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所有党员干部都应该认真对待的一本书。苏联的教训不是不能忘记，而是不能不了解，嘴上说不能忘记丝毫不能起到警示作用。 苏联亡党亡国难道就是几个处心积虑的坏人的所做所为吗？他们不过是几个一心想让国民族好起来的蠢货而已。是苏联先变坏，腐化才有想变好的蠢货。是失去方向，丢掉初心，没有信念的群众才会使社会精英也无比愚蠢。 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也生存困难，言论太过自由，会让豺狼有机可乘，不自由，也会造成反弹。在失去苏联的今天更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着巨大的危险。 我们总说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这本书也这样说，这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需要意识形态来控制被统治阶级，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发起意识形态战争。苏联之所以在敌人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溃败，不是他们没有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而是只要他们认为需要做这种工作就一家做不好。产生了腐败，特权和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他们想用意识形态来维护的，也不过是利益集团的腐败、特权和官僚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事业。无产阶级事业是不用意识形态来维护的，而是用揭示真实的世界来维护的，难道马克思写《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是在做意识形态工作吗？ 绝不是，他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把资本主义世界揭示给广大工人阶级，有可能的话，他想让所有人都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面目，包括奴役工人阶级的资本家，让他们知道，他们即使荣华富贵，也是被物奴役的对象，而且物通过他们奴役着全人类。共产党的责任是要把马克思揭示出来的真相想方设法告诉工人阶级，不管他们现状如何，也要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让他们明确方向，站稳立场。唯有用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世界才能教育群众。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无产阶级才会不被西方列强利诱，策反，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无产阶级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解放全人类坚定的站在共产党一边。做意识形态工作，只不过是为了维稳的需要，是为了不让人反对自己。了解自己使命和任务的无产阶级才能义无反顾的投身到自己的事业中，在红军长征时期，美国记者都发现“连一个红军小战士都了解自己要做的事情。“ 谁不想成为人，谁不想做为人活着，谁不想活得有尊严，谁不想实现自我。现在人没有方向目标，空虚无聊，危害社会，贪污腐败，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方向，不知道何为有意义的人生，为什么活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这不应该成为问题，马克思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我，成就自己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 一个人可以自私，解放战争年代，向前线运粮的农民就是自私的，他们知道，只有共产党胜利了，自己才有好日子过。现在，人们却连自私也不会，不知道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对自己也不利，反而觉得相信西方意识形态那一套把自己和子子孙孙置于奴隶地位的危险中对自己有利。当局真正最高的目标，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教授给人民，而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庙堂里的学问，甚至庙堂里都让人觉得枯燥乏味的说教，西方骗人的把戏却由于生动活泼被文人、学者、专家、官僚、”有志青年“奉为圭臬，从而葬送了无数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 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做苏联做的一些事情，就没有了苏联的危险。只有正视这种危险，不把脑袋藏起来，才能避免这种危险。只有知道矛盾的主要方面，危险的主要来源，才能稳操胜券。

