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

因为伯恩哈德的不分段，所以三篇都是一口气读完的。 伯恩哈德的小说或者散文小说，被冠以反叙事小说，或者说以破坏故事的写法。这三个中短篇中，尝试与外界寻求精神交流的波斯女人和保尔，还有希望得到他人理解的制帽匠，都希望与人交流，最后发现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三人的结果都是自杀，去世，自杀。死亡是伯恩哈德写作的主题之一。 伯恩哈德笔下的人与人的交流大都以独白的形式出现，如波斯女人篇中“她说”“她接着说”“她其实想说”“在我来说”“我想”“我仔细想来”等等，让读者感受到波斯女人不断飘散的思绪，也是她自我的不断重复；至于伯恩哈德文字的音乐性，是不是就是“她说”……这些叙事人的字眼起到了分隔号的作用，不得而知（不懂德语，无法感受到伯恩哈德文字的音乐美。） 总结一下：一个人呆久了会偏执，一个人遇到一个和自己一样丧到爆的人也不会有长久的交流和输出；一个人和一个精神富足即使有点疯癫的人也可以成为真正的挚友；一个人有话想说，随便拉一个人倾述，是不会得到理解的。

在托马斯·伯恩哈德的《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中，天才的阴影比其光辉更令人窒息。这部小说以冷峻的笔触剖开维特根斯坦家族的精神废墟，暴露出智力与道德的荒诞悖论——当语言哲学家路德维希用逻辑解构世界时，他的侄子保尔却因无法承受音乐天赋的重量而癫狂。伯恩哈德并未沉溺于对天才的浪漫化想象，反而将镜头对准那些被遗落在天才光环下的残缺灵魂。 保尔的疯癫并非隐喻，而是赤裸裸的生命困境。他被困在音符构筑的迷宫里，既不能创造又无法逃离，这种撕裂感最终将肉体与精神一同碾碎。与之形成镜像的，是维特根斯坦家族对“异常”的暴力规训：医生用诊断书作为道德审判的工具，家人则通过冷漠疏离维护表面的体面。伯恩哈德以近乎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揭示了所谓“正常”不过是权力话语的建构产物。 小说最辛辣的悖论在于，维特根斯坦穷尽一生试图用逻辑照亮人类精神的黑暗，却间接证明了他所憎恶的庸常之恶才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石。当保尔在疯人院用摩斯密码向外界发送破碎的乐谱时，那些无法被理性翻译的音符恰恰构成了对理性主义的致命反讽。伯恩哈德在此宣告：真正的疯狂，或许正是未被驯化的创造力最后的反抗。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天才在疾病与困境中的精神共鸣 伯恩哈德没有用任何温情脉脉的笔触描绘友谊，而是以冷酷的镜像对照、否定性的契合、疏离的默契，写出了两个被世界放逐的敏感天才，在肺病与精神病的双重死亡威胁、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绞杀中，如何成为彼此唯一的精神证人。他笔下的共鸣不是“互相取暖”，而是“互相映照”——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在共同的毁灭中确认存在的意义。 一、疾病镜像：身心同构的“异类”身份 伯恩哈德将两种疾病塑造成精神共鸣的物质载体，让身体的痛苦与精神的痛苦形成完美的对称，成为两人无需言说的共同语言。 - 疾病的二元镜像：叙述者“我”患的是慢性肺病（身体的、渐进的、不可逆的死亡），保尔患的是周期性精神病（精神的、爆发的、反复的毁灭）。伯恩哈德直言：“我们俩都是病人，一个身体有病，一个精神有病，我们都被这个健康的世界抛弃了。” 肺病让“我”永远活在死亡倒计时里，精神病让保尔永远活在清醒与疯狂的边缘，两种疾病都让他们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成为社会眼中的“废人”。 - 医院作为共同的囚笼：1967年两人同时住院，病房仅相距200米却互不探视，这一极具张力的细节，恰恰是精神共鸣的极致体现。他们都深知对方最需要的不是探望和安慰，而是不被打扰的孤独。“我知道他不想见我，正如我不想见他一样。我们都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最不堪的样子。” 这种“心照不宣的回避”，比任何拥抱和问候都更能证明他们的互相理解。 - 疾病带来的透视能力：疾病让他们获得了看穿世俗虚伪的“第三只眼”。“我”因肺病看透了生命的虚无，保尔因精神病看透了人性的本质。正如书中那句著名的话：“他作为富人看透了穷人，作为穷人看透了穷人，作为健康人看透了健康人，作为病人看透了病人，最终作为疯癫者看透了疯癫者。” 这种共同的“看透”，是他们精神共鸣的基础。 二、否定性共鸣：以共同厌恶为纽带的精神契合 伯恩哈德笔下的友谊，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热爱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厌恶上。两个天才对整个世界都持否定态度，他们的精神共鸣，本质上是一种“同仇敌忾”的否定性契合。 - 对资产阶级维也纳的共同憎恨：他们一起嘲笑维也纳的虚伪、僵化和附庸风雅。一起在萨赫酒店的露天咖啡座观察行人，一起吐槽糟糕的话剧首演，一起鄙视那些把艺术当装饰品的资产阶级。“我们每天都在咒骂这个城市，咒骂这个国家，咒骂这个世界。我们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种咒骂之上的。” - 对平庸与虚伪的共同蔑视：他们都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平庸和虚伪。