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

再说梁文道：一种思想样本 ​ ​那么在我看来梁文道的核心框架是由什么组成呢？我以为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同理心，一个是真诚。除此之外，他还有比较强烈的道德感和原则意识。关于他的成长背景我就不多说了，小时候上学他是个混子，1989年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坐痰罐，锵锵三人行被下架也是因为他的不当言论，他干的“坏事”简直是太多了，所以他能在内地撑到现在属实厉害，但我估计他对于最后这个结果也是早有预料的。 ​梁文道是怎么做到一直到现在都不被封杀？很多人说梁文道是一个多面手，说他很懂伪装，乃至于虚伪。但我觉得恰恰相反。他从事媒体工作几十年了，如果他几十年一直伪装，一直虚伪，他能活到现在吗？就算他真的伪装吧，那他这样活着难道就不累吗？所以我认为他的真诚和同情心才是长久之计，当然，也少不了对游戏规则的熟悉与了解，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什么。但他又必然会面临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当价值观相互冲突的时候，我该怎么处理？在这个矛盾上面他的解决办法其实相当高明，我待会再说。 先讲回梁文道的真诚与同理心。我们都知道梁的阅读面极其广泛、他的阅读量是大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既然如此，梁文道就是最不可能不遇到相互矛盾的知识和思想的，加上他游走于两岸三地，还常常出走到世界各地，他也不可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活在自己的逼仄的信息茧房里面。各种观念的冲突，各种价值观的矛盾，对于他来说恐怕都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自处？这里同理心就是关键。小明支持A思想，小李支持B思想，A和B互相对立，而这两个人写的书梁文道都看了，他会支持哪边？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两边都不完全支持，也两边都不完全反对。梁文道想事情是很奇怪的，他首先会问小明，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小明的成长环境怎么样？他所处的地方的文化氛围怎么样？他的成长经历怎么样？问完了以后他就明白了小明A思想的来源。问完小明以后，他又会反过来问小李，那B思想又是怎么来的呢？小李的经历过什么？他所处的社会氛围又怎么样？完了以后才明白，哦原来B思想是这么回事。也就是说，梁文道的同理心是如此的强烈，他总是倾向于从不同的人（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符号）的角度去想问题，而不局限于一面之词。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绝对的事情。而他作为讲书人，他今天给你讲A书，明天又可以跟你讲B书，而中间也不会有什么矛盾。他甚至连罪犯都有可能同情，但他这个同情并不意味着他就认为这个罪犯应该被赦免释放，不是，而是他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他确实犯了罪，但他同时又会非常关心这个罪犯他犯罪的原因，罪犯的动机是什么，他的思想轨迹是怎样的，在犯罪之前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当一个罪犯成为罪犯的时候，他身上是不是只剩下“罪犯”这一个身份标签？如果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你又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下定义？这就是梁文道的同理心。它不是无原则的“圣母心”，而是一种追根溯源的、人类学式的理解方式：任何思想或行为都是一系列历史、环境、心理因素的产物，脱离这种溯源，具体的人就只会变成抽象的标签，而这是有违人本主义的。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梁文道能够“容纳”相互矛盾的观点，从而避免了价值体系的崩溃。承认各种价值客观存在且可能无法相容，但理解它们为何存在。他之所以从不轻易下定义，之所以从不靠边站，就是因为他心知肚明他不可能为所有这些问题找到答案，也许他的知识储备很宏大，他什么话题都能聊得来，但当有人问他“人生怎样能过得更好”时，他最典型的回答就是“很抱歉，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他的真诚，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有时会沉默，但他不会说谎。 ​梁文道在特定的场合，也许有些话他不会开口说，但他也仅仅是不说，而不是撒谎、说假话。