苏联解体殷鉴不远，这一小册子为讨论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相当简要但也足够令人得到一定启发的基准参考。 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之失败，于此书中大致可总结出有逻辑的几个方面：首先是意识形态工作陷入僵化和照本宣科，不实事求是，政治原则成为派系攻讦的工具，理论创新缺位，引发群众不满的“低级红”盛行，并且缺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意识，缺少“混合”的精神，过分自守而失却了开放心态。其次是精英阶层在此背景下意识形态逐渐丧失免疫力，开始走向失守乃至瓦解，知识阶层的随波逐流成为普遍态势。最后是外部的渗透和演变——这样，本已缺乏免疫力的苏共一旦遭遇外部意识形态的冲击，便迅速投降并让出阵地。

一个新政权的问题，往往不是后来才出现的：从苏联早期制度建构谈起 讨论苏联历史时，人们常常会把问题集中到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强制集体化、古拉格、个人崇拜、极端高压统治等。这当然有道理，因为斯大林时代的暴力规模和制度化程度都极其突出。 但如果把苏联的问题全部归结为“后来变坏了”，也会遮蔽一个更深的问题：很多制度性隐患，其实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埋下了。 也就是说，苏联的历史悲剧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在革命、内战、国家重建和意识形态建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强烈路径依赖的制度结构。 一、从“代表人民”到“垄断代表人民” 苏维埃这个词本来是“会议”“委员会”的意思，早期确实带有基层代表会议和群众政治参与的意味。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后，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大量出现，它们并不天然等同于某一个政党。 但问题在于，革命政党很快把“苏维埃权力”与“本党领导权”绑定起来。 这个转变非常关键。 原本的逻辑是： 工人、士兵、农民通过苏维埃参与政治。 后来逐渐变成： 党代表工人、士兵、农民； 党中央代表党； 少数领导核心代表党中央。 这就出现了一个现代政治中很常见的风险：“代表”逐渐替代了“参与”。 当一个组织声称自己最懂人民的真实利益时，现实中的人民表达反而可能被视为不成熟、被误导、甚至是反动的。这样一来，政治不再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协商和竞争，而变成了由某个组织解释“历史正确方向”。 苏联早期解散立宪会议，就是这种逻辑的重要节点。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并未取得绝对优势，随后以“苏维埃民主高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为理由关闭立宪会议。从革命政权的角度看，这是为了保卫革命；但从制度史角度看，它也意味着一种危险原则被确立： 当选举结果不符合革命目标时，选举可以被否定。 这为后来政治竞争空间的消失埋下了伏笔。 二、非常时期的手段，被做成了常规制度 任何革命政权在建国初期都会面对混乱：战争、饥荒、财政崩溃、旧官僚体系瓦解、敌对势力反扑、边疆问题、城市供应危机。苏俄也不例外。 因此，早期苏维埃政权采取某些强力措施，有其历史背景。不能脱离内战环境，只做道德化批判。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非常时期的手段，后来没有退出，而是被制度化了。 秘密警察、政治审查、行政逮捕、对反对派的压制、以政治忠诚决定人的社会资格，这些手段最初常常以“临时保卫革命”的名义出现。但一旦它们成为国家治理的常规工具，政治生态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这也是很多革命政权容易遇到的困境： 革命需要动员； 动员需要敌我区分； 敌我区分需要纪律； 纪律需要组织控制； 组织控制一旦制度化，就很难自然退出。 苏联早期的“红色恐怖”、契卡系统、对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的压制，不能简单看作后来的偶然偏差。它们构成了一个新型国家机器的雏形。 三、“阶级敌人”概念改变了法律逻辑 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一个人是否有罪，应当取决于具体行为和证据。 但在革命政治中，常常会出现另一种逻辑：一个人是否危险，不只取决于他做了什么，还取决于他“代表什么”。 比如旧贵族、资本家、教士、自由派知识分子、旧官僚、富农等，可能被视为某种“历史落后力量”的代表。这样一来，人的身份、出身、职业、思想倾向，就可能先于具体行为成为政治判断依据。 这会带来一个很深的制度风险： 法律处理的是行为； 政治定性处理的是身份。 当身份被政治化之后，边界就会变得非常模糊。今天的“反革命”，明天可能扩大为“思想不可靠”；今天的“旧阶级代表”，明天可能扩大为“潜在敌人”；今天的外部敌人，明天可能变成党内敌人。 1922年驱逐一批反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些人中有哲学家、神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他们未必都参与了武装反抗，但被视为旧俄国精神传统、宗教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代表。 从政权安全角度看，这是清除思想风险；从制度史角度看，这是国家开始决定哪些思想有资格存在。 四、思想垄断削弱了自我纠错能力 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必须有某种纠错机制。 