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

宋少鹏对近代中国女权思想的研究，以欧美文明等级论为切入点，打破了以往妇女史研究中常见的、以国族为中心的单一视角。该书从全球史、知识论与性别权力的复杂维度，梳理了晚清至民初女权话语的生成、转化与困境。它戳破了近代女权“进步解放”的表层叙事，揭示了男性精英对女权的工具化建构、女性论者的艰难突围，以及百年中国女权运动始终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本书最核心的贡献，在于捕捉到了晚清女权运动的一个根本悖论：其动力并非源于对性别平等的内在追求，而是首先来自一种被西方“文明之镜”凝视的羞耻感。十九世纪，妇女地位成为欧洲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标尺。这一标准通过传教士（如林乐知及其《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和维新知识分子传入中国，如同一面“西洋镜”，让中国精英在镜中看到了自身“半文明”乃至“野蛮”的镜像。缠足、幽闭女性、女子无学等习俗，成为中国在国际文明等级序列中处于低位的耻辱标志。 作者犀利地指出，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等男性维新人士倡导“废缠足”“兴女学”的急切呼声，其深层动机是摆脱这一野蛮标签，跻身“文明”国家行列。于是，妇女问题从边缘一跃成为关乎国族存亡的核心议题。女性的身体被重新定义：从传统的家族附属物，转变为“国民之母”和“生利之人”的双重工具。既要孕育强健的国民以“保种”，又要参与生产劳动以“富国”。在此逻辑下，倡导女权（在晚清语境中主要指兴女学）成了“文明中国”的必由之路。 这一原点决定了晚清主流女权的先天底色：女权从诞生之初，就被绑定国族救亡与反专制的政治目标，成为服务于国家富强的工具。马君武对斯宾塞、穆勒女权思想的翻译，是这种工具化建构的典型。他在译介中有意遮蔽了西方理论中对家庭内部性别专制的批判，将“女权”与“民权”“国权”紧密捆绑，强调女性作为国民的义务，而非个人的权利。男性精英凭借其掌握“公理”的知识特权，将自己塑造成女性的启蒙者与拯救者，实则用新的知识话语重构了男性权威。所谓“国民之母”的论述，其本质是先以“女害论”将女性指认为国家落后的拖累，再以强国之名对其进行改造，女性始终是被定义、被规训的客体。 在文明论与国族主义的框架内，近代女权分裂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以梁启超、马君武为代表的男性国族主义女权，以平等为起点，以女权为手段，以国家富强为终极目标。他们将女权纳入民权体系，把个人权利转化为爱国义务，只凸显女性的政治权，彻底搁置家庭内部的性别压迫，构建的是“男性为主体、女性为附庸”的性别秩序。而陈撷芬、张竹君、何香凝等女性论者，则实现了颠覆性突围：她们共享国族主义的话语框架，却以国族为工具，以女性独立自主、男女平等为终极目标。陈撷芬自办女报践行“女子教育女子”，张竹君倡导经济独立与合群互助，何香凝提出“文明生产者”“社会之母”，均摆脱了男性的“女害论”，确立了女性的生产主体地位。她们在义务平等的逻辑下争取女权，将女权从国族工具拉回个体独立与两性重构，形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女权。 但民初的参政运动暴露了这一流派的局限：女性论者仅争取公共领域的法律平等，刻意回避家庭私领域的压迫，重申“女权无害于男权”，将女权实现寄望于政治革命之后，最终无法解决女性“个体人”与“家庭人”的双重角色冲突。这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赋予女性的结构性困境，也是自由主义女权无法突破的瓶颈。 在近代女权谱系中，何殷震的无政府主义女权是最激进、最彻底的另类路径，实现了对主流女权的双重超越。她将“女界革命”定为一切社会革命的起点，批判锋芒同时指向儒家旧男权与“文明论”新派男权，直指二者“男子私女子为己有”的本质，早于新文化运动十年喊出“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何殷震重新定义了女权：她的“女权”侧重反强权而非仅争权利，既反对男子对女子的压迫，也反对精英女性对底层女性的强权。她区分“女子”（少数上层知识女性）与“妇女”（全体女性），戳破自由主义女权仅解放少数人的阶级假象。其“女界革命”包含微观的女权革命与宏观的社会革命，终极目标并非“与男子平”，而是废除一切强权、废政府、行共产，实现“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的至公社会。何殷震的思想批判西方文明论的“伪自由”，拒绝被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收编，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同源却路径迥异。