对于梁文道来讲，不说，并不意味着默许或者默认，也不代表掩饰或者隐藏，而只是顺着游戏规则去玩这个游戏。在这个特定的X场合里，他不能讲A思想，那他就讲B观点、讲C知识、讲D事件、讲E感悟呗。你又怎么能因为他在X场合不讲A思想，跑去Y场合讲A思想就说他是虚伪呢？ ​所以梁文道常常两边都不讨喜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他虚伪，而是因为大多数人只局限在一种视角。这本质上就是思想框架的差异所致。 ​梁文道的思想框架和其他人的思想框架的差别在哪里？就在于弹性与反脆弱性。我前面就讲过，梁文道的思想框架主要由同理心、真诚和道德这几种元素组成，而这些元素你会发现其实都是比较模糊的、抽象的、无形的、宽广的，同理心他既可以用来同情A，也可以用来同情B。那些带有立场的同理心就根本不是同理心。可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框架，基本上都是由一些别人灌输的意识形态所构成的，于是当遇到对立与矛盾的事情时，我们的容忍度就不可能做到梁文道那样那么高。这恰恰是梁文道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因为他知识广博，而是因为他知识如此广博的同时又不会价值崩溃或者被意识形态所控制。 ​所以为什么说信息茧房这么危险？他不仅仅因为局限了你的视野，不是，而是因为它根本不允许你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假设你长久以来学习的或者被灌输的都是A类思想，年复一年，一直如此，没有变化，于是你的思维体系和思想框架都是以A类思想作为基础材料的，那么一旦这个人不小心看到B类思想，会发生什么？首先，如果B类思想的入侵强度有限，那么这个人就会通过各种认知失调的心理机制来处理这种入侵者，要么就是用A思想去吞噬B思想，从而让B思想以一种扭曲的形式纳入到A框架里面，使其同化、合理化。另一种方式就是要么否定要么干脆假装没看见。可是如果B类思想如惊涛骇浪一般涌入呢？那么A框架由于太过僵硬（脆弱）就会被冲破、会崩坏，也就是所谓的价值崩溃。这才是信息茧房真正危险的原因。很显然，这种价值崩溃的风险在如今变得越来越大，而梁文道却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即使被封杀。因为他的核心是稳定的，且框架极为简单的同时又具备反脆弱性。如果有交易经验的人应该也很容易理解，一个系统如果过于复杂，那么它的适应性必然就比较差，在某些市场状态下它可能就会崩溃；而相对简单的系统却可以更加自如地去应对不同的市场状况，甚至可以从糟糕的市况中获利，这就是反脆弱。 那么最后为什么说梁文道必然会遭遇如今这个结果呢？原因其实就在于他模糊的立场。有一句话我特别欣赏：“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美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这句话已经足以说明很多事情。在一个容错度不断降低的环境中，模糊和温和本身最终也会成为一种“罪过”。

“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道长这番话在八分半停播的当下也正是应景，八分半停播又何尝不是源于这种悲哀，太有现实意义反而不能说了。十几年过去了，重复的社会问题一直在上演，但发声的空间却一直在缩小。自下而上的思考总被盖上阴谋论的帽子，传媒如此发达也不过是方便了大众内部消化矛盾，在网络上各“云”甩对方“一巴掌”也就解气了，回到现实继续跪着岁月静好。但这种现实应该归责给大众吗？作为推动结构运作的一环，大众自然有其该被归责的部分，但我一直觉着这种归责对评论者来说应该基于一种自我反思（自我也是推动结构的一环）与最基本的同理心品质，而非把自己摘干净后将对上不敢言的怨气化作对下夸夸其谈的精英式傲慢。从圆桌派认识道长以来，他的发言总让我感受到前者知识分子的魅：谦逊，智慧，辩证又客观，从八分到八分半不知不觉中了解了一些文化政治经济的知识碎片，还学习了一些面对时事时的批判角度。八分半停播后，在微信读书听完了《常识》，每次听都在想AI男声要是道长的声音就好了，希望八分半的停播不意味着道长被消音。

翻开梁文道的《常识》，没有鲁迅式的讽刺言辞，序言里那句自嘲：“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这句话像根针，扎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泡沫——原来那些本该刻在文明底座上的简单道理，竟成了需要被反复疾呼的稀缺品。 梁文道解剖的73个社会切片，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人话这么难？ 在仇恨里找“爱国”：一提“百年国耻”，有些人就自动切换成“逢日必反”模式，把历史简化为复仇燃料。梁文道冷峻地指出：我们要反对的是战争罪行，而非整个日本民族。当“清算罪恶”被偷换成“仇视群体”，我们和当年侵略者的“种族优越论”又有何区别？ 在灾难里造“神话”：矿难发生后，幸存者被救出时高喊“感谢党恩”的报道屡见不鲜。