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

看的是三联书店2025年的修订版。作者称：“此次重版，主要是删除了初版中较为冗余拉杂的内容，增加了部分新出的史料，纠正了初版以来热心读者和同行朋友们指出的诸多讹误。”此外，还增加了一篇“再版序言”。 一 本书所涉及的“外交制度”，是外交史与政治制度史“两类专门史的交叉”。作者认为，尽管“现代史学界对于检讨政治制度进而为今所用的经世倾向并不表赞同，或至少不希望予以彰显”，但时至今日，外交史、政治制度史作为经世之学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19世纪中国外交延续下来的遗产”还“在影响着现实”。只不过“这些问题的思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开出方案，它是在翔实的、尽量减少偏倚地处理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和问题分析。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进行缜密的推断并尽可能得出一些稳妥的结论，为思考现实提供一种视角和素材”。 因此，本书所遵循的原则是：“用证据充实需要论证的议题”、“谨慎推导结论”、“避免跳过论证、仅凭想象进行宏大叙事”。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说： “2005年8月的一天，导师茅海建吩咐还是硕士一年级的我，陪同来访的政治大学唐启华教授参观遵化东陵。在咸丰帝定陵的长长甬道上，两位老师海阔天空，讲起各自的研究心得，谈到国内与国外、前辈与当世学者的学问。我听到最多的关键词，是档案、史料，是朴实、守拙。在老师那里，我逐渐明白，学问有其高深处，但路径却并不复杂，是材料的、史实的、说明的。读史料集、跑档案馆，从原始材料出发，由点滴解析入手，谨慎前行，持久用功，成为我努力去问学的基本方向。自信心也在细微的操作中，逐渐树立了起来。” 本书的研究视角是： “关注近代的外交人事及其效果，从制度与结构角度检讨外交人事发挥的功能。书中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机构的设计，一是人员的结构。具体而言，机构设计包括总理衙门、外务部与驻外使馆的建制；人员结构包括诸多机构官员的教育背景、来源、考核、升迁、去向。” 二 作者认为： “既往研究中一个最大的遗憾，是关于人物的，尤其是外交人物群体的研究。” 有鉴于此，本书论述的是“近代外交官群体从萌芽、出现到逐渐成长、成型的经过”，书名“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即由此而来。作者所谓“近代外交官群体”，指的是“总理衙门、外务部、驻外使馆三机构的人员”。以往的研究受制于“史料的限制”“只能局限于上层官员”，本书则利用了档案、日记、书信、笔记、回忆录与其他资料来研究上述三个机构的中层与下层人员。 所谓“外交官群体的形成”指的是外交官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作者引入了“本职与差使”、“劳绩保奖”的概念对此予以探讨，指出二者是“对外交人员群体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其中“劳绩保奖”是附属于“差使”的。 作者指出： “在晚清官场壅滞、京官经济困窘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正途官员敢于冲破清流藩篱，进入总理衙门任差。事实结果，也正如其所愿。总理衙门章京借助劳绩保奖，或补缺升职，由候补中书、主事而任实缺，然后继续上升，外放道府，仕途上升的同时，经济情况也得缓解。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京官满怀希望地进来，获得保奖后，又如愿以偿地出去，身致荣显，风光荣耀。但与此同时，清朝的外交专家却并不因此而增多，交涉局面也并未因此而改观。而他们在总理衙门积累的办事经验，也无法由此而得以传承。” “差无品级，因此较难在本系统内合理、依序升迁，他们的上升必须依据本职品级而进行。这一点，驻外人员因多为候补官吏，情况稍好，总理衙门问题最为显著。本职为部院司员的总理衙门章京，级多不过五品，而作为堂官的总理衙门大臣，则多为二品官。品级的悬隔，导致多数人以外放各省海关道、知府为任差的归依，不拘常规、以三四品京堂作为阶梯最终出任总理衙门大臣的章京，寥寥无几；大多数人的经验与智慧，只能随着外放而流失。” “外务部的改制以及清季一系列的外交改革，绝不仅限于名字的改换，而确为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它改差为职，使得本部人员得以专任一职；废除与差结合的劳绩保奖，让借此经营仕途者有所却步。” 三 就机构层面而言，本书“将总理衙门、外务部与驻外使馆看作是养成外交官的三个机构，并且将侧重点放在前两者上”，因为“晚清外交的重心”在“总理衙门/外务部—各国驻华公使”一面： “在近代中外交涉的实践中，列强对在华利益强调的分量，远高于清朝对自身海外利益的关注；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交涉，远多于中国外交官在海外的交涉。这种特殊性使得被称为中国外交史的内容，通常是在内不在外，即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国门之内。” 作为一部制度史的研究论著，作者对制度的意义论述道： “制度是一个框架结构，结构造就相应的功能；制度又有边界，边界限制人的能动性；制度还有自己的理路，从而形成独特的演进规律。” 通过“外交官群体的形成”这一课题，作者指出了“近代制度变革的普遍路径”： “以既存制度为基础，就地取材，利用旧制度的弹性来适应新的功能和需要，先融汇中西制度，再适时进行调整，最终走向更深入的改革。因旧制度存在惯性，故而难允突然间新起炉灶；但旧制度又有弹性，提供了在既存框架中求变的可能，且能因点滴累积而最终达到质变。近代的制度变革虽讲中体西用，最后却是西用日涨而中体日销。这是一个无法跳跃而去走捷径的过程。”