纠错机制不只来自领导人的智慧，也来自社会中的多元反馈：学术批评、新闻监督、地方经验、专业共同体、独立司法、民间组织、公开讨论。 但如果意识形态被高度垄断，很多问题就不再是技术问题，而会变成路线问题。 经济政策失败，可能被解释为敌人破坏； 基层痛苦，可能被解释为思想落后； 学术争论，可能被解释为阶级立场错误； 政策批评，可能被解释为政治不忠诚。 这种环境下，真实信息很难顺畅上达，基层也会倾向于报喜不报忧。时间久了，国家可能拥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却缺乏稳定的纠错能力。 这正是苏联制度的深层矛盾之一：它可以集中资源完成某些大项目，但很难容纳持续的、多元的、非敌我化的社会反馈。 五、战时共产主义留下了命令经济的路径依赖 1918—1921年的战时共产主义，原本与内战环境密切相关。国家需要粮食、军需、工业供应和城市稳定，于是采取强制征粮、工业国有化、配给制、劳动动员等措施。 后来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重新允许一定范围的市场活动。这说明布尔什维克也意识到，纯粹依靠行政命令难以维持经济运行。 但战时共产主义留下了一种强烈的治理想象： 国家可以通过集中命令组织生产； 市场和自发秩序是不可靠的； 农民和商人需要被管控； 资源可以通过政治动员被重新配置。 这种思维后来在斯大林时期被大规模扩展，尤其体现在强制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之中。 当然，不能简单说斯大林经济政策只是战时共产主义的重复。两者历史背景不同。但早期形成的命令式治理经验，确实为后来的高度集中体制提供了制度记忆。 六、农民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解决 俄国革命的一个巨大矛盾是：政权声称代表工农，但国家建设又需要从农民那里获取粮食和资源。 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承认农民分地的现实，获得了重要支持。但内战和城市粮食危机很快使国家与农民发生冲突。强制征粮、乡村暴动、镇压、再到新经济政策，反映的正是这个根本矛盾。 从长期看，苏联国家需要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资本积累。由于无法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通过海外殖民、市场金融和长期商业积累完成，苏联最终选择了从农村提取资源。 这说明，苏联的问题不仅是政治压制，也是现代化路径问题： 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如何快速工业化？ 工业化成本由谁承担？ 国家是否有权以未来目标为名牺牲当下群体？ 这个问题在建国初期没有解决，后来以更剧烈的方式爆发。 七、党内民主被组织纪律吞噬 早期布尔什维克党内并非没有争论。相反，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之间存在大量路线分歧。 但内战环境强化了集中统一的组织原则。1921年，党内派别活动被禁止，理由是避免分裂、维护革命政权。 从短期看，这有利于政权稳定；从长期看，它使党内失去了合法反对机制。 当党外反对派被清除，党内派别也被禁止，政治斗争就很难通过公开辩论和制度程序解决，最终容易走向组织清洗、人事斗争和政治定罪。 这也是苏联体制后来高度封闭的重要来源之一。 八、民族问题被制度化地保留下来 苏联名义上是多民族联邦，各加盟共和国拥有一定形式上的地位，甚至理论上拥有退出权。但实际权力集中在共产党中央。 这套结构很复杂。一方面，它承认民族身份，建立民族共和国、民族语言和地方干部体系；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党国系统压制真正的政治自主。 结果是：民族问题既被整合进国家结构，又没有被真正解决。 在中央权威强大时，这种结构可以维持统一；一旦中央权威衰落，原本被制度化保存下来的民族边界、地方精英和共和国框架，就可能成为国家解体的路径。 所以苏联民族政策不是简单失败，也不是简单成功，而是一种长期冻结矛盾的制度安排。 九、最大的问题：相信自己掌握“历史真理” 如果把上述问题归纳到最深层，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苏联早期国家建构中，有一种强烈的历史目的论。 它相信历史有确定方向； 相信某个阶级代表未来； 相信某个政党最理解这个阶级； 相信为了未来解放，可以暂时压制现实中的反对意见； 相信政治权力可以承担改造社会、改造人、改造思想的任务。 这套信念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强烈的道德目标：平等、解放、消灭剥削、建设新社会。 但它的危险在于：一旦某个组织相信自己掌握历史真理，它就很容易把反对者看作历史障碍，而不是正常政治生活中的不同意见者。 从这里开始，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 批评不再只是批评，而可能是反动； 异议不再只是异议，而可能是敌对； 失败不再只是政策失败，而可能是路线斗争； 个人不再只是个人，而可能是某种阶级力量的代表。 这正是现代政治中非常值得警惕的地方。 十、如何评价苏联早期制度遗产？ 我倾向于用一个比较平衡的判断： 苏联的问题不是斯大林时期才凭空出现的；列宁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党垄断、秘密警察、阶级敌人、意识形态控制、命令经济和党内高度集中等制度工具。 