但随着民族国家成为主流政治单位，这一激进思想被长期遮蔽，成为近代女权史上被遗忘的思想火种。 宋少鹏的研究进一步揭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本质是一场性别化的知识建构。传统儒家秩序中，女性是基于家庭的“类存在”（未嫁为女、已嫁为妇），无独立的性别属性；清末在国族危机下，“二万万女子”“女界”成为新的群体类属，女性身体因“育种保种”被关注，“国民之母”将传统母职绑定国家；20世纪20年代，“女性”“她”字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性别分类的正式形成。这一过程由男性新型知识分子主导：他们以男性为“人”的标准，塑造女性的身心“缺陷”，用“男女有分”的隐性男权，替代了“男女有别”的显性父权。“她”字的发明看似进步，实则构建了“男性为人、女性为他者”的等级隐喻，引发了《妇女共鸣》等女性刊物“拒用她字”的反抗。这套男女二元的现代秩序，暗藏异性恋霸权，将女性牢牢困在被定义、被审视的客体位置。 由此，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权运动，始终陷于一种结构性困境：诉诸同类、追求与男性平等，便会落入男性设定的标准；诉诸差异、彰显女性特质，便会沦为男性的“他者”。这一困境穿越了不同历史时期：从“男女都一样”的去性化平等，到重新强调“女性特征”后的本质化与消费主义收编。自由主义女权的框架，始终难以破解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结合所加诸女性的结构性压迫，即生育、照料、无酬家务劳动等再生产领域的沉重负担。 宋少鹏的研究，纠正了近代妇女史的两大认知误区：其一，国家捆绑女权并非中共妇女运动的特色，而是晚清自由主义女权的先天底色；其二，女权运动并非摆脱国家控制就能实现解放，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结构性压迫才是核心桎梏。近代中国女权是文明等级论、国族主义、男权话语三者交织的产物，知识的建构从来不是中立的，而是暗藏殖民政治与性别政治。何殷震无政府主义女权的当代价值，正在于它跳出了主流现代性的框架，为后殖民时代的女权提供了“反现代的现代性”路径。 回望更长的历史脉络，古代女性偶尔能获得的财产权、继承权，从来不是源于 “性别平等” 的追求，而是宗法礼教与国家治理的 “工具性需要”。父权之所以被国家 “选中”，核心在于它能最高效地维系 “家庭 — 宗族 — 国家” 的层级结构，而礼教则为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披上 “伦理正当” 的外衣，让男性的特权、女性的从属，变得 “天经地义”。维新派推动女权，将女性从家庭中拉出，使其成为 “女国民”“国民之母”，本质上是把女性变成国家富强的工具。民国初期参政运动证明，仅争取选举权、职场平等、受教育权，无法解决女性的根本困境。因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核心压迫，始终在再生产领域。解放后，国家号召女性 “走出家庭、参加生产”，看似赋予女性公共领域的权利，却未同步解放其家庭责任，家务劳动、育儿责任依然被默认为女性的 “天职”，因不产生可量化收益而被彻底忽视、不被承认。 何殷震的无政府主义，无疑是打破这种结构性压迫最彻底的构想。废除一切强权，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男权，最终实现 “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让男性退回“无特权的普通人”，让女性成为“不被规训的自主人”。但我从不看好、也不支持无政府主义，因为深知它与当下社会现实的距离，明白一步到位的革命难以落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汲取其精神内核：对一切强权的坚定反抗，对 “彻底平等”的执着追求，以及不被任何框架收编、不向任何压迫妥协的勇气。 女性解放运动，从来都是在困境中摸索前行：从男性精英的工具化建构，到女性论者的艰难突围；从自由主义女权的瓶颈，到无政府主义女权的启示，每一步困惑与挣扎，都是在为后来者铺路。那些被忽视的无酬劳动、那些隐性的性别压迫、那些被捆绑的双重责任，我们看得越清楚，就越能锚定努力的方向。不必追求一蹴而就的改变，不必奢望一步到位的平等。不必等到天降权利、彻底平等的那一天才开始行动，也不必因前路漫长、阻力重重而轻言放弃。每一次微小的坚守，每一次对不公的抗争，每一次对自我的守护，都是在推动女性解放的进程，都是在为我们自己、为后来的女性，开辟更广阔、更自由的天地。

