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

论从史出，小心求证，聚焦抗战初期中国对美外交的舞台，从苦撑待变的悲怆到苦撑求变的韧劲，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对美国认知和观念取向的历史演进，展示了舞台主角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徘徊的心路历程。（阅读时间：2019年6月22日-28日；自评：7.9；推荐指数：★★★★）

胡适使美的大体过程是：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约谈了胡适，让他去美国做抗日宣传。胡适于1937年9月初动身去了美国，这时胡适并没有正式公职，只是在美国、加拿大各地做抗战演讲。直到次年7月胡适收到蒋介石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经过多日考虑后答应了这一任职。9月17日，重庆政府正式宣布胡适的任命。不过胡适对于这一工作有他自己的理解，在正式上任前曾电行政院长孔祥熙说：“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此外如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有政府另派专员负责”。10月28日胡适向美国总统提交国书，正式开始外交活动。结果到12月4日，胡适犯了严重的心脏病，住了77天的院，到次年2月 30日才出院。1940年6月蒋介石派宋子文作为代表来美国接洽借款等事宜。宋子文到美以后，逐步将一切对美交涉事务包揽到手，成了“太上大使”，胡适基本被架空，因此胡适于1941年7月12日致电蒋介石请辞任大使一职，蒋没有同意。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蒋介石电报，停任驻美大使，改由魏道明任职。但是胡适卸职后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留在纽约寓所考据《水经注》，直到1945年回国任北大校长。 胡适从1938年9月赴美，到1942年9月卸任驻美大使，期间主要可以列举的工作业绩如下： 1.在美国进行各种抗日演讲。其中较为集中的巡回演讲有两次：第一次是从1938年元月3日自纽约开始，经过克利夫兰、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然后再去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等地，于3月18日回到纽约，总共演讲57场，行程达一万七千多公里。演讲密度为平均每天一场半，基本上是马不停蹄。期间胡适不但极度疲劳，还要忍受牙痛、眼疾和腹泻等身体不适。第二次是胡适因被宋子文架空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好又开始巡回演讲。他从1942年元月10日出发，到7月初，胡适在美国各地进行演讲，总计行程近6万公里，演讲场数达200多次。胡适在驻美大使任职期间的演讲次数，是外交史上无人可比的。 2.争取美国对华援助。胡适任大使期间，协助陈光甫促成了两笔对华贷款，其一是1938年12月的“桐油贷款”，金额为2500万美元，第二笔是1940年3月的“滇锡贷款”，金额为2000万美元。这两笔借款主要由陈光甫在负责，但胡适也有重要功劳，第一笔借款胡适参与度较少，但是在美国认为中日有可能谈和，打算取消借款的关键时刻，胡适擅自修改外交部电报署名向美国证明中国抗战的决心，挽救了这笔借款。第二笔借款胡适全程参与，和陈光甫并肩作战，两人因此结下很深的情谊。这两笔款金额都不大，与抗战初期苏联给中国的援助相比，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而且在使用方面还有种种限制；但是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当时英法等国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以美国的马首是瞻。此外，美国在胡适任职大使期间还有过两次对华贷款：1940年10月中美签订金额为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合同。同年11月底，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金额为1亿美元的贷款，相关协议在次年2月和4月分别敲定。后面的两笔借款和胡适关系不大。 3.为中立法案奔走。由于一战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兴起，美国政府自1935年到1937年间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美国向参战国售卖武器以及相关军事物资。这一法案成为美国援助中国抗战最大的障碍。外交部在胡适上任之初，给胡适的外交任务之一，就是要促使美国修改中立法。1939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推动国会修改中立法。当时的修改议案的要点是取消强制性武器禁运条款，改为采用“限购自运”的方式进行物资交易。也就是说美国原则上不主动向英法输出武器和军事物资，但是不阻止英法自己开船到美国本土采购武器并运回本国。