保尔会因为一场糟糕的歌剧演出而大发雷霆，甚至中途离场；“我”会因为一个愚蠢的评论而与整个文学界为敌。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行尸走肉”，只有少数几个天才是真正活着的。 - 对维特根斯坦的共同敬仰：保尔坚定地维护叔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声誉，反对家族成员对他的嘲讽和误解；“我”则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人格深表钦佩。这种对真正天才的共同敬仰，让他们在精神上站在了同一高度。伯恩哈德写道：“保尔与他的叔父一样拥有非凡的大脑，只是叔父将思想诉诸文字，而他将其付诸生活。” 这句话既是对保尔的最高评价，也是“我”与保尔精神共鸣的核心。 三、疏离的默契：不打扰是最深的理解 伯恩哈德颠覆了传统友谊的书写范式，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精神共鸣，不需要形影不离，不需要嘘寒问暖，只需要一种“疏离的默契”。 - 保持距离的相处方式：他们很少见面，即使见面也很少说废话。他们会一起在维也纳的街头散步几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他们会一起驾船出游，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我们不需要说话，因为我们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这种“沉默的陪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 互不干涉的独立人格：他们从不试图改变对方，也从不要求对方为自己做什么。保尔挥霍完了所有家产，“我”没有劝他节俭，也没有给他钱；“我”写作遇到瓶颈，保尔也没有给过任何“建议”。他们尊重对方的选择，哪怕这种选择是毁灭性的。“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都不想成为对方的负担。” - 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他们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我”在保尔的疯狂中，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绝望；保尔在“我”的肺病中，看到了自己最终的结局。这种“镜像式的自我认知”，让他们的友谊超越了普通的朋友关系，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孪生兄弟”。 四、绝境中的互证：在毁灭边缘确认彼此 当现实的困境和疾病的折磨将他们推向毁灭的边缘时，他们的精神共鸣反而变得更加坚定。他们成为彼此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证人，证明对方曾经真正活过。 - 保尔的破产与堕落：保尔从一个亿万富翁变成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被家族抛弃，被朋友疏远。在这个时候，只有“我”还愿意和他来往。“我”没有同情他，也没有可怜他，只是像以前一样，和他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咒骂这个世界。这种“不变的态度”，对保尔来说是最大的安慰。 - “我”的写作与孤独：“我”的写作不被世人理解，被评论界攻击，被读者冷落。在这个时候，只有保尔是“我”的忠实读者和知音。保尔会认真地读“我”写的每一个字，会和“我”讨论写作的问题，会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懂我的人。” - 共同面对死亡：整个故事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一起讨论死亡，一起嘲笑死亡，一起准备迎接死亡。“我们都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所以我们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当保尔最终孤独地死去时，“我”感到的不仅仅是悲伤，更是一种“被遗弃的孤独”。“他走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懂我了。” 五、书写的独特性：反抒情的真挚 伯恩哈德用最冷酷、最刻薄、最否定的语言，写出了最真挚、最深刻、最动人的精神共鸣。他拒绝任何形式的美化和煽情，他说：“没有什么可以美化的了，在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上，不停顿地进行着的是什么，是美化一切，而且是以最令人厌恶的方式。” 这种“反抒情”的书写方式，恰恰让他们的精神共鸣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是互相吹捧，而是互相理解；不是形影不离，而是即使相隔千里，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在这个充满虚伪和平庸的世界里，两个敏感天才的精神共鸣，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彼此的生命。

