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经典：酒徒，对倒，寺内

刘以鬯，王家卫《花样年华》即受其小说《对倒》启发。被誉为“”香港现代文学教父”，少有人了解，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名字比较难读，鬯念唱“chang”，是古代一种祭祀用的好酒，刘以鬯在香港文学界的地位相当高，相当于余光中之于台湾，陈忠实之于陕西作家群，老舍之于北京，鲁迅先生之于中国文学史…… 他创办《香港文学》并任总编，著《酒徒》《对倒》等，“一部具有创意的小说”，“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自‘五四’以来，穆时英以后，心理小说上的一次新的转机，一种大胆的尝试，一个创新的实验”；“一本关于小说的小说” 《寺内》，实际是《西厢记》现代版，很有意思。大胆的创新改编更像是《水浒传》和《金瓶梅》的转基因嫁接，作家运用一些现代写作手法，比如意识流。心理，梦幻描写，将红娘。张书生与女主崔莺莺爱情初恋时的心理描写的丝丝入扣，特别真切，竟然还穿插了老太太与张书生乱伦的梦境。相当有创新大胆之处， 《酒徒》不是写普通意义上的酒鬼，他是作者的传世之作，更像是追求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钱钟书写《围城》中方鸿渐的写作高度。他是通过酒后出狂言这一模式，借酒徒之言，表述描写香港乃至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众生相，因此实际是文人小说，作者通过酒水为媒介，通过一个嗜酒如命作家和朋友喝酒后探讨，闲聊，表达出商品社会的泛滥，导致文学艺术的堕落和衰退，对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及文学家的看法，观点独特。尤其精辟，如矛盾，巴金，沈从文，老舍，李哲仁，狮驼，张爱玲，……为什么要通过酒徒这个名字。还有酒后。我想就是作者一这观点新颖，独有建树，却和我们目前流行的文学家评价和观点不相符合，所以就以酒后狂言的表达方式阐述自己想法 《第二天的事》写的是一个“单相思”青年，心荡神摇地按址造访前一晚在舞会上邂逅的一位玩世少女，结果发现那原来是一年前旧地址的故事。小说把作者旁述（用第三人称）和主角自述（用第一人称）相间结合，情节往往由作者先做横的推进，而后由主角做纵的深入。由于旁述和自述都适当运用意识流（自由联想和内心活动）的叙述语言，而且客观与主观又常相印证，整个故事格外畅顺、生动，特有一股不寻常的引力。 《对倒》作家的代表作，主要因为作品由男女主人公淳于白和亚杏交替平行的内心和外在活动组成（在叙述这些活动时，意识流的叙述语言大派用场）。淳于白是老年人，耽于回忆，“将回忆当作燃料”，“生命力依靠回忆来推动”“他只能在回忆中寻求失去的欢乐。但是回忆中的欢乐，犹如一帧褪色的旧照片，模模糊糊，缺乏真实感。”“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作者安排这样两个心向相悖的人出门，在几乎相同的历程里，同时铺开他们的见闻和感受，商业社会光怪陆离的百相和被扭曲了的人欲就这样一一展现。随着两人活动的延续，作者顺理成章地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如果相处一起会怎样？于是，我们看到淳于白和亚杏的二次聚合，一次在戏院里，一次在梦境中。……这体现了作者思想的深邃。小说耐人寻味。

刘以鬯经典收录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三种体裁：长篇意识流《酒徒》，被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长篇；《对倒》以长、短篇合卷形式，用平行蒙太奇书写都市相遇与错位，曾启发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寺内》则集结十四篇中短篇，聚焦香港日常与边缘人物。 《酒徒》写战后流落香港的作家，靠编写黄色武侠糊口，在酒精与清醒间反复挣扎，意识流动中交织回忆与幻觉，呈现理想与现实的撕裂。《对倒》中，中年男子淳于白在隧道巴士上触发回忆，年轻女子亚杏在城市另一端产生平行意识流，二者如对倒邮票彼此映照又渐行渐远；同名短篇则写电影院邻座陌生人的瞬间交集，同样揭示都市人的隔膜。《寺内》诸篇对准庙宇旁的众生，写欲望、宗教与历史的重叠，如《寺内》《蟑螂》借助意象折射人的复杂处境。 这套书的文学价值在于：刘以鬯大量借用西方意识流技法，却以“酒”这一传统符号构建节奏，实现本土化；《对倒》将个人记忆与城市化并置，揭示都市膨胀中的裂缝；其先锋写作带有殖民地商业压力下的自觉，后来影响了王家卫等人。意识流跳跃叙事虽有门槛，却带来沉浸体验，处处折射现代人的孤独与欲望。 三部作品完整展现了刘以鬯的创作轨迹：《酒徒》开辟华语意识流先河，《对倒》让香港文学被世界看见，《寺内》为香港史留下另类注脚，共同奠定其“香港文学旗手”的地位。若你喜爱现代主义、城市题材或香港文学，这套书值得一读——在酒精、霓虹灯与旧电影的气息中，体验文字在现实与潜意识间的轻盈滑行，是一种很特别的阅读享受。