这个议案主要考虑的是让美国可以支援其欧洲同盟，但是忽略了东亚这边的情况。胡适看出该法案一旦通过，会对中国抗战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日本可以开船到美国来自购武器和物资，而缺少海洋运输能力的中国则要大大吃亏。胡适为此多方奔走于白宫与国会之间，多次与罗斯福交谈，力言此案与中国抗战的利害关系，同时努力推动修法向对抗战有利的方向调整。修改中立法议案最终于1938年7月被搁置，虽然没有通过对中国不利的议案，但是也没有使得中立法向对中国更有利的方向发展。不过罗斯福为了表示对中国的补偿，宣布准备废除《美日通商条约》。 4.与宋子文联手阻止美日妥协。由于美国逐步加紧对日经济约束，日本亟需缓和日美关系。美国方面因德国进军苏联，美德战事难以避免，想要缓和远东地区的压力，进而产生了与日本妥协的想法。双方于1941年4月通过秘密谈判拟定了一个《日美谅解方案》，并以此为基础持续进行谈判。10月份东条英机组阁后，确定了对美外交交涉的最后期限为12月1日零时，如不成功则发动武力。为此日本加强了对美国交涉的努力，让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赴美，与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一道向美国政府施压。重庆政府探听到日美秘密和谈的消息，让胡适去核实，胡适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几次会谈，后者都告诉他美国日和谈毫无进展。但是到了11月下旬情况忽然有变。11月22日，赫尔召见中、英、奥、荷四国大使，宣布美国有意和日本签订临时协定，并告知美方草案。胡适当即表示反对，24日赫尔再次召见四国大使，胡适仍表示反对，并于次日向美国务院提出正式抗议。26日，胡适与宋子文一起见了罗斯福，二人分别向罗斯福痛陈利害，在最后关头扭转了罗斯福对日妥协的念头。据说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第一次在美国最高领导人面前发了脾气。” 胡适在刚上任大使的时候，国内外的呼声都很高，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中国驻美大使的最佳人选。日本方面则如临大敌，《日本评论》发表文章说日本要派三个人才抵得过胡适一个。但在蒋介石眼中，对于胡适的外交工作是很差劲的，蒋经常在他日记里表达其对胡适的不满。他在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件前一天）的日记里曾写道： 胡适、郭泰祺、陈光甫等毫无志气，不知责任，更无国家观念，唯以私利权位为谋。对于此等政客奸商官僚不道非人之所谓，时起忿愤。不可抑制，岂不自我小乎哉。 1942年胡适去职后不久，蒋介石又在日记里总结了胡适的外交工作：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获罪于美国，而外间总谓美国不敢与日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另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网上很多人说胡适当大使除了为自己捞学位之外什么都不干，应该就是出自蒋介石对胡适的这段评价。 历史学家对于胡适的外交评价也有各种说法，例如唐德刚说胡适使美完全就是“捞鱼摸虾，耽误庄稼”。张忠栋认为胡适在关键时刻成功阻止了美日妥协，但是在其它一些外交工作方面交了“根本交了白卷”。耿云志认为胡适“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外交成绩”，但也认为胡适使美的意义不能完全按照职业外交的标准去衡量，而是要看到胡适的另一种身份：作为文化使节和演说家，胡适在美国行万里路，演讲两百多次，给中美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 个人翻阅所及，关于胡适的外交有两本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胡适在其中的形象各有不同。 其一是李传玺的《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时期的胡适》，安徽教育出版2010年出版。这本书细致地梳理了胡适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2年9月卸任大使的经历活动。但是作者并非历史学家，所用的史料也有限，主要就是胡适日记、书信、外交电报等，对于当时中国外交的局势也缺乏整体研究。本书在写法上接近于纪实文学而不是历史著作，作者对胡适那段时期生活、工作社交的方方面面都有详细的介绍和描绘，更适合读者认识一个立体的、鲜活的胡适。书中对胡适的大使工作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认为正是胡适前期的工作为宋子文所取得的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胡适本人因宋子文多方排挤被迫去职，其功劳也就被淹没了。作者笔下胡适的形象是为国家谋划奔走，鞠躬尽瘁，累到心脏病发差点没命；不仅如此，胡适的学识、风度以及他坦诚公开的外交风格，都赢得了美国从民众到高层的一致赞扬和尊重。书中对胡适的竞争对手宋子文，则主要记述他排挤胡适的一些手段，例如宋一面根本不把重庆政府的外交电报给胡适看，另一方面又给蒋介石打小报告说胡适整天研究文学，对重庆方面的指示置若罔闻之类。