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2018年版）

所谓疾病的“隐喻”其实指向其象征意义，之所以会成为“隐喻”，本质上就是疾病的象征意义被客体化和内化的过程。 作者谈及疾病的隐喻，源于亲身经历过乳腺癌，当时的癌症被认为是心绪压抑不得释放的结果，似乎得了癌症就可断定其心胸狭窄、心情压抑，至于原因，则可能是身心遭受外界重创，或是某些心理和身体习惯不当，这些附加在疾病以外的解释使患者增加了如愧疚、羞耻以及自卑等来自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压力。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以超前的观念、广博的逻辑论证把疾病背后的文化属性揭示给大众，书中提到了肺结核、癌症、艾滋病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疾病。它们不仅夺去了无数计的生命，还在心理、文化、道德、政治等各方面束缚着人类，如果说疾病是自然的魔咒，那疾病背后的隐喻就是人为制造的枷锁，由此形成了对人——作为社会身份者的巨大控制。 虽然苏珊·桑塔格在替作为隐喻的“疾病”祛魅，但作为小说叙事聚集点的“疾病”视角，绝不会只是一个叙事的能指符号，也不只是叙述“疾病”的生理或肉身痛感，关注更多还是心理、精神上的焦虑或不安，因此，“疾病”不止于作为个体存在的镜像，而且还是一面社会批判的多棱镜。“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这种方式的落地任重道远，现如今社会也无法抛却疾病的隐喻。与疾病共存是一个需要修习的人生课题。 《疾病的隐喻》中的两篇文章，写作及发表时间相隔了12年，1978年，桑塔格癌症康复之后写下了《作为隐喻的疾病》，并在《纽约书评》上连载。在写这个的时候，她或许没想过要写下同样主题及相同处理方式的《艾滋病及其隐喻》，并于1989年出版。 如幽灵般病毒的来无影去无踪之神秘，正是隐喻的滋生地。在种种隐喻中，疾病本身仿佛也有了阶级性，而这种阶级性会不自觉地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从而成为对付所谓“负面”力量的修辞学工具。 而这种隐喻的修辞学工具，又常常会超出道德和美学的范畴，成为现象与本质偏离时刻的批评手法。 正如“隐喻”是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分裂也常常以现象取代本质一样，一切修辞的本质，一切批评的目的，都只不过是——“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

这本书由两篇文章组成，《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如果不是作者身患癌症多年，经受无尽折磨，很难写出疾病对患者造成的影响和伤害。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正如书中所言：每个人生活在世上都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种则属于疾病王国。 书中还提及一些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以及恶性的肿瘤病，如癌症，如何被一步一步隐喻化，在这里，疾病并不仅仅关乎患者个人的身体。疾病的背后，是艺术表现，是道德评判，是社会议题，是政治修辞。在这里，特定的疾病名称，是被抽离出疾病本身的。这些疾病在不同语境下形成了不同的联想，而这些联想又被加诸于患者，使患者不止在身体上受到疾病的折磨，甚至在精神上也受到外界的压力。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一般人不会深究的问题，那就是本来纯粹是身体的疾病，却被当作隐喻，被人们从中阐发出种种的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隐喻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真相，而是掩盖真相。 不管愿意与否，人的一生总会经历或大或小的病痛。“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如果说病患是对健康的罪与罚，那么思考则是上天对患者的赏赐。然而疾病常有，而桑塔格已不在。

