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史学名著》是钱宾四先生于一九七〇年为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所开中国史学名著课程之全年讲堂实录。每讲举出历代有关史学之代表著作一二种，标为讲题，详细讲述，凡二十余讲，旨在指引学生研究史学之门径。书中分别介绍了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史通，通典，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文献通考，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文史通义等重要史学必读书目。分别从各书版本区别、源流考证与阅读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讲解，是一部重要的史学入门书籍。 通过这本书让我们近距离了解了钱先生博士课程的风采。钱先生是中国近代难得的史学大家，我前面略读过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当时就感觉钱先生学识渊博，于各朝代政治制度之传承变化优劣信手拈来，谈笑间就指点了千年江山，功力非同一般。按照钱先生的说法，读一本书，首要就是要读书后的作者，要了解作者的经历和学术思想，这让我甚受启发，也为我今后读书指明了一个方向。那就从了解钱穆先生开始吧。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鑅[héng]，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未学斋主，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祖籍浙江临安，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监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钱穆毕生致力于国学研究，创新地从史学的角度去考察、探索中国经学的渊源和治经方法，为后世的经学研究拓展了思想，开辟了路径；他主张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提出了主、客统一、融铸一炉的治史主张；他注重朱子学的研究，推动朱熹及理学思想研究创新；对诸子学的历史贯通作了深入分析，强调学术统一与政治统一相一致。他对中国文化的演进阶段和发展方向作了论述，揭示了民族文化的主要特质和基本精神，并通过创办新亚书院，形成独特的教育办学理念，从而发扬了中国文化，并为之寻求出路。钱穆著作等身，涵盖了经学、史学、文学、理学、诸子学等文化精义，共达70余种，1700万字，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摘引自头条搜索） 我觉得钱先生《中国史学名著》这个讲义，是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出先生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的思想的。我本人才学不高，见识不够，谨谈一下我读这本书的几个感受和收获。 第一个我上面已经写了，就是读一本书首先要了解这本书的作者。因为文字是死的，思想是活的。书里要表达的其实是作者的所思所想，这也给我今后的读书方法指出了一个光明途径。 第二个不要人云亦云，要看原著。很多流行的说法是以讹传讹，无论我们是做学问也好，还是仅为消谴也罢，看过一种说法之后，一定要找其依据。久而久之，我们积累必厚，收获必大。 第三个读书要通，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要广泛地深入地读进去，不要仅浅尝辄止之后就自诩为专家，懂了，通了，差得远呢，老老实实地多读多看多思多想，久而久之，自然会由博约专。 第四个格局要大，不能仅于历史看历史，要站在更宏大的视觉下思考这个世界。仰望宇宙之大，方可俯查粒子之微，这不仅于读书，于工作于人生亦是如此。 第五个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果我们要批评它，首先要了解他，要追源溯流，找到根基，了解传承。只有在通了懂了之后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否则就会贻笑大方。 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这些，这本书有时间我还会二刷三刷，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本书是钱穆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台湾为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所开课程的讲稿集结。