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读这本书时，我很容易就被作者说服了。他的论证缜密，数据丰富，方法论精巧，以至于我在读完前几章时几乎完全接受了他的框架。读完回过神来翻看译者序，哎好像有哪里不太对？ 彭慕兰研究的是1853年到1937年间山东西部及毗邻的河北、河南部分地区——他称之为“黄运”。这个区域曾经因大运河而繁荣，是漕运的咽喉。但1855年黄河改道、1901年漕运废止、铁路绕行，黄运逐渐被抛出了新的交通网络。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黄运的贫困不是自然条件决定的，而是被一套新的国家逻辑制造出来的。 他把这套逻辑叫做“自强逻辑”。晚清以前国家维持基本民生、防灾减灾、均衡投入，富裕地区补贴贫困地区。但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压力下国家转向追求贸易顺差、积累硬通货、发展军事工业、建设沿海口岸，资源向有效益的地区集中，黄运这种不能创造外贸收入的腹地就被放弃了。 全书五章层层推进：第一章讲货币和信贷市场。山东存在三个货币利率：北部沿海利率低，核心地区中等，西南地区高得离谱。他论证这是为了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财政收入，县政府人为限制货币流动、操纵银铜比价的结果。第二章讲美棉推广。同样的新棉种，在黄运北部成功了，在南部失败了。关键不在土质或交通，而在村庄社会结构：北部村庄控制松散、精英弱小，国家可以通过“棉业公会”直接推行；南部村庄控制紧密、精英强大，他们抵制外来渗透。第三章讲燃料危机和毁林。黄运的森林迅速消失，燃料极度短缺。国家也搞植树造林，但资源投向了沿海地区，黄运因为没有进口可替代而被忽视。第四、五章讲治水。黄河治理在晚清经历了体制变革：靠近沿海的河堤仍由政府直接维修，黄运的河堤被划为民堤，由当地人自筹资金、自行维护。国家撤走了资金和监督，地方上临时拼凑的组织腐败横行。委员们故意用秸秆修堤而非砖石，因为秸秆堤需要反复维修，从中牟利。结果是水患加剧，每年给黄运造成的损失占农业总产值的10%到20%。 贯穿全书的核心观察是：国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弱，而是在不同地区有选择地强和弱。在沿海能建设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在黄运退出了治水、救荒等传统责任，却保留了征税、征兵等汲取能力。 这套框架的解释力是惊人的。彭慕兰面对没有系统利率记录的史料困境，用“粮食储存收益≈利率+仓储成本”的巧妙假设建立了三区域利率模型；面对货币流动的“黑箱”，他从档案中挖掘出县政府限制货币输出、操纵银铜比价的直接证据。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小白，这些方法初读时有一种冲击感。 但是，细想一下，“粮食储存反推利率”的方法建立在太多假设之上：理性农民、无摩擦转换、仓储成本相同、市场有效。这些假设在贫困地区真的成立吗？佃农交租后所剩无几，必须立刻卖粮还债、缴税、买口粮；自耕农留足口粮和种子后剩余有限；即使是富裕农民也更倾向于放贷而非存粮。有剩余粮食、有储存选择权的农民在整个黄运能占多少？更何况，粮价的季节波动可能反映的根本不是利率，而是贫困导致的季节性抛售压力。当农民被迫在价格最低时卖粮，储存收益可能是负数。当人生存受到威胁时，哪还管的上投资收益呢？ 马俊亚作为本书的译者，在序文中已经埋下了一枚精准的钉子。他引用美国领事1921年的报告：土匪横行，在土匪的势力范围内做这件事风险极其巨大。省政府控制城市不等于控制乡村道路，如果鲁西南的高利率主要是无法安全转移资金的风险溢价，而不是县政府操纵的结果，彭慕兰的核心因果链条就断裂了。当他用“套利均衡”来解释农民的储存行为时，他假设了一种本不存在的市场理性。真的可以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去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吗？ 同样值得推敲的是彭慕兰对边界的界定方式。他坚持认为黄运不是施坚雅式的“宏观区域”，而是“由共享的基础设施、生态和社会性的问题所界定的地区”。但他越是强调边界的“流动性”和“问题驱动性”，越是需要一种固定的边界来展开分析。他最终给出的边界是津浦线以东、平汉线以西、石德线与陇海线之间。可这些铁路本身就是新网络的产物，用新网络的边界来定义被旧网络抛弃的地区，感觉陷入了某种循环？马俊亚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例：黄运南部在烟草种植方面远超北部，烟草需要与英美烟公司的紧密合作和信贷支持，这说明在利益分配合理的情况下，地方精英完全可以成为外部资本的合作者。彭慕兰几乎完全忽略了烟草种植，聚焦于美棉推广这一个案例来支撑“南北差异”的整体叙事。 还有暴力的自主性问题，彭慕兰倾向于把市场失灵归因于政治干预，但忽视了市场本身可能制造失灵。当他说“套利可以慢慢地消除这些差异”时，他假设了充分信息、零交易成本、安全环境。但这些在黄运几乎都不存在啊？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风险厌恶都可能使资金不流动，这些就是市场内在的局限性。 把彭慕兰与马俊亚并读，会看到更深层的矛盾：彭慕兰的核心机制是国家“退出”导致腹地衰败；马俊亚的核心机制是国家“侵入”导致地方衰败。彭慕兰说政策转型→资源撤出→腹地贫困；马俊亚说权力延伸→掠夺性开发→地方崩溃。彭慕兰笔下的国家是“服务提供者”重新配置资源；马俊亚笔下的国家是“汲取性机器”持续运作。这两种解释在逻辑上是互斥的：如果国家是“退出”的，地方衰败是因为缺乏支持；如果国家是“掠夺”的，地方衰败恰恰是因为国家介入太深。 我认为，它们指向了同一种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面向。国家在某些领域退出，在另一些领域强化。这种“选择性退出”恰恰是现代国家构建的特征。它不再像传统帝国那样承担“无限责任”，却保留了“无限汲取”的权力。彭慕兰看到了服务退出的面向，马俊亚看到了权力延伸的面向。两者合起来，构成了一幅更完整的图景：国家在黄运和淮北地区，是一个只索取不给予的利维坦。 但彭慕兰的框架有一个更隐蔽的偏见：他把“国家退出”描述为一种政策选择，暗示如果国家“不退出”，腹地就不会衰败。但马俊亚提醒我们，“牺牲腹地”的逻辑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存在。淮北地区就是明清两代公然以顾全漕运大局的名义而赤裸裸地予以牺牲的。这意味着“腹地构建”不是什么“自强逻辑”的新发明，而是中国政治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变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译者序中那句批评“至少，把黄运社会生态的衰败全部归结于国家的'好'政策转成了‘坏’政策而非集权国家本质上一以贯之的自私自利，显得有些片面。”会如此精准地刺中彭慕兰框架的软肋。 马俊亚既是本书译者，又是《被牺牲的“局部”》的作者。他翻译彭慕兰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在与自己的学术关切对话，也是在检验自己的理论框架。但是，这本书的翻译真的太烂太烂了！彭慕兰原文本身就不好读，这是经济史+社会学+生态学的跨学科写作，句子长、概念多、逻辑嵌套深。马俊亚的翻译更是让这本书的阅读难度更上十层楼，好多次读到怀疑自己不识字的程度。到底谁教你滥用破折号来翻译长难句从句的？这还是修订版？到底哪里修订了？ 不过这本书还是很厉害的，1988年的博士论文，1993年出版，拿了费正清奖。作者通过黄运的个案研究，修正了1980年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三大主导范式：现代化理论、内卷化理论、国家内卷化理论。本书提出了“腹地的构建”概念，即腹地不是自然地理产物，而是国家战略重构的政治经济产物；“国家分化”模型，即国家同时在构建和衰落，但在不同地区方向相反；“退出型内卷化”，国家退出旧使命导致服务消失、盘剥增加；帝国主义“间接影响”理论，即通过迫使国家战略重构而牺牲腹地；“两种核心形态”，即垂直核心与水平核心的分化。最终，本书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伴随着腹地的衰败。 不过我更好奇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必然以某些区域的“腹地化”为代价？如果不是，那么历史上的“腹地化”是否本可避免？

