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简史

第一本用手机阅读完的哲学类著作，在此纪念一下。该书对中国各时期思想流变与学派传承有颇多生动论述，不过在阴阳家形成、黄老之学发展及清代思想演变等方面还不够具体深入。以下系个人认为全书较为精彩内容的梳理与摘录： 1. “人尽由天生”这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族信仰的中心。 2.曾子派从主观省察入手，主张道德的本源在于主观；子游派，先研究客观的礼的形式，注意到与其形式的时一同变化，转而研究礼的精神。由于以礼的形式为主，或重视礼的精神，在同一的礼家中，分化了子夏派与子游派。 3.老子的后学关尹、列子、杨朱这三个人，在其哲学上，都与老子相同；至于说及处世法，有的贵清，有的贵虚，有的贵己，有所不同。 4.韩非的法术，是折衷了申、商的。因为术是人主驾驭臣下的权柄，法是治民的宪令；术是秘藏于人主的心中的，不是向别人显示的，法是明赏罚的，是不能不向人民显示的。 5.《易》被当作儒家的经典，是由子思学派的人开始的，恐怕始于战国末，到吕不韦的时代已很流行；其次，当始皇时，因李斯的上奏烧却《诗》《书》的时候，只有《易》用了卜筮之书的名目免了灾厄，所以，终于由于《易》来鼓吹儒家的精神。 6. 后汉末至魏初，古文学之进展，既有作为倾向于文字训诂一方面的反动——以《易》和《论语》来阐明儒教精神的倾向，又有借用老庄哲学来说明《易》《论语》的意义的人们。其后老庄学的研究，日盛一日，自魏至晋之间，便有无数的老庄注释书。 7.鸠摩罗什曾说过，《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意；《涅槃》阐其实化：此三津开照，照无遗矣。 8.道教之发生，乃从最初的张陵至张鲁的符咒祈祷之俗信，其次采入葛玄的神仙养生术，再次结合了魏晋之时风靡一世的老庄哲学，最后以佛教教理去修饰，便形成了宗教。其过程乃后汉末至六朝末约三百年间完成。 9.北方是纯郑学（郑玄），反之，南方则混合王肃、王弼之学。其后，南方东晋亡，宋、齐、梁、陈四朝相继兴起，北方的北魏则分为西魏、东魏、北周、北齐，遂出现了史家所谓南北朝时代。经过了南北朝时代，经学亦确然存有南北之区别。 10.三论、天台、华严等，皆是以慧方面为主而使之发展的宗派，另一方面，使定方面发展的禅宗便独立起来。 11.范仲淹借《易》《中庸》，去探求道德之本源，砥砺名节，集学习名节之人于其门下，欧阳修则高倡《春秋》褒贬之义，高论时事，集以议论文章而鸣的人才于其门下。 12.道德哲学，以《四书》为中心，其最后的结论不外说明道德之本始自人性，而人性之源，基于宇宙自然之理，是以道德哲学的最后，就是仁的研究。高唱正闰论及名分论的历史学派，不外欲借历史以明君臣之义，最后归结，乃在于义。综合此两面而为一家者，即朱子，而朱子之教不外仁义之道而已。 13. 象山论学之要旨在乎宇宙之理不外存于吾人之道德心，从讲明与践履二面退心之所蔽而发挥其本来面目，这就是为学之道。 14.所谓教三变者，是指他归儒后之变迁：三十七至四十二岁时，力主知行合一说；四十二三至五十时，倡心即理说，主张专心静坐；五十以后乃成致良知说。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三说，就是阳明学的三大纲领。

本书虽然是八十年前日本学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但是其成就不弱于更晚近才发表的冯友兰之《中国哲学简史》，谁读谁知道！

中国思想简史：《简史》不简，玄而又玄。

了解中国思想的脉络，首当其冲，比冯友兰的那本还要胜一筹，看完这个，在重温冯老先生的

总体来看，这本书简单讲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代表人物所持的基本观点，其中有个别史实私有不对的地方，但也无伤大雅。如果想了解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可以阅读次数；如果要深入研究中国哲学，或者要从中国哲学发展中有所启发，最好看专著或者更精细化的书。 我读这本书，很多地方是跳过的，因为我觉得，读书的目的不是记住书上的内容，而是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行为有所启发，以形成自己或补充自己的“道”。