书中以时间先后顺序列举了中国历代史学名著，以点带面，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不同体例史书的特点，并探讨了如何评价传统史学著作，以及抱着什么心态来阅读等问题。可以说，虽然本书原先针对的对象是历史科班的研究人员，但书中对以往史学名著的评价，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概括，以及对中国历史所秉持的态度，对于爱好历史的普通读者也一样很有借鉴价值。 这本书的作者，刚才提到，就是钱穆先生，他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出生于20世纪初的江南乡村，依靠自学，从乡村小学教师，到中学教师，再到大学讲师，最后成为北大教授，名震一时，可以说是自学成才铸就辉煌的典范。 他生逢一个新旧交汇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国运衰落，在国际上被列强欺凌，在国内也是积贫积弱，动荡不安。这种形势下，很多人就想从历史当中找到原因，所以当时对传统历史的批判和质疑成为主流，但是钱穆先生尽管也经历了西方思想的熏陶洗礼，但始终高举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旗，倡导中国人要对本国历史抱有温情和敬意，而不是偏激的否定，更不能落入历史虚无主义。他一生著作极多，而且作品均有着极为浓厚的中国情怀，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本书中，钱穆先生以时间顺序，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名著进行了列举和分析，其中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帮助我们厘清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大致脉络，明确各个发展阶段；第二，是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著作的体例和分类，明确不同体例的特点所在；第三，是探讨如何评价和选择史学著作，以及读史对我们有何意义。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史学的发展史。钱老在书中，把中国史学的发展，根据年代先后，分成了5个阶段，我们来一个个看。 第一阶段，是从上古的商周时代，一直到汉初，这是中国历史的发端时期，也是史学的萌芽期。中国最古老的史书是什么？在本书里面，钱老举的第一本就是《尚书》，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著作，也是留存到现在的最古老的书。尚书的尚，和上下的上同义，所以尚书也就是上古之书，它记载的是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的宫廷事迹和君臣言论。夏商周三代我们都知道，那“虞”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舜帝时代，那已经是五帝时代的事了，所以尚书可以说是五帝三代之书，它记载的史料，最早可以推到距今四千多年前，那是相当古老了。但是尚书称为书而不称为史，这是为什么？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中国古籍的归类法，一般分四大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其中经是儒家经典，史是史书，子是诸子百家著作，集是文集。尚书既然是历史文献，应该归到史类，可实际上却归到经类，而且还是五经之一，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这又是为什么？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尚书成书的年代还没有独立的史学概念和分类，史学是包括在经学之内的。直到太史公作《史记》，史学才逐步获得独立的地位，而四部分类的正式形成，还要在此之后了。所以我们说这个阶段是中国史学从无到有逐步形成的发端时期。 而且，这个时期也是史学大发展的时代，有很多影响以后史学的创举，新的体例的出现，都是源于这个时代。比如尚书之后，孔子作《春秋》，开编年史的先河。春秋又有三传，还有《国语》《国策》，也就是《战国策》都是响当当的名著。到了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了后世正史的范例。所以钱老说了，这个阶段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我们要读史，这个时期的史学名著是不能忽略的。 第二阶段，是东汉末年到唐初这段时期。从钱老的划分也可以发现，他对史学史的阶段，其实没有和普通朝代史齐平。比如第一阶段把汉朝的初期也列了进去，而第二阶段直接从汉末开始，这是因为汉朝中期社会比较平稳，史学的发展也没有太大的起伏和重要节点。