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

五十年代的场景扑面而来，那方言土语充满了乡土气息，那种鲜活就像听着自己乡村的人说话，合作社的运动下各种人的心态俱现，的确农民关心自己的前途，担心合作社搞不好，还表现有些农民的自私以及狭隘与没有远见的个性，这些人的言与行也是活脱脱的破书而出。其实当时搞合作社，搞大集体搞集体经济，后来改革开放又分田单干，对合作社的反思，读读这本书，会让人反过来看历史，也会让人感触良多。历史证明社会制度的选择只是历史上的一种需要而已，并非有什么根据与强制！只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而已，当然也许也有历史的必然，天下大势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自己生在农村，又在农村长大，对农村可谓熟悉又亲切，很多人风土人情也是身居其中，但是自己不过是浮于表面，后面读书考学离开农村，但自己的根毕竟还是在农村，读下这种书会加深对农村的理解，让自己也真正地全方位体验一番农村的人情世故，增强自己对农村深入的本质的理解。 陈先晋一家人入社时，陈先晋的思后想后，以及女婿子女的规劝，既详细生动又各具性格！ 在农村实行农业合作社的这个背景下，刘雨生这个干部真的比较冷静，有主心骨，而且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又有工作方法，因而很得群众喜欢。而谢庆元这种人情绪化，太自我，注定很难讨人喜欢！李月辉主席性格好，人睿智稳重，工作能力高，有些水平，工作也让人服气。还有邓秀梅的党性强，工作投入，生活俭朴。还有盛淑君这个妹子，真真真性情妹子，乐观开朗爱笑又能干，让人喜爱。这几个人塑造得生动形象，有血有肉，很多工作上的难题也是怎么来解决，也让人受益！ 情节也是在人的各种思想的冲突中演进，所以人物比较丰满，还是比较好看的。 第三十二至三十六章，竞赛、女将、烂秧、大闹、纠葛是小说的高潮，真是高潮叠起，情节自动推进，直接把你带入了现场，看得你情不自禁，无法自抑，拍案叫好！ 作者对张桂贞偏爱有加，这么个秀气又爱干净的女子，作者先抑后扬，也是有血有肉，让人怜爱！ 桂满姑娘吃醋，向谢庆元大吵，那是真刀真枪呀，害得谢庆元吃水蟒藤差点送名，这本小说也蛮真实，几乎见肉！ 第四十三章插秧充满了劳动的快乐，有一种美好在田间流动，五十年代是单纯而明朗的年代！ 原来总是觉得五十年代的小说会太土、太落伍，哪知读起来那么鲜活、那么生动，生活气息扑面，而且人也是积极向上，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快乐，让你觉得人生的美好，就是那环境与景物也会让你陶醉！ 这本小说读起来的确让人蛮感动的，甚至有点心花怒放，仿佛一颗心回到了五十年代那个清溪乡，仿佛跟那群农村的人在一起，同喜同乐又同悲，让人体验到生命的流逝！ 人物性格鲜明，斗嘴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蛮有意思的！ 农村的那些景物描写，就像置身其中，让你饱了眼晴，醉了心灵，是一场精神的享受！ 看到刘雨生救洪那段(四十四章)，心里悬得好紧，生怕他死了，也为盛佳秀惋惜，刘雨生真的是条汉子，舍生为公，让人动容！岸上水中，众人出动，最后救活刘雨生，这一出戏真的感天动地！ 双抢中大家的戏笑更是出彩，李支书说陈雪春想拂他水，哪知拂到盛学文身上，说:真好，走桃花运的浇点肥水，花开得更好。真的多溶恰哦，笑死了！ 真的想再读一遍，那才过瘾！仿佛在五十年代的合作社运动中沐浴了一番，也在那纯朴的乡情中陶醉了一回！ 最后的结局是刘雨生与盛佳秀的结婚仪式，喜庆温馨热闹而令人难忘，也寄托了作者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2022.1.1－1.12花20小时48分钟，1338页。

读《山乡巨变》有感 周立波的这两部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正好对应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两个时期：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时期。《山乡巨变》分为上下两卷，在上卷中，主要讲述农业合作社的成立；在下卷中，更侧重于农业合作化的巩固。第一部小说聚焦于东北的一个屯子，形象生动地塑造出一系列农村人物，尤其是对于老孙头这类中间人物的书写，展现人民群众在干部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向反抗的故事；第二部小说是作者以干部或组织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目睹农村合作化如何建立和巩固，在此基础上融合艺术的加工，最终创作出这部带有湘味的作品，在写作方法及语言方面较之前一阶段有了很大提升。 在文本的上卷，邓秀梅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到清溪乡，开篇便营造一种“破入”的氛围，这个人的到来一定会打破清溪乡沉闷的平静和逆来顺受的风气，但她决不是凭一己之力，这在后文中有所体现：区委的指标。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不难理解邓代表一种国家社会力量进入这个思想落后、封闭阻塞的小山村的。大的中国背景和小的山乡处境、积极进步的思想和落后封闭的传统、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等错综复杂，使得农村的合作化推进工作异常艰难。