1994年全球化转向保守：影响到香港大陆电影，科幻小说，当代艺术与“超女”综艺 我发现，1994年不只是好莱坞电影的奇迹之年，也是美国保守主义翻盘之年，一方面全球化抵达顶点，香港敲开大陆市场，大陆各种产业全面振兴，纳入全球化，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自由开放局面戛然而止，直到今天，随着特朗普的中美对抗政策寒气传遍世界。可是，这一切端倪埋得很早，1994年美国就变保守了，甚至里根时代就开始了。盛世隐忧，福兮祸兮，因果早就种下了。 1、1994年的香港：下雪寒战VS魔岩三杰南下 正看b站倪匡的三人谈节目，他六十年代刚从大陆去香港时修过马路，那个钻机震得手都拿不住筷子，直抖，又在南丰纱厂染布，化学药水浸泡得手都蜕皮了……我有一回在上海的多伦美术馆看到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讲香港纺织业的兴衰，似乎就是这个南丰纱厂！如今它被活化改造成了艺术区。 前几天听某电影播客，关于寒战宇宙，其中《寒战1994》据说揭示出香港回归前的政治动荡，黑白交易，当时人们对回归没有信心，人心惶惶，走了很多人，也是香港电影走向衰弱的时期……昨天又刷到有个人讲，为什么吴京甄子丹他们没有李连杰幸运？不是功夫与其他形象条件不行，李连杰去香港是1989年，吃尽红利，可是吴京去香港是1996年已经走向衰弱了，好莱坞入侵，市场萎缩，香港电影人北上开启合拍片时代……甄子丹稍早1993年去的，才演了几个出色的配角。个人努力与才华在时代周期面前无能为力！这个衰弱的时间点也指向1994年！ 麦浚龙《风林火山》，剧情设定1994年的香港在下雪！那年香港经历了核战，显然是政治隐喻。 我查到，1994年已是1990–1997移民潮的尾声（高峰在1992–1993），当年约有62,000名香港居民正式移居海外‌，主要目的地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 1994年的香港并未发生颠覆性的政治动荡，但其‌治安恶化、黑帮横行、腐败案件曝光以及回归前的政治暗战‌，共同构成了一个“表面繁华、内里紧绷”的社会图景。 虽然张子强绑架李嘉诚长子发生在1996年，但90年代初至中期，以季炳雄、张子强等为首的悍匪集团已频繁活动，针对富商的绑架勒索成为社会恐慌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绑票经济”严重冲击了市民的安全感。‌‌ 据相关案例回顾，90年代中期黑帮火拼规模较大，如1994年前后发生的帮派械斗，曾出现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持械互殴的情况，造成多人伤亡。 随着1997年回归临近，英方情报机构（如政治部）开始解散或转移资产，警队内部面临权力重组和人心浮动，部分高层官员涉嫌与黑帮或境外势力勾结，引发内部信任危机。‌‌ 1994年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中国摇滚昙花一现。很显然，这个演出大概也有政治色彩，据说窦唯说了四大天王是谁？引发轩然大波。显然是代表北京左翼的意识形态挑衅香港的资本主义商业娱乐的意识形态，有点红卫兵再次南下入主的意思。中国摇滚其实是激进左翼，所以总是打旗帜，总是喜欢唱国际歌！ 一边是北京南下，另一边是香港人移民走了，1994年的确是香港的动荡之年。 如今香港据说成了金融废墟。 2、1994年既是全球化顶点，也是保守主义翻盘的时间点： 小红书有个人在美国遇到一个80年代就移民的大爷，他说美国95-96年后就不开放了，以前，波士顿市中心酒吧全是脱衣舞场，门口全是站街女，24小时成人影院…… 我突然想，为什么 美国95年后变保守 了？是保守主义崛起吧？原来社会风气变化如此巨大，乃至有今天的特朗普。 查了一下，我明白的确如此，1994年是转折的一年，可以说，一方面是全球化如火如荼，新好莱坞电影横扫世界，被称为神仙打架的奇迹之年，香港大陆等电影娱乐商业也纳入全球化之中，《霸王别姬》《英雄》《北京人在纽约》都可以说是其产物，麦浚龙《僵尸》讲1994年香港下雪也是其政治隐喻。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发生巨变，是保守主义翻盘的时间点，左派主导的开放风气结束了，影响至今。可以说，这就是全球化的红利及其副作用，连美国自身都深受冲击，不能例外，何况中国？ 资料： 美国并非在 1995 年后“突然变保守”，而是‌冷战结束导致保守主义内部重组，叠加全球化冲击、文化战争激化与人口结构焦虑，推动右翼从“自由市场保守”转向“民族/国家保守”‌；1994 年共和党夺回国会（“金里奇革命”）是这一长周期转折的标志性事件，而非起点 。 