多少还是有所悟的，大致如下： 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等等）要想发展进步，哲学思想理论支撑必不可少。比如，中国自秦汉以降，凡是哲学思想理论创新发展的时代，整体上是封建社会的上坡路时代，反之当哲学思想理论故步自封的时代，也是封建社会没落的时代。大汉朝重光儒家思想，魏晋道家思想繁盛，隋唐五代儒释道互相影响渗透，宋朝出现朱子、陆子等好多流派，这都是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正在走上坡路，这是无疑的。但到了明清就不一样了，明朝虽然出了我师王阳明、陈白沙等儒学流派，但主流思想还是朱子宋学，主流意识没有创新，有些故步自封的先兆；清朝则完全没落，哲学思想理论不仅没有创新发展（虽有黄宗羲顾炎武等，但影响太小太小），甚至出现了考证之学，有了汉宋之争，这是舍本逐末。管中窥豹，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期。 由此想到，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无时无刻不在创新发展，体现了社会的活力，体现了人民的智慧，更体现了发展的潜能，这种势头要保持下去，必能开创又一个汉唐盛世，且经久不衰！ 以史为鉴，此其真意！

读武内义雄的《中国思想简史》，再一次被日本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给震撼了，纵使细节上有诸多常识性错误，但是日本学者对中华古籍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先不论对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大一样的视角。以下是我根据本书整理的内容： 一、诸子时代： 1、上古时期：中国古代的民族，相信帝是天上的神明，因为“天”与“帝”的古音是相同的，所以，有人类的始祖的意思的“帝”往往用“天”字来显示。因而，天生人类的意思，便成了“在天上的帝的后裔便是人类”的意思了。 古代的中国人，以为人类的始祖是帝或天，相信人都是由天而生；同时他们又以为，帝或天常常降其子于地下，导治下民。他们用“天子”的名称，称呼主权者，便是因此。所谓“天子”，是奉上帝的命令，为导治生民，而由天降生的人。 2、孔子：孔子一生的事业，是再兴周公制定的周初的礼乐，实行周公的理想。 “仁”的本质，是亲爱之情。这亲爱之情，是成为社会结合、人类和乐的基本。为教以这仁道，孔子以文、行、忠、信教导门人弟子。“文”，是《诗》与《书》，五经中的《易》《礼》《春秋》此时还不是经典。“行”，是孝悌，或者说是顺礼。“忠”字是由“中”与“心”两个字构成的，是人们内省自己的心，不欺瞒自己的意思；“信”字，是结合“人”与“言”两个字的，是人履行对于别人约定了的话而不欺罔的意思，因此，两者原本都训为“诚”；但是，前者表示不欺瞒自己，后者表示不欺瞒别人。 从“行”的方面来说，是教以由于“礼”的实践可以达到“仁”。“忠”的方面来说的，是教以把内省主观而直觉的推及到客观，由此可以达到“仁”。 3、孔子门徒：孔子死后，其门人之间，产生了注重主观而力说忠恕的一派（曾子与子思为代表）及尊重客观的规范而力说礼（子夏与子游为代表）的一派。复礼派又分化成了注重礼的形式的子夏派与重视礼的精神的子游派。 孟子更进一步地把孔子的天命说改为了“命”和“性”，倡导性善说。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恭敬之心是礼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如人的形体有四肢附属着，心内具备着这仁、义、礼、智的四德。存在于“我”之外的由运命决定。我们的心中具备着的德，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直觉到及实行它的。 孟子赴稷下后，儒家学说在齐国传布，于是成立了“公羊春秋说”与邹衍的五行说。孔子当作经典而引用的只有《诗》与《书》，孟子时又引入了《春秋》。 4、道家及道教：老子贵柔，其后学关尹贵清、列子贵虚，杨朱贵己，有所不同。 环渊从楚国游于齐国，把道家思想输入稷下。田骈与慎到都立脚于列子的贵虚说，而主张舍弃人类的知虑。田骈在论理上更进一步，舍弃人类的知的批判，着眼在万物都是绝对平等，倡齐物说。慎到虽根据弃知说而毁谤圣人，但认为天下应该以法来治，不可以依赖千百年只出来一两个的圣人。