但是一旦处理顺这些关系，这个小山村一定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前一部分围绕建立合作化的中心，重点叙述了刘雨生离婚、秋丝瓜夜里赶牛去卖、龚子元砍树等情节，展现了建立合作社之前的一系列困难，这些困难部分是敌对分子制造的，部分是人民内部产生并且存在的。如何让人民群众对公社化热心、上心、甘心是干部们此阶段的主要工作，除此之外，还要预防像龚子元这类落后分子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建立公社之后，听到山林归公的谣言之后，连夜去砍倒自家树，并且企图运出去卖钱）周立波从小处落笔，通过山乡群众的日常生活，在柴米油盐的叙述中将建立合作社之前的农村状况展现出来。其中运用的方言俗语，传统故事一方面展现出周立波在语言运用上的天赋，传达出语言的幽默感和艺术感；另一方面奠定了文本的湘文化的民俗气息和文化底蕴。在此文本中，没有大而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强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在缓缓展开的民俗画卷中，在风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中，我们可以窥见农村表象之下潜藏的冲突和问题。在下卷中，主要描绘了以刘雨生为代表的本村干部巩固合作化成果的故事。建立合作社不是任务的结束，反而是工作的真正开始。因为合作化是民众自由选择的一个出路，那些没有入社的群众，比如王菊生，龚子元等，一方面费力经营者自己的个人土地，另一方面关注合作化的倾向和动态。（害怕政策会一刀切，强迫所有民众入社）在社内人员和社外人员之间产生某种冲突，因此在第32节出现了“竞赛”这样的一个情节。此外，社内人员内部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谢庆元，虽然也是小干部，但是他政治立场不坚定，贪口舌之利，甚至为了几斤肉不管社里死活偷给龚子元。针对党内或者说是社内人员，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批评和教育。所以，在几次讨论会议的教育下，谢庆元有了很大的转变。由于作者潜在的人文主义关怀，王菊生最终在社的影响下入了社。农业、农村、农社和农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文本的组织方式上，借鉴了传统的古典小说写作手法，每一章节都主要写一个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周立波很自然地为我们构筑了山乡地巨大图景。但是不管是《暴风骤雨》还是《山乡巨变》，与其说作者构筑政治图景，不如说是一幅乡村民俗图景。作者有意识地淡化了政治色彩，而侧重于展现乡村生活，这也形成其独特地写作风格。在《山乡巨变》的书写模式中，周立波是一种本土化的写作倾向，他对这片土地熟悉，对这些农村人了解，因此在批判揭露之余，更多的是展现对于农民的同情之感。

《山乡巨变》以清溪乡合作社的诞生与成长为主线，折射出中国农民从私有到公有的精神震荡。周立波用湖南方言勾勒出邓秀梅、刘雨生等干部与普通农民的复杂心理，互助组到高级社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情感撕裂与价值重塑。作品在锋利的政策叙事外，仍保有对个体命运的温热注视，使读者体会到集体化浪潮中“人”与“制度”交织的深层张力。语言质朴幽默，乡土气息浓郁，人物群像栩栩如生，展示出新中国农村的生机与阵痛。小说结尾的丰收景象，既是对奋斗者的慰藉，也提醒我们回望那段充满理想与矛盾的历史时，要对普通人的选择与牺牲保持敬意。也因此体会到政策变革与个体情感之间的张力，以及作者对乡村社会转型的细腻洞察。作品结构紧凑，矛盾集中，人物形象鲜明，充分体现了周立波对农村生活的熟稔与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段历史的温度计，记录了农民在巨变中的喜悦、困惑与坚韧，读后令人对“合作化”这一历史事件有了更为立体的认识。

人心齐，泰山移。变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共同的选择。土地不会说话，却见证着每一次握手的真诚与犹豫。有人在浪潮中找到了方向，有人在未知里守住了本心。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留下的不仅是田垄的改变，更有心灵深处对归属与未来的渴望。我们终会明白，真正的进步，是让每个人都能在集体的土壤里，种下自己的希望。

这位是啃洋山芋的周立波，不是喫咖啡的周立波。 如今乍听来，联想到的多半是梳着油头讲些所谓上海滩清口滑稽戏的形象，但半个多世纪前，这个名字属于延安鲁艺，属于斯大林文学奖，属于一种被精心打磨过的、带有泥土味却又极度政治正确的叙事。 今读《山乡巨变》，恰如在冷柜中翻检一块风干的腊肉，纹理清晰，咸味犹存，但很难说它还有多少鲜活的血肉气息。 文笔相对是流畅的。周立波在益阳老家蹲点，将湖南方言揉碎了拌进叙述里，诸如“亭子间”、“堂客”之类的词汇，让文本表面那些对话很有了些地气。但笔下的细节，无论情节如何蜿蜒、人物如何纠葛，终究的指向，是死死盯着当时的政策风向。这种写作，本质上是对政策条文的文学化注脚。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言（引用，不是我说的啊），这类作品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配合某种政治运动、诠释某项政策的图解”。