作者的写作角度很新颖，本以为历史书上写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维新派对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进行改革，“兴女学，开女禁”，是对当时中国两亿女性的解放，殊不知学成归来的学者夹带私货，虽然喝了一些洋墨水，但是脑子里依然还留着那根长长的辫子，满脑子还是儒家“三从四德”的那一套思想。他们解放女性只是把女性当成了“兴国族”和“利家庭”的工具。在他们脑中，依然充斥着“红颜祸水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那些愚昧且无用的女性在拖后腿。思想的局限性导致这将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是变成和男性一样还是有别于男性还是彻底推翻旧制度重来，到现在还争议不断。男女平权，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近代炮火打开国门，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清政府与其他国家在军事实力、科学技术、生产能力、政治制度乃至文化传统、社会风俗、思想渊源有所不足，开始师法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否被认为与人种的优劣和文明程度有关，在这个背景下，国人服膺于西方的文明等级论，选择了弱国模仿强国、寻求国家自强的道路，而不是质疑强国逻辑的不正义以及谋求世界秩序之重构。 在文明标准中，对待女性的方式是衡量社会开化和文明程度的一个内在标准。文明国家和完全开化国家对待女性如同伴，妇女受到礼遇和尊重。林乐知的《女俗通考》代表了欧美文明等级论中的性别标准在中国的转化。作者指出，传教士参与了对“无才为德”“无用之人”的中国传统妇女的刻板形象的建构，而且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中国的女祸论。愚昧无用且误国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被谋求维新的士子们接受并广为传播。可参考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等相关论述。旧女性被塑造成“寄生虫、禽兽和奴隶”，是封建社会罪恶愚昧的缩影，是国家不文明和亡国灭种之罪由。梁启超推崇亚当·斯密学说，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考察中国社会，否定了传统女性家庭劳动的价值，给无业女性贴上“分利者”的贬义标签。（想到上野老师的《无薪主妇》。而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家庭劳动依然是很难量化的，不能计入GDP讨论） 近代女性身体被赋予双重价值：一是作为国民的身体，二是作为国民之母的身体。前者强调病弱女子会弱化国家，后者强调女子促进种族进化的功能。在近代开民智、求改良的背景下诞生了一系列废缠足、兴女学的女权运动，“兴女学”重点是管治和重置女性身心以及培养现代职业女性。对女性提出了看似矛盾的双重要求：从事家外生产性劳动的“新女性”和服务于国家的“女国民”；同时，能够为家外的生产性劳动提供完美家政服务的“新贤妻良母，间接为生利服务的“国民之母”。“女国民”与“国民之母”的矛盾后来被转化为职业妇女家内家外双重负担问题。（这个问题延续至当代，可以看看谌容的《人到中年》，当然小说中还有其他复杂的社会原因） 维新人士强调生利国富和实用之学的追求，否定了古代才女文化。现代女性的实践包含着她们对传统旧女性和未来新女性的双重想象性重构，也在进化史观的思潮下参与到了传统女性刻板印象的建构。令人欣喜的是，现代诸多学者都参与到了重构五四妇女史观的序列中。这种观念不仅导致传统妇女形象的扭曲，也影响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自贬倾向，可参考余英时、王汎森等人的相关研究。 晚清女权论述附属于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话语。一方面，女性开始摆脱父权、男权家庭，关注独立个体；另一方面，女性被裹挟进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 女权译介是维新人士西译工程的一部分。马君武的翻译改写了斯宾塞和穆勒的本意，借此传递女权运动与国家改良的密切关系。 维新人士首要任务是建立新型国家，在译介中塑造了文明西方与野蛮东方的形象，前者自由，后者专制。专制君主国家失去了国体形式的政治正当性和道德正当性。马君武据此进一步说明女子无政治权是野蛮之俗。 这一时期的翻译，强调家国公权中的男女平等，重爱国责任、国民义务，并不追求个人自由权利和改变性别关系。早期男性译者也有意无意流露出对男性性别与知识特权的优越与维护、家庭内部不平等两性关系的淡化，以及对女性的训诫、才智的贬低。智男愚妇的设定也显示出男性利用掌握文明进化公理的新知识特权，再造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别优势。 