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精神

钱穆由于其所出生的时代，所以对中国的未来十分迷茫，但读了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后，让他有了一丝希望，但却未能使之坚信，依然有所疑惑。于是他在历史中寻找答案，遂从中得出了中国不仅不亡，而且必将再次走向辉煌的结论，这成为了他一生的信仰。 所谓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过去的历史产生了当下的今天，且影响着未来的发展。所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统一的历史。历史与文化，一在变化，二在持续。在持续中变化，在变化中持续。变的是形，不变的是质，那不变的部分也即是该国之历史精神，故由此即能推演出当下与未来。 历史、文化和民族，看似是三个概念，实则是统一的。因为民族的形成必然有其特殊的文化底蕴，而文化底蕴的形成则必然有历史时间的积淀。故而说，有历史才能有文化，有文化才能有民族。所以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 所以学习历史的意义正在于此，只有学习了本国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本国的文化，才能真正成为本民族的人，在心理上认同自己的民族。正是这种心理的认同，有一套大家都认同的概念、历史与文化，才使我们一致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欲建立一国之制度，必要符合其国情，也即该国之历史文化。但自清末以来，西化，乃至于全面西化的思想甚嚣尘上，此种思想即是未能考虑到本国的历史与文化，将之一盖否定，一味主张效仿西方制度，实则中西之差距，相差甚远。 中国自秦以来，便以中央集权取代了分封制，与西欧之封建社会绝不相同。而即便是中国的西周封建时代，亦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是统一下的封建，所有诸侯共尊周室为天子，在其主导下，自上而下进行分封。西方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封建，更多的是一种对既有权力的承认。 中西文化上，则呈现出西方外倾，中国内倾的特点。前者表现为重视物质，比如金字塔可以代表古埃及，会通过物质把其文明完全的表现出来，但亦因此被固化于物质，当物质形式被摧毁后，文化亦随之湮灭。后者则表现为重视文化，我们很难用一种物质形式来完全的概括五千年历史文化，因此我们更注重的是根植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被摧毁了一座座的古都，而文明却始终未尝断绝，能够不断在旧的废墟上延续曾经的文明。此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内化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只要尚有一个中国人活着，则中国文化便未灭亡。 钱穆认为，贯穿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历史精神正是道德。以当代西方来说，他们的教育分为三类，依次是国民教育、智识教育和宗教教育。国民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智识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人的一技之长以立足于社会。而此二者教育能实现人的物质追求，却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不能给人以一个活着的目标，同时，前两者也始终是不平等的。故而宗教教育的意义便在于此，人生来固有种种的不平等，但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无论在世时如何，都可以平等的进入天堂，由此给人一种精神的追求与平等的实现。 而在中国，我们现在也有前两者的教育，却缺乏了第三者的教育。中国无法引进西方的宗教教育，亦没能传承好古代的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的缺位，进而表现为当代人在精神上的匮乏。乃是有了一种说法，中国人没有信仰，只信钱，实为精神之缺失。 钱穆认为，儒家是一种类宗教的存在，他愿称之为“人文教”。之所以说是类宗教，因但凡宗教都主张出世，而儒家主张入世，儒家也有其精神信仰，但其信仰全都立足于当代与现世，因而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但他又确实如同宗教一般给予了人们精神上的追求。 不同于西方，中国是通过道德来实现平等。人生在功业上，固有上下之分，并非人人都能建功立业，这注定了人们在物质上的不平等。但是，即便社会分工不同，一个将军忠于国家、体恤士兵，这便是他的道德；一个士兵坚守岗位、报效祖国，亦是他的道德。道德是无分高下的，就像一人虽是乞丐，却将所有的钱都用于了家乡的教育，那他的德行便足以流芳百世，亦是一圣人。由此中国人通过道德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即我或许比你穷困，或许才智不如你，但我却可以和你一样是一名士君子。 同时道德的遵守无需依赖于任何外物，而只源自自己内心的坚守。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乱世，无论身边的环境如何，都不影响我们自己坚守心中的道德。道德的形式亦多样，有如文天祥般为国捐躯是道德的；如陶渊明般隐居山野也是道德的；如杜甫虽然做官，亦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与底线亦是道德的。正因如此，道德的实践始于我们个体本身，故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故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坚守他的道德，进而背负和传承了中华文明，这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 坚守道德也是掌握自己人生主动权的体现。若别人怎么说怎么做，我们便有样学样，则是将主动权交予了他人。正如孟子所言，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只有无论别人如何，而我们自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有所坚守，我们才能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才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综上，西方的各种理论都是源自西方的历史而得出，而以上种种便可见中西之大不相同，将西方的理论硬套在中国身上，就会怎么套怎么别扭，将西方的制度用于中国，亦会产生水土不服。所以只有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实际，也即中国化后的理论，才能是适用的。故钱穆曰，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可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 就像当今的我们总喜欢使用一些西方的理论，如自我实现。但用我们自己的文化，亦可说是内圣外王。二者虽都描述的是一种人生高度满足的状态，但又绝不相同，前者更侧重个人，后者则在自我之上还有家国，显然更有我国特色。读完本书后，方知建立本国话语权之重要，也更加体会到四个自信之意义。只有根据于中华文化的厚土，民族复兴才能行稳致远。