作者虽然勉强承认宋子文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但宋的形象明显是负面的。 另一本书是齐锡生的：《从舞台边缘到中心：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这本书运用大量中美档案、日记，对抗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前的中美外交做了全面深入的梳理。作者有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专业背景，对当时的中美形势有很精辟的分析，从学术角度看比李传玺的那本书更加专业。但是本书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盲点，就是完全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看问题，认为蒋的一切都是对的，胡适也好，美国也好，都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苦心。这种立场预设最终导致了全书立论的自相矛盾。 《从舞台到边缘》对胡适和宋子文的外交工作做了比较研究，并认为胡适性格太温和，过分相信美国，拉不下脸来为中国争取利益，导致他在担任大使期间消极怠工十分严重，对于蒋介石特别着急的争取美国借款和飞机等事情特别不情愿、不上心，最后沦落成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外交官。而且胡适著名学者身份使得他相当自以为是，不但经常不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展开工作，还要以国师的身份对蒋介石“谆谆教诲”，搞得蒋非常生气。书中比较了胡适和宋子文的外交风格：胡适是一切都尊重美国的规矩办事，不愿意麻烦或得罪友邦，外交工作的接口单一，结果被美国国务院牵着鼻子走；而宋子文则非常主动灵活，利用政府、军方、企业界等各种渠道关系，死缠烂打、见缝插针，以近乎讹诈的方式对美国政府施行360度无死角公关，完全改变了中美之间的互动方式。因此宋子文到美国后，不但为中国争取到更多借款，而且促成了罗斯福派私人特使居里访华，以及美国军事代表访华考察这样的重大外交突破。作者还认为在1941年底美国对日妥协的关键时刻，扭转美方态度的主要功劳在于宋子文而非胡适。两相比较之下，齐先生对胡适有很多严厉批评，甚至有点克制不住地反复感叹胡适的行为“不可理解”。不过，他对胡适的外交工作还是予以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例如他认为是胡适虽然在争取援助方面被动消极，但在坚持主战方面却毫不犹疑，非常积极，甚至不惜越权进行干预。抗战初期因为战局不利，蒋介石被身边大量主和派包围，而胡适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坚持主战，努力阻挡中、美两国与日谈和，给了蒋介石极大的支持。 从以上的简介我们不难看出，历史人物的形象是相当复杂的，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结论。 要理解为何会产生这种差异，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大背景。首先，中国自甲午以来，一直对日本施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利用西方列强不愿日本独占在华利益的心理压制日本。直到九一八事变前，这种策略都是有效的。九一八以后，西方国家无论对德还是对日，普遍采取绥靖政策，对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不热心。尤其是美国自因一战以来，孤立主义势力抬头，举国普遍反对美国介入欧亚纷争。因此美国政府从1935年开始通过了一系列的中立法，阻止美国介入国际纷争。抗战爆发以后，中立法成为中国争取美援的重要障碍。不仅如此，中立法还对抗日战争有很大的不利影响。日本虽不能从美国采购武器军火，但是可以采购一些非军用物资，例如废铁、石油等。可以说，日本进行战争的能力与日美贸易高度相关，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日本的物资禁运给日本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废除中立法，推动美国对日经济限制，是当时中美外交的当务之急。 由于中立法的限制，中国想获得美国的援助十分困难。所以后来陈光甫、胡适争取的“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都是以桐油和锡等资源作为抵押的，实际上是钻了中立法的漏洞，以采购物资这种商业合同的形式来掩盖对华援助这个政治行为。胡适之前的驻美大使是王正廷，此人是北洋时期颇有声望的老牌外交家，曾在巴黎和会上任中国全权代表之一，后来还在南京政府担任外交部长。但是1937年胡适初到美国时，发现王正廷受困于中立法，几乎无事可做，每天就是在大使馆打牌。由于找不到正规途径争取美援，王正廷走投无路，找了一个自称是借贷代表的美国人，此人夸口说只要给钱就能帮忙在银行界活动，可以中国争取到6亿美元的借款。其实这人是个穷光蛋，欠了好几处房租，多次因诈骗被逮捕传讯，堂堂驻美大使，竟然为这样一个混混所骗。