兜兜转转，无非是为当时的浪潮鼓吹，说到底就是文字宣传品还远非文学艺术品。 读本书，总感觉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俯视感。仿佛站在云端，或是站在乡党委的办公桌后，看着底下的“子民”如蝼蚁般忙碌于合作化的大潮中。这种视角，名为深入群众，实则是一种权力的凝视。叙述者全知全能，对落后分子的鄙夷和对先进分子的赞颂，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优越。这种冷冰冰的论调自古有之，譬如韩非子在《五蠹》里，将民众视为需要被法术势规训的对象，而非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 隔着大半个世纪的烟尘，以当下的目光回望，书中那些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的桥段，如今只剩下一层尴尬的隔膜。绝大多数人物都像是戴着特定脸谱唱念做打的夸张版“年轻的老艺术家”。他们昂扬、激进、没有私人欲望，只有集体目标。这种人性缺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写照。那时候，特殊的集体意识如同一张巨大的网，所有人都被笼罩其中，任何个体的异动都会被视为对集体的背叛。 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时代特征不是自发演化，而是在特殊环境下被集体上架、被裹挟着“进步”。人性本是顽石，难移；人心却是芦苇，易折。政策一改，人心便随之摇摆。这局面，恰似一场盛大的舞龙灯，龙头稍一摆，龙尾甩死人。当年的合作化有多激进，后来的包产到户就有多急迫。历史的荒诞感便在于此：那些曾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社会改造方案，往往在人性的暗流涌动下显得脆弱不堪。 当然，“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审视过往，并非为了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手画脚，而是为了理解处境。不仅要包容周立波这样的书写者，更要包容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沉浮的普通人。无论是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无奈，还是明末流民在饥荒中被迫成为闯王旗下的兵勇，抑或是五十年代在这个“山乡”里积极入社的农民，他们都是被时代裹挟的沙砾。人是环境的产物，把任何一个普通百姓放进特定的历史坐标系里，他们的选择往往身不由己。所以针对的人，是千百年来在皇权不下县的结构里挣扎求生的黔首黎民，要有包容性，包容前人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包容的是人，而不是事。若用发展的眼光和维度看，更应该明白事物的对错利弊。评判要“对事不对人”。那个时代的激进与狂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强行重组，究竟留下了什么？从商鞅变法开启的“弱民”之术，到后世种种通过行政力量强制改变社会肌理的尝试，无论口号多么宏大，若违背了基本的人性与经济规律，终将付出惨痛代价。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前人的宽容，而忽略了对历史逻辑的深刻反思，那么这种审视过往毫无意义。 书页翻过，那些关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争论早已化为尘埃。周立波笔下的清溪乡，如今应该早已面目全非。但无论过往种种如何，那段弯路，那些狂热，那些被压抑的人性与被放大的口号，毕竟都是我们的来时路。何况，冷眼旁观，不是为了嘲笑，而是为了在下一次龙头摆动时，但愿能站得稍微稳一些。

展时代画不失民俗墨，盛宏大卷不缺巨细情   整本《山乡巨变》分为上下两卷，每一章作者都用两字精简概括，整本书的大致线索行文逻辑明了摆开。   上卷主要讲以邓秀梅为主要领导班子的清溪乡几经波折建立起农村合作社的过程，为我们展现了农村合作化推广初期农村农民的不理解与排斥心理，也展现出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依恋、热爱与崇敬，同时上卷也将那个时代土地改革背景下党组织工作人员离开家人亲自下乡开展建社工作无私的奉献、坚定的意志、工作的细心、智慧，与当地领导班子有力默契的配合，农村合作社终于在清溪乡建立起来。   下卷则是讲农村合作社成功建立、邓秀梅和陈大春等中坚力量因组织安排被调动工作以后，以刘雨生、盛淑君、陈孟春、李玉辉、盛清明等组建的领导班子和以盛佑亭等积极的农村贫民在重重困难下——陈晋元、菊咬筋、秋丝瓜、符贱庚等“坚硬的”单干贫农造成的全乡入社比例的不达标、反革命分子龚子元的政治破坏、合作社与单干户的“竞争”与激烈的矛盾冲突、合作社社员的干活积极性调动问题以及上村的水稻烂地和涝灾决堤的威胁等等一系列的“天灾人祸”，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艰难推进并最终取得大丰收，结尾也以合作社未来更多工作的推进留下无限的发展希望。   