执灯守夜，薪火以传——《中国历史精神》钱老怀着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对国家的赤忱之心，深耕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从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人物和道德精神方面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浩瀚历史中寻觅国家未来的爱国者，看到了一个将历史当做宗教般信仰的守护者。 一、钱穆其人君子和而不同。毛泽东生于1893年，钱穆1895年，周恩来1898年。1840年以来，国家积弱积贫，动荡不宁，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三人均是十来岁的年纪。毛泽东立下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铮铮誓言；钱穆受梁启超影响，治史以回答“中国不亡”，后作为毕生的信念和追求；少年周恩来关于立命的问题，已经有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回答。比起革命伟人投笔从戎，投身实践，波澜壮阔，惊天动地，钱穆选择的是另外一条寂寞，孤独，少有人走的林间小路，他在小心翼翼的守护着民族的历史，守望着文化的复兴。论心不论迹，抛开政治立场，在文化历史方面，坚守也是一种革命。我想，他老人家看过了中国站起来，富起来，若是能看到现如今的文化自信，两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大放异彩，也会欣慰吧。在中华腾飞世界时，仰望星汉，这文化盛世，如您所愿。 治学至真至纯。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钱穆最喜欢的句子之一，也是他的人生写照。1895-1990，96载，耕耘讲坛整整75年。片段一：他总是在课程最后大声呼喊 “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中国是不会亡的”等等。片段二：一心学问求真，不愿曲学阿世，初登讲坛，初入职场，讲课“如登辩论场”——经常在课堂上反驳其他老师的观点，即使是名师大家，有如胡适。片段三：“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每次上课都需要在最大的教室，且场场爆满。有次教室挤得水泄不通，连通道都没有，学生就让钱穆踩着课桌，登上讲台。讲课一口极富特色的无锡官话（我为此特意找了个无锡主播听了听，应该和麻普戴老师是一个风格，哈哈）。片段四：杨绛回忆和钱穆同乘火车赴京。杨绛叹息：“这段路最乏味了。”钱穆说：“此古战场也，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然后性情所致，巴拉巴拉，引经据典，忆古思今，用历史给地理上了颜色。后来他研究日军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比对明代顾祖禹的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呈报给政府，又教给准备上前线作战的学生。片段五：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聘任时，钱穆说：“好吧，既然师生们如此厚爱，那我答应你，必要时我可以参加港大中文系的会议，但我一不任职，二不授课，三不受薪。”几番如此，性情纯然所致。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有人说他是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大师。1960年，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人文博士学位，颂词中说：“钱穆先生，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从为往圣继绝学这个角度看，他当之无愧。晚年钱穆说：“我本来没有什么梦想，只求有一家人、一间屋，读书终老，当个穷书生。没想到连这都成了奢望。”这不就是妥妥的文人风骨，二三人，素心事，纵情书海，寄意文史。 二、历史的态度和精神历史是我们的生命。以往从未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历史。生命是什么，过去现在未来，曾经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所有的一切构成了现在的自己，并决定着未来的走向。这当中大脑很重要，慢慢形成性格，品行，人格，独一无二；历史如此，中国历史如此，有其精神所在，文化所在，想到了遵义会议，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独立自主，摆脱苏联的干预，走中国自己的路；文化历史不也一样？需要独立自主。用西方的腔调，蹩脚的理论解释我们的历史，班门弄斧，贻笑大方。我们需要一套自己历史视角，历史观念，如此才能走向自信，走向成熟。 历史的生命特征。读历史，持久不变，传承下来的叫传统；革故鼎新，生长更新的叫生机。在持续中了解变化，在变化中把握持续。求其变，求其久，方能把握历史生命的特征。知道缘何而来，去往何方。 读历史的维度。散文，演义，小说，评论，正史野史，都看过一些，现在想来，不禁问自己一些问题。看的目的是什么？了解历史都了解了哪些方面？有什么用？或许书里的答案可供参考。从现实时代中找问题，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读史过程中，每每可以看到书友评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原来老祖宗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不就是现在的国际局势吗。”问题导向，寻寻觅觅，别有一番乐趣。 三、政治、经济、国防、教育、道德精神读中国的历史，要从古代中国的角度，如果用西方的框架体系就张冠李戴，鸡同鸭讲了。这样的水土不服带来的可能是历史虚无主义，无知无畏甚至崇洋媚外。 政治。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建立在道德和文化之上，是天下国家的概念。有别于西方的权利国家。 经济。国家的中心工作也并非是经济建设，无阶级之分，有品类之别，士农工商。个人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理想，耕读传家。 军事。主要就是和游牧民族的相爱相杀，军事服从于政治，决定于经济，从春秋的贵族兵到战国募兵制，汉朝义务兵，志愿兵，三国部曲兵，唐府兵制，唐末藩镇兵（军阀），宋募兵制（倒退），元部族制，明（卫所），清八旗+绿营，屯田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华夏的文明也借此传播。 教育。西方以基督教为行为意识的统一，中国同样具备这样的道统，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代中国推崇素质教育，教做人的道理，今天虽说知识教育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面，但以人为本始终是才是最核心的，开不开心，幸不幸福除了吃饱穿暖外，主要还得看人心如何。 道德精神。最后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它是一种道德的精神。通俗讲，叫自己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春秋时，叔孙穆子和范宣子谈论过关于人生不朽的话题，叔孙的观点是，“立德，立功，立言。”西方耶稣的信仰是“我们活在上帝的心里”，三立的背后，其实也是“我们活在别人的心里”。人心最大要求是“爱”和“敬”，实际上二即是一，爱的中间包有敬，敬的中间包有爱。人生的最高满足，并不是锦衣玉食的物质享受，而在享受到人心之爱与敬。一是人爱我，人敬我。又一是我爱人，我敬人。二者同样能使我们感到最高快乐和满足。这不是科学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仅是人的生活上一种实际经验，人人皆知，毫不用得辩论。 掩卷，酣畅淋漓之感。文化，人文化成；文明，情深文明。华夏文明关乎人，重乎情。尤其在国家危难之际，这样的精神更加熠熠生辉，一幕幕历史的片段萦绕眼前。孔子著《春秋》，史学始与宗教、贵族分离，万古长夜，明灯高悬；五四运动，沉睡多年的中华民族全面觉醒，马克思主义，举旗铸魂，凝心聚力；嘉兴红船，南昌起义，开天辟地，山河巨变，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书友讲，“读到一段喜欢的文字，犹如邂逅一个契合的灵魂，听了一段熨帖的心事，心里掉进了一个暖心的人。”这本书就是这种感觉，致敬先辈。