田骈的哲学成了庄周的先驱；慎到的主张，成了韩非的渊源。慎到是道家转而成为法家的转换期的人物。 庄周的齐物论继承田骈的贵齐说，处世论出于杨朱的“全性保真”。在庄周后学之间，有从“全性”转而倡“复性”的。 而道教，从最初的张陵至张鲁的符咒祈祷之俗信，采入葛玄的神仙养生术，再次结合了魏晋之时风靡一世的老庄哲学，最后以佛教教理去修饰，便形成了宗教。其过程乃后汉末至六朝末约三百年间完成。 5、墨家：墨家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墨翟学于史角的子孙。二是墨子最初学儒，后弃儒而自成一家。墨翟死后，墨家分为三派，即“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宋钘与尹文则是稷下的墨家。惠施与公孙龙也是墨者，《墨经》中内容是整理的公孙龙等人的诡辩。 6、荀子：荀子反对子思、孟子一派的儒家，崇奉仲尼、子弓（可能是子游的讹误）的儒家。荀子述说的礼的称（适当的度令），是继承子游派的主张的。荀子更进一步，立性恶说，反对继承曾子派的学说的孟子的性善说。 《论语》中讲述的儒家的经典，只《诗》与《书》，到《孟子》，加上了《春秋》，《荀子》再加以《礼》与《乐》，《五经》完备，现存的《荀子》中，也稍有称引《易》的地方，这恐怕是后学所附益的部分，荀卿似乎还没有把《易》著作经书。《易》成为儒家之经典，怕在秦汉之际。 荀子把人性看作欲，主张借学问以治礼，由礼以制欲。浮丘伯继承儒家的传统的《五经》之学，成了汉代经学隆昌的先河；但他把人性看作欲而尊重礼的结果，礼全然成为人为的客观的法则，与法无所择了。于是韩非从荀子的门下出来，用法来代替了荀子的礼，倡法至上主义；韩非的主张由李斯来实现，压迫了思想，破坏了文化。 7、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初年，威王、宣王两代，是齐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各方面的思潮都合流到齐国，互相刺激，所以各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五国伐齐，湣王逃奔莒灭，稷下学宫也就如鸟兽散了。齐襄王时期曾试图重建，可惜稷下学宫再没能够恢复到鼎盛时期的面貌，最后随着齐的灭亡而消失。 齐湣王田地（？～公元前284年），妫姓，田氏，名地，战国时期田齐第六任君主，齐宣王之子。公元前301年即位，在位十八年。即位之后，掀起秦齐争霸的斗争。发动垂沙之战，大败楚国。函谷关之战，五国联军败于秦国。吞并富有的宋国，自称东帝。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自称天子。公元前284年，乐毅带领五国联军攻破齐国七十二城，齐湣王出逃莒城，被楚国将领淖齿所杀。 《鬼谷子》的《符言》内容与《管子》的《九守》相一致，同时其一部分与《六韬》的《大礼》篇及《赏罚》篇也相一致，以上文献以及《晏子春秋》、《孙子兵法》、《司马法》等大概率都是稷下学宫盛时的作品。 8、《春秋公羊传》：按照平势隆郎的观点，《春秋》和《公羊传》是齐威宣王命人撰写。魏国编写了《竹书纪年》，中山国编写了《谷梁传》，韩国则是《左传》，秦国则是《吕氏春秋》。 据《汉书·艺文志》，解释《春秋》的传，有左氏、公羊、榖梁、邹氏、夹氏的五家，其中公羊与邹氏，可能是齐国产生的《春秋》说。通览现存的《春秋公羊传》，其中引用公羊家的先师的说法的，很值得注意。这些先师的名字，集合扰来，有（一）鲁子（二）乐正子春（三）子沈子（四）子公羊子（五）子北宫子（六）高子（七）子司马子（八）子女子八个人。鲁子似是曾子之误。第二的乐正子春是曾子的门人。第三的子沈子，不详。第四的子公羊子，是传承《公羊春秋》的传统的学者，据《公羊传》的“疏”中所引的戴宏的话，可以知道，是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一家。但是，公羊这个姓，是除了《公羊春秋》的传承之外不大看到的一个姓，只《礼记·檀弓》篇中，有公羊贾的姓名。清儒洪颐煊说，这个公羊贾是《论语》里的公明贾，“羊”与“明”古音近，公羊传承的公羊高很可能是公明高，是曾子的门人；公羊地是孟子所引的公明仪，“仪”与“地”古音近。因此，以上的诸人，是自曾子到孟子的传承公羊学的人。其次，子北宫子与子司马子，不详；北宫与司马，是在齐国很多的姓。高子，据说是学于孟子的人，所以这些人都是孟子游于齐之后，在齐国传承“公羊春秋说”的人。