核心原因简述 ‌冷战终结瓦解共识‌：苏联解体使反共这一凝聚保守派的核心纽带消失，新保守派（亲全球干预）与旧保守派（孤立、本土、传统）分裂，后者随全球化副作用显现逐渐占据上风 。 ‌1994 年政治转折‌：共和党借“美利坚契约”主打预算平衡、减税、反堕胎等议题夺回国会，确立此后三十年保守议程框架（小政府财政 + 社会文化保守），但此时仍属传统保守范畴 。 ‌全球化与阶层失落‌：制造业外移、铁锈带空心化使白人蓝领经济受损，归咎于自由贸易与移民，催生反建制民粹；2008 金融危机加剧对精英与全球主义的不信任 。 文化战争升级‌：多元文化主义、LGBTQ+ 权利、移民同化争议触发“白人身份危机”感知；2010 年后“政治正确”反弹与 2022 年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标志社会政策显著右倾 。 ‌人口结构焦虑‌：白人占比从 1990 年超 80% 降至 2020 年约 60%，保守派担忧传统主导权丧失，推动排外、反移民、强同化政策 。 ‌司法与代际更替‌：特朗普任内任命三位保守大法官，形成 6:3 格局，使司法系统成为保守议程推进器，加速堕胎、持枪等议题回摆 。‌‌ 关键辨析 ‌1995 年并非“变保守”起点‌：里根时代（1980s）已确立保守主义主流；90 年代中期是‌保守派内部路线斗争显性化‌（财政保守 vs 社会保守 vs 新保守），且克林顿时期民主党亦向中间靠拢 。 ‌“保守”内涵已变‌：90 年代保守主义侧重自由市场与小政府；2016 年后更多体现为‌经济民族主义、文化传统主义与威权倾向‌（如支持行政扩权打击科技巨头、质疑民主程序），与传统自由至上保守主义存在张力 。 非单向线性过程‌：自由派在种族、气候、性别议题上持续推进，保守化是‌钟摆式回摆‌，尤其在最高法院与社会政策领域显著，但整体社会价值观仍呈多元撕裂状态 。‌‌官网 简言之，95 年后美国右翼的“保守化”实质是‌后冷战秩序失序下的身份与利益重构‌，由经济焦虑、文化恐惧与制度博弈共同驱动，并在 2016 年后加速显性化。 3、推想文学：从《使女的故事》到《一战再战》 B站南京大学的学术讲座视频“全球南方推想文学”……想起昨晚看完了电影《一战再战》，相当棒，不只是关涉到当下社会现象，是左派的介入行动，同时它也是一种“推想小说”或“悬测小说”，我还想起《使女的故事》，与科幻的差别在于它是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中国人喜欢往回去重构历史，比如《三国演义》是元明时期的作品，而像《水浒后传》是延续虚构故事。 武侠文学主要在晚清民国爆发，为什么？因为民国是个开天辟地的年代，充满了想象力，有一类是想象未来，比如康有为《大同书》，另有一类就往回去重构历史，即武侠。除了借古讽今的言说传统，大概是近代史现实中落后被挨打，打痛了，幻想“老子祖上曾经很能打”。 麦浚龙的《僵尸》在我看来，也是重构历史，但往玄幻，鬼神，漫画那种路子上走罢了。1994年是香港历史上的衰弱之年，那一年，香港下雪了！真是很地狱的设定，也有一种推想小说的影子，只是往回推想了。 还有像《日本沉没》《大逃杀》《鱿鱼游戏》《饥饿游戏》之类的，跟《一战再战》中的美国革命内战，《纸牌屋》中的总统黑幕，《国土安全》中被基地洗脑的美国叛徒等应该都属于推想小说。 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很多设定在二战背景，因为那些英雄漫画是伴随大萧条与二战而诞生的，衰落年代渴望英雄拯救，国家也需要塑造英雄做战争动员，就像中国的三毛流浪记，小兵张嘎，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口，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战后婴儿潮，刚好作为青少年读本，漫画的影响力无以复加，也像中国的武侠一样属于重构历史的方向。 中国基本上没有向未来推想的，因为……政治禁锢了我们的想象力，不允许。据说80年代一度有些古早的国产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不奇怪，毕竟那是个充满想象力的年代，给喜马拉雅山装电梯，蔡国强做给外星人看的大地艺术，都是那种时代特征。 2019年2月5日春节档，刘慈欣《流浪地球》上映，那是因为中国国力抵达了鼎盛，但它的悲剧色彩带有谶纬性，突然到了年末，12月，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大批的方舱医院，全副武装的大白，不正是一场流浪地球吗？可是，去哪里流浪？刘慈欣与科幻再次风靡中国，是中国国家叙事强力意志的体现，是政治性的，和航天与航母一样的属性。 《给阿嬷的情书》……中国又回去了，回到80年代历史剧苦情戏的路子上去了。因为宏大叙事退潮了，盛衰转迹历历可辨。 