综合整部作品来看，《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形象很多，大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领导班子和农民)四小部分(领导班子、先进贫农、顽固单干户和混入的反革命分子)，虽然人物众多，但每个人、每个形象的丰富性都没有因一台戏上空子小而出现扁平，都值得细细品析，例如刘雨生，作为领导干部心软耳朵根子也软，对于乡中某些顽固分子的纵容经常遭到其他组织人的反对，但是工作上的细心、耐心，性格上的善良、温和使得他在乡中树立起威信，反而融化了那些顽固单干分子的心，推动了合作社合作化比率的提高，但作为丈夫他的一心为公也是他遭遇了失败的婚姻，妻子在家人的挑拨下也毅然离开了他，庆幸地是最终又收获到一份更适合他的爱情——他与盛佳秀(为了刘雨生愿意为社里牺牲)的结合能走的更加长远。当然还有为党的事业工作与丈夫年纪轻轻分隔两地、为工作积极勇敢、克服困难的邓秀梅、拥有一腔热血、心怀建乡理想、也同样拥有一壶柔肠寻求爱情的陈大春、面面胡胡、外强内软、整天吵着要“一烟袋壶打死谁”却比谁都心柔、疼爱自己的堂客并有着超过其他贫农的先进的跟随党的号召的觉悟的盛佑亭……从领导组织到家家户户、从合作社工作到鸡毛蒜皮、从大公无私到青涩爱情，整部巨制多线交织，毫不违和，生动巨细地展现那个时代建立农村合作社在农村的推行工作。   整部小说的语言也极富湖南特色，“堂客”“婆婆”“蚂蟥”“夜猪子”“满满”“大姆妈”“烂了场合”等等方言俗语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仿佛浸入了湖南的乡地，“老镜面”酒等湖南乡的特色物产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农俗画卷。   正如茅盾先生对周立波先生的评价所言:“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  《山乡巨变》还有许多值得细细思量和赏析考究的地方:例如“坚硬”的单干户陈晋元、菊咬筋等的入社过程、作品中周先生想要展现的这群领导班子的性格的正面与缺陷、当时时代背景“反革命分子”活动出现的寓意等等，等待我们去进一步的发掘。

沉在夜晚里，其他感官功能的增强互补了视觉能力的减弱，从工业文明化身的小风扇中荡开的触觉使我突然就能感受到乡间真实微风的轻抚了。我从未想过土地有什么值得眷恋的，这应该也是千禧年后出生人群的普遍感受——乡下早就是被背叛的干涸井底，无数孩子还没来得及在田间被活麻碰得第一个伤疤，便匆匆向着城市游去、逃离了。 我是带着偏见、带着傲气来看待农村的。是我自己思想局限，也是周边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记得上一辈骄傲地说出：是你外公带我们走出了大山。很自然的，年幼的孩子也能读懂的语气，让大山里的农村成了难以启齿的旧梦；后也曾无数次庆幸自己还在接受高等教育，而仍住在农村的、甚至略小我几岁的妹妹，已经嫁人生育，步了落后的尘。这是很可怕的思想，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思想仍在蔓延。社交网络上晒自己生活的农村妈妈评论区充斥着各种“把书读烂”“同样的年龄我晚归还有门禁”等类似的看似是求清醒实则秀优越感的话，本就扎根于土地的农民突然曝光在“高尚”的视野下，生活的原貌被批判为落后。而同样裸露出来的便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本问题，城乡差距扩大。 当年的农民满腔热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为了支援工业。像思想落后一点儿的譬如陈先晋老人，不舍自己一辈子辛苦攒来的田地，也还是听劝入了组；先进一点儿的就像陈大春，一心为了建设为了前进，爱情追求甚至是“会开拖拉机的女性”。他们对土地的眷恋与对未来的憧憬，于公于私，总是求进步的。而工业的飞速发展却没能及时反哺农业，也就导致了如今农村的“荒漠化“，人们的思想也生出苔藓，农民不断消失，偏见却越来越大。农村落后，城市先进，落后拼命往前挤，先进庆幸自己的同时还不忘在泥泞的落后上踩一脚。久而久之，这也就造成了大部分的的思维定势。 面对乡土文明的消逝，我想，我们还能从这样的作品中窥见它曾经的宏大，又或是出一份力呢？那我先期盼乡间的风。

从前对红色经典抱有本能的抗拒，对建国27年间的书籍更无丝毫好感。但周立波倒是打破了我的固有印象。 文中的湖南方言拉近了读者的距离，田园乡村化语言，是我最欢喜的特点。   人物塑造还算饱满。并未将所谓的落后农民分子形象刻画得单一、单薄。他们也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务农，他们没有受过科学教育却也凭经验拥有一手精辟的种稻理论，他们起初不肯入社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勤奋踏实和非凡的毅力能获得更好的收获。在新旧思想交替时期，妇女的思想解放、宣扬男女平等，在此书得到浓墨重彩的表现。 而农村合作化时期难免的浮夸风和一些小弊端，作者似乎也比较真实的记录下来。所塑造的真实朴素的农民形象、描绘的较为真实的社会风气是最值得称赞之处。   