王正廷还雇了一帮做广告的人为中国做宣传，结果钱花了一点效果也没有，最后搞得没钱结账，他离职后这些人继续找胡适闹，说不给钱就要把中国大使馆告上法庭。 正因如此，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美国也没报太大期望，他派胡适去美国做宣传也是试探性的，是想看能否通过宣传的方式，改变美国舆论，间接推动美国改变外交方针。由于美国是民主国家，如果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就有可能迫使政府废除中立法，蒋介石派胡适赴美，正是看中胡适在中美两国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是最适合做对美宣传的人选。而蒋介石争取援助的重心则主要放在欧洲和苏联，因此当时派去欧洲的外交官，如驻英之郭泰祺、驻法之顾维钧、驻苏之蒋廷黼等，都是一时之选，集中了当时中国外交界最顶尖的人才。 国民党政府最初和德国关系较好，抗战爆发前十年，德国一直是向中国输入武器和提供军事顾问最大的国家。但抗战爆发后，德日关系日渐密切，德国很快改变了立场，停止对中国出售军火并召回军事顾问。苏联在抗战爆发初期是对华援助最有力的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总计2.5亿美元的军事贷款，1000架飞机以及2000多名驾驶员。但是从1939年7月《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的援助就逐渐减少，同年12月因苏联入侵芬兰，国联投票决定是否开除苏联，中国投了赞成票，导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立即中断了军火供应谈判。英法两国起初在道义上支持中国，也开放滇越、滇缅公路给予中国物资运输方便。但欧战爆发后，英法自顾不暇，法国迫于日本压力关闭滇越通道；英国也被迫关闭滇缅公公路三个月。可以说，德国、苏联、法国、英国相继对日妥协。从这个角度看，只有胡适这个驻美大使成功阻止了美国对日妥协，反而是各国外交大使中成绩最好的一个。 1939年国民党组织的冬季攻势失败以后，国内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亟需获得外援。随着苏联对中国援助减少，一战爆发后英法自顾不暇，中国政府开始将外交的重心转移到美国。蒋介石认为，由于二战爆发后英美两国高度依赖美国，所以中国应该可以通过影响美国，来达到影响英法等国的外交政策的目的。这个时候，靠胡适的演讲宣传去造舆论，推动美国废除中立法，已经是远水不能救近火了，美国必须马上向中国提供援助，一方面防止中国国内经济崩溃，另一方面加强对日经济制裁，并阻止英法对日妥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蒋介石派出了宋子文代替陈光甫赴美办理借款事宜。蒋介石此时对于借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他认为借款是求人，现在他相信，如果没有中国抗战拖住日本，则日本向西可援助德国，向东可攻打美国，是中国替西方国家拖住了日本，因此西方国家支援中国抗战是理所应当的。此前他在日记里经常表扬美国，赞美罗斯福的人格，现在也开始抱怨美国对中国不上心，尤其当听说美国可能对日妥协时候，更是大骂美国背信弃义。随着蒋介石对美国态度的改变，他对胡适工作的期望也就跟着改变，觉得胡适没有跟上他的思路，尤其是当他催促胡适多与美国政府交涉的时候，胡适反劝他说美国是有规矩的法治国家，一切都要按程序来。正所谓急病碰上慢郎中，蒋介石当然要上火。 英法苏等国对中国抗战不管不顾，使得重庆政府对同盟国越来越没有信心。一些政府高层如孙科等人甚至一度主张要脱离同盟国，加入轴心国阵营。蒋介石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尤其希望美国能提供飞机以阻止日军轰炸。胡适、陈光甫在争取军火武器方面毫无进展；蒋介石情急之下在日记里骂他们是官僚、奸商，只顾为自己谋权位利益，毫无任何国家观念，这可以理解，但显然并不公平。无论是胡适还是陈光甫，都完全没有借赴美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相反，他们都是因为国难当头，不得不去做自己根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但凡对胡适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他很不喜欢做官，此前南京政府多次招他做官，都被他婉拒，他出任驻美大使，实在是因为国家危难，不敢推辞。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家书中写道：“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网上很多人借蒋介石在日记里对胡适的评价，说胡适是连蒋介石都看不起的人，可见胡适此人如何不堪云云，这是完全不了解蒋介石的性格。蒋介石为人急躁敏感，经常在日记里骂人，但这主要是情绪发泄，不代表他对人的真实评价。胡适卸任大使后蒋介石多次请他当国府委员，后来还请他参选总统，自己当行政院院长。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又把胡适从美国招回来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可见他对胡适其实一直很看重。 