所以“公羊春秋说”，是孟子游于齐之后，在齐国传布的。据王应麟的《困学纪闻》, 《春秋公羊传》中齐国的方言很多，这也是公羊说在齐国产生及学习的旁证。 9、《吕氏春秋》与《易经》 《吕氏春秋》折衷诸家而成一家，其中虽则也采取道家、墨家及法家，但是没有非难儒家蔑视圣贤的极端的话，大体上，是以儒家——尤其是曾子、子思派的思潮为根干的。 在吕不韦之前，《易》突然被当作儒家的经典，这是在《孟子》及《荀子》中都看不到的现象，恐怕是由孟、荀以外的别的学派起来的。 《易》本来是卜筮之书，似不是儒家的经典。据传说，孔子晚年爱读《易》，作《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的《十翼》，把它传给商瞿子木，由子木经桥庇子庸、臂子弓、周丑子家、孙处子乘，到汉初的《易》学者田何。 《十翼》不是孔子之作，宋代欧阳修已论述过，孔子不消说，孔门诸弟子关于《易》也不曾讲过什么话，再后至于孟子也不曾讲《易》，荀子的书中只有两个地方引用《易》，这也是后人所附加的部分，所以，《易》自孔子到孟、荀，不曾被看作儒家的经典。在现存的儒家的文献中，称引《易》的，最早恐怕是认为《子思子》的残卷的《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 所以，《易》被当作儒家的经典是由子思学派的后人开始，恐始于战国末，流行于吕不韦时代。当始皇时，因李斯的上奏烧却《诗》《书》的时候，《易》用了卜筮之书的名目免了灾厄，所以，只得用《易》来鼓吹儒家的精神。被称为孔子之作的《易》的《十翼》，想来也是这个时候写成的。 在《易》的《十翼》中，最早的部分是《彖传》与《象传》，这些部分，以“中”为标准，说明处世道德。这与《中庸》前半部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中立而不倚”的话，是同一的思潮，所以，《彖传》《象传》恐怕是由子思学派之间产生的。在《十翼》中，显示了最发达的思想的，是《系辞传》与《文言传》，这些部分中所说的内容，酷似《中庸》的后半部。清代的儒者魏源，比较《中庸》与《易》，看到了其类同点写下《庸易通义》。日本东条一堂，在《系辞问答》中，讲到《系辞传》成立的年代，其中绝不征引《诗》《书》，专由《易》立论，这恐正是表示这是排斥《诗》《书》的秦代的述作，这也是开启千古的秘密的卓见，从这一点上来看，也可以把《系辞传》看作与《中庸》后半部同时代的述作。因此，《系辞传》与《文言传》是与《中庸》后半部同时代同学派的述作，都可以看作研究始皇时代的儒家思想的资料。 总之，当由于子思的后学，把《易》当作儒家的经典的时候，正碰到始皇的焚书，已经失去了用《诗》《书》来申述主张这一条路的儒家，努力借幸免烧却的《易》来发扬其精神。其结果是提出了从未阐明过的“生”的哲学，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上开拓了一个新生面。同时，在历来没有明了的体系的五经的学问中，再增加一种《易经》，酿成了建立那通贯六经的思想体系的机运，成了后来产生的经学时代的准备。 二、汉代经学 1、鲁学齐学与古文今文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只有《易》因被看作卜筮之书逃避了灾厄。因此西汉最早显现的是《易》的学者。 武帝以前的经学出于鲁人申公（浮丘伯弟子）的经学总称为鲁学，武帝以后的经学，大体上是齐人之学，可称为齐学。鲁学源于荀子；齐学的中心《公羊春秋》出于孟子。 原本，认识天人的关系，以为人道应该随顺天道，这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根本信仰；但先秦的儒家，大多说由于内省人类的本性，可以忖度天意，与这种说法相对；这一派的学者，说鉴于天灾地异，可以知道政治的协天意与否，这明显是齐学经说的特色。这种思想，如追溯其渊源，似是出诸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的。邹衍，与孟子约略同时而产生于齐的思想家，他以为宇宙万物是由木、火、土、金、水的五原素（即五行）产生的，他以为一切现象都是为五行消息之理所支配的；邹衍的这种思想，影响到儒教的，是阴阳灾异的思想，这是齐学经说的一大特色。 董仲舒出来以后的前汉的经学者，都相信人类的道德是随顺天命的，当人类的行为违反天命的时候，天便显示灾异来警告，同时，以为人类的本性中有着昭明不昧的德性，发挥这种德性便是人的道。