彭慕兰提出世界市场对中国的影响：一部分地区出现了现代化，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退步”的现象。彭慕兰关注鲁西南为中心的“黄运”地区在晚清民国时期因为政治结构比鲁西北更加难以被渗透，也更难被纳入市场，因此这一带银钱比率居高不下、高产棉难以推广、木材运输困难引起燃料匮乏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国家为了现代化将资金投入沿海地区以获得更高收益，黄运地区治水任务交给地方，因此地方士绅是否愿意与城市精英合作治水决定了地方治水的水平，不仅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可以认为治水失败的成本高于现代化收益，彭慕兰就此认为“黄运从加入世界经济中所得的利益肯定也要远远小于我们对一个深受压迫的国家放弃黄运治水造成的损害所作的最保守的估计。”马俊亚对本书的导言和批评非常到位。“被牺牲的局部”是这一区域典型特征，只能说任何政权都会考虑牺牲这里，说到底，没有政权不会核算收支，这种收益低的地方国家投入相对较少属于理性思维的结果——尤其是在救亡图存作为时代主旋律的20世纪，与其像沃勒斯坦之类批评世界市场，不如更应该推动人力物料资源更加流动的市场，让人民可以自由地移动和选择购买商品，“被牺牲的局部”相当多的影响恰恰就是因为市场在鲁西南受到政治和传统因素的束缚（例如限制铜钱流出、拾荒等等）导致市场价格无法下降，这也是传统和现代碰撞的结果。