儒家对于钱先生而言，并不是一种历史上的陈迹，公供以客观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儒家是他终身尊奉的人生信仰；自少至老他都对儒家抱着深厚的感情。——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 　　《中国历史精神》来自于一九五一年钱穆给台北“国防部”高级军官组做的讲座，涵盖了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七个专题。 　　钱穆作为史学大家，这本书里历史自然是核心要讲的。相较于《国史大纲》，这本书的历史部分讲得更为概括、更为口语化。书名带了“精神”两个字，不管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国防、教育，这些专题还得总结、提炼到“精神”高度，说实话，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这本书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是“自秦而后，政府早由人民直接参加而组成，即政府也就是人民自己的”；讲历史上的经济，是“农、工、商生活有私家经济之凭藉，惟士则无恒产而有恒心。其精神所注在于‘道’，不在私人衣食”；讲历史上的教育，是“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中国任何一学者，几乎全是个教育家。尤其是儒家，尤其是孔子”……从这些内容来看，钱穆确实是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教育都尝试着提炼到“精神”高度了。 　　中国文人历来讲究“文以载道”，钱穆则是“史以载道”，而且是堂堂正正地以史来载道，还专门在书名上加了“精神”二字。因而这本讲历史的书最后说：“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是一种道德的精神”。 　　余英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悼念他的老师钱穆，题目是《钱穆与新儒家》。余文说“钱先生既以抉择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最后必然要归宿到儒家思想”。在山呼海啸的西学之风中，钱穆一直逆着潮流，固守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讲史来载他的儒家的“道”。相较于写书，讲座这种方式更能直抒胸臆，脱胎于讲座的这本书也更能体现钱穆的“史以载道”的治史之路。 　　七十年后的今天，通过后视镜去看钱穆这本书里的论断，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了。关于政治制度，《中国历史精神》旗帜鲜明地否认历史上的专制制度： 　　我要诚恳的请问诸位，究竟在历史上，有没有它真实的凭据呢？中国从秦始皇到清宣统，二千年来，是不是一种专制政治呢？你说是的。我却要问你，根据何在？你的根据自然应在历史上，但你读过了哪些史书吗？你所说的专制，是怎样的内容呢？中国一部二十四史，你在哪里寻出此“专制”二字来的呢？ 　　对于这样的论断，我虽然很不以为然，却也无法像钱穆说的那样从二十四史里找到“专制”两个字，所能做的就是直接跳过这段。当然了，不只是我，史学界专业学者们对此有不同见解的也大有人在，阎克步在《波峰与波谷》就曾提出不同的看法： 　　部分人不愿采用“专制”一词，是出于对祖宗的“温情和敬意”，但正如林达先生的《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一文所说：“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像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是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方应断然拒绝专制。从历史的比较和现实影响看，把传统中国政体称为“专制的”，由此与其他不同的政体区分开来，在研究上是比较便利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可惜因着资金的原因，和KMT结缘且越走越近，这次讲座也是因着台北“国防部”之邀作的。屁股决定脑袋，书里也就有了一些刻意为之的论断了。从这一点来说，那些因为“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而不喜欢《国史大纲》的读者，很有可能也不会喜欢这本书。