伯恩哈德第二本，与《阿姆拉斯》相比，语言更加流畅和完整，没有那么多谵妄般的痛苦的呓语（伯恩这个名字，总让我想起《谍影重重》中马特达蒙饰演的杰森伯恩）。不过，不论是《波斯女人》还是《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与《阿姆拉斯》一样，都是在写病态的人。 当然我说“病态”，是站在自认为精神健康的健康人的傲慢的立场，在《阿姆拉斯》中，一家人，父母和两个儿子，因为母亲和弟弟的遗传性癫痫，以及父亲的生意失败，决定自杀，虽然两兄弟自杀失败，最终弟弟还是因为癫痫带来的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而死亡。 伯恩认为，心理医生们只能不断的变着花样折磨患者，给病人安上不同的疾病名称，却不能对他们的状况带来丝毫的有意义的改善。即使在现在的临床诊断中，精神疾病的诊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此处不一一赘述。 在一篇有关心理疾病的研究综述中，作者提到，对于未明确诊断的Disorder，建议使用更加中性的Condition来定义，Disorder无疑会受到更大的关注，甚至是疏远，排斥和恶意，Condition则比较温和。一种疾病的存在往往会超出疾病的本身，而会有其隐喻，比如“肺病”曾被浪漫化为一种优雅、敏感的疾病，与创造力和激情联系在一起。而精神疾病则象征着“非理性”和“失控”（《疾病的隐喻》）。 在《波斯女人》中，主人公原来一直将房屋中介当做自己的“垃圾桶”，不论对方是否愿意，一遇到心理的障碍，都一股脑的倾倒在中介先生的脑袋上。后来他遇到了波斯女人，瑞士男人的生活伴侣，她将瑞士男人看作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最高依托，一生致力于将瑞士男人“催化”为成功人士，她也的确做到了，可是瑞士男人丝毫不感激她，更何谈爱。于是她的生活崩塌了，她的人生信念也坍缩了，自己的“作品”却与自己毫无关联，那条唯一将她与现实生活（生）联系起来的细线断开了，她一下子掉入了虚无之中。 主人公和波斯女人都以为她们是同样的人，应该能互相救赎，可是相处下来，两个人的电量都被渐渐耗尽了，原因在于他们两并非构筑新的生活，而是互相将对方看作救命稻草，狠狠抓住，其实两人的精神之根系连自己本身的养分都难以维持。这里边也没有爱情的成分，《爱的多重奏》里说，爱情是以“俩”的视角重新抵达真理，是以差异重新体验世界。而主人公和波斯女人显然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在《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中，主人公被肺病和精神疾病所困扰，而他的朋友，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同样遭受着严重的精神疾病。不过他们二人却保持了长达十多年的友谊，直到保尔去世。同样是两个“病人”之间的友谊，主人公和保尔的友谊能长存的原因在于，保尔不会把主人公当做宣泄的对象，相反的，他总是毫不留情的揭露主人公所面临的情感的困境，毫不留情的揭露生活的荒诞。他们两个人可以共同审视和批判这个世界（病人与健康人、家庭、颁奖、音乐、报纸、戏剧、运动、哲学），他们在诸多方面都可以产生深刻的共鸣。共同喜爱，共同批判，这是长久友谊的原因。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中主人公和保尔“疗养”的威廉米恩山，与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中的疗养院所在地——魔山，似乎都有一种奇怪的魔力，不过其魔力不在于“药到病除”，而在于下沉，在于腐坏，在于死亡。