很多学霸朋友推荐我这个时期看这本书。读罢之后的确对关于疾病的隐喻有了更多层次和角度的思考。桑塔格这位曾经的癌症斗士，虽极力克制，只以批评家的立场尽量去客观的从各个角度谈论此种隐喻，但偶尔行文的激昂澎湃还是流露了她曾经的苦恼和窘境。她认为让疾病远离隐喻，必须明确的批评、分析和解释。 作者主要对三种疾病隐喻的形成机制进行阐述和分析，肺结核、癌症和艾滋病，有趣的是，文学作品对疾病的描述或人们一直以来的印象，这三种疾病却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地位和描述。人们都是以貌取人的偏见者，结核病是贵族的、艺术品般高尚的灵魂病，繁花似锦逐渐凋零的意象，物哀之美的诗意流露，有诗人感叹命运的劫难和患者的凄美，或因忧郁或因相思，这都是一种热情又敏感的人才更容易患的苍白疾病，或是失意和压抑带来的恶果（后期，文学艺术家把白血病也赋予了这种美感的隐喻）；癌症却是邪恶的无限制生长，肿瘤带来丑陋与腐败，病态的扭曲和衰老，让无知的旁观者怀疑患者道德的缺失，才导致了躯体的变形，这是一种失败者和压抑者才有的疾病，甚至被看做是发达资本主义负面行为的象征；而艾滋病这种传播途径较为特殊的疾病，几乎让所有感染者都无法有尊严的继续生活。 肺结核症状脆弱与优雅的浪漫主义色彩，与癌症症状邪恶和丑陋的残酷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背后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有尊严的死亡”这种状态的期待，我们反对关于疾病的隐喻，可这种强化的隐喻却在某种意义上，更使人理解了人们关于生命尊严的思考与成全。 人们对疾病的偏见跟对其他事物的偏见一样，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偏见，或清晰或模糊，或隐晦或明显，而每个人，因为疾病这种常态化的存在，又都或多或少成为偏见的受害者，或善意或恶意，或强或弱。所以冷静状态下的同理心是多么重要的一种品质，它会让你在企图对他人持偏见的时候时刻提醒你换位思考，少一点对他人疾病的偏见，不要夸大关于他人疾病的隐喻。 所谓的疾病的隐喻，就是“人为产生联系”，这是一种把多层次的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式，本意是帮助人理解某事物，可总免不了把问题简单化。疾病的隐喻归根结底源于人们对死亡和未知的本能恐惧，古老的恐惧传承至今，几个世纪以来，疾病同时带来道德上的被评价与精神上的溃败，生理病变却使人陷入道德的囹圄，受到无形的惩罚。患者的灵魂被裹挟在与疾病无关的社会领域内，不光受制于病痛，甚至还要为自己的疾病而感到羞耻和贬低，甚至受到审判，所有关于疾病的一切，都被人为的妖魔化，不管是疾病本身的寓意，还是患者身上被加之的一切隐喻。 正像当年经由欧美宣传的现象“阿拉伯之春”一样，隐喻会把政治观点简单化、通俗化，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其动机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关键。关于疾病的隐喻在政治层面或传播层面将疾病本身和患者标签化片面化，导致人们对疾病的价值判断有很大偏差。关于疾病的隐喻是一个标签，有时是由于偏见，有时是由于无知，有时又是由于某种疾病的传染途径和治疗的状态所引申的意义，比如得艾滋病就必定意味着私生活不检点、肺结核就意味着敏感而苍白、对癌症的治疗被誉为一场战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话语的人为构建。书中列举的三种疾病的隐喻都有着时代的特性，正如关于人体气质之美的评价和消费方式一样，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多元化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和谐。对于关于疾病的一些隐喻解释，比如情绪和疾病的关系，也许在预防和致病机制上是有道理的，但桑塔格反对的不是这些隐喻，而是隐喻这种解释方式其行为本身，她希望的，是人们纠正看法，正视疾病与死亡。 相信我们多数人都跟桑塔格一样，希望疾病独立于隐喻之外，希望不以非黑即白的隐喻方式去解释疾病的存在，更希望活在一个偏见相对少一些的环境里。联想到如今的疫情形势，人们对武汉人的态度，这本书的确非常值得一读。