一个故事启迪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历史叫醒一个国家的一些人；一段路能够一学就会发现自身价值，一个国家从强大到逝去总会伴随一些已知的欲望。 历史书籍中朝代变迁，只要能够深入了解一些，就会时时刻刻提醒一下；不断学习不断改进，才能看清自身需要的部分。

读《中国历史精神》有感 《中国历史精神》是一本极具收获的著作。钱穆先生以拳拳爱国之心著述，怀揣着“中国人写的最后一本中国史书”的使命与情怀，其治学与立言的赤诚令人动容。 书中对中国历史、民族、文化的总结，尤其是对“人文教”“道”的阐释，让我深受启发。我认同钱穆先生对中华文化内核的提炼：中国文化的核心并非外在的“天道”，而是立足于人本身的“人道”，所谓“道”，本质是由人所创生、为人所践行的人文之道。中国人“头上三尺有神明”，其本质并非指向全知全能的人格神，而是内化于心的道德律；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的理念，更印证了中华文化的内倾性——一切答案皆向人自身寻求，神的意义在于其教化之用，而非实体存在。 基于此，我尤为认同“人文教”的概念：中国并非没有宗教，其宗教便是以“人”为核心的人文教，它内化于中国人的生命与血脉之中，故而难以用西方宗教学的范式与研究方法来框定和解读。 当然，对于书中涉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部分观点，我并不完全认同。钱穆先生身处特定的历史时代，其了解的社会必然受时代局限，若他能目睹今日中国之发展，或许会为国家的进步而欣慰（但是文化方面，一言难尽），也会为台湾的现状而感慨。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时代都难以绝对判定何种社会制度最优，因此对书中这类争议性内容，我们应秉持审慎、辩证的态度，理性看待。 总体而言，我坚信中华文化历经千年磨难而生生不息，其“人文”内核具有永恒的价值。世界的未来未必是某种单一意识形态的天下，但必然是人文精神彰显的世界，是中华文化的价值与智慧能够为人类文明提供重要启示的世界，中华文化终将证明其作为人类文明重要解决方案的生命力。

缺乏敬重的共同对象与中心。在银行服务的只知敬重行长，在医院只知敬重院长，社会自然会四分五裂，会引起派系争端。中国教育，教小孩子读书识字，教青年人谋求职业，不是在教整个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个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

钱穆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精神，从中国文化和延续中国文化的中国人身上探究。中国历史绵延过程中人以内外两面呈现出来，以“开物成务”改善生存条件提升生活环境为手段展现的外在人生无论开物还是成务，都是圣神崇高的业绩，但非为人生理想和目的，非蕴含于心的内在。文化人生在生存上有向往，有标准，才能进入人生的内在面，这在中国即为“道”。古今中外，如万里长城、金字塔、登月工程等伟大工程，属于开物成务。古人讲“正德”“利用”“厚生”，“正德”为目标。中国文化的“道”重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观。“文以载道”，即文以传人，作者与作品合二为一，是中国一等理想的文学与文学家。中国的画则是精神内向的体现，宋画达巅峰。中国的戏剧不重在描写人，重在描写人内在心情。中国文化内倾性，从理想上创造人，使人有理想、有意义、有道，即成为有理想与德行的人。《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着也。”“任”“清”“和”的个人与三德合一的孔圣，便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理想人物。中国文化大流本身是中国人，不论治乱兴亡，中国历史上一批批历史人物永远维持着文之道，这便是中国历史精神。