仅仅看了一下同名篇目——应该说是扫了一下。很糟糕的书，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受人热捧。 我一贯确信自己对反讽很敏感，也相信自己能够辨认“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知道作者本人的态度和叙述者的立场大概是什么关系。《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度击穿了我的笃定。毫无疑问，小说的叙述者正是作者本人的代言人，前者的所言即是后者的所想。可是我不敢相信作者就像书里展现得那么偏执、自私、妄想、愚蠢——然后还浑然不知。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精神病人，可以跟《喧哗与骚动》里的杰森有一拼。 行文也糟糕透顶。同样的意思要重复三到五遍，每次都很长，而且还是连续重复（这点也像足了杰森）。作者把“展示而非讲述”的教训彻底颠倒了过来。他多次盛赞保尔的音乐评论，吹得天花乱坠，吊足了我的胃口，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作者什么也不会告诉我，只会一个劲瞎吹。“我现在可以讲述许多保尔的轶事趣闻，有成百上千个以他为中心的故事，在他所在的那个所谓高雅的维也纳社交圈里，这些故事脍炙人口，众所周知。”——放心，他一个也不会跟你讲。全篇都是他的一面之辞，没有多少实例。 作者颠倒黑白的功夫也是大胆了得，宣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那个大哲学家）被他的至亲憎恨。然而权威传记《天才之为责任》表明的情形恰恰相反。 作者对于自己的失德也浑然无觉，坦然讲述着自己抛弃朋友的事。作品名为《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然而更多篇幅是在讲自己，经常抛开保尔的痛苦经历，大谈个人的私事。此外我也不理解，既然讲的是保尔，为什么要强调他跟维特根斯坦的关系。 伯恩哈德差不多就是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萃净以后剩下的有毒残渣。 这部作品基本上凑齐了差评的诸多要素：冗长枯燥，三观不正，翻译生硬。许多可观的作品因为这些指控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然而这部作品凑齐了所有却能安然无恙，包括乔治•斯坦纳都对伯恩哈德赞誉有加，对此我也是无可奈何（当然喽，以前就觉得斯坦纳不太对劲）。

伯恩哈德是读起来会中毒的作家，你会在他一口气绵延不绝的叙述中淹没，也会在他口无遮拦的倾吐中沉浸，他的特立独行体现在每一个文字里，他的桀骜不羁在他的每一篇文章里，你会一本接一本的读他的书，知名的、知名度没那么高的，然后在一声接一声的感叹中沉迷在他的疯狂和荒诞之中。他每本书都有相同的气质，永远卓尔不凡，永远无拘无束，他每本书都有个性的独特，绝不雷同，绝不在以往的荣耀中疲沓、躺平。我还在对他的加深认识中，为此，我在读完这本《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之后，买了一盆花，花名叫伯恩哈特😂，期待花开，期待读伯恩哈德的书再有惊喜。

1967年，我和我的朋友保尔·维特根斯坦（即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同时住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里，我接受肺病治疗，他接受精神病治疗。我们忽然同时住院，又一次濒临生命尽头，我不认为是偶然。但我也不让这一事实承载太多的宿命。我在赫尔曼病房，想到我的朋友保尔住在路德维希病房，就不感到孤独。 ------- 我不打算再欺骗自己，不打算美化什么，没有什么可以美化的了，在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上，不停顿地进行着的是什么，是美化一切，而且是以最令人厌恶的方式。