从胡适的立场来看，由于淞沪抗战刚爆发不久，他就被派去了美国，所以对后来抗战的艰难没有切身的体会，不能充分理解重庆政府的难处，所以每当有外交电报催促他加紧借款，加紧活动废除中立法，他就很头痛，他在给友人的信里抱怨说中国人被皇帝管太久了，习惯了一个人说了算，根本想不到人家美国人做事不是这样的。此外，胡适早在1935年即预言太平洋战争一定会爆发，但在那之前，中国必须要独自坚持对日作战三到四年，而且不能期望别的国家会帮助中国，这就是他所谓“苦撑待变”的抗战思想。但是这个“变”何时才会到来，在胡适看来，是由国际形势的整体发展来决定的，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思想决定了胡适不会像宋子文那样主动求变，试图凭一人之力扭转美国对华的态度。 在对美态度上，胡适也存在一定的思想误区，胡适一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对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都有相当的了解。但正如唐德刚所说，胡适只愿意看到美国的好，终其一生都很少批评美国。在胡适的眼中，美国就是中国需要达到的那个理想国家的样子，因此胡适对罗斯福以及整个美国政府都抱着友好、尊重的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违背或者反抗美方的意志。既然美方的做法总是有道理的，当中美双方的想法发生分歧的时候，胡适自然会倾向于劝中方照着美方的意思来做，说胡适被国务院牵着鼻子走，并没有冤枉他。 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适和宋子文的区别，也体现了思想家和政治家之间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历史上思想家从政，很难有不失败的。这是不是意味着政治家比思想家高明呢？其实并不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思想家经常是站在人类整体福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而政治家永远是利益的分割者。因此思想家看重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政治家看到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如何分配利益才能解决冲突。胡适是一个思想家，他从骨子里认为中美的利益是一致的，同盟国是代表世界的和平与平等的力量，从这个思路出发，就不存在要从美国那里为中国争取额外的利益。但是在蒋介石、宋子文这样的政治家眼中，利益总共只有那么多，不是属于你就是属于我，因此如果不去争夺，利益是不会主动送上门的。 这两种视角究竟谁是谁非？个人看来，在对时局的观察方面，胡适是对的，若论应对时局的态度，则宋子文更值得肯定。之所以说胡适是对的，是因为事情的发展正如胡适预料的那样：变化确实是等来的，而不是求来的。根据齐锡生的研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援助大都停留在纸面上。例如《租借法案》通过以后，美国对英法等盟国给予了很大援助，但给中国的援助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实际运到了缅甸仰光的军火，只够装备三个中国陆军师，如果按照美军标准，则只够装备一个师。据中方资料统计，在第一次租借法案中中国政府申请的飞机和器材只有7%实际抵达中国，其中一半还是汽油。美方实际运送出口到中国的租界货品总共不过1.3亿元，只占美国全部租界预算的2%。实际上没有对中国的抗战起到多大作用。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三个月，美国就给予中国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1942年6月，中美又签订了8.7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协定，美国一跃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援助国家。在美方支持下，蒋介石被推举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次年1月，美国联合英国，宣布废除中国与英美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从1943年开始，美国更大规模地为中国培训军官，成立美中混合空军大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等，中美双方由此进入全面合作抗日的阶段。齐锡生虽然严厉批评了胡适外交工作上的消极被动，高度肯定了宋子文的主动灵活，实际上反而证明了胡适的看法是对的，那就是无论宋子文怎么折腾，也难以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美国只有等到自己被日本打了，才开始真心帮助中国。