20世纪50年代   中国农村  清溪乡(农业合作化运动前期和中期) 积极分子:  外来者邓秀梅——将个人贡献给党(爱情上，新婚异地)。本村农民刘雨生(妻子张桂珍–盛佳秀)；(李主席)李月辉；盛淑君及其恋人 陈雪春；谢庆元(后吃水莽藤欲自杀)；亭面胡 中间者:陈先晋(受教训不信任合作化)；中农王菊生(有资本，怕吃亏)；中农张桂秋；符贱庚；盛佑亭； 龚子元(后被发现枪支)——阶级敌人，时代需要所塑造的形象 时代气息浓烈(特定历史背景)，艺术再现了全国五年计划大浪潮下湖南清溪乡一个小农村圈农民在党代表邓秀梅带领下进行生产方式大变革时的心理和追求 语言雅俗共赏，大篇幅对话充满地方色彩，其他部分又不失文学蕴味(审美愉悦) 英雄发散式模式(邓秀梅——众多农民小英雄) 白描手法。简单对话、场景描写，勾勒出许多亲切感人的人物形象如刘雨生、盛佳秀、盛淑君 周立波是一个站在时代立场上的知识分子，作本篇莫等同于照图样(图样:心中自己所清楚的需要体现的政治高度)捏泥人(这里的泥人是虚拟和现实的组合，现实性即文中有些人物形象比较鲜活，农民们面对变革心理状态也很符合农民特性。虚拟性即这里的人物是作者加工了的，为体现政治高度而修饰的理想化的)。 “.....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从自然、明静、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审美艺术空间。”

作为一个湖南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湖南益阳人，对于家乡的名人周立波的了解，似乎有点晚，但是又不晚，三十而立的年纪，以前只知道有个口才很怪的明星周立波，当然那是年少时不成熟的表现，而随着年龄经历的增长，让自己的三观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的自己只在乎自己是不是玩的开心高兴，随性就好，不会在乎自己是不是有成长，有进步，而现在自己做的最多的，也最扎实的似乎是学习，把年少时不成熟所丢下的那一段青春的时光补回来，时间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不扑下身子躬身实践就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的怎么样，特别是从部队走向地方后，工作上最多的就是与文字打交道，很多时候明明知道是这么个理却在自己的字典里面找不出可以用的词，这也只能说明还是自己的学识和储备跟能够胜任现在的本职工作还是有差距，人就是这样，只有不断的定期复盘，不断的去了解认识自己存在的不足并不断的想方设法去弥补这种差距，才能让自己在社会环境的大熔炉里更具适应性，斗争性！我是一个喜欢研究历史和读各类小说的人，通过周立波老师的笔也让我再一次感悟到了建国初期，大概是大跃进那段时间的场景，虽然自己只是从书本，从电视，从老一辈的口中了解那段峥嵘的岁月！但是也深深的能体会到周立波老师的文字所带来的深深的穿透力，此书也值得我们作为一个当地人更深更细更实的去研读……！！！基于对书中故事的感受，也在网上搜了一段不错的书评，在这里用来和读这本书的每一个读者共勉！！！ 在周立波的小说里，其实始终潜伏着一个强烈的带有肉欲气息的灵动的感情关系。这是与其它合作化小说完全不同的地方。周立波毕竟不完全是一个农村作家，他接受过欧风美雨的强烈熏陶，这使得他在小说里，仍然给予人物的情欲以一种欲罢不能的正视与重视。 　　即如邓友梅而言，她在小说中出现的年龄，在二十多岁左右，结婚时间也不久，丈夫在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工作。小说里没有忘记表现邓友梅对丈夫的一种奇怪的情感，这是分居女人必然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在小说里，那些与邓友梅提及家庭关系的人，都是劝邓友梅不要与丈夫分开，实际上，乡民们有一种强烈的潜意识，就是对人物的情欲有一种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对邓友梅的态度上，就是劝她不要离开自己的丈夫。比如，亭面糊的妻子盛妈就直接地对邓友梅说：“少年夫妻，分开不好啊。”邓友梅问有什么不好，盛妈却又不肯明说。 　　为什么乡民们会产生这样的强烈而又带着古怪、欲说不明的建议？分析一下邓友梅对男人的态度，我们就会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口风。邓友梅年龄不大，但对男人的认识，非常的理性。在上部十九章中，她提醒盛淑君不要过早地生育，过了片刻，她又旧话重提，对盛淑君说起了成人的私房话：“当心啊，男人家都是不怀好意的。他们只图一时的……”邓秀梅没好意思说完这句话，跳到下边这话了：“要是孩子生得太早了，对你的进步，会有妨碍的。” 　　可以看出，邓秀梅对男女之间在欲望的天平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的，作者的不加言说的潜意识中，把邓秀梅设计成一个非常理智的深刻的对爱情有着非同一般认识的女性。这种认识的根源小说里自然没有提及，但是，我们却可以变相地看出，不排除邓秀梅从丈夫那里获得了对男人的理解，而她之所以克制着与丈夫在一起工作的愿望，可能正是因为她对男人的那种强烈的“不怀好意”的欲望的抵制，她不想受制于男人的那种如潮水一般的欲望，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出，周立波并没有把邓秀梅纯粹地写成一个不谙男女关系、假装对男人欲望视而不见的革命女子，而是始终界定了这个人物对于男女之间肉欲成份的深刻认识。这样才会有她对于年轻女人的半是忠告半是威胁的规劝。 　　邓秀梅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小说里的人物的关系的基调，正是在这一基调下，作者以红楼梦式的曲笔，描写了各式人等的表象上看总有一些古里古怪的爱情模式，而这背后，都有着欲望的成份在蠢蠢欲动，在蛊惑着各个人物的看似奇怪的行动。 　　邓秀梅为什么对盛淑君要突出男人的“不怀好意”？要对盛淑君提出不一样的忠告？其实，这与盛淑君的家庭背景与感情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小说里，淑君有着一个在乡民的心目中属于“风流成性”的母亲， “在娘屋里做女时节，爱了一个人，后来出嫁了，两个人还藕断丝连”。