梁文道撕开这层温情面纱：要么是排练的戏码，要么是驯化的本能，唯独缺了劫后余生者真实的恐惧与伤痛。当灾难叙事只剩下“英雄”与“感动”，普通人的悲鸣便成了背景噪音。 在批评里嗅“叛国”：质疑疫苗安全被骂“抹黑中国”，批评城管被扣“破坏稳定”——仿佛爱一个地方就必须对它的问题视而不见。梁文道反问：如果批评不被允许，赞美又有何意义？ 把不同声音等同于背叛，本质是权力的心虚。 梁文道指出是权力自己拆了常识的台。 最荒诞的，莫过于那些一边高喊口号、一边亲手瓦解常识的“权威”： “特供”扇了“平等”一耳光：官员享用独立医疗通道，子女就读特权学校，街头却刷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标语。梁文道一语道破：当特权阶层亲手拆解自己宣扬的价值观，公平就成了糊在墙上的笑话。 “市容”碾压了“人命”：城管掀翻卖菜老人的摊子以“维护城市形象”，逼得老人坐公交买菜。梁文道怒斥：城市是人的容器，不是领导的面子工程！ 当生存权向市容整洁让位，“现代化”成了驱逐穷人的遮羞布。 历史被钉死在“好人坏人”柱上：汪精卫被简化为“汉奸”标签，却少有人追问乱世中的人性困境——主战派唐生智弃城逃跑，主和派周佛海最终投敌。梁文道叹息：历史若只剩道德审判，便失去了警示后人的力量。 梁文道认为要回归“做人”的底线。 梁文道的锋利，在于他总能把飘在天上的“大词”拽回地面： 企业责任？先学做人！ “毒奶粉”事件后，温总理呼吁企业“尽社会责任”。梁文道却戳破皇帝的新衣：“不下毒”不是企业责任，是做人的底线！ 把基本道德拔高成“社会责任”，是本末倒置的荒谬。 民主不是许愿池，而是纠错机 台湾民进党的贪腐丑闻曝光后，司法与媒体倒逼其公开道歉。梁文道借此说透：民主的可贵不在选票本身，而在选错了能靠制度纠偏。容得下试错，扛得住真相，才是健康的政体。 大国崛起？先治好“势利眼” 中国媒体对非洲饥荒冷漠，却热衷炒作欧美明星八卦。梁文道提醒：若眼里只有“上流社会”，再强的国力也是精神上的土鳖。 合上书页，梁文道那句自白在脑中回响：“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盼望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可悲的是，十多年过去，书中现象仍在轮回： 当“企业不该毒死人”需总理强调； 当“官员犯错该担责”得引用英国宪政； 当“批评不等于恨国”要自证清白…… 我们不得不承认：常识的崩塌，从来不是知识的匮乏，而是权力的傲慢、群体的盲从与良知的沉睡共同酿成的“认知瘫痪”。 《常识》像一把生锈的量尺，刻度本是人性与公理的基准线，如今却量出了我们与健全社会的距离。而梁文道所做的，不过是在这个魔幻时代，坚持说着人该说的话——哪怕这些话，本该寻常如空气。

我蛮喜欢和窦文涛对谈的梁道长， 这本书却让我对一人静坐冥思写作的梁道长有了别样的了解。 比如说那一篇《抗战 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这是一篇精于表达、失于立场的文章。 梁道长所言从纯客观or中立的角度看确实言之有理， 但问题恰恰是人不可能悬浮于世， 我们必然脚踩土地之上、行走时间之中， 我们也必然需要通过父子、夫妻、朋友、伙伴等与他人关系来确认自我， 所以人不可能没有立场， 没有人可以纯客观or中立的对待世间万物， 梁道长也不可能没有立场or出发点的把自己家孩子当做别人家孩子。 有立场意味着：合理的同时还必须合情， 合现实之情，合为人之情。 面对鲜活的个人、有温度的表情、有情绪的表达， 抽象的合理有时会变得那么冰冷、残忍…… 郭德纲常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所有人，在劝诫别人“你如何做个好人”时， 首先都应该把脚放在别人鞋里，去感受一下松紧、异物等问题。 毫无疑问，这个标准对普通人来讲是极高的， 但却是对心怀“横渠四句”的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 也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工作者的根本差别。

在福州读大专之时，追过几期《锵锵三人行》，看过梁文道先生的点评，当时自觉挺好玩的，懵懵懂懂的。记得《锵锵三人行》此档节目还是同岁的堂哥介绍看的，因为本人性情一贯懒散。这次在微信读书偶遇这本书，才想起来，原来是《锵锵三人行》那位头顶光亮的梁文道先生写的，这书读来也确实是很光亮的。 本书出版于09年，虽时逾十年，书中之意仍未过时，读后，令人不知肉味，久久为之抚掌称奇。之前在网上也读过一些评论的文章，于梁先生对比下，不足为论。很多评论，像村中泼妇一般，随口大骂而已，只图个快感，只为大吐怨气。不敢不说全面消化本书的内容，就像下篇我读来就比较费劲，毕竟个人对国外之事不甚了解，再则读本书之时，心烦意乱。然后，能感受到梁先生的评风确实大雅，隐约之中感受到先生有“民本”“性本善”的思想，还有现代社会民主思想，笼统的说应该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客观而又公正，有大儒之风范！ 历经风霜，我常想，在点评上到底要基于什么去评说？迷迷糊糊摸索了很久，看完本书之后，我觉得，是的，就应该如此评说——孔夫子评管子！