正如耿云志所说：“国民党政府人士对于胡适的外交成绩过分苛求是很不公道的”，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取决于中国的需要，更不取决于中国驻美大使的才干；而是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美国人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此外，宋子文的冲撞式的外交虽然短期看来更为高效，但也为后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关系恶化埋下了伏笔。 正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以著名学者兼任大使，人们对他任职后的成绩便会有格外的期望和注意。像王正廷是职业外交家，他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不但一无所成，还上了骗子的当，惹来经济纠纷，给国家丢脸。但似乎并没有人像责备胡适那样去责备他。驻英、法、苏等国的各位大使，尽管没能如胡适那样，阻止自己的驻国对日妥协，但也没有人说他们当大使不够格、没做事。人类具有两种基本的意义，即象征意义和功利意义。文化、宗教、思想或者观念，经常给人的是象征层面的精神满足，它来自一个遥远的想象世界，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或者充满许诺的未来，它的美好往往来自于它没有落到实处，所以能激发人的想象、向往和渴望。因此它也很难用具体的标准和结果去衡量。功利的意义则正好相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人的生活和现实处境有直接的改善作用。但是象征价值往往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功利价值，像孔孟所设想的三代政治，均田制，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都没有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这三位哲人在现实的政治中，也无一不是失败者。因此人们对于象征价值，总有一种想要看到它变成现实，成为可以实实在在抓住的渴求。胡适作为文化明星在身份上具有浓重的象征价值，这就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希望看到这种象征有没有为现实带来直接的利益，这就是他和当时其他大使最大的区别。人对于理想或者信念，不都抱着想要去验证的念头吗？倘若这理想竟被证明对现实毫无作用，只是一种迷魂汤，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者，或者该理想的反对者，便可振振有词地戳穿其虚假的本质。但是正如鲁迅所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事非经过不知难，胡适是难得的大学者，但是不适合政坛

台湾人+美籍 不得加以注意的身份，即使是国内学者，在改革开放以后都偏向于崇美贬苏，何况这种身份背景的人。非常有批判性的阅读方法才能做到不被带偏吧。

重复略多，有些啰嗦，不过梳理的还是蛮详细的。有一小问题是第七章第三节说本节论述居里访华之行和任命拉铁摩尔做顾问两个事件，但实际上这两个事件是在第五节进行的论述。作者对于许多论著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以及其他不客观公正的观点进行了种种批驳。他的中心观点可以以书中这段话代表：战时美国军方某些头脑简单的将领自作聪明的分析和后世一些学者的人云亦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只知参阅少数美军将领提供的英文资料，而不去检视中文资料，加之染上了怠惰的坏习惯和带有浓厚种族优越感的自以为是，就让这些了无新意的分析变得流传甚广。 不过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意义从边缘走向中央，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中国对于美国的意义也从边缘走向近似于中央的位置。

读《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古来国运浮沉，往往系于折冲樽俎之间。近代百年，华夏饱受外侮，割地丧权，条约束身，恰似困于樊笼，在世界格局的舞台边上，难有立足之地。齐锡生先生这部大作，落笔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这五十三个月的风雨岁月，正是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抗战前期。 彼时狼烟四起，日寇步步侵凌，国土大片沦丧。卢沟桥炮声一响，举世多作壁上观，远隔重洋的美国，起初视远东战事如身外之事，漠不关心。谁能料到不过四年有余，珍珠港烽火骤起，世事陡然翻转，美方竟急欲引中国为并肩抗敌之盟友，推为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 这翻天覆地的变局，绝非一朝一夕侥幸得来。世人多津津乐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美同盟的轰轰烈烈，却常常忽略战前这数载暗潮汹涌的外交博弈。正如江湖交手，台上结盟亮相，台下早已无数回合的周旋试探。书中所叩问的，便是这一段少人深究的往事：国难当头，我方外交决策者心中作何盘算？何人运筹，何人奔走？谈判之间，几多隐忍，几多筹谋？美方又是如何一步步改换态度，其间得失利弊，又该怎样评判？ 