资料： 美国超级英雄漫画诞生于‌1938年‌。标志性事件是DC漫画（当时为国家联合出版公司）在‌大萧条末期，1938年6月‌发行的《动作漫画》（Action Comics）创刊号上，首次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位超级英雄‌超人‌。这一事件被公认为超级英雄漫画类型的开端，也标志着美国漫画“黄金时代”的序幕 。 4、设计师，策展人和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化： 昨天听梁文道和陈丹青对谈，关于包豪斯，设计师这个职业的诞生，是工业化生产条件下才有的，既有手工艺人的审美品味又符合机器生产的效率原理，艺术家和工匠的结合，这个原则在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中就有，但莫里斯他们做得不够彻底，仍然是手搓，是少数的昂贵的。我想很多建筑设计大师也是如此，都是定制的独一份的家具与材料，比如赖特等等。 还有陈丹青谈到策展人的诞生，我查了下： 策展人作为‌独立职业‌诞生于‌1969 年‌（哈罗德·史泽曼辞职开启独立生涯），其词源角色可追溯至‌14 世纪‌的“藏品监护人”，而机构内专职策展岗位雏形出现于‌17 世纪末‌。1972 年，史泽曼策划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当态度成为形式》），正式确立现代策展人制度与行业范式 。‌‌ 非常有意思，我的理解，展览作为一种景观生产的方式，大概从美第奇家族的珍奇屋，世博会的时候就开始了。 以前，“威尼斯收租院”之类的作品，大概反映的是共产国家美术馆的社会宣传功能，后来，当代艺术崛起，798之类的艺术园区成了少数艺术家小圈子共同体的生产与交流聚落，跟西方资本的支持有关，再后来，社交网络引入了打卡机制，景观消费完成了大众传播的一环。 我查到： 起步节点‌：‌2002 年‌，黄锐、徐勇、隋建国等艺术家率先入驻闲置厂房建立工作室与画廊（如“东京艺术工程”、“时态空间”），标志其作为艺术聚落的诞生； ‌爆发期‌：‌2003 年‌举办首次群体活动“蓝天不设防”，同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具文化标志性艺术中心之一；‌2004-2005 年‌通过“大山子艺术节”等事件引发政要与媒体聚焦，业态急剧扩张。 我又查“中国当代艺术是从什么时候市场化的？”： 1993 年威尼斯双年展专设中国板块及海外拍卖介入，标志其正式进入国际收藏与交易体系 。 爆发元年（2005 年）‌：苏富比等国际拍卖行大规模推出中国当代艺术专场，张晓刚等作品创下天价，艺术基金介入，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元年”，随后几年呈现井喷式增长 。 我的理解：这很有趣，我谈过香港电影在1994年的衰弱，与好莱坞大片凭技术与金融的全球化碾压有关，同时，大陆开放市场，香港电影人北上避难，寻找合拍新机会……所有的盛衰都是环环相扣的。根本上可以归结为全球化冲击。 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是同理，所以才可能有1993年迈向威尼斯双年展，2005年爆发，紧接着2008年金融危机……到今天，国际金融资本早就退潮了，昨天还刷到小红书有人晒出来798门可罗雀的寂静。 5、“超女”完全是向资本主义民主开放的结果： 我发现了一个极其有趣的事实，即超女全民投票的选举模式，是一种美国模式，体现资本主义民主的娱乐模式，它的崛起与被禁代表着20年来全球化与中美关系的盛衰，从蜜月到对抗！而其中关键节点是1994年好莱坞大片全球化，攻陷香港，敲开大陆……所以1994年是好莱坞的奇迹之年，又是香港电影的灾难之年！与张艺谋《英雄》和“超女”爆红同步的是香港台湾资本在大陆合拍片的避难与救赎之路。李宇春是西方左翼“多元审美”的性别身份政治的产物，体现中美蜜月期的全球化特征。 一、2005超女崛起，2021禁止选秀：折射中美关系20年盛衰 2005年《超级女声》借鉴英美选秀节目《流行偶像》和《美国偶像》，又在本土化过程中将“平民性”推到极致。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堪称“全民公投”的短信投票环节。 自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引爆选秀节目后，广电总局对选秀类节目的节目内容、选手品行、演唱歌曲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规定称，选秀类节目不能在晚间7:30-10:30分的黄金时间档播出，总时长不能超过90分钟，并取消了短信投票等互动方式。 《超级女声》作为中国电视选秀时代的开创者，其“全民造星”的模式、粉丝文化的培育以及对多元审美的推动，影响深远。