女性的自我言说。这一时期的女权论述，与男性论者共享着由男性论者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和概念话语，但是女性的身份意识和性“别”意识，使女性论者有意彰显女性主体地位，寻求女性的独立和自主。在女性独立和男女平等的女权目标指引下，女性论者发展出了三种论述策略。第一种论述策略，通过承认男性对女子无用和误国的指责，要求平等尽国民责任，以显示女子是独立主体。第二种论述策略，直接从女国民身份出发，要求与男子同担责任，目的是未来共享同等权利和确保独立。第三种论述策略，以天赋人权为立论基础，从男女平等出发来论证义务平等。但当这些接受男性启蒙、接纳文明论方案、接受国族主义召唤、参与建国大业的女性们，以“尽义务、享权利”的逻辑，要求与男子享有同等国民权利时，国族主义者不仅以女子“程度不够”，而且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拒绝给予女子参政权利。并且在女性内部也存在分歧，这也说明改造既有观念的困难。围绕第一次参政权运动的辩论浮现的问题，已超出了男性的国族主义是否“背叛”和“利用”女权的问题，揭开了文明论框架下女权诉求的内在困境。是自梁启超时期的女主家内家外双重角色问题的延续。即崇尚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与要求女性尽母职妻职的家庭责任以及尽国民责任之间的矛盾。这种结构性困境一直延续到当代。 何殷震关注到在现行体制下并不能达到所有阶层妇女的彻底解放，拒绝接纳文明论的现代性方案，提出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以“男女革命”为核心的追求人类彻底平等的“女界革命”。和自由主义女性论者以自我归责来论证女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不同，她把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追溯到社会制度的问题。同时关注到现行制度下的职业自由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独立与平等（因为合适的岗位太少），毁家与性自由放纵了当时男性的欢愉。她同时还意识到不只是男女两性之间存在压迫，上层妇女对下层妇女也具有潜在压迫性。（这点也可见古代才女的论述。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谈到，巡游的黄媛介，是因为“儒家女”的身份而得到了认可。她的阶级令她可以接受教育、阅读书籍并从事写作工作，并不足以论证整个古代女性具有自主流动性。） 何殷震革命重心是彻底的人类解放和强权压制，也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某种先声。 书中还讨论到了对儒学的批评以及新文明的塑造。借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的结论，儒家文化在近代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中国屈辱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对西方文明的接受也需要借助它所提供的语汇和资源。（前者可见林乐知的观念，后者可见空海讨论的“男女有别”，已不是传统儒家秩序的“男女有别”，而是基于生物论基础的“男女有别”） 最后，现在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伤逝》的内涵。有同学一概而论，认为涓生是个渣男，那是不可取的。老师说他们之间深层的矛盾是社会并未能适时提供女性的工作岗位。（这是客观存在的，除了极少量的女工和家庭女佣之外，职业女性非常少见） 今天读完这本书，了解前情。当时只是在国族主义框架中讨论平等，并没有关注到家庭内部之间的关系。而无政府主义男性与自由主义维新男士，都认为女性受压迫是女子本身以及女子之愚昧，需等待男子先进思想之启蒙。在行动手段上，无政府主义的男性主张以“毁家”和“自由恋爱”最为追求男女平等的方式。《伤逝》可以理解为对这种模式的批判。许子东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中谈到男爱女—男教女—男救女”的故事常常不太顺利，最后也会导致悲剧。这种女性仰慕男性、男性教育启蒙女性的模式在丁玲、张爱玲的创作中被打破了。我小的时候看不懂《倾城之恋》，不明白流苏为什么不相信范柳原。后来才明白如果她付诸真心，其实就是下一个子君。流苏想成为“名正言顺的妻”，从现实角度解构了只谈理想的爱情。 当代作家杨沫的《青春之歌》延续却改写了这一叙事，将女性成长与男性革命启蒙结合，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它却少了女性的内在成长力量。 