后面的那一部分思想不知什么时候消灭了，堕落到仅注重占侯以预测将来的京房的易学及注意天灾、预告未来的谶纬说之中了。 与后汉的经学称为古文学相对，前汉的经学称为今文学。所谓“今文”，是汉代通用的文字隶书的意思，前汉的经书是秦焚书后，学者将暗诵的著作用隶书写下来的本子，用这种本子来讲述的经学，叫作今文学。 古文经的研究，是以起于河间献王的门下为主的学问，这与齐鲁之学相对，可以叫作燕赵之学。 刘歆以为，《乐》《诗》《礼》《书》《春秋》这五经是分别教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以《易》为五常的源泉。因为六经中，《易》是最哲学的著述，其中说述自然界之理，这自然界之理，便是被看作人类道德的根本基础。 2、汉代诸子 汉代的诸子，第一得推陆贾的《新语》，陆贾是纯粹的儒者；但他又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他与贾谊是在政治上称扬无为之治，在道德上以仁义为极则的人，是折衷了儒与道的。 汉初的思想界还遗留着秦代的余风，晁错的学申商刑名，主父偃的治长短纵横之术，最流行的是黄老之学。 董仲舒的儒教一尊主义，黜黄老百家之言，在思想统一上是成功了，但是，在这派人所崇奉的齐学派的经学中，混杂着不少阴阳家的迷信，其末路终于堕落到了谶纬的迷信中。 扬雄采取孔子、老子、孟子及荀子的长处，从自然之道以进至仁义，借此以排斥谶纬说及神仙说的，他采纳《老子》的哲学而把《易》改作。《法言》说明这一点： 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则述，其书则作。” 或曰：“《玄》何为？”曰：“为仁义。”曰：“孰不为仁？孰不为义？”曰：“勿杂也而已矣。”（《法言》五《问神》） 或问：“圣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则史也何异？”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法言》八《五百》） 或问：“人言仙者，有诸乎？”“吁，吾闻伏羲、神农殁，皇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十二《君子》） 王充之《论衡》打破当时的迷信，但未能树立新哲学，而利导世务。王符的《潜夫论》与仲长统的《昌言》将儒教法家化。 魏晋之际，老庄思想压倒儒学而居其上。这回转期的代表者，是王弼和何晏。 两汉的经学，为后汉末大儒郑玄所统一。《周易》《毛诗》《尚书》《三礼》皆郑玄作注，惟《春秋》则是服虔以《左氏春秋》作注。即使如此，也有传闻称服氏之注乃得郑玄的草稿而作成。王肃是晋武帝的外公，他反对郑玄兼采今文学说，认为应该对古文各经进行注解。经过了南北朝时代，经学亦有南北之分了。唐初《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由孔颖达等奉唐太宗命编定，用于科举取士。一百八十卷。折中“南学”“北学”。《易》用三国魏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毛诗》用西汉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东汉郑玄注，《左传》用西晋杜预注。可见实际并非统一南北经学的，而是大体采用南学。 三、佛教 佛教后汉才传至中国，不久为楚王英所信奉，至后汉桓帝时便奉祠于朝廷。中国人尝试自己理解佛教以魏末朱子行（朱士行）为开端。 1、三论宗（法性宗） 般若部经典，一言而尽之，乃说诸法皆空之理，惟当时学者，乃以老庄的“无”字去解这“空”字，呼之为格义。所谓格义，即指用外典即《老庄》《周易》等书去说明佛教的教理，道安时代以前的学者，大多基于老庄之说去说明般若之“空”。真正地理解般若的教理，乃罗什既渡来，译出大乘之论，如《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之后。在罗什以前，亦有加以类似的说明的。据僧肇的《不真空论》和嘉祥吉藏的《中论疏》所说，则罗什以前已说明般若之空的学说，有三家之义。所谓三家之义，即本无义、心无义、即色义这三者。这便是三论宗（法性宗）。 最初的本无义，乃借老子哲学去说明般若的“空”，把“无”看作诸法的本体；其次的本无义，乃借王弼的《老子义》，说明了“空”乃是人类虚其心；最后的支遁和道安，便在认识论立场去解释“空”的意义，人类所看到的诸法的形相不是其真性。