然而，随着行业监管的加强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传统电视选秀热潮逐渐消退。2021年，广电总局全面叫停选秀节目，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这里的“多元审美”就是指李宇春吧？它完全符合西方左翼的性别身份政治叙事，未必是美国在操控什么，而是中国在接纳美国规则下的全球化。 二、2003香港导演“北上”潮，2005超女爆红：源于1994年好莱坞全球化收割，港台资本人才避难大陆 伴随1978年改革开放，港资台资企业进入大陆，港资早于台资，分别以‌1979年‌和‌1982/1983年‌为标志性起点。 1980年代‌已有徐小明等导演在内地取景拍摄（如1984年《木棉袈裟》），90年代也有部分作品在内地拍摄，但尚未形成产业规模的“北上潮”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于‌1993 年‌正式上映 …… 1994年，中国广电部下发文件，规定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大片，由中影公司统一进口并实行票房分账，这标志着好莱坞商业大片系统性进入中国 。 80年代至90年代初，港片凭借本土文化优势在亚洲称霸，好莱坞影片虽已存在但难以撼动其地位；90年代中期随着好莱坞特效技术升级及全球化发行策略加强，叠加港片自身创作瓶颈，导致市场份额迅速向好莱坞倾斜 。其中以1993年斯皮尔伯格《侏罗纪公园》与1997年《泰坦尼克号》为标志。 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加入 WTO，从 1986 年启动谈判，经过15年，这15年显然都是向全球化开放，示好的。2002年张艺谋《英雄》开启了商业大片时代，采用了“中外合拍+海外预售”的融资模式，比如米拉麦克斯公司‌（Miramax，隶属迪士尼）以不低于‌1500万美元‌的价格买断了影片在北美及欧美地区的发行权，这笔预付款实质上构成了重要的后端资金支持，降低了整体投资风险。 香港导演“北上”内地通常以‌2003年‌为标志性起点，这一年内地与香港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合拍片正式享受国产片待遇，引发大批导演如徐克、陈可辛等系统性进入内地市场 。‌‌ 台湾综艺长期侧重“小成本、强互动、谈话类”（如《康熙来了》），而2005《超级女声》开启了大陆“大制作、强赛制、全民投票”的真人秀时代，两者制作体量与商业逻辑差异巨大。 多位台湾综艺知名人士参与《超级女声》制作或评审，如评委‌包小柏、柯以敏、曹西平‌，以及后期总决赛主持人‌黄子佼‌，他们将台湾综艺的犀利点评风格和主持节奏带入大陆选秀。 6、作家就是职业撒谎家：蒋方舟抄袭符合职业要求 玛丽·卡尔的自传《撒谎者俱乐部》The Liars' Club，中译本改为《只要说出来你就会好很多》，据说启发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真有意思，我就谈过后者的翻译名问题，我更喜欢原名。The Liars' Club多么准确犀利，所谓塞林格式的黑色幽默，翻译后变成了取悦市场的鸡汤话，原本它简直就是《小偷家族》啊，也蛮像2016年万斯《乡下人的悲歌》，白人红脖子遭遇的全球化困境，而玛丽·卡尔家是出版于1995年，写的是六十年代的社会困境，全家走向堕落，那是自由主义带来的游民化……我不知道她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立场？为什么要在1995年写这个？很有可能具有政治背景，因为1994年美国保守主义翻盘，从此开启了全球化的保守转向，直到今天特朗普大行其道。1994年好莱坞电影神仙打架，之所以体现保守主义，抨击60年代自由主义与性解放的《阿甘正传》能拿下奥斯卡，正是这股政治思潮在背后起作用。 那么，玛丽·卡尔其实有点把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当作撒谎者的意思？或者，相反，她是站民主党的，她只是自黑的写作策略罢了。我不了解她的具体政治立场，无法准确判断。 我查到： 美国两党选举都称对方为骗子。 唐纳德·特朗普‌：2016 年大选期间及任内，《纽约时报》等媒体多次公开称其为"slanderer/liar"，抗议者亦曾拼出巨大"LIAR"标语反对他；共和党内部（如 Ted Cruz）也曾私下斥其为"pathological liar"。特朗普称对手特德·克鲁兹为“撒谎的特德”，而克鲁兹反击称特朗普才是习惯性撒谎者；特朗普还公开指责希拉里·克林顿是“世界级的骗子”，并列举其外交政策失误和利益冲突问题 。 ‌2024 年大选‌，拜登与特朗普在首场电视辩论中频繁互指对方“撒谎”。 ‌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因“水门事件”掩盖真相而长期被舆论视为“骗子”，其名言"I'm not a crook"反成讽刺标签，但并非正式绰号。‌‌ 我还想到，其实作家就是职业撒谎家，需要一点家族遗传技能的。所以，蒋方舟之类的作家抄袭，根本就是职业需要嘛。 资料： The Liars' Club，一部充满非凡勇气的女性成长史，启发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玛丽·卡尔儿时的生活动荡不安。 她有一个任性的妈妈，热衷于酗酒，容易情绪失控，结过七次婚；在炼油厂工作的爸爸脾气暴躁，常跟人打架，下班后总去酒馆跟人胡吹瞎侃，说各种段子。 生长在这样一个时常与恐惧、暴力和谎言为伴的家里，卡尔的姐姐小小年纪就能骗过警官，并且让同龄男孩避之不及。 卡尔擅长撒泼犯浑，在遭受排挤时可以脏话连篇，勇敢回击。敏感、爱哭、顽皮的她始终深爱着爸爸、妈妈和姐姐。 玛丽·卡尔以塞林格式的黑色幽默讲述自己戏剧性的童年，她充满挣扎的成长故事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得克萨斯与科罗拉多。 她的写作诙谐中不乏诗人般的细腻精准。通过书写，她得以摆脱荆棘满布的往昔阴影，创造了一个既不被过去牵绊，也不与过去隔离的自我。 这本出版于1995年的非虚构作品将回忆录的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在某种程度上掀起一场回忆录写作革命。 7、1993年波及到中国的同性恋身份政治： 为什么1993年会诞生陈凯歌《霸王别姬》？李碧华的原著小说出版于1985年。为什么李安《喜宴》也是1993年？可以说，它们都是当时西方同性恋身份政治的产物，随着全球化带到中国港台与大陆，陈凯歌，李安都是美国留学的，李碧华香港人。 同样留学美国的王小波，1996年写成短篇小说《似水柔情》，改编成张元电影《东宫西宫》，涉及同性恋。 倘若就中国大陆自身保守的意识形态而言，恐怕绝无可能去谈同性恋这种题材。即使如此，全球化仍然产生了共振，只是这振动，因为隔着浩浩太平洋而显得微弱。 关于《霸王别姬》如何过审，网上的说法：《霸王别姬》并非靠“假剧本骗过审”或高层特批上映，而是‌1993 年先送审修改后获准公映‌；网传“芦苇五天写假本立项、拍完再送审、邓小平点头放行”等说法‌无官方档案佐证，属影视圈传闻‌。‌真正关键因素是：‌北影厂体制内身份 + 主创政治敏感度 + 剧本自我审查到位 + 90 年代初相对宽松的创作窗口期‌。‌

刘以鬯语言的复沓就像平行蒙太奇，他好像很擅长将非生命物体拟人化，同时也存在过度抒情的怀疑论。人与蟑螂并无区别，就像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融入了海。对于时间的精妙和敏锐，好像流淌在港人的血液里，在整个时间线里，每个人都是锚点，钉死在历史中。刘以鬯有一种自觉探索式的先锋性，在我看来这种先锋是被迫的，是受制于整个时代的宏大叙事里，对于个体强调的微弱探索。无论是刘以鬯还是王家卫，他们和时间的暧昧感，体现在小说文本和电影意象里，像某种呼应。也是很久以前看到港人的影评周刊里写：“对港台的作品研究，势必要联系政治。”

“作为一个纯文艺工作者，酒徒的沉沦早就被香港这个文化沙漠注定了。”这句出现在压轴篇《酒徒》中的话言简意赅地点名了此书的基调与主题。真爱文学的创作者在香港这种文艺影视作品都高度商业化的地方生存艰难。写言情，武打或俗不可耐带颜色的书才能赚到钱。但凡有一点清高香港的文学市场都能立马教作者做人。四星给作者在沙漠中坚持在自我的勇气和操守。其实看到作者提及香港文化我脑子里想了半天关于香港的著名文化印象只能想起很久以前看到不少关于香港嫩模文化的报纸文章了,呜呼哀哉。历史上来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创作向来也有此类困扰，但和香港比起来应该可以算是好太多了。 酒徒的前一篇《对倒》据说是王家卫创作《花样年华》的灵感来源。两个爱幻想但又互相不认识的男女一次偶遇引发的一连串脑内意识流幻想。纵观作者的几个故事包括这篇，我认为缺点是登味明显，男性角色比女性角色塑造得聪明睿智多了。比如书后关于对倒这篇的文学点评就指出文中年长的男性的幻想成熟老练有智慧，年轻女性则有种截然相反的天真无聊。其他故事也差不多，比如另一篇里的包租婆形象也很明显，落俗套，年老色衰的包租婆总喜欢追着年轻穷帅哥跑?作者强调讨厌俗套文学的时候其实也要反思下自己的情节未必一点俗套不落，所以这种批判性主题其实是很难写的。 四星给整套书的文学形式和构思，确实新颖有趣。可以看得出作者的用心。这套书称得上香港文学中的翘楚。