原先了解近代的外交，都在“事”上，而且受国家落后所累，基本是不好的事，对外交官这个群体毫无认识，只有一个不太好的总体印象。看到标题觉得新颖，激发了好奇心。 开读以后，读得是真累，但读得特别踏实，看得出来基本功和坐冷板凳的决心，从没担心作者过分自我发挥。从职官志入手，用详实的材料非常清晰地撑起了外交官群体的来源，成长，制度变迁。 书的本意并非“经世”，但坚持读完后，结合现实能咂摸出一点奇特的味道，对成事在于用人，以及制度对一项事业的重要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7年半前，面对李文杰老师在银行史研究室考试面试中展现的善意，我以对经济与算术并无兴趣而婉拒。当时的我并不认识和知晓李文杰老师，仅仅因为没有录到近代史专业就放弃了硕士的拟录取。 如今，三十一岁的我看完了李文杰老师的全部专著，才知道当时的自己失去了什么。

2005年8月的一天，导师茅海建吩咐还是硕士一年级的我，陪同来访的政治大学唐启华教授参观遵化东陵。在咸丰帝定陵的长长甬道上，两位老师海阔天空，讲起各自的研究心得，谈到国内与国外、前辈与当世学者的学问。我听到最多的关键词，是档案、史料，是朴实、守拙。在老师那里，我逐渐明白，学问有其高深处，但路径却并不复杂，是材料的、史实的、说明的。读史料集、跑档案馆，从原始材料出发，由点滴解析入手，谨慎前行，持久用功，成为我努力去问学的基本方向。

写得很严谨，很详实。所以其实中国外交官群体的起点还是挺高的，这就为民国时期的外交官群体打下了基础，曾有西方人评价过，彼时中国各级官员中，唯有外交官是最专业的，可能跟这个群体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虽然早就知道沈曾植出身总理衙门章京，可是从来没想到过这也属于外交官范畴……

买了纸质书两周就读完了，作者真是一个甘于做冷板凳的学者，中国近代史研究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悉心研究与伟大付出，真心感谢你们。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名普通学生，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的原因直接来源于对清王朝被迫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而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切思考，并由此引发了我对清帝国与他国交往方式的转型发展进行探究的强烈兴趣。近代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实践，除了被强迫的屈辱之外，一定有着对今时今日强烈的借鉴与反思之意义，更深刻地折射出其本身极强的研究价值，绝非一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能一语并包。 从甲午、海军、近代化，到近代外交与国际关系，以及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发有为的光荣使命，共同凝结为我愿为之探索一生的动力与期许。愿未来的某一天，我也可以写出如本书一般的学术佳作，我将为此而不懈努力。

是我老师推荐阅读的书，这本书在保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又兼顾了文本的易读性。文字简朴通俗，十分易懂，虽然是一本学术著作，但一点也不晦涩难懂。对了解近代外交史大有帮助的一本书。

标记一下。李文杰老师的博论，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扎实、清晰，从制度与人物出发，考察晚清的总理衙门和外务部，尤能发现从译署到外部这一过程背后的制度逻辑，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奏摺上谕中探寻，实在不易。不仅是晚清外交史的必读书目，也是一本很好用的工具书。无论是初具近代外交部性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是改组后西式的外务部，或是常驻各国使馆，都是中国传统所无，而拜西方列强之所教。然而，清朝对外人所教制度，并非得其精髓，予以复制。新式的外交机构从一开始，就是从传统的母体中生长，此后逐渐改造、纠正，最后落地生根。唯一的遗憾是，个案研究少了一些。

李文杰教授的这本书，确实落入细节，却也不大观。晚清的外交，是在一点一点的迈向近代化的，它孕育在传统制度的土壤中，故而在最初的几十年，它并不能高效率的运转，幸运的是，它还是在不断的向前，以至于在晚清最后10年，它终于向着近代化迈出了一大步，并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外交官。使得羸弱北洋政府依然能够在外交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

非常值得一看的一本书，作者运用了大量史料档案向人们勾画出晚清外交人员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