父亲早已去世，与这样的母亲呆在一起，她有没有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从小说里的笔墨看来，她其实就是她母亲当年的翻版，她年龄在十八岁到十九岁之间，情窦初开，但已经心有所属，而男方却相对于处于守势，而她始终占据在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状态。对她母亲的过去的历史，小说里并没有详加交待，故意留下了“罗生门”式的纷纭的传闻，但综合乡民们的各种声音，大致是她母亲在娘家的时候，有一个相好的，后来嫁给了别人，但与相好的仍是藕断丝连，从这里看出，淑君的母亲也是早熟的，淑君在这一点上与母亲很是相似。在母亲一辈的男女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受到伤害的是女方，即淑君母亲这一方，因为对于男人来说，偷情不过是他的风流浪漫的一个花絮，而对于女人来说，则是她的一生中的污点，甚至会影响到自己子女的未来（《诗经》中的“氓”一篇中就曾经明白地传达了中国文化对女人迷途的告诫）。在小说里，大春及大春母亲对淑君表示的不满，都是因为她的母亲的风流传闻，可见，一个女人的在男人“只图一时”的攻击与左右下，往往要受到很大的牵连，甚至可能是自己的下一代的名声，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邓秀梅才对淑君有了不一样的劝诫。 　　大春与淑君的爱情归属如何？小说里不着一词，从这个角度来讲，《山乡巨变》更像一个山村浪漫曲，对现实中的丑恶与阴暗部分作了彻底的删除与回避，把乡村写成了一个一尘不染的纯净世界，只是在人物的片言只语中还残存着现在人世的严酷的警戒。在小说里，我们看到，淑君与大春的爱情，是在淑君的步步紧逼的诱导下，才达到“接吻”、缠绵的境界的，实际上淑君已经超越了邓秀梅的警告的范围，她与大春显然已经走得太远了。在下部中，大春到城市去当工人了，这一摧枯拉朽的影响，实际上完全意味着一个爱情的完结，乡村神话在城市风浪中往往是不堪一击的，这样的悲惨的事实真是不胜枚举。在《创业史》中，生宝的恋人改霞到城里去当工人了，这意味着她与生宝的爱情永远在水一方，这是无情的现实。乡村浪漫曲只能局限在乡村的天高地远的情景之下才能成立，一旦远离乡村的氛围，走入高速运转的城市情境，爱情便要重新设定与改写。 　　但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没有那种残酷的心态，去抒写一个令乡间女人失望的悲剧性结局，这个结局淑君很可能要重新走她母亲的悲剧性的老路。这是城乡差别导致的另一种爱情变异。实际上，从大春与淑君在小说里的浪漫的至尊式的爱情来看，合作化小说中的男女爱情，实际上抬高了一个乡间女人的地位，因为在合作化时代，一个普通乡民的价值，已经被国家置于一种社会主流的舞台之上，他们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都体现着一种国家的意志，无形中他们的尊严与地位也被置于国家核心的中心聚焦之下，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小说里的大春与淑君在山村里的一次夜间播撒情话与情感的散步，才具有了超然物外的世界的核心地位与意义，才使得我们认同了淑君与她的男友在山间的傍行，已经使他们的身边的一切都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世界中心的地位。试想一下，在合作化之外的小说里，我们会看到一对男女在一次夜间的漫步中，能够产生一种世界中心的神圣感觉吗？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化小说虽然描写的是一个后来被证明是失败了的运动，但是它在复现那个时代情境的时候，始终是把小说里的那些在之后的年代里被视作凡夫小辈的芸芸众生推到了最核心的历史舞台，让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承载了历史前进的音步，反射着社会的激流与风云。当合作化被历史旁置之后，那些曾经在这场运动中担当着主角的乡村的男男女女，也被扫入了偏僻的旮旯，不再有人问津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形式的失落。这种失落在周克芹的小说《山月不知心里事》作了敏感的再现。然而，周克芹观察式的失落不过是乡村沉沦的一种最后的绝响，这种绝响以后再也不会在农村小说里被提及，因为乡村已经被彻底地边缘化与旁置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化小说是农民们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露脸，当他们随着合作化运动解体后，农民们也回复到了一盘散沙、无人问津的状态，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被认可的与再现的，也只能是他们的被遮掩了的情欲，而他们的情感部分，绝对不会有周立波这样的作家在这里进行善意的用邓秀梅的话音进行点拨与提醒。从这个意义上讲，周立波也是一个最后一批向农村少女述说着他的关爱的作家之一。这个作家还包括浩然。 　　淑君的爱情，不仅是邓秀梅予以关注，其实也是小说里最值得人关注的爱情。她的身边，实际上面临着一个截然相反的爱情选择，一方面是二流子符癞子，另一个是大春。这构成了小说里的一个三角体系。