示丰富的暴力形式如何让一个县城度过千年动荡。 那为什么在像麻城这些地方，采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似乎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选择？ 作者在此运用了集体记忆，历史意识方法以及其他日常文化实践的分析，非常专业，揭示了麻城由来已久的暴力崇拜，并且随着商业高度繁荣，地方精英实力稳步上升，政治，文化影响力和军事力量得以加强。但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全面剥削，对其地位的全面贬抑，对这些底层民众的强制压服和对其自由的暴力束缚”上的。麻城还成了蓄奴最严重的区域。由于缺乏专制手段，精英内部的分裂常常给底层人民找到了机会，大大小小的叛乱和暴动时起时落。所以“暴力不仅长期延续，事实上还全面嵌入了当地社会经济和国家行政机构。秩序的力量（地方强人和军事首领）与反秩序的力量（经常被随意贴上“土匪”的标签）共存于一种妥协达成的粗略平衡中。 这是很让人耐人寻味的，由此深刻看到专制本身的历史动力。在此是可以更多丰富展开的……

“杀人者，人恒杀之” 当时两党已经杀红了眼。前方一些部队在抗日，后方在端他们的老家，将他们的父母、儿女、家产，抓的抓，杀的杀。 “杀尽土豪劣绅”，“杀尽天下有钱人”，这种口号对 U 型锁有致命的吸引力，所以砍下头颅，挑在长杆上游街；地主闺房都去滚一滚，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那一方也绝不是善茬，屠村的屠村、活埋的活埋。 两个列宁式政党，以革命的名义，手段之决绝，震惊了当时的世界。 但用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问题终不可解。

贯穿几个世纪的民间集体暴力，究其实质大多具有回应性特征，是为了在面对他们感知到的威胁时保卫习以为常的谋生之道和行为方式。19世纪末，这种逻辑延伸到了由西方人（特别是基督教传教士）带来的文化革新方面。传教士进入麻城相对较晚。1890年，新教瑞典传道会（SMS）在武汉成立，决定分赴尚未接触过其他教派传教士的湖北内陆各地进行传教。

断断续续终于看完，再次感叹国外汉学家治学功力之深厚，研究史料之详实，研究湖北地区一个县城七百年来暴力史，一个外国人在浩如烟海的相关史料中整理一本书出来，想必对于大多数学者也会望而却步，但本书记录研究之详尽，细枝末节之丰富，作为一个走马观花囫囵吞枣的不合格读者，佩服的实在是五体投地 说内容本身，想起来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都是帝王将相的家族史一点也不为过，而真实的历史永远都是“人民”(个人十分讨厌这个概念以及引申出的一切)创造的，只有关注一个随时因政治战事就会饥寒交迫或是家破人亡的普通人，才能真正了解历史，而不是那些正史中一个人凭一张嘴就可以忽悠一个所谓帝王改变一场征伐的历史，私以为那都是扯淡 其实读完也没有明白究竟为啥麻城这个地方这么喜爱热衷于暴力，还不停的在县志里夸耀，更不明白这些底层的精英统治到底如何影响中国三四千年的历史，只知道每次改朝换代都是滚滚人头筑起新帝王的庙堂，在不断的试探和作死中等待下一次人头滚滚的时刻，而这些人头除了那些竞争失败者，绝大部分都是“人民”但砍下那些人头的也是“人民”说不定还是同一群人 走向共和里袁世凯就说:我从来没见过什么人民，我就知道一个个真实的人 好奇自己家祖辈如果有记录的话，应该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人生存史