鲁迅说要疗救人们的灵魂，他弃医从文，说文学才能救人。鲁迅从什么样的一个立场上转向文学（侧重精神意义的救人，让患病者背负精神压力的人和社会才有病，利用疾病的隐喻和视角的倒转达到疗救的效果），苏珊桑塔格说放弃对疾病的隐喻，人生病就是生病，不要徒增人对疾病的恐惧，不要相信文学上对疾病的渲染和隐喻，因为文学具有幻象和欺骗性的。（侧重身体意义上的救人，病人患病背负的精神压力是不必要的，要告诉他生病很正常） 从文学意义上我觉得不能消解疾病的隐喻，因为隐喻理论上是不可消解的，今天是癌症艾滋病明天就不知道是什么，而且真正的文学恰好在于它对疾病的发现，它对患病者的叙述恰恰是在说这个环境有问题而不是这个人有问题，苏珊桑塔格如果理性地想要让社会发现一个病人而正常地对待他恰好不应该放弃隐喻，因为只有隐喻才能发生解蔽的效果，占据某种发现和某个可能的位置，苏珊桑塔格忽视了文学本身的作用，他们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或者说现代视角下文学对疾病的隐喻恰恰不是增强了人们对患病者的恐惧而是增强了他们对患病者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文学上鲁迅要以狂人的视角反过来说周遭人才是吃人的人，郁达夫要说抑郁症，要写自己的性压抑性苦闷，并说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再一步就是对死亡的叙写，为什么日光流年要写三姓村的病与死亡是永远逃不了的宿命，张爱玲金锁记为什么要写曹七巧的病态并说她用黄金的枷锁劈杀了长安长白，又比如少年维特为什么要自杀，安提戈涅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们要用身体的病与死来以身证道，我们的病与死是这个社会害的，我要复仇，我要我心里所想的那个真正正义的世界。而桑塔格所不赞同的，是一个人为了看起来好看而染上结核病，被归咎于这是文学的误导（结核病会让人面色潮红，而文学作品中有大量这样的对结核病患者病态美的描写）但正如《树上的男爵》那样，只要我喜欢并且已经想清楚，又没有打扰他人，上树生活一辈子，患结核病，又怎么样呢，旁人应该问他，你想清楚了吗，想清楚了就去做吧，就算后悔也没有关系。因为如果生病是正常的话。

苏珊·桑塔格将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置于文学、政治、道德与社会语境中考察，揭示了疾病不仅是生理现象，更是一种被社会不断赋予含义的隐喻。 作者不断在文学、艺术、政治文本之间穿插，读者可对照维多利亚小说、现代广告等材料，体会隐喻如何渗入大众文化。 世界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意义，而意义是由人来赋予的。人是符号的动物，我们不仅符号着自身，也符号着身边的一切。当疾病不再被单纯视为疾病，而纳入政治、经济、社会…之中。疫情被赋予战场，狙击战等隐喻时，就暗含既期望获取成功又需要有人牺牲。 书中最开始，提到结核病被视为贵族病，或者被人们赋予一种美好病娇感。有一种“崇拜”或“骄傲”，一种特别气质的体现。后来，随着医学的发展，此病的治愈率提高，它所承载的隐喻发生转移，结核病的隐喻一分为二，一部分转向精神方面的疾病，一部分转向癌症。抑郁症等隐喻的呈现以及癌症隐喻。抑郁之于癌症，似乎有一种存魅。癌症则是压抑、失败、道德贬抑的特质。现在，癌症虽未被彻底攻克，但是随着医疗发现，对癌症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此时便会有其他的替代隐喻。艾滋病出现了。 结核病被赋予“浪漫化”色彩，因为最初患病的那些文学家都在不断构建它的“美好”，患病后的病态感又使他们面部潮红，还会文思泉涌，以至于有人会以感染此病而发出感叹。后来，当白人上层阶级患艾滋病后，自己有钱又有闲，还会游说，才使这个疾病得以重视。 为啥现在电视剧，霸道总裁总是有严重胃病，而不是设定直肠咽炎等疾病，因为不雅观。明明都是身体一部分，都在努力为身体工作，却被划分出三六九等。 林黛玉娇滴滴的咳嗽，福楼拜，济慈，梭罗，爱默生…… 干饭去了，未完待续……

在本书《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只字未提她的患病经历，甚至连患病情感也不曾流露，她十分专业而成功地保持了一位优秀批评家的风度——克制小我，但激扬卓越的文字还是暴露了疾病带给她的复杂情绪，并且在后来的章节中她也如是表述：“十二年前，当我患上癌症时，尤使我感到愤怒的，是看到该疾病的恶名声怎样加剧了癌症患者的痛苦。”显然，身处其中的桑塔格能够感同身受于来自患癌的各个层面的苦恼：身体的病痛、对未知死亡的恐惧，还有隐形的社会偏见笼罩下的无处躲藏的羞耻感和自卑感。 纵然这些情绪在桑塔格饱受病痛摧残的身体里暴涨，但她并不打算向上帝和命运讨债，她不怨天，只尤人，并且所“尤”因素和治疗方法，但她所想要探寻的奥秘，和医学难题一样艰难而价值非凡。桑塔格在书末写到：“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解释、批评、细究和穷尽。”她希望通过本书《疾病的隐喻》还原疾病本身，剥离附加于其上的其他意义。隐喻，“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对于桑塔格来说，当以他物命名和解释此物的时候，此物已经不再是此物，他物作为描绘性词语已经背离了本质。