而从汉末到唐初，经历了三国两晋、五胡乱华、南北朝时期，从历史上来看，是一个衰世乱世，却是史学大发展的繁盛时期。 回想第一阶段，其实也是在春秋战国的乱世。那是不是说时代衰，史学就会盛呢？这其实不是没有道理。举个例子，就好像每次金融危机的时候，有关经济和金融的书就会卖得特别好一样。时代衰落，大家就会想要找出问题，找到出路，到哪里找呢？自然是到历史里去找，所以史学就会盛。这个阶段，也是史学逐渐成型、形成独立分类的时期，刚才提到的四部分类，就是在东晋时期初具雏形，一直到《隋书·经籍志》中，才正式以经史子集的形式出现。其中史部所收的，除了正史以外，还分十三类，共有史书八百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史学不仅有了独立的分野，数量上也有爆发，这就是当时史学的盛况了。但是钱老也说了，这个阶段的史学虽然繁盛，但是并没有太大创举，对后世也没有太大贡献，这是一个遗憾。 接下来的第三阶段，是宋代到元初。我们说宋代，感觉还是大一统的朝代，唐宋元明清嘛。但实际上有宋一代并没有真正达成统一，北方开始有辽，后来有金，还有西夏，实际上也是一个分裂的衰世，但是这个时期也有史学的复兴。 首先要提的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这是唐代以后的正史当中，唯一一部私人修订，而不是官修，也就是政府修订的著作。从这点也能看出来当时民间史学风气之盛了。之后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也是直到现在仍然广受赞誉的史学名著。后世的史学家，经常以两司马并称，一是司马迁，另一个就是司马光。此外还有袁枢根据资治通鉴重新编辑而成的《通鉴纪事本末》，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而且中国史书中很重要的另一个体例，也就是记载典章制度沿革的“三通”中，除了《通典》写于唐代，其他两本，南宋郑樵所著的《通志》，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到了第四阶段，就是明清时期了。这个时期，中国重新回到大一统，但是史学却衰落了，很耐人寻味。这本书里，明朝一代，也没列出什么有名的史学著作，只是列了《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这两本勉强归到学术史里的著作，还有一本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是文学史兼史学史，算是矮子里面挑高个。到了清朝，本来也有新史学的曙光出现，可惜被满清政府的高压政策扼杀，结果史学发展不理想，只有乾嘉考证学可以一说。但钱老实在是看不起这个学派，认为这只是故纸堆里的学问，对现实产生不了影响的史学，也就是死学问了。 当然，还有第五阶段，就是清末民初到新中国建立了，也就是我们如今说的近代。这在中华民族，又是苦难多事之秋，也是有大转变的时代。照道理，这又是一个史学兴起的契机。可惜钱老认为这一阶段的史学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为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时代对传统历史和学说的质疑和批判成为主流，做历史研究的人争相引进西方的史学方法，却割裂了自己的历史传承。到头来，西方的那一套没学全，自己的传统又丢了，结果就是“不学无术”。 以上我们回顾了中国史学兴起、兴盛、再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并历数了各个阶段的史学代表著作。 第二部分 讲完发展史，我们接着来看看在这漫长的时间中，中国史学产生了哪些体例和类别，它们的特点又各自是什么。钱老在本书中认为，说到史学著作的体例体裁，最常用的划分就是看它记录的是什么。是历史上的事件，还是历史人物，又或者是人物说过的话。这三者，分别可以称为记事、记人和记言。我们之前提到的中国最古老的史学著作《尚书》，主要就是记言体，记录的是当时的臣下所记录的君王言论，放到现在，大概算是领导的讲话纪要。 尚书中也有很多对古代事迹的追述，一共讲了虞夏商周四代，但根据钱老的考证，在周朝以前的尚书篇幅，其实多数是后人的伪作，尚书中真正可信的，大概只有《西周书》。它的体例主要是记言，当然记言的过程中多少也要记一点事，所以算是记言兼记事体。这种体例的著作，还有后来的《国语》《战国策》，比如我们中学课本里收录的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一段段对话串起的一个故事。这种体例，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独创，在外国的史书里是找不到的。这其中反映的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特点，不仅看重事，而且看重言论。 第二种体例是由孔子开创的，也就是他所编写的《春秋》。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正式的历史书。《尚书》虽然有记载历史，但怎么看也是当时的政府公文之类，并不是专为写史作的，但是《春秋》确实是正儿八经的历史记载。