暴力在中国历史上到底充当了什么角色呢？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威廉曾写了一本《红雨 : 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通过对湖北麻城县的研究，来探讨为什么暴力会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 一、麻城经历长时间的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地理位置。麻城所在的黄州，属于典型的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也就频频“光顾”这里，尤其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 其次，是当地彪悍、尚武的民风。麻城人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家乡“就是一个暴力之地”。当地人甚至对暴力持一种欣赏态度。 再次，就是当地的社会矛盾。在书中所描述的14-20世纪，大地主与中小农民以及佃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 二、元朝末年的起义和明朝的农业商品化 麻城七百年的漫长暴力史，大概与县城的发展史同步，开始于元朝末年。 1351年，邹普胜等人起兵反抗元朝，建立了国号叫“天完”的政权。麻城平民也都积极参与天完政权的反抗运动，提出了“劫富济贫”之类的口号。精英和平民的矛盾开始对立起来。 但矛盾这时还不算太严重。地主手上的地还不算太多，他们和平民之间的地位也就还没那么悬殊。但明朝中期开始的农业的商品化如何让这一矛盾凸显。富有的大家族开始大量兼并平民的土地，以形成集中生产的规模效应，赚取巨额的利润。 而那些原本拥有土地，可以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却在这一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土地，甚至丧失了自由身份，成为奴仆。 三、军事强人式的统治与麻城暴力 1630年年底，来自各个大家族的奴仆们发动了叛乱。有一个叫梅之焕的精英站了出来，组建起了私人武装，修起了山寨。那些想保命的人就跑进他的山寨寻求保护。这其实是一种以精英为领导的军事强人式的统治。其他人很快也效仿这一做法，纷纷修建各种山寨以自保，使得山寨也成为一种由精英所领导的军事强人式的统治模式，使得麻城当地的暴力氛围更加浓厚。 好在这种局面被军事强人式统治的建立打破了。清朝建立后，民族矛盾曾非常严重，各路山寨也成了人们进行抗清斗争的地方。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安定，这些山寨逐渐被清朝政府平定，与之相对应的军事强人式的统治也宣告结束。 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暴力，清政府开始推行保甲制度，与麻城当地的宗族结合起来，不仅对社会进行管理，还承担着教育民众的功能，并且结合民团的武力保障，惩罚作乱者，以维护社会稳定。这种做法还挺有效，麻城维持了大概200年的稳定局面。 四、精英的分化 但是，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精英群体开始逐渐分化，大批底层精英逐渐变成了军事化的团体，变得更加残忍和暴力。而在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则是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旷日持久的战争，使麻城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随着经济的衰落，文化精英趋于减少。而新崛起的精英则只要手上有枪，能弹压得住地面就行。后来，随着清朝的覆灭，中国进入了兵荒马乱的民国时代，军队成为争权夺利的有力工具。再加上麻城的民风本来就比较彪悍，这种人物就变得更吃香了。 到了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发生，许多平民们的后代开始积极投身农民运动，以反抗精英的统治。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为了共产党，他们因此也成了加入了国民党的夏斗寅所报复的对象。精英和平民之间的社会矛盾便又带有了党派斗争的色彩。 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麻城地区的暴力史也才宣告结束。 五、儒家文化为什么没能抑制暴力的发生？ 儒家文化可能不但无法抑制暴力，反而还进一步推动了暴力。罗威廉认为：儒家文化其实是接受某种“被许可的”暴力的。儒家思想中也没有完全否定暴力。只不过，孔子认为使用暴力时应当理性，并有所节制。所以，行使暴力在文化上也不存在障碍。读书人尚且如此，一般人的暴力倾向就更加明显。再加上地理、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麻城地区的暴力才会绵延不绝。久而久之，暴力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观念，暴力的文化也广泛存在。因此，在本书的作者罗威廉看来，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暴力都将久远地伴随着人们。 总体说来，罗威廉从麻城这么一个小县城入手，关注了其七个世纪的历史演变，展现了暴力文化是如何产生并延续这一主题。本书翻译者用九个字概括了这一写作特征——“小地方、长时段、大历史”，即通过研究麻城大概七百年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展开整个统治体制的面貌。当然，对这些内容的介绍又没有脱离开“暴力“这个主题。作者尤其关注诸如清军入关、三藩之乱、太平天国运动等典型的暴力事件对麻城的影响，从而展示了传统中国社会那矛盾丛生、暴力频发的一面。

第一次知道麻城，是在重庆的湖广会馆，馆内介绍“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时，孝感麻城是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为什么麻城人会大量外迁，除了麻城处于中原与湖广的交通要道上，这一地理因素外。这本书的题目给出了答案，麻城八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激烈的暴力斗争的漩涡中。当最重视乡土观念的中国人，大量外迁之时，足以说明当地斗争地激烈，以及人民生活的残酷程度。 历史总是如此的讽刺和巧合，原来在明中后期，能包容李贽的思想先锋麻城，却在近代化的进程中，成为湖北拒绝工业化，最保守的地区。 八个世纪对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地区，是非常长的时间跨度，会发生很多事情。如何详略得当，不记成流水账，这非常考验作者的功力，这本书是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