符籁子在小说里是以丑化的形式来表现的，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乡村里随处可见的好吃懒做的那种类型，而且他还具备了恬不知耻的特点，在小说里，他在山上遇到盛淑君之后，采取了霸王硬上弓的办法，被淑君严词拒绝，但为了整治他一下，约他次日晨会于某一棵树下，等到次日符如约赴会的时候，淑君安插在树上的伙伴们对这个带着色鬼的二流子进行了夸大其词的惩治：向其扔石头。这个情节显然是编造的，而且还有着原型，但足以说明淑君的热情，是有着明确的方向的，这就使得她的爱情之箭在瞄向大春的时候，保持了一个女孩的忠贞与坚贞。她对一个不爱人的爱情，以一种对付骚扰的惩戒方式对付之，而对一个心心相印的恋人的爱情，她则是主动投怀送抱，不惜用她的身体来抚慰与获取对方的爱情。 　　在这个三角中的一方符癞子这一个角色，又牵连着另一个在小说里占据着同样地位的三角关系，就是符癞子、刘雨生与张桂贞之间的三角关系。 　　这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关系，同时又带着一种令人难以读解的谜一样的关系。 　　张桂贞为什么要与雨生离婚，在小说里，通过各种角度，说张桂贞风流成性，似乎不安于固定的夫妻生活，而她表面离婚的理由，是雨生从不顾家，让她在家里忙里忙外的。但是奇怪的是，她后来嫁给了符癞子，这更是一个好吃懒做的男人，而且在下部中，他已经到城里去上班了，张桂贞这时候却改变了自己的过去的作风，参与到社里的农活中来了，为什么刘雨生无法改变她，却让她坚决地离开呢？而那个符癞子却可以使她投入到合作社的事业中来呢？从小说的用意来看，是想说明刘雨生不怕妻子与他分离，仍然坚决地投入到合作化事业中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却是刘雨生为什么没有能够相帮着他的妻子加入到合作化的大业中，反而是那个猥琐丑陋的符癞子实现了张桂贞的作风转变呢？这可能是作者没有考虑到的，但是通过小说的枝微末节，我们倒是能够感受到，刘雨生可能太缺少一点风情，这才是张桂贞不满的原因。刘雨生有眼疾，这可能是一个外在的男人阳刚不足的表现，但更可能在影射着雨生在夫妻生活中同样带有着盲疾，这才是张桂贞迫切要另外寻找一个“坏男人”的原因，至少符癞子对男女风情有着一种超能的兴趣与追求，从他死叮蛮缠淑君的行为上就可以看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刘雨生无奈地输给了符癞子。 　　而在下部中，小说也尽量回避刘雨生与张桂贞的见面，张桂贞其实在下部已经脱胎换骨了，但是刘雨生却没有对他的前妻有任何的关注，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上部刘雨生对妻子的那种恋恋不舍的情结来看，刘雨生即使在张桂贞与自己离了婚之后，也不会对她视而不见的，这不能不说是周立波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生活表现方式而导致的结果，从这一点上看，他在小说里对乡村生活进行了一系列的浪漫化的变形，而没有忠实于生活的本真的丑陋与原始。 　　刘雨生在下部被作者支派着与盛佳秀不断地发展着，但是，这不过是刘雨生爱情的一个尾声部了，并没有上部那种一语点破的张力与力道。 　　佳秀此人相当富有女人味，从她对抛弃她的前夫的这一痴心来看，她应该属于情商相当发达的女人。小说里设计出的佳秀倒追刘雨生的情节，确实给人一种振聋发聩之感，也是小说里的生花妙笔之处。佳秀是通过偷偷地为刘雨生烧饭这一情节，让小说接榫上中国传统小说里非常庞大的寄予着一个民族梦想的田螺姑娘烧饭、白蛇化妻、鲤鱼伴读、狐仙夜随这一类的绯红色套路。而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到，这是佳秀相当女人化的表现，现代人有一种说法，欲得到男人的心，必须占住男人的胃，可以说，佳秀是深谙此道的，对于男人来说，这种釜底抽薪的攻略，是击溃男人的最坚强的防线的最有力的攻击武器，而佳秀如此做，应该没有多少的功利目的，的确是出于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最深切的关怀的感悟，她懂得一个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她很适宜地奉献了女人的那份投合男人的“食”，而这背后是否有“色”，按照中国人的“食色”誓不分离的传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在刘雨生跳入水中，保护堤坝的壮举中，是佳秀最为担心着雨生的命运，而这时，张桂贞又是如何表现的？小说语义不详，也不敢涉足。小说的最后结尾，在刘雨生的新婚的礼炮中划上句号，而张桂贞的情感归属，也成为小说里的一个不必要的空缺了。 　　小说里的爱情故事，还涉及到亭面糊的儿子学文与陈先晋的女儿雪春之间的拉郎配。这两个人物在上部中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光彩，但到了下部，学文当了社里的会计，而雪春则代替了上部中的盛淑君而展现出一个女孩在情感选择时的最动人的妩媚，淑君的爱情停滞不前，雪春的爱情，却成了淑君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调笑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山乡巨变》里的爱情故事，烙印着周立波的鲜明的欧化的风格，虽然他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表现方法，但小说里的爱情，完全是周立波的知识分子式的爱情的叙写与想象。这不是一种真实的乡村爱情，是周立波的带着可以称着是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式的爱情。 　　