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强烈推荐的好书！ 全面疏理了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和情怀；疏理了中国国民性的前世今生；旁征博引，脉络清晰。实为大家。 N年前，读了先生的《无穷的困惑》，把我国知识分子“出世”、“入世”的内心纠结描述得如身临其位，在当时绝对是一流著述。书中之黄炎培张君劢在延安同某某关于“历史周期律”之问，仍在脑际回荡。 先生是真学者，是当今之世少之又少的知识人。

经常有人感叹，当今社会，很多个人失去信仰，人生百无聊赖，倍感孤独。为什么这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传统的中国儒家社会秩序，是一种差序格局的秩序，从个人，到家国，再到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理想的儒家个人，核心在于修身，终极目的是平天下，而其中的齐家、治国则是实现天人合一的手段。梁簌溟说，传统的中国文化既不是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把重点放在人际关系上，是伦理本位或关系本位。在传统的儒家社会秩序中，个人并不孤独，家国天下的关系互动，让儒家个人自主价值与社群、国家，乃至天下的价值可以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而在现代社会，传统儒家秩序已经崩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盛起，让个人有了丰富的选择自由。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人，有了非常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也学会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声张自己的权利。但由于公共生活的缺乏，很多个人缺少相应的义务感和责任感。之所以普遍缺乏责任感，乃与当代中国缺乏各种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共同体有关。个人原子化，在世俗社会 里，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个人与这个市场世界的关系，只是物欲的和功利的关系，也就是由各种交换、占有和控制形成的非人格化关系， 缺乏温情，也没有意义。 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个人的意义依托在与社会、家国天下的互动中。那么，在儒家崩塌后的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宗教文化共同体，才能有效寄托我们个人的社会理想？换言之，国家、民族是什么？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哪种价值才是我们最应该珍视，乃至于为其奋斗终身的？ 首要的选择，传统的儒家秩序是否可以修补再持续呢？答案是不能。 传统儒家的天下秩序也是一种差序格局的秩序，在核心层，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直接控制区，如汉地十八省等；往外则是土司、藩镇等羁縻区，如云南、贵州等；再往外，是认同汉文化的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等；对于不同文化圈的异族，在对抗的同时，争取同化之。传统的夷夏天下观，并不一定要忠于某一家一姓，甚或一定是汉族政权，因此明末有“亡国”和“亡天下”之说，只要满足儒家的治道，即使是外族政权，也仍可以说是在“天下”框架之下。 儒家的崩塌有外部性的原因，也有其内部的局限所在。外部性原因在于，国门被打开后，突然发现，我们非但不是世界中心，而且在异族文化面前，完全没了优势，我们自己成了要被“同化”的那一个边缘文化。而内部原因则是，儒家礼治型的宪政在义理上、治道上表现出色，但在政道上，对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权力的有效限制则有着先天的不足。换言之，“万国来朝”的天下差序格局，在当今世界已无法实现；而“天命”的崩塌和基层的崛起，也让社会秩序的差序格局无法再实现。清末在外族的冲击下，尤其是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儒家已经断层，儒家的天下观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天下”崩塌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上芸芸众国中相对落后的一个国家，由此诞生了两种思潮。一是民族主义，以早期的孙中山和义和团为代表，把问题归结于满清的腐败无能，希望重振汉族的荣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汉族文化的主导下，建立一个民族共同体。这种模式类似于德国的浪漫主义共和形式，它是一个以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族群情感为基底的民族共同体。后面的“中华民族”，便是从这一意义扩展得来的，只是它的含义包含了其它民族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传统。二是政治共同体，不以一族一姓为准，而是以同一普世价值为基础，在这个普世价值下建立一个共和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类似法国。二者有共同点，也有不同，共同点在于都要求有一个公共的制度和法律，以普遍认同的公共文化为前提；区别在于，前者的公共文化是民族历史和文化情感，而后者则是自由和人权等政治观念和理性规范。 围绕以上主题，如何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价值重建，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各个阶层、政党经过不停地实践，努力寻求的就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清末民初，国门打开，国家从天朝上国沦为殖民地的危机逐渐来临，因此大家寻求的是一种“力”的突破。从李张的洋务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到孙中山的革命，都想快速让国家实现富强，因此，着力点都在“权力”上，也忽视了“权威”的重建。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以传统儒家为根本，无法解决儒家在“政道”上的根本缺陷，等到最终要改变制度的时候，民众已经无法再继续等待了，所以清政府只能寿终就寝。而革命派失败的原因也在于“权威”架构的失败。无论是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罢，争夺的其实都是掌控国家的权力，虽然“民主”隐然已成为共识，但对于把这个共识实际确立并予以制度化，则无论是革命派和北洋系，均未予以实际的关注和着力。最终权力的争夺，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内斗和军阀混战的状态。 一战的爆发，让大家不再迷信西方国家的制度先进性。国人终于明白，“力”再如何强大，如果没有仁义博爱的价值观予以指引的话，最终仍会造成混战的悲剧。因此，五四运动的价值，不仅在于“德先生”、“赛先生”，也在于新青年们开始以一种博大的世界主义胸怀来看待这个世界。国家要强大，但更需要博大的价值观来证明它的正当性，这样，它的“权威”也便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回望那时候的大学生，引领了中国自春秋百家以来的另一个思想高峰，实在无愧于“民族的希望”这一美誉。 富强和文明并不一定成对出现，像19世纪的德国和后面的法西斯，就给民众带来了深切的苦难；而文明所包含的自由主义内容，也并不一定能让国家迅速走向富强。富强和文明，哪个更优先？这成为五四以来社会思想角力的重头戏。然而日本的全面侵华，让这个争议逐渐沉寂，因为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不强大就灭亡。后面的党国体制，在权力的集中上面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但至今为止，文明与民主的追寻仍在追寻中。以前的知识分子评价西方的制度是，对内民主自由，对外则是弱肉强食，而观察最近的内外形势，却仿佛有倒过来之嫌。制度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而核心价值的确立，也跟我们的改革开放之路一样，仍在探索中前进。 外部的压力不再迫在眉睫，个人与家国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每个人心中的答案或许不一样。民族价值如何包含在公共价值当中？民意还是公意优先？富强和文明如何实现交替上升？“小我”成为主旋律后，如何重聚“大我”？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去解决。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回看先辈们在这上面付出的青春和热血，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样的年代。