前几天新京报书评周刊发了一篇文章《女性出走百年之后，仍然走不出“渴望”被爱的执念｜重返五四》，我转发到朋友圈的时候写了这段话：不管是纯粹的同性恋书写或者是爱情叙事，都表现出了不同时期的诉求，比如对自由婚姻的向往、对个体情感（欲望）的探问、对革命成长的追求、对女性友谊的描摹、对幽微情愫的表达等。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脱离了对实际生活的观照、对理想伴侣的渴望与失落、浪漫爱情的幻灭、以及对他者的过分投射等等。一个社会的变革、一种观念的变迁是很难的。不同时期的探索让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把握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阅读感受非常惊喜，点开前没想到这本小书会这么精彩 很多女权著作的切入点都很新颖，包括这本书，以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切入，引子是晚清中国的维新变法，探讨最初诞生于国族框架下由男人主导的女权到底意味着什么？ 前1/3基本在写学习了西方思想的革新派回国后如何在女权问题上“大展拳脚”，犀利指出马君武等人“从自主、自强出发的国家主义走的是一条弱国模仿强国、寻求国家自强的道路，而不是质疑强国逻辑的不正义以及谋求世界秩序之重构”、“自强逻辑又把权利转化为责任，嵌套的群－己关系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转化成国民的爱国责任，从而把女权的思想和实践引到反抗专制国家、履行爱国义务的轨道上，凸显了妇女政治权，却回避和搁置了对于传统家庭内不平等两性关系的检讨。”而后接续提到一小段五四新青年男子对于部分女权人士批评传统家庭内不平等两性问题回避、搁置和轻拿轻放的态度 历史的镜头基本聚焦在晚清，偶尔会偏移几分移至民国初期。对历史小白挺友好，有基本的历史认知读起来就不会吃力茫然。正文中提到了几位晚清至民国活跃的各派女权斗士，比如何殷震，丰富了我的人物图鉴，这些女士在我先前各种学习中几乎都未被提到。无论是内容还是作者的态度都扎实、不媚俗。小缺点是附录内容和前文内容有一定重复 对这段历史和女权在中国最初的发展过程有一定了解的姐妹也可以看看作者参考文献列出的书目和文章补充书架

好书，前面几章见得学术基底深厚，但晦涩。后面介绍何殷震那一章尤其好。 “何殷震把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追溯到社会制度的问题上，所以，她的女权革命——女界革命的实质是一场以女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而不是以女性为改造对象的女权运动。”

我相信所有研究女性和女权主义的学者心底都暗藏着对于父权社会不公的愤怒，但伍尔夫希望所有的女性都能在寂寞和清贫中努力，刺破这父权制的黄昏。宋少鹏在这本书除了表达的是男性特权的愤怒，更多的是都独属于女性自身对其他女性的好奇和理解。 你曾经被男性凝视过吗？你被性骚扰过吗？你害怕被男人盯着看吗？你反感过污名化女性的词语吗？你被人说过是极端女拳吗？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男权社会必然的结果。这些特权需要建立在不断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上。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中国女权运动总是暗流涌动，不曾被官方宣传？为什么大家对女权的了解局限于污名化的田园女拳？为什么女性就要承担起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而这一切居然都是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必然结果？这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简单化的结果？于是我也被好奇和愤怒驱使翻开这本书。在中国新旧时代交替的近代，女权理论由西方最早传入中国时，这一时期的女权理论作为最初的源头，到底如何影响今日女权运动的停滞不前？ 传统儒家对于女性身份的定位局限于家族内部，在被迫打开国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明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所构建的女性身份客观上逐步扩大可以走出家庭，但这一扩大是有条件的，是被国族主义裹挟的，是服从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的，更是符合男性期待的。因此中国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被男性主导的泛政治化的“畸形平权”。