小说里的邓秀梅的所有作为，则似乎担当着一个上级与基层冲突的调停人的角色，当她传导着上级的理念的时候，必然在基层引起某种反弹，而她所作的工作，就是在这种磨合中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包括她对李月辉的不满，但是，他很快也接受了李月辉那种温吞水的办法。 　　李月辉这个人物在小说的背景的交待中，也相当的不纯粹，他自称过去也是一个“癞皮子”，参与过赌博，而现在他的家庭里也有一个令他耿耿难眠的心病，他的妻子身体不好，而一个过去看不起他的伯伯与他住在一起，经常与他的妻子发生争执，李月辉在家庭里也处在一个调停人的角色，可想而知，他并没有生存在一个健全的令人称羡的家庭中。 　　就是这个人，作者在不易觉察的一个隐秘的地方，却细腻地交待出他身上的宝贵的人性的成份。这个部分在下部之中。应该说上部还没有展开集体劳动，因为合作化在上部中还没有成功，小说里的艰苦还没有普及到不分男女老幼的各个层次，特别是女性，在上部中还不需要去参与繁重的田间劳动，但到了下部之后，所有的男女都成了合作社里的一个成员，要表现他们对他们加盟的这个团体的热爱，就必须让他们无条件地忽视艰苦，投身到艰苦的劳动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作者所想表现的合作社的巨大魅力，以及社员奉献自我的忘我热情，这样，小说下部里就开始出现了大段大段群体劳动的场面。这种集体劳动的艰巨性，可以说从下部的第一章就已经开始了，这时的刘雨生不得不推动着集体的田间劳动在广大的田野间展开，稍有不慎，社员们就寻找各种理由，拒绝下地。所以过去单干期间的自发地劳动，变成了驱赶式的劳动。刘雨生为了动员各个社员下地干活，耗费了许多心神。下部里也直指社员的积极性不如单干户，于是，合作社成立了突击组，用这种精兵强将的优选青年人的特别小组来与老弱病残的混合队的单干户进行一决雌雄，这就是像孙膑用自己的中等马迎战君王的劣等马如此依此类推一样，合作社精心打制的突击队自然让单干户出尽了洋相。在这一切的描写中，在上部中作为后勤服务的女性直接加盟到挑泥、挖土等艰巨的劳动之中去，在上部中娇娇滴滴的淑君也挑起了担子，成为一个劳动妇女，而这种劳动的艰苦性对于女性来说，几乎是无法可以承受的。李月辉作为一个对女人有着温和气质的领导者，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让女性涉入泥塘、冒着严寒的作业对女人的生理上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他提出了保护女性的看法。但是，他的这条人性化的建议，立刻遭受到了乡里的朱民书记的批判，认为他又犯老毛病了，“你管这些干什么？你是妇女主任吗？妇女半边天，人家别的乡都在充分地发动女将，而你呢，非但不叫自己的爱人带头出工，还在这里说什么妇女病很多。”在这些话里，其实包含着一种肆无忌惮的对人性的践踏。周立波留下了这些皮里阳秋的笔法，忠实地记录下基层干部与李月辉迥异的另一类无视生命脆弱本性的无知者的恶劣行径。周立波甚至没有让李月辉进行辩护，但是李月辉在这一刻的温情还是让我们感到了一种人性的光辉——一个关心女人的月亮般温润的人性的光辉，这恰恰是李月辉的名字的写照。周立波的白描手法，没有对两个人的不同的针对女人的态度作出藏否，但是，作者心目中的永恒的立场还是鲜明地体现出来，无疑李月辉在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尊重人性的时代里，更值得我们奉上尊崇的敬意。这个敬意也应该是属于周立波。 　　在反革命势力龚子元的夫妻关系描写中，作者也没有忽略掉两个人之间陡出的那么一种兴趣。小说在某一处，特意地写到，龚子元对自己的老婆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小说虽然戛然而止，但是暗示着龚子元与妻子之间拥有着最正常的夫妻肉体关系。 　　小说里那些觉悟不高的农民们对合作化的排斥的理由，倒是一份比较宝贵的历史纪录，也是后来合作化运动所显现出来的必然的缺损。主要可以看出这么几点：一是人多了，不干事。“只怕龙多旱，人多乱，反为不美。”此语在小说里多次提到过，包括陈先晋。二是担心不自由。“敲梆起床，摇铃吃饭，跟学堂里一样。”三是人事纠纷多。“亲兄嫡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锅里吃茶饭。”四是过分依赖组织者。下部提到，刘雨生因为去开会，便没有人组织生产，大家一直耗到日上中天，回家去了。小说里的刘雨生组织劳动，虚耗力量，导致家庭破裂，都显现出把自发劳动变成强制劳动所产生的额外摩擦力。 　　针对这些排斥的理由，合作化小说必然要提出自己的应对措施。小说里入社方法有多种：一种是宣传。淑君贴标语，进行广播，戏剧漫画式讽刺，达到一种强大的精神的压力。二是儿女后院起火。这个是陈大春的一家，在陈先晋不入社的情况下，找来他的女婿，进行说合。因为中国人都习惯是为儿女的，儿女都同意走的路，倒逼机制是很见效果的。《不夜城》里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通过说动他的女儿，让女儿出走，给他以压力。三是美人计。用社里有心仪的对象，通过美女或美男，来说合局外入加盟圈套。中国早就有宁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传统，有了爱情，什么政治观念不能接受？四是资源倾斜。社里面掌握着许多国家扶持的资源，如在下部中提到的挑泥塘，这泥塘是社里的，集体可以无偿占用，而单干户用此肥泥，必须乞求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