在基于不漠视生命，尊重基本人权的基础上去评说，以最平静的心态根据人性、道德、法条等框架进一步评说。不能因为个人喜欢而全部赞同，不能因为个人怨恨而全部否定，不可爱之欲生，恶之欲死，要做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更加巩固了我对评论之法的观念。梁先生的评论并不是反动的，他是基于为了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像他书中说的，只有小孩才需要鼓励才能进步，至于强权者，要能禁受得住不受鼓掌的批评，而更加进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懒得去翻书摘抄）。 阅读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个体，完全激活。使我更加彻底明白了：在道德、法条的大框下，不断激活个体，更能促进集体的进步。有些时候，我常迷茫于许多好心人的规劝，常左右不知所措，现在想想，是我个人的思想不够系统，不够坚定，在好与坏之间纠缠不清。是的，不管做人也好做管理也罢，基于最基本的规矩，平静看待人性，进而行走江湖，这就是现代江湖中，大侠应有之气，浩然之气。保持七分理性，三分感性，我始终认为如果一个人十分全部是理性的话，那是没有灵气的，那是不可爱的，有三分感性，七分理性才能更有灵魂。要想客观的看待，还有养成同理心、换位思考，有时候我这方面就做的不够。当然换位思考的同时，不能摒弃最基本的原则。 看完此书，我感觉我真的孤陋寡闻了，还是要多看看一些新闻，多出去听听嘈杂之声，不能总是关着，只有这样才能更快的完成今年的目标——系统自己！写到这里，脑海中有出现了：“互乡难与言，童子现，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以其洁也，不保其往也！”社会上，很多人不会像孔夫子的门人一样惑，也是会吐槽进步中的人，不要去管。扯远了！ 一言以蔽之，梁先生的书，令我甘之若饴，醍醐灌顶！是一本良心的书！ ——王善烽/文 2020年4月4日19:13

【蜜书】 No.39 《常识》 梁文道/著。 在『微读』荐书栏里，无意中邂逅此书，我便想当然地认为，是关于我所最欠缺的人情世故的社会常识，满怀热情迫不及待地拜读，才发现大多是关于国内外、国际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时事评论。书的内容不符合预期，倒也罢了。 然而，此书，通篇评论都是采取批评的态度，就让我很费解了。难道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作者自己说：“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我觉得，做得不好，该批评就批评，做得好，表扬是一种积极的回应反馈，更是一种激励啊！毕竟，政府部门当权者也是人，人天性渴望被认同啊！所以为苍生说的人话要说，正确的为权贵唱的赞歌该唱也要唱！ 作者的只批评不表扬的态度，让好多书友认为观点有“说话说一半”、“只为批评而批评”之嫌而弃书。 最终，我还是忍着无聊读完了，主要是因为非常认同某书友的一条笔记——在伦敦一家书店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读那些引发你思考的书，而不是替你思考的书”。 很显然，这种只批评不表扬的态度，是会引人思考的。并且，书中确实也有很多批评的观点，非常有启发。 因此，在阅读此书过程中，我就比其他书读得更用心，对于某些勉为其难能读懂，插上点话的内容，我会一边思考作者的评论观点合理之处，一边较劲地去思考怎么从积极的方面，去反驳作者。虽然，才疏学浅如我，能反驳的太少，但也是一种独立思考吧！哈哈！ 以下，分享书中部分精彩观点： 其一、谈论话题一定要上价值 作者说：“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 非常认同。探讨热门话题，一定上升到会体制，民族性，信仰危机，教育等问题。就像是植物名字一定要加上“艹”，才会繁茂生长一样！ 其二、玄之又玄的“本质”和“深度”问题 作者说：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 无比认同！就像我，天然对种种所谓的“本质”和“深度”问题无感，所以，当我问你几点钟的时候，你不要告诉我钟表的运转原理！咱简单粗暴说人话！ 其三、历史地对待历史 作者：“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我的意思不是要宽大地对待汉奸，而是要历史地对待历史。 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谈论汉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汉奸”这个概念放回历史里头，审视它的生成与演变”。 