想起鲁迅写的《伤逝》，涓生与子君相爱出逃，涓生自诩清高，但也逃离不了传统观念束缚，子君在物质匮乏的生活中死去。自然，它并非讲封建环境对觉醒青年的迫害，子君萌发的女性意识仅仅是靠涓生念给她听，但未曾想，启蒙者尚不坚定，启蒙的后果却只能让被启蒙者承担，涓生怯懦、自私，隐藏在“新思想的传播者”的面具下，这是微观。 正如西方男性知识分子构建的“女权“——在中国的转化和实践，女性不过是强国的指标和工具，没有其本身的权利。经济落后、国家病弱的原因被推给女性，将本属于女性的家庭责任原封不动，却又要求女性承担一半的社会责任。为什么鲁迅总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躺在泰西人书写的文明标准下，精神是窒息的，信仰是缺失的，奉科学为圭臬，将自己嵌入他人的秩序，认为中国人是愚昧、迷信的，辛勤劳作的妇女成了“两万万无用之人”。这是中观维度。 看了后记，觉得这本书更重要的视角是“文明等级论”，何殷震她拒绝接纳西方文明论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在无政府主义框架内的“女界革命”，强调废除国家和私有财产，带来事实的社会平等。欧美人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至今还在驱动我们的发展观，驱动今人对现代化前景的想象，但欧美人的知识结构形成，伴随着殖民史和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遗忘历史，只关心现代学科发展、C刊、影响因子，确实是“政治无意识”的表现。其实不仅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任何的学科都有建立“中国学派”的重要性，不是话语权的问题，是主体性的问题，萨义德之东方学同理。这是宏观维度。 还有一点碎碎念吧，如果教科书上能浅提一下何殷震女士，也好过被历史遗忘，一方面我很不喜欢因为角度片面、被揭开真相的感受，为我所不齿。另外，时至一百多年后，今日女性的声音仍是那么薄弱，类似于弱者的武器里的农民——女人也可以掌握相当的权力，前提是不对正式的男权神话进行公开挑战，男女平权是文明的象征，也是男权精英为臣民写的赞歌。暂且分你一杯羹是为了避免更沉重的反抗，如若刻画何殷震女士，赞歌何以被逐字唱颂呢。

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视野及其开阔！ 男女有“别”，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差别，更多的是造成的“类”差别和“性”差别。 之前一直觉得女性在追求女权的路上有点偏激，比如前些时候为孩子冠名而引发的男女大战。不仅让我感觉到女性对女权追求过于激烈的诧异，同时也感觉对自己对此类知识了解过少。 这本书总结一下，大的视角有两个，一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女权，另一种是在西方文明论下的女权，然后在这两个视角下，男女之间对于女权的获取道路的差异又使其扩充为四个视角。 第一即梁启超与马君武，金天翮的“国族框架内的女性解放”，从女性出发，以女性追逐权利为基石，进而扩展至社会引起社会的变革，其根本目的为富强国家，使中国迈入文明国家，女权是一个附属品。 第二是以诸多女性从自身出发，获取女权，但相比梁马等人，突出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其目的在于解放女性，富强国家是其附属品。代表人物有秋瑾等人。 第三即何殷震主张的无政府主义下的女权，其目的在于女界革命，追求绝对平等，消除性别意识。我认为此种主张虽然可赞，但却偏离实际，男女之别内生而有之，改不了。 第四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男性提倡的将女权革命裹在社会革命之中。

本书以全球史的视野，探讨了中国女权思潮和实践的缘起，尤其把晚清中国的“女权”论和改革实践放在西方文明论在近代中国传播、转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究欧美文明论中的性别标准以及成因，考察欧洲文明论的性别标准在晚清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社会、中国妇女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晚清女性论者的“女权”论述，探讨女性是如何回应由男性开辟的“女权”论述的。

很多观点具有前瞻性 西方文明论和殖民主义色彩褪去的时候 国家自强论会反思为何自强为何认同。这也与女权主义思想的现代变化同样进程。女权发展到今天，从过往对女性的鼓励自强开始反思为何弱者有罪 这套固有思维体系的问题在于没有批判强者的优越性以及结构问题。视角发生变化，是后现代的路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