寻常论国际关系，动辄搬出“国家利益”四字，以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科玉律。然世事终究是人做出来的。同样的家国大义，落到不同人的胸臆之间，便生出万千不同的取舍权衡。此书可贵，便不止堆垛档案文卷，更拨开冰冷公文的外壳，去窥见乱世当中一众人物的心迹与抉择。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诸辈，日记私档，字里行间，有家国的焦灼，有个人的算计，在强弱悬殊的格局之下，苦苦为本国争一线生机。 从半殖民地受尽欺凌，到战后跻身世界四强，废除百年不平等条约，登上国际舞台中央，这份蜕变，不全靠战场上的浴血，亦离不开外交场上的步步苦撑。只是这条路走得何等艰难，敌强我弱，处处掣肘，每一分权益，皆是费尽心力换来。 读此书，如观江湖大时代。大国博弈，不见刀枪，却处处惊心动魄。昔日中国立于世界舞台边缘，凭坚韧外交，慢慢挣得一席之地。历史不只是硝烟炮火，那些幕后的思虑、进退、隐忍与坚持，同样是民族抗争史不可磨灭的一页。齐先生广搜两岸海外档案，耗多年心血方成此卷，补了一段被人轻忽的史事空白。掩卷之后，方知世间从无凭空而来的尊荣，所有国际上的地位，都要一寸一寸奋力去争。

本书重点研究的是七七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驻外大使在国家危亡时期的重要性。 老蒋想把胡适当矛使，但奈何后者是个盾，在面对国家危难的关头还秉持着自己那一套“苦撑待变”的儒腐做法。不主动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反而将对方的说辞用来向老蒋辩解。胡适的性格以及文人素养注定他不能担当一位好的外交官，他没有宋子文的“野性”及其玩弄政治的手段，他与后者在美国事务上的表现也预示了会被其取代。 以现在的政治角度来看宋子文是个“反派”人物，但他有颗爱国心，面对美方的刁难与敷衍能够为了国家利益一意争取，哪怕用些不示人的小手段，给世人以狡诈多端的形象。他是个锋利的矛，为了对美援华道路上的荆棘。 从前四年的外交功绩上看，宋子文远大于胡适，前者争取一切有利于中国的物质资源及国际环境；而后者更多的在于对美国人民留下东方人的好印象，至多无非给蒋介石带来一些生理上的愤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坚持抗战。不过文人还是弄弄笔墨将政治问题交给政客吧。 其次从作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其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抨击，在国际关系上不讲道义，在个人荣辱上敛夺功名，固守着种族主义对中方的要求不予理睬，而至珠港事变之后才如梦方醒。苦得我中华儿女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苦撑求变，尔等却作壁上观、虚与委蛇，实属狗心狼行之辈。其租借法案，中国获取援助不及英十分之一，而法之乳国也远远多于，真是老奶奶进被窝，给爷整笑了，不如改之租英法案或租欧法案。 再者蒋介石本人所秉持的信念尤为关键，正是因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力排众议坚持对日作战，才免于被倭奴役。如果投降了民族尊严将受到极大打击，那会是几辈人都挽回不了的。 最后有两点疑问:  1、蒋介石（或中方）为何与英交恶？ 2、德国在南京政府（27-37年）时期为何将与重要的关系视为国家大事？

读完几个感受1.常凯申太不容易了。但是这本书引用的日记有没有老蒋事后自己删改，值得验证。2.蒋与子文推动非常有成效的个人外交得罪了整个美国国务院，国务院系统内战时倾向延安只是表面现象，根子是子文华盛顿的游说中，深深得罪了国务院。3.美国外交最后决策者还是总统，与总统的个人关系将决定外交利益。4.胡适真书生尔。5.外交开展个人公关的重要性不下与职业官僚的专业交流，日本搞不好外交(特别是对英美)，日本职业官僚体系不会搞关系颇有关联。6.民国弱国外交办的有声有色，说穿了在职业官僚的专业技能外，中国人搞关系强项吗。

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中美外交工作中，最重要的三个人蒋、胡、宋，这本书中都有非常精彩的描写：蒋战略判断力出色但国家内忧外患，同时不受美国人真心喜欢，他有没有抗战外的私心其实众人皆知；胡适倒是美国人喜欢的类型，但精于论政的大书生参政能力薄弱，放不下身段，换不来援助；宋子文敢做敢为，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为争取援助做出巨大贡献可惜却上不了台面，那个年代中国的外交官为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鞠躬尽瘁，值得后世尊敬。书前面一直挺好，后面租借法案就开始歪了，作者一直拘泥于一些数字来论证美国人多么没诚意，多么歧视，考虑中国当时羸弱的国力以及低下的国际地位，要想获得列强的尊敬只有体现自己的实力和价值，而不是一味地抱怨援助如何不到位，台湾学者在此类问题上视角相当狭隘，这也是此书并不完美之处。

感谢齐老师的分享，还原抗战初期部分外交故事，四大家族不尽是恶人，宋子文还是奔波不少，列强不可信，背后带刀，伺机啃我们的肉。 列强为何欺负民国政府？因为你弱困，因为你一盘散沙，因为你腐败，因为你缺优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