然而，在这种貌似合理的普遍适用的逻辑中，桑塔格辨识出了它的虚假面貌，她把那些经由阐释而形成的隐喻，称为“影子的世界”。 细读《疾病的隐喻》可以发现里面有“反对阐释”观。它像是“反对阐释”在疾病领域的现实应用。为破解隐喻制造出来的幻觉，以及由这种幻觉所引发的道德批判和伦理困境，桑塔格以结核病、癌症、艾滋病为例，详细分析和挖掘了这些隐喻的形成机制。十九世纪的结核病曾被阐释为一种优雅的贵族病，甚至笼罩于其上的死亡雾霭也是美丽和诗意的，并且，它暗示着只有生性敏感、多情、富有激之人不是她自己也非人类个体，那么，该是谁呢？那些附着于疾病之外的痛苦、羞耻、负罪、内疚、自责，是谁创造的？基于何种原因？目的又是什么？桑塔格苦苦追寻和思索，以求为那些深受其害的患者讨回公道。 尽管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桑塔格从未不自量力地想要为自己和病友找到癌症的诱发情的人才能患此病，尽管结核病人的身体常常散发恶臭，这种味道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优雅的体现，但结核病的优雅形象却长期盛行于贵族阶级，甚至它还普遍化至整个社会，这不能不使人惊讶和怀疑。如果结核病是贵族的疾病，而癌症则被阐释为失败者的疾病。癌症被赋予的解释是此人消沉、低落甚至无能，在现实中饱受压抑无处释放，终得此病。热情洋溢还可以令人骄傲，缺乏热情就只剩下羞耻了。生理病变，最终陷入道德的囹圄，遭受道德的评判和惩罚，这是桑塔格所不能忍受的。 链霉素发明之后，结核病得以治愈，因为它不过是一种细菌感染，与患者气质秉性、所属阶级没有半点关系，而那些随之附着的隐喻和神话也难逃陨落的宿命，疾病终于还原为疾病本身。而癌症和艾滋病，因其至今依然难以捉摸的脾性为阐释提供了存活的空间，它们仍然在延续着结核病的隐喻逻辑。但桑塔格预言，当它们确切的诱发原因和治疗方法被发现以后，那些隐喻的影子必将随同它神秘的面纱一起烟消云散，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属于疾病本身，不过是权力争夺战中为我所用的工具罢了。 十九世纪时，贵族阶级在与资产阶级争夺话语权大战中节节失利后，他们发现自己的优势在于修身体得到有效调控以使其正常运转。既然癌症是因为癌细胞攻击了身体，那么最好的治疗就是给予其反击。癌症的这种治疗逻辑和策略特别为政治和军事所青睐，它们常常将社会比喻为肌体，将内部的失序和外在的隐患比作癌瘤，为了获得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转，驱逐“癌细胞”则是分内之事。然而，社会是否真的类同于肌体，又根据什么来区分它的健康和病态呢？癌症被阐释为负面话语，常常穿梭于社会口舌之间，那些患者的感受是否被照顾到？福柯曾通过考察疯癫领教了话语建构的威力，以及人们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的健全”的景观，并从中窥视到，无论是对于疯癫的阐释还是处置都充满了主观色彩，而主观的倾向往往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利益所需。 比如疯癫吧，与其说疯癫史是一部医学史，不如说是一部建构史。它的性质和面貌如何，不取决于医疗科学，而取决于话语建构。而养和形象。尽管这种修养和形象无非是他们所处的特定阶级的美学理念和伦理诉求的投射而已，但为了在争夺领导权大战中打败资产阶级，它们便以普世的姿态呈现，并连疾病领域也不放过。而作为疾病的结核病就成为其利用的工具，被赋予隐喻而披挂上优雅的形象——贵族即便生病也是优雅的，或者说只有贵族才能生贵族病。当疾病成为一类人的疾病时，结核病被涂抹上优雅、浪漫、诗意的色彩，而癌症却被视为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种种负面行为的象征：“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和花费。”并且，癌症的隐喻还常常为政治和军事暴力合法化贡献力量。它被认为是身体受到了外来攻击而最终导致自然失序，治疗则意味着让身体得到有效调控以使其正常运转。 桑塔格则沿此线路又深入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甚至全部的疾病领域。结论依旧，时至今天，一元仍然通过将另一元打入非法境地，来确立自己的合法化和话语权。甚至，当权力网络隐秘遍布的时候，本质真相往往被遮蔽，而显露出来的却是欺人的影子假象。为了破解疾病隐喻还原疾病本身，桑塔格也曾不无偏激地反对关于疾病的一切话语阐释。