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
本书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辑整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聊城傅斯年陈列馆等单位收藏的32封抗战英烈家书而成。这些抗战英烈家书,时间跨度从1934年至1945年,按照家书写作时间先后排序。家书作者既有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亦有国军将领;既有高级军官,亦有普通一兵,展现了全民族抗战保家卫国的伟大历史图景。
无产阶级立场与国际主义精神的时代光芒 最喜欢金方昌和林晖二位烈士的家书。我认为这两篇是《重读抗战家书》乃至整个革命历史文献中极为珍贵、光芒夺目的篇章。它们之所以与其他家书不同,之所以非常崇高,正是因为它们在民族战争的烽火中,坚定而清晰地高举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旗帜,从而与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文主义思想”和朴素的爱国观念划清了界限。这些文字,不仅是烈士个人的绝笔,更是穿透历史迷雾,直指当代“中修”社会帝国主义集团背叛本质的锐利投枪。 一、 金方昌家书: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完整画像与对阶级敌人的终极审判 金方昌烈士就义时年仅19岁,但他的政治成熟度和意志的坚定性,已达到了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高度。他的家书,是一部浓缩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宣言。 他说“我只有仇恨和斗争”,这是鲜明的阶级立场与革命情感。金方昌开篇即宣告:“我在敌人的牢狱里、法庭上、拷打中、利诱中,始终没有半点屈服、惧怕。我在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 这里的“敌人”,首要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其本质是作为剥削和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的“仇恨”,不是个人恩怨,而是阶级的仇恨;他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殊死阶级斗争。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我没有想过我再会活,也决不会活,我只有死”),因为他的生命意义已完全融入阶级解放事业。这与那些仅出于民族义愤或家园被毁而抗日的朴素情感,在觉悟层次上有质的区别。他情感的源头是阶级分析,而非单纯的地域或民族认同。 信中提到“为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这是国际主义精神的核心表述。金方昌明确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 这句话极其关键。它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定位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民族解放是第一步,但终极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即实现共产主义。这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即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其前途是社会主义。金方昌超越了将抗战仅仅视为“中国打日本”的狭隘民族视野,看到了这场战争在世界历史尺度上,是进步人类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伟大斗争。这种胸怀和眼界,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标志。 金方昌烈士具有彻底革命的实践哲学,他“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金方昌即使在狱中,也视自己为“向这些罪人工作着”。他把监狱、法庭都变成了斗争的舞台,向难友和狱卒宣传革命道理。这种将一切时空都转化为革命实践场域的精神,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彻底的战斗性。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秒,不是为了个人成就,而是为了阶级的事业。这与他所受的酷刑(断臂、挖眼)形成最悲壮的对比:反动派可以摧毁他的肉体,但无法征服他的革命意志,更无法阻止他“工作”。他用鲜血在墙上写下的诗句,正是这种意志的诗化表达。 他对亲属的革命嘱托是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金方昌对兄长的要求,完全超越了传统家庭伦理,是纯粹的政治嘱托和阶级嘱托: 第一,要求他们“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最后胜利”,并明确指出这需要“把自己锻炼成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样会运用马列主义到实际中去”。这里,他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列,视为国际共运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与导师,体现了对革命谱系和正统的坚定认同。他要求亲人掌握的,不是一般知识,而是将革命理论转化为革命实践的能力——这正是马列主义活的灵魂。 第二,要求他们将子侄辈“培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这揭示了金方昌的革命家庭观:家庭不是私有财产的传承单位,而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摇篮。革命的理想和事业,要通过家庭这个单元,代代相传,直至最终胜利。他希望家人能在“快乐的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生活”,并将培养下一代革命者视为达到那个社会的必要阶梯。这种将家庭伦理彻底革命化、政治化的观念,与封建的“光宗耀祖”和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家庭观彻底决裂。 金方昌家书的当代批判意义:在“中修”集团统治下,阶级斗争学说被刻意抹杀,抗战历史被简化为“民族苦难—民族复兴”的线性叙事,革命烈士的精神被抽空阶级内核,塑造成“爱国”的道德符号。