老庄的无，都是就本体论去说无，惟般若的空或无，乃就认识论而说的，这便展开了佛教和老庄的分水岭。 般若的思想，最初在魏晋之际借老庄哲学渐得到似是而非的理解，至东晋时，遂明白般若思想与老庄区别之点了。至六朝末，便有欲依般若哲学去说明老庄的倾向。由此可见，在六朝之际，老庄全盛之思想，渐次变化为佛教全盛之时势。 2、天台宗（法华宗） 天台宗（法华宗）是由北齐之慧文所创始、陈之慧思所承继、隋智顗所完成的宗派之名，以《法华经》做正依之经典。灌顶所整理的智顗的主要著作，是《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三种，总称为《法华》三大部。 三论与天台有消极和积极之别，追溯其根源，则同为依据罗什所翻译的经典，故可以说是罗什宗之一分支。 3、唯识宗（法相宗） 玄奘归国后窥基翻译《成唯识论》并著作《成唯识论述记》二十卷、《别抄》三卷、《枢要》四卷等，发展出唯识宗（法相宗）或慈恩教。 该宗把“识”来分析，眼、耳、鼻、舌、身是五识，第六是意识，第七是未那识，第八是阿赖耶识，一共八识，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八识所变的，八识中最初的五识是感觉，第六识是心理作用，第七识是自我的意识，第八识是包藏着前七识并因客观本质而起的种子，故称之为阿赖耶识，所谓阿赖耶识者，即是藏识之意。人类的心理现象，以及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阿赖耶识所变化创造的。所以，只有阿赖耶识是实在，其他都是无。这般唯心的世界观，在罗什系的佛教中，还没有见过，乃至为玄奘所输入的新佛教。 4、华严宗：此后便是以《华严经》为本源而展开的华严宗。 隋唐兴起的佛教三宗，其中最初的天台，是实相论之极致，唯识是缘起论之代表，华严则综合实相论与缘起论而创立法界缘起论，这恐怕可称为中国佛教所到达之极致。华严之教理，到下一时代，即入中国近代哲学之时代，影响于儒教，使构成了新的儒家哲学。 四、宋元明清 1、宋代理学 范仲淹借《易》《中庸》，去探求道德之本源，砥砺名节，集学习名节之人于其门下，欧阳修则高倡《春秋》褒贬之义，高论时事，集以议论文章而鸣的人才于其门下。 欧阳修在《周易童子问》上说，《易》之十翼，不特非圣人之作，甚至不能认为一人之述作，恐怕是杂取从前的《易》学者之讲说而编纂的，而非难其采择失当，多害经惑世的。又在《进士策问》上申斥说，《中庸》徒构虚言高论，于世无益，违背圣人之意，故大约是子思之假作。同时更怀疑《周礼》亦非周公之作。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记》，作《正统论》，企图借历史来陈述“义”。苏轼《正统论》及苏辙《史论》亦本同样精神。 道学起于周敦颐和张载，二程所继承，朱子集大成，其特征乃极欲注重道统及借《四书》以发挥儒教之精神。所谓道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理想，为孔子所阐明，孔子之精神传于曾子、子思，为孟子所继承，惟孟子以后，传统已绝。于是，欲从《礼记》之中摘出《大学》与《中庸》，以之并立于《论语》《孟子》，由此而阐明孔、曾、思、孟之学，兴起那千百年间葬于黑暗中的绝学，此学便称为道学。 周子相信了顺宇宙生成调和之理，即是人间道德。周子认为太极分为阴阳二气，由二气交感而生成万物；张子则说，由一气之聚散而生万殊，都以生成看作宇宙之道；程颢借阴阳之消长而化生万物的事实是宇宙之道，即天理。“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八字乃程颐伊川哲学之核心。 到了北宋以后，儒学之大势一变，不甘于从来之师承与训诂，诉之自己主观、欲把握圣人心情之倾向盛行。一般倾向，一方以《易》《中庸》为中心，兴起高调穷理尽性之周、张、二程之学；同时，在他方亦兴起，以《春秋》为中心而力说大义名分之欧阳、司马的学问。前者，欲以内省思索研究人类道德之根源，后者本乎文献与历史，欲探求人类义务在何处；前者探求仁心之起源、根据；后者阐明、鼓吹义务之本质。以后两派均出现几多后继者，但至南宋朱子，则合两派而为一，集宋学之大成。 朱熹认为：伏羲有伏羲之《易》，文王有文王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朱子对《四书》评价很高，并为其作注。死后集注遂被学官采做教程推广，自此《四书》成了比《五经》更重要的著作。 