彭慕兰这本书大概表达了两个观点：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国家被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殖民者压力下，最高政府和山东省政府采取了“自强”逻辑，即国家的重心转移到如何防御外来压力、避免被殖民上，为此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能为国家带来较多收入的地区更收重视，大量资源被投入到这些地方。与此同时，像黄运这样既不富裕、也不重要的地方受到国家忽视，以往属于这里的财政转移支付也被逐渐取消，导致这些地区的社会服务事业衰退。在这种模式下，中国本土呈现出了与世界范围类似的“中心”与“边缘”二分现象，一方面是中国有不断发展的地区，也有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地区。二是面对宏观层面上的战略转移，地方上的应对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结局。而这种应对方式的不同恰好是地方社会结构、网络关系所决定的。黄运北部与南部就有着不同的结构，黄运北部是一个更为松散、没有大势力豪绅的地方，这里更容易被纳入到整体控制之中，外来势力更容易入侵；而黄运南部虽然同样贫穷，但是这里的乡村势力密集，小地主、士绅、各种经纪人的存在使得乡村被内部控制起来，同时黄运南部的大城市还有这不少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家族势力，对当地发展产生影响，这种结构使得外来势力难以侵入。无论是松散的黄运北部还是完整的南部，都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农业改良容易在北方普及，但北方难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南方容易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是农业改良项目不易普及。 该书中还有一些观点比较重要：第一是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基本情况，存在发展说、内卷说、倒退说，作者则赞同依附说，即各地情况不同，且不同地区的现状是相互联系的，存在依附性；第二，对农民来说，不仅那些可以计算的货币收入是重要的，那些不能计算的收入对生计也有重要影响，例如拾取的燃料等，要想完整理解农民的处境，应该综合考虑两种收入；第三，国家角色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在黄运地区由一个服务供给者变成旁观者，这给当地造成的损失比本来要投入的成本大很多。 不过这本书还是要给差评，完全是翻译者的原因，好好的一本书翻译成了gou shi，还有脸写译后记。一些农业知识不懂就算了，还可以说你不是这个专业的，没办法只能勉强翻译；但是整本书被你翻译的不说人话，这是译者的职业道德不够。

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想要确认这书的写作年代，感觉上仿佛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也不能说他不对，但总觉得好像片面了一点。写是写得很细致，翻译也真是翻译得不知所云。别扭。还是推荐，毕竟是彭慕兰，水平还是高的。

本书是美国汉学界区域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以清末民初的黄运地区为个案，系统剖析了国家政策、地方社会与经济变迁的互动关系。作者挑战了将华北衰败简单归因于全球市场冲击或生态危机的传统解释，提出“腹地”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国家治理逻辑、地方精英应对与资本流动的共同作用下被“构建”出来的。通过对治水、漕运、赋税等关键制度的精细分析，本书揭示了国家权力从积极干预到逐渐退出的过程，如何导致该地区被边缘化，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区域命运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框架。

力荐。 本书从黄运的角度系统分析了运河黄河改道前后对一个地区的影响，总的来说就是在缺乏外部输入的情况下，一个地区历经了整个社会的熵减过程，在运河畅通的时代，出于对运河的维护，此地区受益于国家在基础设施维护投入上带来的种种便利，在运河逐渐废弃到彻底废弃后，整个地区不仅丧失了运河这一黄金水道和商路，也因为水道不畅导致其在农业，建材，燃料等诸多方面的匮乏，日渐贫困，作者称之为内卷，不过黄运南北也有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南部情况要差于北部，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南部原本的地方家族过于强大，导致在转型中更加倾向于保守，而且由于劣币驱逐良币，在原有的表现良好的士绅迁移到沿海大城市通商口岸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北部反而在转型中获得诸多便利，而且要注意的是黄运南北在气候上和地形上是有差异的，南部多丘陵，降水也更多，北部多平原，降水也更少，这也导致南北在水患的影响上也不同，其次，铁路这种新型交通工具对南北影响也很大，旧有的运河在中断后，止步于苏北，而北部却依然可以通过天津继续运行，这些综合的因素导致了南北差异。 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基础设施的维护很重要，这涉及到一个地区的造血能力，在缺乏内驱力的时候，往往强有力的外界支持是使得该地区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对个人而言，如果当地陷入内卷状态，及时摆脱当地环境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好书，看了两遍。作者细致描写了黄运区因漕运停止进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急剧减少后，给该地带来的连锁反应及损失，刻画了黄运区南北两部不同的阶层结构对美棉推广、植树造林、治水等事项的不同结果，深刻揭示了中央、省、市、县、乡、村、城市精英、乡村豪绅、农民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着眼点及处理手法，详细计算了减少转移支付所带来的巨额损失。没钱难办事，哪怕办好事，也不是每个人都得利，统一思想不容易。

从赵鼎新的教材上了解到了加州学派和彭慕兰，由此拜读原著。

力赞！囤了很久，想来会是经典，实际是出乎意料得精彩！补了很多课。 以黄运区为焦点，从经济史、社会史角度分析清末民初中国国运的兴衰、运河对山东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对外关系等等。 真真是费正清奖得主的作品，令人惊叹！读一遍不够，还需多读。

评分虚高。选题不错，主要讲国家注重沿海地区的发展后，黄河、大运河被边缘化而对周边腹地的发展影响。 翻译扣两星，作者再扣半星。 翻译跟机翻一个水平，话都说不通顺。作者扣半星，作为博士论文，本可以精练的内容，却是两三个观点反反复复表述，充字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