金方昌的家书,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这种迷雾。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者,其奋斗的基石是阶级立场,其视野是国际主义,其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而非任何一个抽象的民族国家。今天,“中修”集团对内压迫无产阶级,对外或与帝国主义霸权苟合(如中美“夫妻论”实质),或进行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早已背叛了金方昌等先烈的理想。金方昌对“无产阶级工作”至死方休的誓言,正是对今日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大搞权钱交易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最严厉审判。 二、 林晖家书:两种政权、两种军队的阶级分析与“现代化”民主的雏形 林晖烈士牺牲于抗战胜利前夕,他的家书具有强烈的政治理论色彩和现实批判性,堪称一份比较政治学的革命教材。 对两种政权的本质剖析:“解放全人类” vs “大衙门”。林晖的核心论点在于对比“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和“国民党”政府。 共产党政府:“是解放全人类的,不是为那一个的,也可以说是穷人翻身的日子。” “我们的县长、区长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他们都知道人民的痛苦。” 这指出了革命政权的阶级性质(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服务)、权力来源(来自人民) 和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了解人民痛苦)。他强调“人人有理可讲”,这描绘了一种在阶级平等基础上的新型政治参与模式,即“民主的政府”。他要求父亲“要有现代化的眼光讲话”,这里的“现代化”,并非指技术或消费,而是指政治意识的现代化——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民主意识,与“过去的旧脑筋”(封建等级观念、畏官心理)相对立。 国民党政府:是“大衙门,有钱有势的走得进去,穷人连衙门口站得没有资格”。这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作为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本质,其法律和机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他进一步指出,在这样的“反动政府”里,“大学生、留学生当县长倒不一定当得好,因为他们是过舒服日子过惯了,是不知道老百姓的痛苦的。” 这超越了单纯的反蒋,触及了精英政治、官僚政治脱离人民的根本弊端,与后来毛泽东同志反对官僚主义、主张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高度共鸣。 对两种军队的历史唯物主义判断:人民军队 vs 反人民军队。林晖对军事力量的分析同样深刻: “反动政府”的大学生无用论:他辛辣地讽刺“反动政府办的大学生”将来连教书都不配,因为其知识体系和服务对象与人民脱节。“小学生长大了倒还可以替民主政府做点建国事业”,这句话寓意深远:未经旧式教育污染、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才是建设新社会的主力。这蕴含着对旧教育制度的否定和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呼唤。 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决定其存亡:他告诫父亲,中央军“遭受老百姓的反对”,因此“不要早慢自动被消灭了”。他以历史为鉴,指出太平天国(洪秀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纪律不好,杀人放火,遭受老百姓反对”。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一支军队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真正的革命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武装)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而反人民的军队,无论装备如何,终将被人民抛弃。这一判断,对于理解后来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今天“中修”集团军队脱离人民、主要职能蜕变为对内“维稳”镇压工农抗争的堕落本质,具有直接的对照意义。 林晖家书的当代批判意义:林晖所批判的国民党政权——“大衙门”、官僚化、精英脱离群众、军队反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当代“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政权的翻版与升级。“中修”集团窃据“共产党”之名,但其政权本质早已不是“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它的政府,是真正的“大衙门”,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无处不在;它的官僚和“精英”(包括其培养的“大学生”,即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脱离工农、享受特权的既得利益者;它的军队(武警、公安及正规军的一部分),主要职能之一是对内镇压,早已从人民子弟兵异化为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林晖所说的“民主的政府,人人有理可讲”,在“中修”统治下,变成了“依法治国”幌子下的法律专政,上访被截、维权被抓、仲裁拖延,工农有理无处讲。他所讽刺的“反动政府的大学”,其现代版本就是为资本输送“人力资源”、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中修”教育体系。因此,林晖的家书,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解剖当代“中修”社帝本质的手术刀,它清晰地揭示了:这个政权,在阶级性质上,与它曾所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压迫人民这一点上,具有同构性,只是披上了一层更厚的伪装。 