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甲骨文系列）

鉴于我对这一省份的莫大兴趣，我无法不注意到，如此多的湖南名人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里、在改良和革命的道路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然而，我所接触的主流中国史作品，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以及沿海对外中心——如上海和广州。与此相反的是，湖南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必然从北京和沿海地区引入“现代”精神而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我深知那只是一叶障目，于我而言，似乎可以写就一段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那便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非无关痛痒者。事实上，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省份，似乎完全有理由来尝试以一个新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事迹从未被当作整体来看待。个别的历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顺带指出，太平天国之乱（说不定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的平定，乃是由湘军领导完成。或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造中国，推动了三个月的“百日维新”，但其实在那之前三年，湖南就已施行类似的改革。百日维新失败，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谭嗣同，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创始领袖。或会提到二十世纪第一场反清大叛乱的诸领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指出领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黄兴作为领导者参与这场革命的程度，远比事后得到大部分功劳的孙中山高。更近一点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包括毛泽东）。但不论是这些说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例子，还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地出现，缺乏连贯性，几乎只是徒然地引人惊讶，而无法给予真正的解释。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秘“精神”，有人推测那精神源自湖南多山的地理环境或爱吃辣的习惯。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予人的传统印象，乃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的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不通。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矛盾之所以让人觉得吊诡，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一种普获认可但其实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国的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义、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且从那些口岸向内扩散，启迪了内陆。在接下来几章里，我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我们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暂时转移一下视线，把湖南摆在中央，全新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随之呈现眼前。…今人虽习于将五四运动视为从北京、上海往外发散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湖南却给了我们另一种形式，在此，国是湖南，侵犯湖南的帝国是中国。在北京、上海两地的爱国精神表现为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保住中国领土完整，在湖南却注入了一独立运动，且该运动完全不关心中华民国的存亡，其主要宣传反倒主张湖南自立为另一个国家。这一切表明，湖南，一如上海或北京，乃是促成改变的主要推力之一，也是新思想、新能量的基本来源。因此，近代中国史不只是通商口岸与中央政府的历史。当我们远离那些与外人有接触的中心地区，把目光移离中央政府大员，对于变革如何在中国生根立足，如何在中国传统与诸国竞争的新世界之间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今日所知的中国民族主义，乃是以国家为导向、扎根于领土和政府、自上而下打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但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属于草根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孙文之类反满行动主义者的汉人民族主义也属之。这一区别极为重要，因为存在草根民族主义时，不管多少种民族主义都可以并存，就像陈天华或杨毓麟之类的个人能忽而为湖南而战，忽而为汉族中国而战，不知道哪一个最终会存活。在任何一个既定政府的领域里，本来就存在着许多觉醒的团体，在高明宣传家的妙笔之下，这些团体都可能被彻底改造为自认是自成一体的民族。但当说到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时，基于主权，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于是只能有一个民族主义。单一民族主义得倚赖深度、强度足以激发未来命运感的线性过去，来取得其情感力量，因此它把与之竞争的民族主义从成文历史里抹除。在比它更早存在的诸多草根民族主义中，只有最近似于国家之最后形态的民族主义会存续不消，被视为通往现代的唯一一脉民族主义而写进史书里。…从推翻旧国的民族主义转变为创立新国的民族主义，这一转变本身有助于说明为何毛泽东之类的人物会在快三十岁时拥护湖南独立，五十岁出头时却以武力统一中国。或者说明蔡锷为何在一九○三年时考虑到清帝国有可能解体，却在一九一六年领兵重新统一中华民国。或说明为何黄兴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把共和国的利益摆在湖南的利益之上。这些人都关注既有的国家，而非永恒的中国。清帝国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我们都把它们称作“中国”。透过这些革命分子早期的行动主义，我们看到本省的命运，比他们所在的帝国或民国之命运，更清楚地呈现在他们眼前。…长远来看，在以中国为导向的民族主义里，没有一省之草根民族主义的容身之地，所以在政治上将湖南整合进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使湖南人的故事也被纳入永恒中华民族的更宏大叙述之中，湖南人只有在推动中国前进的步伐上有所帮助时，才可见到他们的故事。于是，在谈中国历史的书里，杨毓麟、黄兴或谭嗣同，乃至毛泽东之类的个人，就成为只关心中国与汉族的命运，注定要终身为中国效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我们几乎不知道在他们人生的某些重要时刻，他们的行事只被爱省之心驱动。而对于那些从未为中国效力的人，例如彭璜，我们则一无所知。…当我们顺俗地在那些自封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人身上寻找现代中国的起源时，便蒙蔽了自己，看不到事实。但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摆脱结局注定的心态，那么也许会了解，如同遗忘的起源和无缘实现的愿景，最终的结局并非总能让人信服，也并不那么启迪人心。研究那些如愿实现抱负的人，他们偶然的成功事后被宣称是天命，可让我们了解世界如何成为现今的样貌。但这些只是历史一隅，当我们看着历史之镜，便能以那些曾别有抱负、眼光专注于不同目标的人为借鉴，这些带着满腔热血的人，曾领航迈进那也许有可能、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未来。—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抱孤心，临万端！】【在一八九八年四月八日的《湘报》中，谭嗣同发文响应了南学会某会员的看法。该会员担心中国将有大难，谭嗣同的回应，则以引用王夫之诗词的一个对句作为开头：“抱孤心，临万端。”就王夫之在此诗中所表达的坚定决心，谭嗣同写道：“然因君又引出我无穷之悲矣！欲歌无声，欲哭无泪……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耳。”如果你想要理解历史上湖南的抵抗与牺牲传统，它激励了无数年轻的湖南行动主义者迈出无畏的步伐——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创造一个他人可以活得更好的幸福世界。请读此书！】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论定，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一百多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