它当然属于记事的，但是记述的方式有自己的特色。书名春秋，也就是代表一年嘛，我们现在也会说“经历不知几个春秋”。所以《春秋》中的记事，是一年一年按着时间顺序记录。这种体例，就叫做“编年体”。 这种体例有什么好处？其实显而易见，这样逐年编下来，历史就会显得有连贯性而没有遗漏。在春秋以后，中国不断有编年体的史书问世。虽然《二十四史》的正史用的不是编年体，但是一直没有很大的间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编年体。时至今日，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有春秋以下，资治通鉴记录开始以前的七八十年时间没编上。这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中国才有。所以我们才能说，中国历史传承至今不断。 第三种常用体例，那自然是记人的了，也就是“纪传体”，其中的代表作，首推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创举。自《史记》开先河以来，二十四史都是采用纪传体的编撰方式。那么，为什么写史要以人为中心？其实这不正表明中国古人已经意识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是人，人才是历史的中心，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吗？这种以人为本的史学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就已经具有，从中真可见他的伟大之处。 以人为中心写史，也可以避免记述时过于重视事而忽略了人。比如商朝末年，有伯夷叔齐，他们两人有什么事迹呢？武王伐纣的时候，他们去拦武王的军队，劝武王不要以下犯上，结果没拦成。到后来武王灭商，他俩不愿意吃周朝的饭，跑到首阳山上饿死了。这么小的事迹，放到兴周灭商的大潮流里，实在没什么大不了。可司马迁欣赏他们的气节，专为他们写了伯夷列传。 而且《史记》里的人物，也绝不仅仅是什么帝王将相，还有比如庄子韩飞列传里的思想家，又比如刺客列传里的刺客侠士，再到货殖列传里的大商人等等。所以《史记》实在是一部不管历史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应该一读的书。除了纪传体的特点，《史记》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连贯各个朝代，从古一直写到今，这叫做通史。《史记》从三皇五帝，一直写到司马迁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通史。《史记》以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都是只写一个朝代，也就是所谓断代史。如此说来，史记作为纪传体通史，也是空前绝后了。 编年体和纪传体，可以说是中国史书的两大体例。它们的优点长处，刚才都已经说了，但也有各自的一些缺点。比如清代四库全书的提要里就说，纪传体史书，一件事如果牵涉到几个人，那几篇传里都会读到，结果分不清主次；编年体呢，一件事情如果时间跨度比较长，一年里讲不完，那就得跨着好几卷来读，首尾难顾。这就像一些连续剧一个星期出一集，结果看新一集的时候，上星期的内容都快忘了。那么，有没有办法来弥补这两者的缺陷呢？ 有人就创出了一种新的体例，叫做“纪事本末体”。它也是记事，但是不像编年体那样按年分，而是按照事情分，把一件历史事件，从头到尾记录下来，这样前因后果清清楚楚。开这一体例先河的，是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是把《资治通鉴》的内容按照各个事件重新编排而来的。这种体例，好处自然很明显，叙述脉络清晰，因果明确。而且钱老也提到，西方史学，其实主要采取的就是类似纪事本末体。所以清朝到民国以来，这种体例那是备受推崇。 但是钱老也说了，这种体例也一样有自己的缺点，那就是只见变动纷乱，不见平稳治世。他以通鉴纪事本末为例，里面说到汉朝，都有什么事呢？汉高祖灭楚，对匈奴的战争与和亲，吕氏叛乱，七国之乱，好像都是打来打去，可是文景之治，他却没有包括。这也可以理解，你要记录历史大事件，那大家打来打去那看起来就是大事。就好像报纸上记载的，大多也是这种事情，哪里地震台风了，哪里枪击案了，哪里打仗了。如果大家太平过日子，那就不是新闻，报上也不会登。 但是用这种方式写历史，就会很浅薄，只讲变乱，不讲安定，只注重外在的变化，但是忽略了内在的原因，更忽略了很多只因为不包含在大事件中，但实际对历史很重要的人和事。所以钱老虽然肯定纪事本末是一种新的体例，有它的优点，但对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的评价是不高的，远远不能和《史记》《资治通鉴》相比。 上面说了这些体例，其实变来变去，仍然不脱记言、记事、记人的范畴，那中国历史当中还有没有记录别的呢？钱老说，也是有的，那就是另一大类的体例，历史上称为“政书”。这里说的是政治的政。它记载什么呢？主要是政治制度和各种典章。