正如《魔鬼经济学》里说：人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人就是人，刺激之下，人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比如民国时期上海大亨杜月笙，曲鳝修成龙，这一路走来，他心狠手辣，也乐善好施；杀人越货，贩卖烟土，也修建学校，布施穷人；暗杀工运会领袖汪寿化，但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又散尽财力物力人力抗日。因而，向来社会各界对于杜月笙的评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 其四、难以启齿的痛 作者说：“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 是的，最深的伤痛是无法启齿的。 其五、汽车的城市还是人城市 作者认为，为了汽车通行、市容规范、社会治安而驱赶流动小贩不太合理，毕竟流动小贩是人，也是为了生计，也会为市民带来相应的便利（廉价的物品），也不会影响社会治安。 对此，非常不认同。城市当然是人的城市，这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流动小贩是人，汽车车主也是人，任何政策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保证了流动小贩的利益，那么汽车车主的利益是不是受损了呢？ 然后，为了流动小贩为了生计，那商家店铺也是为了生计啊，并且还要付高昂的水电费租金。 再则，流动小贩确实货物价廉，但是能保证物美吗？没有证件执照，出了质量问题，怎么维权？ 再则，流动小摊贩为了争抢好的摊位，大打出手闹出人命的事，也是时有发生吧？再说有些素质差的摊主，比如宵夜摊，做完生意，收拾家当拍拍屁股走人，卫生都不打扫，不影响环境卫生吗？ 事实上，作者应该是不太了解小县城对小摊贩的管理模式吧。 我所在小县城，有一大学城，有小吃一条街，不在交通主干线上，全是定点小摊贩位，定期交廉价的租金即可。既不影响交通，也不影响生计。 也有夜市一条街和晨间菜苗市场，也是定点摊位，井然有序，热闹非凡！

多一点常识，少一点聒噪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我们了解世界和时事动态的渠道越来越宽，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流里，如果我们不能做出理智的甄选，进行理智的思考，就会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心情，精神状态，甚至误导我们的行动。 当今世界庞杂繁复，有说不完的故事，谈不尽的现象。而本书中的文章就像人体切片，断流截出其中关键的部分，虽然犹如管中窥豹，亦可检视全体经络的气脉动向。本书是道长撰写的关乎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社评。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特别是适合我这样平日里“不闻世事”的挨踢民工，读完本书，不觉汗颜，因缺乏应有的常识，在一些热门事件发生的时候，自己也是人云亦云，跟着一起聒噪。 感谢道长，虽然看到有书友诟病，甚至针对书中的言论叫嚣，但我觉得一本书能引导我们理性思考已经足够，至于书中的观点，就算道长很权威，也不可全信，圣人尚会犯错，何况公知呼？ 理性学习，也算是一个常识吧。

1.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 2.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3.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4.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 5.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 6.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有关了。 7.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怎样实践。 8.运动竞赛从来都是巩固国族认同的理想场合。 9.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象难以言传的邪恶。 10.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持续一生的友谊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就因为害怕错失了加入历史的潮流。 11.我们习惯的正常其实不是唯一。 12.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 13.为了正面，牺牲正常，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形象当然可以规划，也可以设计；但再怎么规划设计也不能脱离正常的现实。 14.排除一种代表形象，就是维护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觉。 