深夜睡不着写之，这本小说真的很好看，伯恩哈德将是我的年度灵魂作者，照出我循规蹈矩的肉身下始终喃喃自语的内耗灵魂： 在托马斯·伯恩哈德的《波斯女人》中，主人公逐渐沉入一种与外界疏离的生存状态，并非出于孤傲，而是源于一种内在的、无休止的自我搏斗。这种搏斗耗尽了与他人深入交往的心力，使他只能退回自我的疆域。而这份看似辽阔的“内在自由”，恰恰是他痛苦的源头。 当一个人切断日常交际与社会形式的制约，当他人思想无法、也不愿介入其精神世界时，他便被抛入一种绝对的、无人分担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带来轻盈，反而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他必须独自承担由此而来的全部责任。没有旁人可责怪，没有世俗可归咎，每一个念头、每一次判断，都完全落在自己的肩上。这种精神状态，极易导向疯狂。思考者在无际的内在旷野中漫游，同时也被这旷野的重压碾磨。正如历史上那些深邃的灵魂所揭示的：绝对的自由要求绝对的责任，而能承担此责者，往往已在疯癫的边境行走。 为了暂时卸下这副重担，他必须偶尔向外倾诉。然而一旦倾诉，却又发现无人真正理解，无人能替他分担那自由的核心重量。这便形成一种矛盾的循环：孤独难以承受，交往却又失效。 他与波斯女人的关系，正是此一困境的注脚。他们看似亲密，所言甚多，但本质上却像是在“对着镜子说话”——二人的思想太过相似，对话近乎独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碰撞与回应。波斯女人无法替他承担自由，他亦不能为她分担。最终，相似的灵魂反而演变成彼此的镜像式厌恶，分离成为必然。 而波斯女人自身的命运，则揭示了自由若施加于他人之上所带来的灾难。她曾将个人意志与价值实现，寄托于对一位瑞士男人的塑造与控制。她通过他的世俗成功来印证自身思想的正确，却也因此剥夺了他自主生长的空间，使他承受长达数十年的精神痛苦。瑞士男人最终的报复——将她遗弃在沼泽地未完工的破屋中——是他对这份被剥夺的自由最沉默也是最激烈的控诉。然而，这场报复最终却陷入虚无：波斯女人并未在他设定的牢笼中崩溃，而是以主动的自毁，夺回了对自己结局的最终主导。控制与报复，在此都走向了意义的瓦解。 小说在此与加缪《堕落》形成了一种精神回响：后者通过无尽的倾诉与忏悔，试图在他人眼中为自己的无罪辩护，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之负重。而伯恩哈德笔下的角色，则是在沉默与疯癫的边缘，承担着思考者无可转移的孤独责任。

荷兰作家伯恩哈德的三个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故事，充满音乐节奏感的散文叙述与传记性刻画，文风介于非虚构真实和小说样的戏剧性变奏之间，带有极其强烈的语言和人物命运冲击力，折射了人物生存的窒息善良和天真、扼杀天才与个性、追逐庸俗与从众的腐朽现代社会，展现了好人与思想独立者必将最终孤独的人生现实，探讨了死亡本身的悲剧意义，和不可抵挡。其中“维特根斯坦的侄子“描述了和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同样叛逆与聪慧的侄子保尔疯癫的非同寻常一生，他和作者同病相怜、心有灵犀的难忘友情，令人感慨不已。伯恩哈德的文笔堪称语言大师之一。

通过不断阅读伯恩哈德我逐渐意识到一件事，我们谈论艺术和哲学其实不是在谈论艺术和哲学本身，而是在通过谈论艺术和哲学来为展示自己搭建舞台，也是在通过谈论艺术和哲学来为隔绝他人筑造壁垒。我们渴望表达自我又强烈排斥他人。基于此，我越来越相信任何关于艺术和哲学的谈话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效的，也是反艺术和反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