地方性与现代性：湖南镜像中的中国变革密码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总有一些漩涡暗藏玄机。美国汉学家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将镜头对准湘江流域，在晚清至民国的激荡岁月中，捕捉到地方性知识如何孕育出突破传统的现代性基因。这部著作以独特的省籍意识为棱镜，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遮蔽的多元光谱。 湖南士绅集团在书中展现出惊人的历史能动性。从王夫之的经世致用，到魏源的"师夷长技"，再到谭嗣同的"冲决网罗"，这些思想者以湘江为墨，在华夏大地上书写出启蒙的檄文。曾国藩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时，不仅缔造了地方军事集团，更在理学框架下培育出近代组织管理的雏形。这种地方经验与全球现代性的碰撞，恰似洞庭湖接纳四水，既保持地域特质，又汇入时代洪流。 作者敏锐捕捉到湖南知识分子的双重属性：他们既是儒家文明的守护者，又是现代价值的开拓者。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先驱将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精神，转化为缔造共和的政治实践；青年毛泽东携带着韶山冲的泥土气息，在长沙师范完成了从传统书生到革命者的蜕变。这种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揭示了地域传统与现代转型并非非此即彼的对抗。 当裴士锋将湖南经验升华为"另一个中国"时，我们仍需保持学术审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绝非某省独力推动的奇迹，而是不同地域文明共振的结果。但这部著作的价值恰在于此——它提醒我们重审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地方性知识，在楚材晋用的历史褶皱中，发现中国现代化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就像汨罗江水永远奔流，历史长河中的每个漩涡都在诉说独特的变革密码。