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历史的传承性，并不是仅仅说你有几部史书，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传承和沿革。每个朝代的制度都不是凭空建立的，都是有前朝的基础，但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自己的变化。如果没有对政治制度的记录，那这一切也无从谈起。 史记里面也有记录典章制度，但真正开辟这个专门体例的，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他之后，又有宋代郑樵的《通志》和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起来叫三通。后来明清两朝，又有人依着这三本书，又续编了好几本《续通志》《续通考》什么的，合起来一共有十通。这十部书，等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史学疆界，其中《通志》的叙述范围，甚至还超出了制度史的范畴，把天文地理、昆虫草木等都收了进来，简直就是一部社会百科史了。这其中，也可以见出传统史学史料的丰富多彩，绝不仅仅专注于帝王家事。 以上是对史学体例的一些划分，由此我们知道了中国史学著作的主要体例有记言体、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和政书等。 第三部分 通过前两部分的介绍，我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的体例分类有了基本的认识，也了解了各个时期和不同体例中的代表著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么多的著作，我们怎么去选择对自己有价值的呢？这也就是如何评价史学著作，以及读史对我们有何意义的问题。 钱老的讲课当然是针对历史专业博士的，他们要读的著作和普通读者不同。但是钱老也认为，有不少史学名著，是大家都应该去读读的。要是他开一张必读书目，会包括哪些书呢？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些著作是不是具有开创性，可以开一时风气之先，甚至引领时代。 比如《春秋》开创了编年史体例，那要了解秦以前的历史，春秋是必读的。但春秋的笔法太简练，普通读者看起来困难。好在后来又有人为春秋的记载进行补充和解释，传到现在的有公羊谷梁左丘明三家，这就是春秋三传。其中左传尤其受到推崇。在这之后，司马迁的《史记》开了纪传体的先河，又位列二十四史之首，那当然是大大的必读。班固的《汉书》则是第一本断代史，也有他的地位。加上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在二十四史中属于应该先读的，至于之后的，如果时间精力不允许，可以先不读。 到了唐朝，杜佑的《通典》是第一部政书体例，如果要研究政治制度，那就不得不读。再下来宋代，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春秋左传以来最成功的一部编年通史，也是不得了的著作。至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实是照抄司马光的，不过把材料重新编排组织而已，作为新体例有参考价值，但历史价值就差得远了。 至于明清两代，可以拎出来讲的史学名著就乏善可陈了。比较有创见的，大概就算章实斋的《文史通义》这部文学兼史学史，这本书里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认为经学作为古代的官方文献资料，也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这一点钱老也是十分赞同的，这也是他把《尚书》《春秋》列入史学名著的理由。 除了开创性，钱老还比较注重的是史学著作的境界。说境界比较玄，直观说就是写史之人的资质问题。这方面钱老引用的是唐代刘知几提出的史学三长论。这个刘知几不算大史学家，但他有一部《史通》流传后世，是专门评点各种史书长短的，按现在说法，是一本史学评论。他说，一个合格的史学家，要有三种长处，分别是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是指这方面的才能，算是一种天赋；史学，则是你历史方面的学问，看过多少史书；至于史识，指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三种本领，一个难过一个，只有三者兼备，才能写出好的历史著作。 举例来说，比如梁启超，钱老认为他是有史才的，几本著作，写得都可以算好，但是他史学是不足的，否则也不至于说出二十四史非史这番话。但这也情有可原，毕竟梁启超一辈子太忙，实在没时间钻研历史。又说到史识，钱老认为提出这三长论的刘知几自己就没有史识。他评点历史著作，只不过从文法笔法之类的小处去批评，但实际缺乏对历史的见识和对历史精神的把握。比如他对班固的《汉书》评价比司马迁的《史记》高，因为汉书的材料更加细致，写作格式更加规范。但是如果要说史学精神，说材料后面表达的重视人的精神，班固能和司马迁比吗？