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改革遇见王安石

古今中外，杰出的政治人物大都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憧憬建立一个美好社会。但任何的理想必须以现实为基础，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常常陷入盲动，并在实践中走向反面。一切从实际出发，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阅读时间：2019年9月25日-29日；自评：8.0；推荐指数：★★★★）

讲清了宋朝做许多事情的底层逻辑，比如杀岳飞不仅是因为小人挑唆还因为宋朝一惯严防武将，比如王安石变法的最大目的是为西北用兵找钱而不是扶困济贫… 文中有一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当神宗说变法对百姓有好处时，文彦博反驳道君主“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即政治是君主与士大夫的意志，与百姓无关！这可能是当时许多士大夫即官员的典型想法，也可以从古窥今。

相较于多维度讲变法来龙去脉，也有和商鞅变法、张居正变法的比较。感慨最深的不是变法本身的思考，而且突然发现历史长河中真正覆盖财税，吏治，军事和教育等各个层面的变法就这么些，有深远社会影响的更是寥寥无几，砸碎一切重新来反倒是一种合理的逻辑了

王安石够兄弟，帮苏轼说话的。即便死对头，司马光还是客观评论他。而梁启超差点把偶像吹爆。这本书的精彩，可能不是呈现变法过程，而是后半本的有理有据地整合评价，以及对多场变法间的平行比对，也是开了一车书单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变法虽然失败，但王安石没有失败。

2022·06 当改革遇见王安石 By 陈胜利 读了苏东坡传记，会为他的人生三起三落感慨不平，难免会把因王安石而起的熙宁变法，作为对立面。 其实苏东坡和王安石已经在晚年交好，乌台诗案也非王安石所为，此书更是介绍说明苏东坡也并非全部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措施。 回到本书，书其实分两部分，前半大部分（1-34章），介绍整个改革过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主持变革的缘起，执行中的支持与反对，达到的成效与失败分析。 后半部分（35-48），摘录分析后世一千多年来，各派各家对熙宁变法的意见与剖析。包括成败追因，借当年变法，促当前变革。 改革的动因是年轻的皇帝神宗即位后，希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启用了意志坚定（也可以说是固执不移）的王安石，来主导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免行法等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后果是国富未能富民，造成党争的内耗，直至北宋因此选人不慎（宋徽宗与蔡京，童贯），走向消沉。 对于“熙宁变法”这种，似乎已有公案定论的历史事件，读本书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1，作者更多像是托古言今：皇权的意志往往主宰着历史的进程方向，能臣的命运在超稳定结构中，有勇还需有谋。在专制皇帝治理下，怀抱天真是最大的不幸。而真心想青史留名的皇帝，最好也不要管的太细，更不能反反复复，朝三暮四。 2，到底什么是儒家的内核？仁爱？在宽宏君主下，建立强势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包容反对声音。《孔门经济学》是国家干预（国家资本主义）的启发性研究？ 3，历史是有两套叙述体系的，众口铄金是真的吗？那为何一代大儒如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又没有实对北宋强国强军的目标有确实可行的措施？ 积毁销骨也是真的吗？变法能臣王安石现在是被重塑金身了，但是改革派人物都是报复心强，心理扭曲的人物吗？怕也未必。 4，变革或者改革，既然是世界的潮流，人人都赞同的东西。 “王安石变法的教训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启示：改革要想取得成功，改革派必须牢牢掌握政治与意识形态主导权；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改革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改革成果能否惠及大多数人民群众；改革家应努力克服急于求成心态，坚持正确的用人路线，拣选德才兼备的人才；改革过程应尽可能减少政治纷争，形成推动改革的聚合力；等等。” 有人说看本书，并无太多新意，或许也是对的。 反复在说的东西，说的人也未必真的信，信的话都不一定会去做。 改革就是革命，革自己的命，动头上的土，精明的人喊喊口号，交个差，出力不讨好，不算会来事：最怕是这种。