但同时，也不能简单说“斯大林只是执行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个人权力、工业化压力、国际孤立、党内斗争和制度扩张，把这些早期工具推向了更大规模、更极端、更恐怖的方向。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 列宁时期建立了工具箱； 斯大林时期把工具箱扩展成完整机器。 这不是单纯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结语：建国初期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国家的长期边界 很多新政权在创立初期都会面对真实困难：战争、贫困、分裂、外部威胁、旧秩序反扑、行政能力不足。强力动员有时看起来不可避免。 但历史给我们的提醒是：最危险的不是非常时期采取了非常手段，而是非常手段被永久化、合法化、神圣化。 一旦政治竞争被取消，思想被垄断，法律服从身份定性，党内反对机制消失，国家又相信自己掌握历史真理，那么后来的问题就不再只是某个领导人是否开明，而是制度本身已经缺少自我限制和自我纠错能力。 苏联早期历史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正在这里： 它不是告诉我们“某个人坏”，而是提醒我们—— 一个以解放为目标的政治工程，如果缺乏权力边界、制度制衡和真实反馈，也可能在建国初期就埋下走向僵化与高压的种子。 历史悲剧往往不是从理想破灭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理想认为自己可以不受限制地改造现实时开始的。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如果说国民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丢掉本民族政权的反面教材，那么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则是丢掉社会主义政权的前车之鉴。我们务必警惕，最大的和平演变不只是对人民，更是对上层的渗透与策反。盲动的人民以其松散性，注定不会带来巨变，而高层的背叛与倾轧往往能造成万劫不复的苦难。意识形态的斗争归根结底要落实到确保纯粹性的工作上去。请继续加大力度，匡正风纪，整饬吏治，夺回思想阵地吧！

苏联的很多表现，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因此很值得总结和反思。但是这本书却非常失败。作者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通篇充斥着大量极端感情色彩的表述，只是罗列现象而缺乏原因的分析，或者因果倒置。查了一下作者头衔挺多，但是从内容来看，缺乏一个学者应具备的提出好问题的能力，浪费了一个好的题材。

读完了。以前我只是知道苏联是内部苏共的领导人集体脱离群众，腐败了，加上美西方的宣传活动，洗脑和收买了那些苏联的群众和知识分子，最后，是因为被美西方忽悠了的新的苏共的领导人和智囊们集体叛变，集体向资本主义转向，抛弃社会主义，导致了苏联崩溃。 今天读完了这本书，真是让我心情郁闷，我好想大喊：“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的是什么啊！“以后或许我得找些讲苏联历史的书，来读一读。明明苏联曾经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国家，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最后竟然这样被内外势力，欢天喜地地分裂掉了，一个曾经特别牛的超级大国啊！就这么没了。 颇为唏嘘。实事求是和不脱离群众，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事，

苏联的失败是放弃社会主义的结果，可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放弃社会主义？ 列宁同志与卢森堡同志的争论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列宁说卢森堡不集权没有先锋队的方式不能成功革命，卢森堡说列宁强调集权的方式必然导致腐化甚至失败。 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也差不多是卢森堡的。 这两个相矛盾的观点究竟谁对谁错？按矛盾律而言似乎二者不可得兼，但历史用辩证法开了个玩笑：他和她都对了。 可惜列宁走得早，没能活到他找到办法的时候。 列宁走了，他最忧心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几个政治继承人争权夺利起来了。这很有可能导致分裂。 历史又开了个玩笑，苏联没有分裂，甚至还更加巩固了。他能料到继承人争权夺利，但不能料到的是斯大林同志的韧性与能力，他竟然能将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等实力派打得爬不起来并自己登上总书记的位置。 分裂的危机是没有了，但混乱的困难是存在的。大清洗，高压政治，卫国战争，斯大林被形势逼成了20世纪的老年朱元璋。 苏联也在混乱与战争中渐渐失去初期的社会主义模样，成为了一个披着红旗的沙俄。 形势裹挟着所有人前进，这是谁也不可控的。 待到赫鲁晓夫时代，欲改前非，正大道，但不切实际，胡作非为，非但没改变问题，反而使问题加深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普遍性危机，而苏联却如日中天，本来是社会主义事业千载难逢的机遇，却被他完全错过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半个世纪成果的荟萃，他是个守成之君，但不是个开拓之主。 