差得远了！这就是史识的不同。我们自己不写历史，不用拿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但作为选择历史读物的标准，也是合适的。 那么，这些史学名著，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四个字：继往开来。不继往又如何开来？钱老讲到民国以来史学的凋零，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传统和历史的偏激否定，一棍子打死。说到中国历史，那就是几千年封建专制，说到中国史学，那就是帝王家谱。似乎只有照搬西方史学才是出路。但是说这话的人，其实自己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也没看过多少史书。别的不说，光看《史记》，就已经不止帝王将相了。如果说要研究古代政治、社会、经济，史料也很多，杜佑《通典》里一上来就讲货殖，也就是现在说的经济。你要说中国历史没有政治经济史，那其实也是无知。至于片面推崇西方史学，更是忘记了，其实从体例的丰富全面，记述的连贯性来看，中国都要超过西方。 确实，今天我们需要新的史学，但新史学不是无中生有的，它需要建立在原有基础上，把自己以前的历史和传统都腰斩了，还妄想能够凭空建立更优秀的史学，这种想法是幼稚可笑的。这是钱老在本书中不厌其烦诉说的道理。其实这道理，又岂是仅仅针对历史和史学研究呢？这就是本书对我们的最大意义所在。 转自得到听书

这是我第一本认真读过去的钱穆先生的书。之前的也看，但繁体字总归不方便，加上囫囵吞枣追求速度，所看的书都不过过眼云烟，虽然大致知道意思，但吸收度极差，现在打算将年初度过的几本先生的书重新好好读一遍。 先生一直满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信心，这份信心不仅来源于丰厚的底蕴与历史，还来源于坚信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还要从过去的历史中探寻。 而关于治史的方法，先生主张文学，史学，哲学都应该通读这些书才好。研究一本书也要了解背后的人才好。文和献都是必不可少。一个想要治史的人，需要有才气，有眼光，有耐心，花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去探讨一个问题，本应是学者的分内之事。先生的思想与态度，对我们后人不可谓不是一直鼓励与鞭策。我们的历史怎样传承，我们的未来如何把握，前人的二十四史等史书已经做出典范，而我们这一代也有我们的任务，能为当下做些什么，能给后世留下什么，这都是我们应当考虑的事。 最后，附一段非常喜欢的先生的话： “大家只是跟在人家後面在那裏閧。今天我們的學術界，遂成了一閧之市。我們眞要講學問，須能避開此一閧之市。關著門，獨自尋求，別有會心，才能成一家言，有創造。縱不說是科學方法，也是做學問一正法。耐得寂寞，才可做一人物。太愛熱鬧是不成的。其實做學問也不覺寂寞，如從周公、孔子直看到司馬遷，乃至章實齋，尙友古人，轉益多師，更何寂寞之有？”

本书成于钱先生为历史系博士生讲课之录音整理稿。 因录音整理成书，所以全书用语亲切随和，讲课过程中不时吐露自己治学经验及对后生之殷殷教诲。钱先生对中华文化之温情与敬意，于此可见一斑。 同样因录音成书，所以不免有啰嗦重复、引据失当，或评论过激之处。 然本书终是指示门径、有益初学之作。试列举本书优点者三： 一、从尚书春秋史记直至文史通义，本书以时代为次，列举了中国古代重要史籍。且并非是一贯地重二十四史而轻其他史书。本书抉择以史学发展为主线，所列之书都是其时代史学之特出或新变。 二、本书从前到后一再强调对史书不要只是当材料去看，要看到其书背后之人。每一书背后必有一人之学问一人之心血一人之精神，如果只将书当作材料而忽视背后之人，则势必难以体悟每一文字所承载之用意之才情之心力。 三、学问应贯通，尤其是古典学术。文史哲之分科，是近代工业化之后产物。书中一再举《论语》为例，以当前学术体系来看，《论语》非文非史，只有哲学专业才多留心于此。但应知中国古学没有现今各门分科，凡涉足中国古学，都当研读《论语》。更进一步，凡心中有对于自我之疑问，对于民族之疑问，对于历史之疑问者，也应当研读《论语》。书中又强调治史学也应有经学、理学等功底，通而后专，都是先生治学实践经验之谈。 又，凡书不可能皆好，当也有缺陷。本篇开头即已有所交代。此外，钱先生书中议论，部分切合当时实际；也有部分，因其身份所限，不免让人觉得荒诞。应辩证看待，方探本书恉要。 【另：微信读书因为繁体竖排转化问题，错讹满纸。又有部分引文断句不当。阅读时需多加警惕～

本书是钱穆先生给历史系博土生上课的讲义成书，谆谆教诲，对学生颇多期望。择取史书多为读者耳熟能详的著作，看重于史书而不限于史书，引导学生去发现作者于治书的想法，将著书这一辛勤的行为置于社会大环境之中，考察作者的出身、经历、思想，其侧重的史料，作者是否精于经学，也就是世界观是否宏大，将史书周边的事摊开了讲。著史以传后世，作史以为今用，阅后对我国古代史家另有一番认知。