此书写的非常用心，纵横比较了秦，宋，明，清的改革家的策略和方法。笔法游于学术于通俗之间。写着写着又常常跳戏，读起来十分有趣。 福山曾言政治衰败，古代中国也有同样规律。 历代王朝无一例外都存在政治退化的趋向。开国之初，统治集团都会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社会趋于安定、富足。其后，国家治理能力不断下降，尤其步入王朝中期以后，内忧外患加剧，出现所谓“中期问题”。 王安石不止是顽固，也是有灵活忽悠的一面，年二十二岁即推行改革失败，四十八岁那年终于有此机会进谏皇上。至死坚持改革理想而不变，世人难及。 唐太宗是帝王中的佼佼者，踌躇满志的神宗认为，以唐太宗为榜样，志向已算是很远大了。不料，王安石语出惊人，他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怎么能只做唐太宗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后世学者不能领会，以为高不可及。 本书对王安石和张居正进行了有意思的比较分析，张居正变法主要聚焦在吏治、财经、军事。，与王安石一上来就搞财经改革不同，变法的前五年，张居正首先整顿官僚作风，改革吏治，强化中央朝廷和他本人的权威，牢牢掌握了改革主导权。之后再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显得水到渠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居正的变法是将范仲淹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做法结合了起来。 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时隔不远，二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目的，面临的问题也相似。主持变法的两位改革家王安石、张居正都极具个人魅力，梁启超称王安石为三代之下第一完人，又说明代政治家只有张居正一个。但两次变法的结果各异。 当然，不同朝代对王安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大体而言保守派痛斥其非，改革派大加赞扬。 由于官史的定论，王安石刚愎自用、不近人情、生财忘义、变乱祖宗法度以至国家败亡，成为明清两代绝大多数史家认同的观念。 明朝弘治年间，周德恭称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 略晚于周德恭的杨慎认为，秦亡因商鞅，宋亡因王安石。 明末王夫之对王安石变法亦持全盘否定的意见。 梁启超对王安石的歌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超出此前历代人士的评价。他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把青苗法、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梁启超还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 不论哪种观点，基层治理是关键。国家的改革必须得到基层的普遍认可，方可以真正实行。 关于青苗法，陈焕章认为：政府贷粮早在周朝就存在，旨在赢得民心。王安石在县推行青苗法是成功的，在全国推行时却是失败的。这与严复的观点一致。陈焕章引用朱熹的话说：“青苗法其立法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 陈焕章认为：朱熹实行社仓制度，与青苗法类似，却取得成功，其成功所在是，借贷谷米、地方在乡、由乡民管理，其制度之实施以慈善为动机。对此，陈焕章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但大体意思是，社仓制度不是以增加财政为目的，因而不会发生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社仓的实施范围、管理，在乡不在县，因此能更加贴合实际，免除“吏缘为奸”之弊。 因为老百姓的愿望总是朴素实际的。 商鞅就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商鞅的意思是，对于老百姓，不能期望同他们议定如何开始改革，却能够同他们同享改革成功的利益。 富国富民是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和衡量标准。 解决青苗法不合实际的问题，一方面要坚决防止强制借贷即所谓“抑配”；另一方面需对财经改革目标做出适当调整，将富国与富民结合起来，可供选择的办法包括：降低利息率；对部分困难农民减免利息；根据东西南北实际，实行有差别的利息率；调整急于与西夏决战的战略，坚持以守为主，减少军费开支；等等。解决免役法增加农民负担的问题，核心也是要处理好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将富国与富民均作为改革追求的目标。 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之前是封建贵族，之后是封建平民社会。 钱穆先生持相近看法，他在《理学与艺术》一文中指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本书中的分析远不止这些归纳，个中滋味，只有细细去体会。 王安石变法的教训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启示：改革要想取得成功，改革派必须牢牢掌握政治与意识形态主导权；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改革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改革成果能否惠及大多数人民群众；改革家应努力克服急于求成心态，坚持正确的用人路线，拣选德才兼备的人才；改革过程应尽可能减少政治纷争，形成推动改革的聚合力；等等。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遇，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能少。突觉宋朝拥有着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也不免想象如果变法成功，我国的历史又该是怎样一番走势。或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失败成功与否各有千秋。 pps算是一点个人的直观感觉，欧阳修真的有伯乐之能呀

之前买的纸质版的书来读，这本书并不仅仅描述史实，而从文中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观点清晰，行文连贯，读来十分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