三、 结论:先烈的灯塔与叛徒的阴影 金方昌和林晖烈士的家书,共同构筑了一幅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民族战争中的精神图谱: 他们怀着阶级的仇恨去战斗,视野却超越国界,指向全人类的解放。 他们面临敌人的死亡威胁,却将最后的时间和空间都用于“为无产阶级工作”。 他们深爱自己的亲人,却将最深的嘱托化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政治遗嘱。 他们身处战争的洪流,却能用阶级分析的武器,清晰辨别“人民的政府”与“反动的衙门”、“革命的军队”与“反人民的军队”的本质区别。 这些品质,与那些仅仅出于民族义愤、或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感召而抗日的人们,存在根本的、世界观上的差异。他们是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牺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战场上的壮丽篇章。 而今天,“中修”集团治下的所谓“纪念”,恰恰在系统性地抹杀、淡化、曲解这种最核心、最宝贵的阶级立场与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将抗战史编织进“民族复兴”“救亡图存”的官方叙事,将烈士描绘成“为国捐躯”的抽象符号,将视野局限在民族主义,目的是掩盖其自身作为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与国际帝国主义资本勾结的社帝本质。他们害怕人民真正读懂金方昌、林晖,因为那将直接照出他们自己是革命理想的叛徒、无产阶级的敌人。 因此,我们重读这些家书,就是要: 第一,恢复历史的阶级真相,确认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夺回烈士的精神遗产,明确他们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是爱国者,且他们的“国”是朝着共产主义前进的工农国家,而非任何抽象的民族实体。 第三,锻造批判现实的武器,用先烈关于政权、军队、教育、家庭的革命观点,彻底揭露“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全面反动与背叛。 金方昌希望哥哥们生活在“快乐的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林晖告诫父亲要认清“民主政府”与“反动政府”的区别。今天的我们,继承他们的遗志,就是要认清:这个“快乐的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尚未到来,且正被“中修”集团所阻碍;而今天的“政府”,本质上正是林晖所批判的那种“反动政府”的现代变体。于是,先烈的文字,便不再是遥远的绝响,而是召唤我们继续他们未竟事业的战斗号角——为推翻“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复兴而斗争。这,才是对他们最高的致敬。
书中共收录了32封抗战家书,作者既有吉鸿昌、张自忠、左权、彭雪枫等高级将领,也有基层普通士兵;既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将士,也有国民党阵营里的英雄;既有男子汉,也有巾帼英雄。他们都在为民族而奋斗,其中绝大多数牺牲在奋斗征程中。正是千千万万先烈的流血牺牲,才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读书过程中多次落泪,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每每读到这些家书都会热泪盈眶,这是何等的民族大义
向先烈们的家国情怀致敬!怀着崇高的信念,可以舍小家为国家,感人至深。
本书收录了自1934年到1945年,32封抗战家书,每一封家书都足以使人落泪。大多是留世一封书信后不久 甚至当天英勇就义!是家书 是绝笔信 也是遗书。牺牲时 最小的19岁 最大的时年49岁。正直青春的最好年华,正当壮年时期,牺牲在了保家卫国的抗战之中!是祖国之子,国家之女。还有面对敌人严刑逼供宁死不屈 我们都知晓的女英雄赵一曼留给儿子的家书。然而先烈们无怨无悔,都报着必死之决心,奋战到最后一刻!写给父母 子女 兄弟 亲朋 战友!书写于抗战前线 被押送的列车上 敌军牢狱之中 被严刑逼供后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开篇的第一句就令我悲恸,我反复阅读,常读常觉痛心。“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是吉鸿昌写给妻子胡红霞的诀别信。而后的很多篇,都提及了牺牲,面对死亡他们似乎那样的沉着而无畏!最后关头却能发出“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的话语劝导妻子不要因自己的牺牲而伤悲。自己从容就义。 第二篇我们的女英雄赵一曼,在被押送的当天于火车上给自己的儿子留诀别信一封,她说“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对儿子寄予厚望:“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高捷成也发出“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的崇高话语,他们都将国家的未来置于自己的生死之上,他写道“在这六年中东西奔波,南北追逐,历尽一切千辛万苦,雪山草地,万里长征,在所不辞!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誓不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铮铮誓言,感天动地,反映出中华儿女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强烈民族自尊,代表了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勇赴国难的崇高革命精神。 在信中,蔡炳炎痛斥了像周难这样“无忠骨”的逃兵,发出了“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的呐喊,显示了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三天后,蔡炳炎壮烈牺牲。 “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短短三十一个字,字字铿锵,荡气回肠。傅常对妻儿提出的期望和嘱托,体现了殒身不恤、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家国情怀。 