然而，作为癌症患者的她也应该深有体会：疾病难道真的只归因于生理病变，而与心理因素和环境毫无关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桑塔格是不是也简单粗暴地从这一极走向了另一极？这与她提倡多元宽容的风格相悖啊。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桑塔格曾在《反对阐释》中解释道，她所对抗的不是阐释而是唯一的阐释，即结核病是贵族病，癌症是失败病的总体归纳，如同疯癫曾在不同的时期分别被一口咬定为是对上帝道德的反叛、兽性的放纵、某种体液的过剩，并依此接受相应审判和规训。 关于艾滋病的两种隐喻，“他者”和性；艾滋病背后一是死，二是性。无论归因于哪一种起源，它都是一种来自“他者”的疾病——无论是地缘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均是自视为中心的“我”与被视为边缘的“他”之间的对立，而这种简单的划分与敌对以及隐藏于其中的狭隘、偏执和自恋一直腐蚀和粉碎着多元、宽容的理性新世界的建立。桑塔格期望真相不被话语的魔障所纠缠和控制，期望避免“意义的影子世界日益膨胀，真实世界日益贫瘠”。疾病的隐喻逻辑不仅通行于西方世界，也密布于东方。就疯癫而言，无论东西方，它的个人和病理因素都长期地遭到忽视，而更多被着眼于它的社会和法律因素，因此，对疯癫的判断与处置也都依据司法而非医学的态度。 在我国，家庭承担监管和禁闭的角色，外在的法律通过社会公德施压于家庭，即将疯癫造成的破坏归罪于家庭的看管不到位。不仅疯癫，其他的疾病领域亦被涂抹上超越医学科学领域的色彩。比如，疾病在近代中国，就不只是个体性和家庭性的行为，而越来越被规划为集体甚至国家、民族的行为。西方文明强行进入后，国人被冠以“东亚病夫”，身体的康健被暗示为对国家的效忠，而疾病则有辱民族的尊严。并且，西医进入中国的初衷，也并非是从医学角度担当对肉体的医治，而更倾向于思想改造——全面接受基督教文化，只是由于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使其日益演变为医疗行为，但这被迫的医疗行为最终也演化成了主动地通过对身体的医治来彰显慈善和人道的德行，从而更好地完成思想革命，达到对“他者文化”征服的目的。几个世纪以来，疾病一直被裹挟于各种非疾病领域，而其本质和真相也始终被遮蔽，病人在遭受身体疾痛的同时，还要承担附加于其上的其他领域的审判和责任，然而，这些都是为桑塔格所不能容忍而欲加破解的。 桑塔格致力于剥离疾病的隐喻，并借由癌症的例证和自己的经验大声疾呼：“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其实，“没有意义”的何止癌症，所有疾病依然。甚至众多的人类肉体和灵魂的真相，至今依然在隐喻中被蒙蔽和遮掩，破解隐喻的行为自始至终有效。 《疾病的隐喻》自疾病始，却没有终于疾病。从疾病开始到疾病结束的过程，已经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完成了对疾病的超越。而这个超越的过程，是桑塔格刨根问底企图寻找疾病背后的隐喻及其根源的过程，在此疾病也超越了生理和医学范畴，而无孔不入于文化、政治、种族和军事等精神和社会层面。从艾滋病的起源可窥一斑。到目前为止，关于很多疾病的起源如同它的治疗方案一样神秘驳杂，但仅从各种流行看法仍能辨识出其背后的隐喻意义和权力机制。

《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一次将个人心理体验渗透进去的一本书。作者聚焦在结核病、癌症、艾滋病这三种疾病上，书中也讨论到瘟疫、梅毒等对人类历史有重要影响的疾病。这些疾病都有着强烈的隐喻，并使用在对历史分析之上。结核病用来形容某种特定性格的人，也被用来对人进行道德评价。癌症、艾滋病被添加到了军事隐喻中，对艾滋病的描述更是一种军事化的战争描述。由于疾病被施加了额外的文化意义，患病者又产生了额外困扰。这些困扰逐渐产生疾病的禁忌性特征，就像是害怕死亡的人不敢面对死亡这个问题一样。于是就出现了医生不向患者本人透露真实病情或者患者本人避免向他人谈及自己所患何病的现象。 弗兰克·利奥伊德·赖特将早期城市与现代城市作了一番比较，认为早期城市是一个健康的肌体（“那时的城市无害于健康”）。他说：“看任何一个大城市纵横交错的平面图，就是在看纤维瘤的纵横交错的切片。                                  我们为健康费尽心机，我们谨谨于饭食、饮料、呼吸和活动，我们仔仔细细地把房屋的每一块石头擦得干干净净；同样，我们的健康也是一项长期的经常性工作；2020年的全球性的疾病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6月1日公布的第133期疫情通报显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60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37万例。短短数个月，这门大炮就毁了全球的秩序，掀倒了一切，我们全力以赴，防不胜防，即便我们全神贯注，那些隐喻的疾病都会悄然袭来……