本书是作者1970-1971年间在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博士班学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名著”这一课程一学年的随堂笔记（讲义）。从其核心要义上来说，作者在这部书中反复强调做学问最重要的几个点，首先是要会通，然后由博返约。他说，如果一个做学问的人一开始就把自己关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那么正如坐井观天，见到的和做出来的肯定不会是什么大学问。他举例说，在古代，经史是不分的，你不能说现在你是学史学的，就不去过问经学，那你的研究是要大打折扣的。因此学史学要稍通经学。那么，怎么做到会通呢？作者认为首先要多读书，读书多了，自然能在大处归纳会通。这就叫由博返约。但作者又认为，读书不是翻材料，作者反对现代人写论文把书都当材料来看待，作者认为内容和材料是两码事。读书，就应该一本一本熟读，读透，而不只是翻书找材料。读书，不仅是通过书中的内容来读出书中的真知识（历史），更是通过认识此书的作者来读出作者通过知识（历史）传达出的精神。即，读书，一要熟读，能对材料内容进行辨伪，二要了解作者其人。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等你书读熟了之后，不要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这里作者要求大家学习孔夫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先要去理解写书的人所要表达的思想。你要先去关注写书的这个人。用作者的话说，即是能看到历史里边的人，才能看到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书，尤其是史书，只是历史的遗骸，书背后写书的那个人，才是书的灵魂。如果仅仅是看重历史中的一堆堆史书，而不去认识和关注历史上的一个个人，那么就是只看到了历史的遗骸而看不到历史的灵魂。因此，关注写书的人，才能体味其写书背后所要表达的精神思想。作者举例说，譬如一部史记，为什么读起来总是活的，是因为背后有个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读其书，更要知其人。我们做学问是要了解作者的想法，不是要去批评作者。而是一层一层去理解各个作者想表达的是什么。这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尚友古人，转益多师。那么，做学问，怎么会感受寂寞呢？

钱老先生的课堂讲义，序中已明言前后内容反复之处不少，实际读下来也确实如此。总体而言，钱老先生通过反复强调，将自己的治史观、为学时的学史观、以及对中华历史的深沉热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供学习品鉴之处甚多。当然，其中有些观点难以苟同，总归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打分80分 本书是11-12月在风入松书店几次看完的，是钱穆在1969-1971年一年还是两年在台湾把给学生讲课内容汇聚成的文字讲义。 本书讲了从先秦时期到清朝的不同朝代比较出名的史学著作，并且对于著作和历史研究提出了个人的分析和好坏评价。 本书陆续介绍分析了《尚书》《春秋》《左传》《穀梁传》《公羊传》《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新旧《唐书》《水经注》《高僧传》《世说新语》《史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文史通义》。 钱穆虽然建国前去了香港，后来退居台湾，但是他对于历史，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认可度是很高的，也是受过传统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大家，这个文化自信心是值得学习的。 他提到了战国时期叔孙豹评判人物标准的“立德立功立言”三项，并以此分析了相关人物，这也是后世儒家思想比较推崇的评判标准，比如王阳明，大家认为他是三项都做到了。 他对于历史创作者的写作深度或者内容，分为了写史，考史，评史。好像也提到了才，学，识来评价历史学家的水平高低。 他还提到了很多推荐学生的研究方向和应该学习的研究态度。他建议学生不要只是简单收集材料去写史，这样的历史学家不够深度，更推荐达到评史的水平和能力，对于历史有个评判和更大局观的认知。他认为梁启超才学不够，但是见识较好。 他认为认知格局很重要，不能为了写史而写，而是像《春秋》一字寓褒贬，从一个字可以看到作者和儒家主流的评判人物标准，可以看到价值观和历史研究者的态度，是有更宏大史观的立场来写。他感慨现在历史家是收集材料写史，不像之前名著可以有社会教化作用的，反对只是收集材料写史，而不涉及个人的历史观念和分析儒评史。 他认为《尚书》是战国时代的伪书，里面涉及历史内容的部分是《西周书》，认为是记言为主的。《论语》虽然是语录体，但是也是历史著作的重要体现，也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 另外《春秋》和《左传》《穀梁传》《公羊传》是编年体裁的好像，里面涉及了儒家的很多评判标准，而《左传》偏重于讲事，写事比较好具体，另外两本偏重于讲义，就是道德的高度分析事件人物的做法是否符合大义。 