左权在信中写道:“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 郝梦龄写给妻子“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 “我的安危,我自己晓得。这么多人都牺牲得,我又怕甚么?”身处抗战前线的赵渭滨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王孝慈在家书中写道:“‘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我们要为驱逐日敌寇出中国抗战到底,我们要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符克在家书中写道:“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不是少数所能负得起的。”表现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他说:“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前而已。 49岁牺牲的张自忠每逢出征前都会留给战友们一封书信,若是自己生还就将信撕毁,若是战死就权当是自己的遗书。读到他的书信也就意味着这是他留世的最后遗言。张自忠亲笔昭告部下将士:“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短短几句话,字字千钧,表达了他“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民族气节。“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19岁牺牲的金方昌,1940年11月23日,被日军逮捕,25日被押解至日本特务机关。敌人威逼利诱,施以种种酷刑,砍掉了他一只胳膊,挖去了一只眼睛,金方昌宁死不屈。于1940年12月2日在狱中,也是就义的前一天晚上,他借着月光,用铅笔头在纸烟盒上给哥哥们写了这封绝笔信。“我于二十九年十一月廿三号,在大西庄村被敌捕。临捕时以手枪向敌射击,弹尽将枪埋藏后拼命北跑,敌有骑兵追上被捉。我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并向敌伪讲演。”“我在敌人的牢狱里、法庭上、拷打中、利诱中,始终没有半点屈服、惧怕。我在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我在牢狱是向这些罪人工作着,我没有想过我再会活,也决不会活,我只有死。不过,我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在敌人狠下毒手后,他用剩下的手指蘸着眼睛里流出的滴滴鲜血,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严刑利诱奈何我,颔首流泪非丈夫。”他以自己的牺牲,展现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舍身取义的崇高形象。 在信中,金方昌希望哥哥们完成自己的遗志,“能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能在快乐的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生活”,希望把本家子弟“培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头可断、血可流,理想信念不可丢的高尚情操。 …… 相较于他们的书信,我的文字显得过于苍白,先辈们于牺牲前夕的誓言震天撼地!带来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我的号召未免不够震撼,但我相信,现今生活在光明之中的每一位中华儿女,我们都是有血有肉之人,务必都会有所心灵撼动!我们都会知道如何面对当今我们的美好生活。务必要珍惜今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生活中总是有人常常抱怨,哀叹不公,愤怒处事,羡慕他人。那些感叹从来没有幸运降临自身的人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最大的幸运是我们出生在中国,在这和平的国家 在这和谐的社会 在这美好的时代。世界每时每刻都有国家正经历着战争、暴乱!今日之世界亦如此!此时此刻世界的某处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一张对比图片,现今他们国家的孩子与百余年前中国的小孩,在战争废墟中孤身嚎啕……网友们纷纷转发这样的一段话:我读得了圣贤书, 却管不了这窗外事, 心生怜悯是我, 袖手旁观也是我, 共情是我, 无能为力也是我,上天给了我一颗怜悯之心,却没有给我解救苍生的能力,明明自己过都不尽人意,却又偏偏见不得这人世间的万般极苦。这情绪像尖刀一样,不停的刺痛我的心。 愿世界和平!
有几篇书信建议纳入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科书。一口气读完,热血澎湃,眼角湿润,最小年龄不过19岁,想着如今的幸福生活,脚踏的祥和大地,都是不计其数的先辈的生命所铺成,不由得心生悲怆。 愿先辈们在天有灵,看到华夏大地今日之腾起四海,威震世界,能心生慰籍,前世您为中华家血拼倭寇,今生种花家邀您笑看鹤立诸国!
合上书页忍不住又有点泪目。 先辈们纯粹的爱国主义信仰,在国家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英勇无畏的前行! 仍记得左权致叔父书中写到“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这是多么坚定的信仰。郝梦龄在与妻书中也表达了“抱定牺牲的决心,不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誓死抗战的决心,还有许许多多有名字没有名字的英雄都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将生死置之度外,英勇作战。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今天,也许有人已经不在有信仰,但是字字泣血的历史书写着就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努力过,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战斗过。越来越深刻的意识到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性了~
好看,这些革命先辈们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令人敬佩! 可惜我不是会员[捂脸][捂脸]
应该与学生共读,重读,探寻抗战英雄的内心世界
特别敬重戴安澜将军,真正诠释了家国情怀和民族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