15.政治家是可怜的，因为他的一切都属于政治。 16.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 17.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对着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 18.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19.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 20.除非我们坚持自以为是的正确要比公认的真理还伟大，否则带着耳朵去参与对话就是一次检验自我的好机会了。 21.“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22.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或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联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23.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 24.一个理想的公民必须同时是好的统治者与好的被统治者。 25.天灾并不是天谴，无须羞耻也无须遮掩。 26.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记者都应该怀疑。 27.政治就是划分敌我。 28.“民族”这个东西的最大谜题，就是在于每一个民族都宣称自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偏偏从历史上仔细去看的话，每一个民族实际出现的历史却又是不成比例地短。 29.对很多中国人来讲，美国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国家，而是一个用来对照和界定我们自己的镜像与坐标。 30.国家依然可分南北，世界依然可分三等，只是在更常见的情况底下，同一个国家就已经包括了三个世界。 31.修辞学的核心不是前人所说的说服，而是认同。 32.缺乏经验等于没有历史包袱。 33.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各种政治诱惑一辈子，却无法在身后抗拒政权利用他的梦想，将他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 34.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 35.公司为牟利而存在，这是一种社会体制；至于个人要不要行善，则是他自己的事。所谓有良心的资本家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两者之间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结合。 36.市场经济帮不了最苦的人，我们只能期盼个人偶发的善心。 37.言论自由是很脆弱的，它需要很多具体的条件来保证它的健康存在，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媒体所有权的分散。

梁文道—《常识》 本书集结了梁文道先生06年至09年间发表在各大刊物的时事评论文章，书中文章涉及民生事件的篇幅短小精悍，涉及国家层面的篇幅较大。他的评论笔触多站在宏观的角度，批判问题。被批判的问题主要包括历史耻辱，网络舆论，天灾人祸，教育缺失，政府形象，国家大事等。而这些问题的根源事件，皆是那几年里发生的众所周知的新闻事件。 梁文道先生由此衍生出的包罗万象的思考，是当年他对热点事件或经历现状的细致观察，他在文章中，尝试用客观为主，宏观入微的笔触揭示事件背后的常识性问题。因而书集命名《常识》，不足为奇。 《常识》在问题事件的揭露与批判上，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问题本身总结起来可以是一类:“如何看待这些现象或现状里的特定事件？”，与之相像的是罗翔老师的《圆圈正义》，一者在民众角度，一者在法律层面，异曲同工，互为交叉。而《常识》在批判国人的“面子工程”上不留余地，是极具讽刺的。 抛却梁文道先生作为港胞的政治立场，只看其著，《常识》一书也是值得一读，书中文章笔法稳健，不刻意显山露水，直击主题，不高讽暗嘲，娓娓道来，读来思辨意味十足。 书中有个令人尤为深思的观点:“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这是《常识》一书给予有心读者们最好的反省。 如若不如，鲁迅先生的文章，还在时刻鞭打着当下。 思辨的意义在于自我对现象思考的去伪求真，求同存异，《常识》固然有其事件成为历史，咀嚼过时的局限性，但文章那未曾失效的现实意义，却依然能够照亮当下。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