但不开拓，便意味着癌变的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苏联的一切优势发挥出来了，苏联的一切问题也暴露无遗了。这些问题往往是隐形的存在，只待时机之至，则可覆灭巨国。 可勃列日涅夫不愿意去改变，他不愿意纠错，却不知道错误之积是无法致远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匆匆而去，把苏联最后一丝曙光带走了。 然后就是戈尔巴乔夫。 承平久已，他们早已不相信先人的告诫了。他们不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不再相信历史必然，不再相信共产主义，而只看得见眼前的苟且。 于是他听信了西方的揶揄，天真地把自己的魂魄——马列主义——扔掉了。 失魂落魄的苏联活不了半年，就走了。 总之，我认为，苏联的失败，勃列日涅夫要付主要责任，因为在他手上苏联失去了唯一的自新的机会。他是苏联既得利益者的代表，很像《动物庄园》的“拿破仑”。在他手上，苏联彻底腐化，而完全没有社会主义，却只是修正主义与工人阶级贵族。 戈尔巴乔夫要付第二大责任，他的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也是最悲哀最可恶的原因。就像他自己说的，苏联解体本是可以避免的。 赫鲁晓夫要付第三大责任，他不切实际地改革没有为苏联带来任何转机，反而因错误的否定历史为苏联带来思想大乱，形成历史虚无主义的隐患。不过他也在努力改变，他只是愚蠢，不是无耻。 斯大林要付第四大责任，在他手上才形成如此短视的模式与体制的。但他的责任更多的是形势所迫，他受制于各种局限与问题而迫不得已如此，这需要后来人的改革，可后来人却都失败了。 列宁同志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就像他与卢森堡同志的争辩，这种过于集中、过于专政的方式确实无法持久运行，除非有一个新的列宁与新的布尔什维克——可惜没有。戈尔巴乔夫有一句话说的好，中国能继续下去是因为有一个邓小平，可惜苏联没有，苏联好像有个安德罗波夫，但可惜早逝了。为什么苏联没有而中国有呢？我认为这是毛主席的功劳，他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只认可忠诚者，而是认可真正有思想有才能的人，加上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所调动的民心更加广泛有力，人民更愿意去思考而非否认历史。所以这不是英雄史观，这是有现实依据的。但列宁同志的责任则完全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说斯大林的责任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多疑与主观的话。 综上所述，我认为苏联的失败是一次具有相当必然性的事件，但同时也是完全可避免的事情。不过这需要实权者的明智判断。我们中国也不是天生的胜利者，在《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一书中提到了中国的多种危亡的可能性，在《八次危机》中也详细记载了中国的多次风险。苏联就是死在了其中某次危机与困难的中国，我们万不可掉以轻心！

这本书主要是介绍了苏联灭亡的前因后果，主要就是苏共忘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根本，动摇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的决心意志，被西方敌对实力趁机进行了“和平演变”，最终走向了衰败，顷刻遭到了灭亡。再就是苏共后期的国家领导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国家领导人 没有认清国际国内发展大势，一心只打自己的小算盘，妄图通过否定列宁斯大林的功绩，以推动改革，在改革失败时又犯了机会主义，妄想通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身处援助之手，经济救市，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使一个超级大国瞬间覆灭，支离破碎，走向灭亡。最后就是苏共内部有些领导贪污腐败，纸醉金迷，唯利是图，把自身置于党纪国法之上，作威作福，贪赃枉法，脱离群众，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放松了意识形态管控，致使民众思想被裹有“自由主义”“人权至上”的资本主义思想所腐蚀蜕化，最后都反向倒戈，反对苏共的领导，致使苏共垮台，国家灭亡。有人形象地讲，苏共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国家分崩离析。其缘由令人深思，教训极其深刻。

雖然有套話，但是不缺乏真知灼見與分析，讓我對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這倆難繃之類印象極深，可堪輕輕一讀。

每一代领导人对前一代的修正都只表明他们没有把握实事求是的要领。这种否定是否是一种形式上的对于合法性危机的补丁，只是这个补丁并不是真的解决当时的问题。 意识形态战争是一场在存量上“不公平的战争”，就总量而言，是必败的。欧美在自由主义等方面的理论发展已经有数百年积累，与此相比，苏共的理论发展只经历了一两代人。 再者，俄国到苏联的转变时日尚短，旧的封建、农奴、地主、官僚这样的鬼魂还在作祟，所以在面临内部积弊以及外部敌人的情况下，不按客观规律而对前辈进行否定的行为后果会明显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