朱熹区别了理与气的概念，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处须认得分明又兼始终方是不错，只看太极图熹所解第一段便见意思矣。 朱子的宇宙论是以程子之哲学释周子之《太极图说》而建一家言，他的人性论是以他自己的哲学释《中庸》，以诚为一贯宇宙人性之理，而开展了他的实践道德观，并且又以他自身的哲学解释《大学》而力言格物穷理之道。由是，《大学》《中庸》遂成为与《论》《孟》并肩的重要的儒家经典，以《学》《庸》《论》《孟》为根基而道学乃臻于大成。 结论：五代之乱既治，天下归宋，先有范仲淹与欧阳修，政治上占显要之位而图学术上之复兴，范仲淹可谓为纯真的道德家而欧阳修乃才气涣发之文学者，尚名节之学者皆集前者门下，悦文学之才士乃驰赴于后者门下，因是而前者遂形成了以《四书》为中心的道学派而倡导源于《易》与《中庸》之道德哲学，后者盛行以《春秋》为中心的名分论，遂形成号为正闰论的历史学派。合二者而为一的是朱子，朱子以《四书集注》臻范派之学于大成，更以《通鉴纲目》而绍述欧阳学派。 道德哲学，以《四书》为中心，其最后的结论不外说明道德之本始自人性，而人性之源，基于宇宙自然之理，是以道德哲学的最后，就是仁的研究。高唱正闰论及名分论的历史学派，不外欲借历史以明君臣之义，最后归结，乃在于义。综合此两面而为一家者，即朱子，而朱子之教不外仁义之道而已。宋代学者政治上、思想上他们都处在民族道德的危机时。五代之乱既终，欲天下统一则必须向辽、金之压迫抗争。随着佛教流行，他们所奉的道德说基础亦已渐备，是以，他们忍受种种的苦难而侧重体验，潜心佛老之道而训练其思索，由是，体验与思索而构成的新的东西，就是宋学。他们抛弃了训诂之弊，复归孔、孟之古家，而取出久已制就之新衣，按新时代精神，把这古装改头换面一次。朱子，就是促成这古衣新装的人。 2、心学之初： 陆九渊之学源自程颢，虽发自程子所谓宇宙本体即为理说，而更进一步从所谓理亦即吾心之条理而结论为宇宙之本不外吾心，象山是从唯理论发展为唯心论的。象山论学之要旨在乎宇宙之理不外存于吾人之道德心，从讲明与践履二面退心之所蔽而发挥其本来面目，这就是为学之道。 朱子乃汲伊川（程颐）发自唯理论，以理气说明现象之生成，然陆子则扬弃明道（程颢）之唯理而移之为唯心论，前者犹止于理学，后者则趋向心学，此为朱陆相异之第一点。其次，从论理而言，则朱子倶重知行二面，然朱子强调格物穷理而重知，陆子主张必先言吾心之本而尊性，即是说，朱子以为要致知而格物必是穷天下之理，而陆子则云：“后世耻一物之不知，亦耻其非耻矣。 此外，朱子重致知格物以读书为穷理之一法，终身乃注力于注释典经。陆子则云：“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又有人问先生何故不著书，陆子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此为朱陆不同之第三点。 《朱子》后学只重考究经典为其唯一之道，而陆子之门下则止于明本心。其中最著名者有袁燮与杨简二人。 南宋一代，朱陆之学互相对峙，然朱学乃较占优势，至元代方发生了一种折衷的倾向。吴澄与郑玉可谓元代之代表的学者。前者发自朱子而倾向陆子，后者则以陆子趋向朱子，不同的是前者注重陆子而后者则偏重朱子，相同的是二者的折衷的态度。而且这样折衷的态度是元儒的特色，此时朱学之黄金时代已成过去，陆学渐开始抬头，而其后阳明学说亦已渐露曙光了。 3、阳明心学： 明代心学发展可以归结为：陈献章（白沙心学）开启，湛若水（甘泉心学）完善，王阳明（阳明心学）集大成。陈献章提出了“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原理和“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 钱德洪《刻文录序说》云，“阳明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所谓学之三变者，指阳明前半世修养之变迁：少时耽于辞章，后出入佛老，三十五岁因谪居龙场，乃翻然改意归儒云。所谓教三变者，是指他归儒后之变迁：三十七至四十二岁时，力主知行合一说；四十二三至五十时，倡心即理说，主张专心静坐；五十以后乃成致良知说。阳明学问其要领只在如下三项：一、知行合一说，二、心即理说，三、致良知说。 程子以知为先，以行为后，而阳明则以为全然为一，无分先后，知之完成乃由于行，好像又是发展程子所说。 心即理说也不过是陆象山说的继续，所不同的就只是陆氏高揭唯心论的宇宙观，而阳明则倡导道德哲学之心即理说。 朱子以为心与理乃对立之二物，而在阳明则以为心即理。