历史学界有种说法：“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人” 。这就不难看出湖南人在近代史中所占的分量。那为什么湖南突然能够崛起呢？试浅谈我的拙见。  1.地理因素，从清朝将湖广行省拆分后，湖南省作为独立的行政单元存在，诸如曾、左、胡的湘籍人才在政治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原因是广州与武汉的水路贸易，刺激了湖南的经济、教育、文化发展，使湖南不仅较早的能够接触西洋的新思维，而且不至于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掌控下。 2.文化因素，自古有云“惟楚有才，江南多士子”。其实湖南的旧称是楚 ，明清之前的江南是洞庭湖两岸。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一直存在于湖南人当中，近代又受到郭嵩焘所推崇的船山学派的影响。使湖南人的身上有一种“吃的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也就成就了乡党，进而发展了湘军，也促进了湖南的发展 。 3.经济因素，由于受到广东的影响，长沙、岳阳、衡阳等湘江沿线城市快速发展，湘西如常德亦然，这就不难理解基础矛盾是广大的山区农民和地主，小市民与士绅，旧学派与新学派的矛盾，也就刺激出了相应的激进思想。   湖南人在不同领域建树颇丰，值得当代人多多学习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以一域之决绝，撑全新之中华，不读而不知此一域对近代中华影响之深远！ 一位美国学者，用自己的文思贯穿起近代潇湘男儿为政治理想一代代不断奋进的历程，可敬可叹。 议：全文以围绕湖南先贤是选择“湖南独立”还是“中华一统”为主线，进行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观点表述。个人理解，两种观点对于润泽在中华文化圈的人来说并不根本对立，这也是曾文正公、黄克强、杨皙子、主席等人最后的一致选择，所以，舟山学说与西学东渐对湖南的影响，感觉并没有作者认为的那么对立与激烈。

作为湖南人，读完这本书才知道自己对自己所处的这片伟大的土地有多么不了解，也才觉得或许自己并不配做湖南人。那些勇于改革的湖南先贤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始终努力着，或许方法了解立场不同，但都为湖南为中国当时的状况悲愤不已：郭嵩焘面对几乎来自全省的非议与攻击，竟也毫不气馁，却因此更加认为改善湖南，革新湖南人的道德品格是他必须要为之奋斗的目标，陈天华姚宏业甚至以死明志，投江自杀。 一个内陆省份，却率先尝试改革；极度排外的省份，却又极巧妙地将那些所谓的近代先进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主要是王夫之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运用于改革实际；一个在古代并没多少人才，考上进士能被称为“破天荒”，文化并不繁荣，人才并没有太多的省份，却在近代诞生了如此多的改革者、革命领军人物以及一系列名人。 说这些。并不是想要说明湖南较之其他省份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湖南应当重拾那般豪气，那样的团结，为今日之湖南今日之中国而努力，重新绽放湖南独有的光辉。 高中老师曾打趣我们班道，你们哪里配做湖南人？当时没什么感觉，如今倒真感觉有点羞愧了。不要再畏惧些什么了，应当像暴风雨般活着，直面恐惧，为改变而活，要“霸”得了“蛮”！！

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介绍了王夫之的地位，而是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挖掘出几个在历史书中消失几个人物，或者只留名，不知其行状的人物，例如杨昌吉济。

一本独特视角的著作，从过去我们主流叙事的历史观来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可能是我本人也没那么重视湖南省的发展吧，原来它与中国的近代史有这么多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影响力。辛亥革命毛主席说是黄兴的运动就可见一斑。宋教仁被刺，与他的治国理念有很大的关系。郭嵩焘在现代被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就是在当下，简中的舆论场里估计也是褒贬不一。无论如何，准备在微信读书里继续读《读通鉴论》，有机会去趟长沙岳麓山。 另，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电子书里的注释好像没有全部对上，请有兴趣的朋友阅读时，看看是否有同样的问题。

作为异地长大的湘人二代，对那方水乡泽国的籍贯所在地总有些隔膜。很早就发现那里不出诗人，只有诗人跑到那里去死（屈原、杜甫）。也一直诧异：按说湘江洞庭湖连着长江，在古代和苏杭文化中心就算通了高铁。明代，更有“湖广富天下足”的美誉。都说衣食足而知礼节，故乡这里却少有体现。历史上，和左右川赣出过的文豪比，非常汗颜。可十九世纪中叶曾左之后，却井喷一般才人辈出。舞笔或弄枪，皆博得显赫功名。更不提还有一位“还看今朝”的前伟人。历史上，这般断崖式的地域变化并不多见。这本书对这个问题做了个梳理，给出了我认为值得信服的诠释。作者虽是外国人，但文字基本脉络清楚，且基本做到了言出有据。虽然注释因为排版问题颇混乱，但翻译总体尚可，原文引用都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