然后，经典的代表作《史记》是纪传体通史，是人物为主的记述，是私人记述的历史，“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启了后续纪传体通史的编撰体例，而且司马迁的历史观比较宏大，比后世仿照纪传体通史的作者们更牛，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写出了《游侠列传》《货值列传》，因为当时游侠盛行于西汉前期，经济方面在独尊儒术之前也没有那么抑制商业发展，所以还为大商人列传记述了。 《汉书》开始就是官修正史了，仿照的《史记》，而且是断代史书了，下个王朝写上个王朝，形成了后面所谓的“二十四史”，但是最后民国没有大历史学家可以承担写《清史》的能力了，虽然有人编，但是错误多，水平也不如历史上编写的正史了。 然后还有分析了尚书春秋到史记差了千年，史记到隋唐又差了千年，分析了这几个历史节点的作品为啥影响很大的原因，分析了东汉经学到隋初的很长时期没有史学名著的原因。 然后分析了朝代越一般，反而历史作品比较多的原因，比如尚书春秋是在朝局不稳时期写的，而和平发展时期反而好作品没有，比如唐朝比宋朝更牛，但是唐朝历史研究不如宋朝，明朝清朝也是如此。 《资治通鉴》是编年的，而且历史跨度是从战国到五代的，影响也很大，也不同于之前的体裁。另外，延伸出的《通鉴纪事本末》是偏重于记事的，也是不同于之前的史书体裁的。 另外，他对于每本名著都分析了好的地方，开创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也讲了三通，和后续的九通，十通，这些著作是讲的政治制度为主的作品，汇集了某一制度官制的历史渊源，演变。 另外，后面部分钱穆还讲到了讲史学历史的作品，史学史，比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就是讲的一朝代的经学理学史，涉及了很多文人理学家的评传，也能窥测一朝代的思想流变和文人关注点。 总体来说，本书可以让你对历史研究的历史作品有个了解，虽然可能看不完这么多的作品，但是可以大概了解这本史书讲啥了，比之前作品的开创性在哪里，写的好的，不好的又是哪里有个大概了解，喜欢历史的可以看一下。

《中国史学名著》——钱穆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果按照史学名著的分类，作者将其分为了五个时期的五大类：一是上古到汉，代表作有《春秋》；二是东汉末到唐初，代表作有《隋书》；三是宋代到元初，代表作有《资治通鉴》；四是明清时期，代表作有《明儒学案》；五是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质疑和批判成为主流。 此外，中国史学名著还包括了记言、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政书、通史和断代史这七个体例和类别。结合这些名著类别，作者在推荐读书目录的时候，主要给出了两个标准：一是看开创性，一是看史学著作者的境界。

也算得是新年第一本了，其实读完好几天了，碍于最近在做点生计的工作以及在学视频剪辑，以及不知道怎么去评述此书，倒也不是说不敢不可以，只要你写了，我作为读者，说你几句也是无可厚非，哈哈哈哈哈哈哈，毕竟也可以是为“我”写的。 还是不知道怎么评价，简单说来，依旧是书如其名，作者1973年最早出版此书。内容是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给博士生讲中国史学名著的课堂笔记。内容自然也是比较精简，然而大受裨益，很多思想发生了翻天的变化，也觉得应该尊钱先生为师，钱先生逝去时1990，满怀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责任和对后生的殷切希望。而我当时还没有出生，然而著作等身，一生奋笔上千万字，也是留下无数的财富。 钱先生1977年因病双目失明，而后也是笔耕不辍，教书育人，佳作频出果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呀。吾辈楷模。 希望以后可以多读先生的文字。切记先生殷实的期望。 “一代儒宗八方共仰，两岸学子四海同悲” 至于关于其中历史内容，也不敢大话说读懂多少，其中深意，自然要反复咀嚼，只是全篇是繁体，刚开始时，还有不适，好在也是基本认识，就是读起来要更慢很多。 以免没有内容，还是很想摘抄下此书的目录，也就是作者认为的伟大史学名著。中国文化精华之精华之精华。 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史通，通典，新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文献通考，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文史通义。 这就是中国之所以构成中国文化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