“四十多年前的文字，好像写在今天。经典属于一个年代，但也永远当代：随着岁月每一次再读，我们回望过去，也观照现在。” 用了一下午本该写论文做ppt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合集。本因看完《花样年华》后好奇，想找《对倒》来看，却未搜到单册《对倒》。看到合集，犹豫一下还是从头开始而非跳至《对倒》。 初读《寺内》中各短篇，或许由于排版、或许由于这类风格接触少，看得浮于表面——“读来饶有新意”，掩卷却未深思。当然，更多的是由于自己的知识储备仍太浅薄，能看出“记述了另类的香港历史”，能看出“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更多地便看不出了。 至于《除夕》，说来惭愧，看到末尾才恍然，这竟是曹雪芹的故事，只好带着答案再读一遍；《寺内》倒从开头就看出了张生、莺莺、红娘，奈何对《西厢记》本也一知半解，只能囫囵吞枣、匆匆看过。 《对倒》长短篇两版均有，尽管结构上来说短篇更为精妙，但于人物塑造个人更喜欢长篇。似乎拥有这样经历的淳于白“将回忆当做燃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似乎生于这样时代的亚杏“生存在幻想中”也非常可以理解。 个人成为一个锚点。个人的过往、个人的现在、个人的未来与城市的、国家的、世界的像是俄罗斯套娃般嵌于一处。我想这是《花样年华》与其的共通之一。 附录中董启章的《对倒《对倒》也是很喜欢的，中间一度在猜测镜中女子是否即为“我”，果然如此。 另：有机会很想拥有一份“对倒”邮票。 《酒徒》看得我也似跟着这位酒徒醒了醉、醉了梦、梦了醒、而又再醉。读至结尾“但是，傍晚时分，我在一家餐厅喝了几杯拔兰地”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从开头好像便知酒徒是不会成功戒酒的，但直至结尾好像仍存一丝希冀：他会不会真的下定决心戒酒、他会不会与麦荷门复又联系、他会不会回到文学中去…… 但现实正如结尾那样。 若他被麦的信触动后不再喝酒；若他坚定办《前卫文学》；若他跳海死去；若他真的死于那瓶滴露；若他履行对雷老太太的诺言；若他在雷老太太死后幡然醒悟…… 这都不会是现实。 结尾如此，现实亦如此。 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只想多喝几杯酒，然后做一场好梦。” 刘以鬯先生说此文“在忘掉自己的时候寻回自己”，说为“娱乐自己”的文章。 何止于此。

作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的《酒徒》，于1962 年在《星岛晚报》连载，刘以鬯笔下的是一位落魄、颓废又逃避的都市诗人，他为自己的理智而感到悲哀、痛苦，为自己的努力无功而返而感到沮丧、颓废，因此在酒徒失意时，他跑到街上寻求慰藉，可是很快他又因为街道上的遣遇而陷入新一轮痛苦。相较于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酒徒》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虽然作为意识流小说，刚开始读起来会感觉有些晦涩难懂，不明白其中的意义，跳跃性的思维描写也时常云里雾里，但这也正符合其意识流的风格，人的意识，本就不是一条直线顺延而下的，它是跳跃的、辐射的，也可以说是有些混乱的，是各种各样的思绪杂糅、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意识。 对于《酒徒》，因为个人的修行还不够，看电子版总是会分神，所以我是通过实体书看完的。个人理解小说主人公是一个现代都市人的“闲逛者”形象。 “闲逛者”又译为“浪荡子”、“游手好闲者”，是本雅明现代性研究的重要意象，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 《恶之花》与《巴黎的忧郁》中发现并重构了这位现代诗人，他在波德莱尔不经意间对现代都市丑恶的诗意挖掘中发现了诠释现代性的曙光。在本雅明的叙述中，无论闲逛者融不融于都市生活，还是都市生活接不接纳闲逛者，闲逛者在都市中相对来说都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他们既是都市中的边缘人，同时也是都市生活的旁观者，他们以局外人的身份敏锐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应对都市生存中的各种刺激和震惊体验，就像《酒徒》中的主人公，他屡屡想戒酒，却又离不开酒，他知道喝酒误事，但是他只能以醉酒的特殊方式来应对文学因商品化与庸俗化的倾向而丧失特质特性的事实。 “闲逛者”，本雅明赋予其复杂又具有统一性的寓意，即便到如今依旧不过时，那些本雅明现代性忧虑仍然存在，科技迅飞的二十一世纪，在奢华的现代都市铺天盖地的广告引导着人们消费，而被塑造的消费冲动的同时也塑造了使用同样商品的同样的人群，一如《酒徒》中的十七岁少女司马莉，她常抽“骆驼”烟，据电影院的广告说：“‘骆驼’烟是真正的香烟。” 