存在之理，只在心之良知所判断的善恶是非，此外并无别理，由是可知，阳明之致良知说实在不外是以他那心即理的哲学方法去说明实践方法的一种学说。 阳明之学其与朱学不同既已如此，然因当时朱学尚占优势，阳明要说明己之学说与朱子学说并非不同，乃著《朱子晚年定论》一书，这书本来是拔取朱子《文集》中和王学相近似的三十五篇文章，更加以吴澄所说的一篇。他要编这本书的用意大概想由是以证明朱子晚年亦已改变其年岁支离之说而与己说一致这一点。大概阳明此书乃本自元之赵汸与明之程敏政所作《朱陆早异晚同说》，而更加以修正。然将此书里面的却也有他中年时的书简而不能算作晚年之说的。是以当时罗钦顺（号整庵）寄书阳明指正其年代之错误，其后陈建（号晴澜）也作《学艺通辩》立朱陆早同晚异以攻击阳明，此书乃为物议之的，可知欲强纳异端于一轨虽如阳明亦不免如此，然这也大概是为了另立新学的必要而不得已这样做的吧。但阳明既殁，其弟子乃更发展师说，而与朱子之学遂益以背离。 其时德洪以下列四句作为师门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畿却以为这是阳明的权法（即方便说），他自己却说出了下列四句：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 说完了后，就请阳明下判断，阳明却说这二面都为他平生教法，对“上根人”用王畿所谓四无说，对中根以下人以德洪所谓四有说，然世人上根甚少，故四有说亦不能废弃也云云。细心地研究这个传说可知钱、王二人其所悟道实有大大的悬隔，大概钱德洪是以严守师说而论及意念之发动，则教人判断善恶、去恶就善，而畿则以意念之发动当为权法，即从本体上入悟，倡顿悟之学，是以王氏是以阳明之学更进而接近禅道的人。 阳明之学自王畿、王艮以下已逐渐禅宗化，至其极端，则为李卓吾主放纵无耻之行，王世贞云：“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出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便人不可诘。” 5、清代思想 有明一代王学流行势压朱学，然既入清代，朱子之学重为正统。然而清朝学术之特色乃不在程、朱学派之活动而在始自明遗臣黄宗羲、顾炎武等考证学之兴隆。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可谓中国之学术史或思想史之第一部著作。胡渭著《易图明辨》十卷，辨明河图、洛书与《易》并无关系，这种意见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及黄宗炎之《图书辨惑》都已说过，从《易》里排除了河图、洛书，就等于从根本上打碎了朱子《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的见解，同时也就是摇动了朱学的基础了。 至康熙、乾隆之间，安徽婺源，有江永（公元1681—1762年）出。江氏尊崇其乡先贤之学而修朱子学，修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作《礼书纲目》八十八卷，又为《近思录》作集注，而于数学、音韵学造诣尤深。戴震就是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皆出自震之门下，自是以《说文》《尔雅》为基础的训诂音韵之学也就大兴，这些学问的发达，常常证明宋、明学者之经义并不成立，而亦动摇程、朱学说之基础。其中戴震更从孟子搜集所谓道、理、性、情、才、心之用例，归纳地加以考证，比对孟子与宋、明经学之说明，乃知宋、明学者之集注与原义乃大有出入，这个所给予程、朱学说的打击，更为重大。嘉庆、道光以后，以汉学订正朱学的倾向已多少发生了。

一个日本人如此精通中国思想史，能列举各派学术的异同，实属不易。本书的作者，只述说，不立论，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先哲的尊重，也是自身修己谨慎的结果！此书可收藏作资料书，随时备查。建议一读。

外人评经史哲人，似与国人有异，但不失为从另一角度入眼，有其独特之处！

学术源流之论，精当且难得，很有意思 但对学人评述有随意之处，思想介绍也不尽其义，另外 文笔太差了，翻译差评

沒什麼思想，兩千多年都是自說自話的註釋，都想通過自己的定義一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