结核、癌症、瘟疫、艾滋病，整本书由此展开。 咳咳， 你得的是乳腺癌还是抑郁症，你是该去看男科还是先正一正个人作风？ 三高是富贵病，结核是穷人病，癌症是天谴病？ 读心理书是自病自救，看妇科是行为不检，长痘痘是脾气不好？ 高以翔去世了，是被王沥川方的？运动无用，自律早死，越健康越容易爆亡？！ 艾滋病患，国家免费救治值不值，该不该根据感染方式区分对待，是为了挽留生命，是否也是为了维护公共卫生、社会稳定？ 新近疫情的背后，学术论文事件很快上升到政治事件，是触犯了道德还是违反了法律，究竟是谁隐瞒了真相，为何隐瞒？ 撕医护防护服，得病的到底是患者还是其家属，这种“病”，是该医院收治，还是警局收制，是写上病例还是直接写上判决书？ 以上，有啼笑皆非的，也有当下值得思考的。疾病的隐喻，是小题大做过度上升到意识，还是矛盾、联系与发展的对立统一？是时代强加于疾病更多的意义，还是疾病反馈给时代新的命题？ 疾病的隐喻，作者在当时创作时是持否定态度的。但随着近些年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的演变发展和研究成果，一些疾病，并不是独立存在，它的确和人的个性、心态、情绪息息相关。而疾病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所贯通的海洋。

“隐喻”通常作为高级修辞手法存在于文学领域，疾病与隐喻的结合，表征人类对痛苦的感知从具象走向抽象的，从而成为一种非正常的文化现象。疾病在不同领域被赋予丰富的价值意涵，原本仅仅是人类身体现象的疾病被引申到人格道德、文学艺术乃至政治语境。 站在历时性维度思考，遍历“肺结核——癌症——艾滋病——电子病毒”的演绎过程，疾病一步步被隐喻化，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有些疾病代表无知的浪漫纯洁，如肺结核；有些疾病却成为邪恶、惩罚、灾难的代名词，如癌症。阿拉伯人称以色列人为“中东之瘤”，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癌症，纳粹将非纯种血统的种族一律视为梅毒携带者等等，无论是道德批判还是政治压迫，都不由分说地将人类疾病抛入污名化的黑箱。因为疾病的最终指向大概率就是死亡，人们对于死亡的畏惧引申到疾病上，不能够客观、理性地对待和接纳疾病。社会经验和民间舆论也时常提醒我们，一个人的患病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缺陷。据此，我们会对疾病患者产生一种特殊情感歧视，这是由围绕疾病产生的种种不正常的隐喻造成的。 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大概就是提醒人们应该打破对疾病的错误直觉和低级认知，让疾病回归到一个自然的状态。人们对于疾病的看法，最好是秉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引言中有段话让人印象深刻：“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既然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一生都生活在健康王国里，那么只有每个人站在客观、理性的立场去看待疾病、接纳疾病，才能从根本上洗白疾病的隐喻，解决疾病歧视问题。

“每个童年不幸的人都是愤怒的。我一开始（很早的时候）肯定也是愤怒的。然后我对这种愤怒‘做’了一些事情。它变成什么了呢？自我憎恨。”多次被母亲遗弃的桑塔格是在1971年，刚刚被诊断出乳腺癌的时候发现了这一令人忌讳的联系。大约8年后，她写了《疾病的隐喻》。她在自传里说，“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落得这样的下场？我过着错误的生活，我太压抑了。”确实如马泰所言，桑塔格比任何人都更有力、更明确地摒弃了情感、人格与疾病之间的联系，而且这种摒弃还带有苦涩与无意识的讽刺。疾病不应被视为一个结果而应被视为一个过程，精神、环境、生活方式，它的发生本身就是一种内外界合谋的戕害。现实是，除却病痛，疾病往往会伴随着无数歧视甚至是自责，这些眼光会化成第二把剑再次扎向患者。 别人得癌呼天抢地，苏珊桑塔格得癌，写两篇论文…自省毫无助益，苏珊因童年经历而补足的性格特征，譬如情感剥离、追求优秀等品质确实帮助她取得了社会地位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