小说《酒徒》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出版社老板钱士甫、抄袭好莱坞的华语导演莫雨、黄色文学的编辑李悟神、势利女人张丽丽、早熟放荡的少女司马莉……在当时的香港，整个社会充满了追求钱本位的冷漠，一步步紧逼，将主人公从一个良心艺术家到靠写黄色小说生存的写手，商业社会对“严肃文学”的全面围剿和女人的“堕落”，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主人公追求严肃小说，也追求爱情，生活很困苦，需要朋友和女人的接济，他始终是一个体制的边缘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但是这也使他有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对一切都有着理性的判断，他深知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文人的身份则给了他思考的深度，居无定所，时刻都在换房子给了他观看的广度。 对酒徒困境的揭示，反映了香港文学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香港，在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本土艺术与华文严肃文学被边缘化，对于酒徒来说，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放下过去上海的往事和接受香港的堕落，这个闲逛者是没有出路的，“在商业化的语境中酒徒无力挣扎只能在酒中继续沉沦下去，而刘以鬯却逐渐找到了解除身份焦志的适当方法”，从“非英雄” 到“反英雄”，从布售姆到霍尔顿，传统英雄黯然落幕，作家们用一种不同于传统英雄的热情、才能、意志力等等品格，重新诠释现代英雄的故事，“现代英雄”并非通过对命运与困境的对抗，而是表现为困惑、孤独与疏离，在与传统英雄情绪的张力中，“异化”与“精神危机”的问题被昭示出来，“酒徒”因此被放置于消费主义洗礼的街道上，故事被分成了两层结构，“一层是较表面属于个人经历的外在结构，另一层是更呈复杂而纵横交错的内心结构或内在结构”将“酒徒”这个“现代英雄”的闲逛与受挫，理想与现实全都向读者倾吐出来。

《酒徒》这篇刘以鬯说是“娱乐自己”，以至于不用讨好和功利，发挥得也自由。全文以一名整日整夜喝酒的文艺工作者视角展开，写现代文学的没落，写文艺工作者的失意，写香港文学于大陆文学的认同，写舞女如何求生…主人公喝酒的情节搭配上意识流的写法，就如同宿醉之后梦境与现实混合迷离，纠缠不清。更重要是通过主人公如同照镜子般，去反思现代文学的发展，或不止文学的发展。有意思的还有文中穿插大量经典文学的作品，也有中国传统笔法的意味在了。

[2023年第三十一本书] 《酒徒》刘以鬯 第一次读意识流小说。这种文学作品本来是作者本人自我个性的完全流淌，但是却能让我抛弃理性和逻辑，在酒醉之后的意识世界里踱着易碎的小步。 主人公本质上是个极其悲哀的复杂角色。书中出现的角色并不多，风情万种的张丽丽、早熟放荡的少女司马莉、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杨露、渴望爱情的包租婆。对于这几个女性人物，“我”似乎是个感情中的浪客，但是由于心底的胆怯和懦弱，却始终只能自我意识沉沦，未尝甜果。 而在文艺工作中，遇到的卑鄙的文化骗子莫雨，热情很高能力不足的文艺“傻子”麦荷门。“我”的人生路径也可以算是“高开低走”，从十四岁开始从事严肃的文艺工作，编过纯文艺副刊，编过文艺丛书，又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了一些“五四”以来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到后面来到香港后，为了生活，只好将二三十年来的努力全部放弃，开始用黄色文宇去赚取骄傲。 从故事开篇“酒不是好东西，应该戒绝”，到故事最后“从今天起戒酒”，“我”一直没有放弃喝酒，哪怕是稍微下定好的决心也会立即被酒精冲淡至烟消云散，成为书名中所说的实至名归的“酒徒”。

刘以鬯文字太美，笔力深厚，其中尤爱《对倒》、《蟑螂》和《酒徒》。《对倒》中一对陌生男女的独立情节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展开，又以擦肩而过的人物事件绳结在一起，读者透过两人的眼睛看到那个时代香港的街景和境况，读来新奇别致。《蟑螂》探讨生命，充满哲思，结构与展开曲折离奇又水到渠成，是全书中我最爱的一篇。《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读来云里雾里但又是很美的，批判了彼时香港文学和社会环境，出卖文字或身体的人物都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清醒需要勇气，酒是一张通往另一世界的护照，让人不能不在痛苦中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