《中国历史精神》是钱穆先生1951年在台湾做的七次演讲，他以其渊博的史学涵养、敏锐的剖析能力分别讲述了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等七大板块内容，让读者得以窥得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奥含义，深入了解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精神，从而使国人认清其应背负的历史使命及努力方向。看似主题繁多，但却叙述清楚，条理分明。此书所收演讲距今已近70年，虽不是每一条每一句都已全然应验，然而钱老对政治、经济、教育等相关问题的把握入木三分，仍然令人万分敬佩。 突然想起《圣经•传道书》里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于人性，如此。于历史，亦如此。

中国历史精神：历史不是过去的事，是还活着的根 钱穆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950年代初，他刚到香港，在战火与迁徙的间隙里，面对一群同样失去故土的学生，讲“中国历史精神”。这不是一本系统性的史学专著，而是一系列讲座的整理稿。正因如此，它带着一种在场感——不只是一个人对着稿子念，而是一个人在用最后的时间，把认为最要紧的东西传递下去。 书里讨论的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精神”。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被一个更大的框架包裹着：为什么中国能够延续至今？在漫长的朝代更迭中，究竟是什么东西没有断裂？钱穆不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某一套制度或某一位君主，而是把它归因于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秩序——一种对“人如何在一起活下去”的持续思考。 “历史精神”这个词听起来抽象，但钱穆把它落得很具体。他讲“士”的精神，讲“家国一体”的观念，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这些词在今天已经被用得太熟，熟到失去了重量。但钱穆在讲它们的时候，是在一个具体的处境里讲的——那个处境是：中国刚经历过战乱，制度在重建，文化面临重新定位，而他所熟悉的那个大陆已经回不去了。在那种时刻，他依然认为这些“精神”是真实的、可以依靠的。这种信念，比任何理论都更难实践，也更有分量。 书里的文字是半文半白的，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干净。如果习惯了现代读物的直白和快速，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跟得上他的节奏，但那种缓慢本身就是一种提醒：历史不是用来快速翻阅的，它需要你停下来，想一想，再继续走。 合上书之后，有一个画面留了下来：一个人在异乡的讲台上，用一支粉笔，把几千年的脉络画在还残留着上一堂课痕迹的黑板上。他写下的那些字，不是史料，而是一种可以移动的根系——当土地被拿走的时候，它依然可以通过文字和讲述重新生长。而《中国历史精神》，就是他在离开故土后，依然能够递到别人手里的那根根。

本书以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人物等全面讲解分析中国之历史。 钱穆先生一再强调要有文化自信，但太过理想化和时代局限性，读此书一定要考虑到作者身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 预见中国之政治绝不是欧美式政治，苏俄式政治，应当是配合国情，走出自己的一条政治之路，当今中国何尝不是，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多次提及中国共产党，内容就不在这里细说了，但此书能在大陆出版，何尝不也是一种言论自由 国防历史这一章，也提及“弱宋”，钱穆先生也认为宋其实并不弱，相比较汉唐来说，宋面对的对外压力是成倍的增长，而且还失去了燕云十六州等地，更无地可养马，但就是这样，也能在辽，夏，金，蒙古等多方势力下，延续了三百年，比之汉唐国祚，宋更胜一筹，面对蒙古横扫欧亚的铁骑，硬抗几十年，也只有中国，这就是钱穆先生所想表达的，中国才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战斗民族，从古至今从未变过。 引用钱穆先生文中一段话“我们胜到了，能适可而止；失败了，能不屈不挠，再图复兴。这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智能用在胜利时，情感能用在失败时。所谓“胜不骄，败不馁”，这是一种最好的国防心理，亦是一种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中国民族能维持这几千年，决不是偶然。”我是非常赞同这段话的 钱穆先生先生再谈中国教育时，让我想起之前有人说起过，在中国读书不教人赚钱，我就在想读书难道只是为了一身铜臭味吗？正如几十年前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教育缺乏信仰，一个正道的信仰，共同敬重的道，整个人生的道。 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就是道德的精神，最后也就是中国的历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