成系统的思想史著作远比碎片化的思想论文集耐读。 给四颗星不是因为这本书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不够好。 原因有二： 其一、我的知识储备和对中西方哲学的了解程度太低，我无法对作者的观点和思路做出批驳。 这本书从古中国引述到现代中国，哲学上的阐述和思考路径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都很强。但也正因其太过于完美，让我会担心这是否只是一个维度，是否还可以有另一套完全不同但是同样可以做到合理的解释。 其二、我个人在抗拒这本书的吸引力 辅修过政治学的我其实阅读起来并不吃力，相反，作者从传统文化中娓娓道来的思想对我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吸力。下午坐在湖边看书时，一翻开我就手难释卷。 从“天下”与“华夷之辩”到我们本应学习西方的“富强”与“文明”如今只剩下前者。每个观念的提出都让我把心一沉。 若是几年前的我或许会尝试把这本书一字一句读下来，但我在进入社会并且接触了更多的书籍和知识后，我开始担心总把问题架设在过高过大的位置会很容易把问题变得乐观。 现下的我更愿意从个人的角度，比较功利的先去看问题。(这点是我学生时代欠缺的，也是作者在书中提到过的) 我变得比以前更能聊，会和各行各业的人聊，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把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去收集大家的焦虑(但我接触的大多数是普通人，少有知识精英，包括我曾经的许多好友，也慢慢没有了思想上的锐气）。 我想是我不够优秀了，所以不愿意去把这么宏观的问题想明白。也正因此，我选择把作者的论证过程和几个大的思维要点理解下来，作为日后思考的维度去丰富自己的认识。 顺便写了写自己的思维小史，小文付给后来者。 当然，这个后来者也包括我。

比起《新文化运动百年祭》更像一部全面回顾从清末到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与发展史的总论。不过说到底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症还是「方法论」，所有拿来主义最终依旧要么是做帝王师，要么身体力行内圣外王的实践，不同阶层的中国人之心依旧千百年来毫不动摇。

作者核心观点是 共和（国家）=民意=权力 立宪（法治）=天道=权威 问题是作者自己意淫的这个所谓天道有权威根本就不存在，中国自秦以后，是一个陈胜吴广式的中国，和类战国的日本和基督教的西方都不一样，天道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权威，因为中国没有基督教，自古只有害怕鬼神报应（也就是说只有宗教权力），没有宗教权威，中国当下的问题固然是缺乏天道，但是天道并不是权威或者立宪。

6月15日下午在上海益丰外滩源，非常荣幸参加了许纪霖教授的讲座。许教授指出：“理想的中国”不止经济的发展，还有一种秩序，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是黑格尔所说的负有“世界精神”的世界民族，理应对世界承担责任，对传承“世界精神”承认责任，这个“世界精神”，就是在普世价值形态出现的新天下主义。许教授既博古通今又高瞻远瞩，让人受益匪浅，因他风趣幽默，气质儒雅，外形英俊，被公认为“学术界的陈道明”，特此推荐。 许纪霖教授简历：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到了清朝，这套双元体制最后得以成熟：孔庙与喇嘛庙同时是国家祭祀的宗庙，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分管蒙、藏、回事务，而处于农耕和草原交界之地的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皇帝的夏宫，更重要的还是接见蒙、藏地方领袖和各国来朝朝贡使节的宫殿，与面向中原的紫禁城迥然有别。⋯⋯ 清朝帝国的国家认同，核心是以王权为象征的政治认同，王权的背后，不仅有暴力，也有文化，但这个文化却是多义的，一个王权，各自表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及“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新时代“天下主义”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智慧，又通过传统天下主义的扬弃。家国天下，家国情怀，乃是一个认同问题，也是对国家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中国一方面需要以政治秩序为核心的共同体认同，一方面需要以心灵秩序为中心的精神价值的认同。我是谁？我们是谁？家国何在？天下何在？如何打通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桥梁，如何树立国家自信，本书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收获非常大。读这本书我一直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认真读完，绝对不能囫囵吞枣。今天读完，长舒一口气。除了内容先后有重复以外，对五四前后历史的认识和综述实在太精彩了。还会回来读的！

以西方人的视角解读中国，以西方人的思维硬套中国。对于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读起来或许便于理解，但中国人这样的思考方式是本末倒置，生搬硬套，削足适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