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曾参 [战国]子思
《大学》将人的修身作为核心基础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治国平天下就应该以德为本。《中庸》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儒学,特别是理学,许多概念、命题出自《中庸》,《中庸》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本书将《大学》《中庸》整合编撰成了一本书《大学·中庸》,里面包含了很多先圣哲人的价值反思和体验,由此也向当代读者展示了他们卓越的思想表述才能,有着很好的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书内容有四部分组成:原文、注释、译文、读解。注释简要明了,读解到位,对读者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时间1小时37分钟,进度7%) 我一直告诫自己:绝不要做盲从的信徒。 盲从于外界的偶像与盲从于内在的幻象,说到底,是同一件事情。 《周处除三害》里有一幕,我看过之后,很久没有办法忘记。确切地说,不是没办法忘记,是每一次想起,都觉得十分震撼。 场面是一众信徒,形如行尸走肉,麻木地哼着歌,沉陷在虚妄的灵幻执念里。他们甘愿被蛊惑,被裹挟,被一个并不存在的向导牵引着往前走。主角冷眼相向,一枪又一枪,终结着那份群体性的愚昧沉溺。 枪声响起的时候,我在想:那些人,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被欺骗吗?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真正可怕的是,他们把“相信”本身当成了救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判断,把灵魂交出去。他们以为自己在信仰,实际上在跪下的那一刻,就已经掐灭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讨论过一种他称为“哲学自杀”的行为。他的本意是:当人察觉到自己与世界的荒诞断裂之后,如果求助于某个超越性的、能给出一切确定答案的思想体系(比如上帝、绝对理性或某种历史必然律),以此来消除荒诞带来的不安与负重,便是让自己的精神在虚假的安宁中窒息。他批判的不是盲从某个教主,而是一种思想策略:用现成的答案来回避“人生值不值得活”这个根本问题。 那些信徒肯定没读过加缪。但他们放弃自身判断、死死攫住“确定感”的冲动,在精神实质上,与加缪所批判的那种逃避自由思考之重负的倾向,何其相似。 在我看来,他们不敢面对茫然,不敢面对不确定,于是把灵魂寄存在别人嘴里。 然而,我们不必在山林野庙里寻找这种信徒。他们就在身边,就在“修行圈”里,就在“灵性圈”里,甚至就在哲学爱好者群体里。但凡执着追逐灵通感应、妄求顿悟开悟之人,究其本质,皆是困于执念的信徒。他们以为自己在追寻光明,实际上只是在乞求一剂“不用再费力”的麻药。 借用禅门常说的那八个字:“理可顿悟,事须渐除。”太多人只想要前半句里那一拍脑门的爽利,全不要后半句里日复一日的笨功夫。他们舍弃了独立的思辨,却把“放下执念”本身当成了最新的执念,盲目膜拜,再也看不清自己脚下并无寸进。 我自己呢?我有没有在某个时刻,也曾想过找一个外在的东西把自己交付出去? 想了的。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在读了无数道理却发现自己仍然做不到的时候,在那种“明知有一条路却迈不开腿”的晕眩里。 是的,我无数次想过,要是有个什么东西、什么人、什么学说,能替我把这一切困惑都扛了,该多好。 我看过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哲学,用在恰当之处,是渡己的救命稻草;偏执拘泥、奉为教条之时,反倒成了桎梏身心的枷锁。这道理谁都懂。可当你真的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稻草也好,枷锁也好,你只会求有个东西让你抓住。然而,唯有将书本里的义理,落地融入现实百态,不盲从、不迷信,知识才真正拥有了重量与价值。没有“落地”,没有“融入”,再伟大的哲学都像是悬在半空的漂亮假花。 在我痛苦的时候,假花是救不了我的。 也是在这样叩问自己的过程中,我重新捧起了《大学》。 不是把它当成圣贤书去顶礼膜拜,而是当成一块粗粝的砖石,去看看能不能在脚下的烂泥里,为自己铺出一条能走的路。 我实在太爱那句千古箴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止。不是“我要发狠”,不是“我非要做到”,是先承认自己的边界,先承认有些事做不了,然后才能定下来,定下来才能安静,安静了才能心安,心安了才能思考,思考了才能有所成长。 知止、定、静、安、虑、得。没有一步是“顿悟”,每一步都是水磨工夫的“渐行”。从无刻意求神通、逐虚妄的功利之心,只源于心底纯粹地喜欢。“学而时习之”,若总盯着“得没得到”,你得到的一定不是真正的教养。因为这六个字,步步是台阶。多少人觊觎那个“得”,却翻遍书本也未曾尝过“静”的滋味。 而这一切的落点,是汤之《盘铭》上那九个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刻在商汤沐浴盘上的铭文,郑玄解为“诚也”,朱熹解为“诚能”,意为“确实、果真能”。沐浴洗去污垢,引申到道德层面便是:如果今天能够洗去旧染之污、日新其德,那么明天也能,后天、大后天同样能。 我以前读这九个字,注意力总落在后半截的“日日新,又日新”,觉得那是鞭策自己不要停下、不断进取的号角。这一次我忽然意识到,根基在第一个字“苟”。这个字的前提是:唯有当真、切实地想要日新,后面的“日日新”才不是一句空话。它意味着不抱侥幸,不幻想一步登天,而是在每一次具体而微的选择里,实实在在地去恶迁善。 这是我读出的个人心得:“苟”字如同一道防波堤,拦住的是那种“我已觉悟”“已然完成”的自满。 那些灵性坛场里求“顿悟”的人,求的不是“苟”,求的是超越“苟”的一步登天。他们想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他们要的是解脱,而不是修行。 《周处除三害》里的枪声为什么重要?因为“除”的动作,正是一种“苟日新”。一枪一枪,不是屠杀,是清除,是割舍那些已经腐烂的、阻碍自身新生的东西。不是否定信仰本身,而是割舍盲从;不是否定对意义的追求,而是割舍对“确定答案”的依赖。每一次你对自己说“再想想”“再自己试试”,你都完成了一次微小的自杀。 那种想把自己的灵魂寄存在别处的冲动,被你自己勇敢地扣动了扳机。 说到这里,我必须坦诚一个麻烦。 加缪与《大学》,一个来自现代西方的荒诞哲学,一个来自古代东方的德性之学。它们在根本上存在张力:加缪反对任何超越性的永恒意义,主张在没有未来的反抗中坚持荒诞;而《大学》恰恰肯定一种可以积累、可以趋近“至善”的道德意义。让它们在书斋里争辩谁更高明,对我深夜的困境毫无帮助。 我关心的不是理论体系的自洽,而是一个更切身的问题:什么能帮我扛住那种想把自己交出去的冲动? 加缪告诉我不要用“哲学自杀”来逃避思考的负重。他负责诊断“不要做什么”。可他只说了“不”,却没有具体告诉我“那要怎么做”。《大学》恰好补上了这一步:它具体地示范了“可以做什么”。 这不是一次性的顿悟,而是“日日新”的笨功夫,是“知止→定→静→安→虑→得”这条漫长到令人沮丧的台阶。 我并非在构建一个“加缪-大学综合哲学”。我只是在个人困境中,同时抓住了两件工具:一件用来拆除虚假的答案,一件用来铺筑脚下的路。它们的终极目标或许矛盾,但那是一个值得询问的问题。对我这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个体而言,能拉住我的绳索,就是好绳索。 被弃绝的“哲学自杀”,正对应着被续命的“苟日新”。 目前,我面对哲学与存在之问,如果只有一条出路可选,那就是: 永远不把自己的思考能力,出卖给任何一个声称知道答案的人。 永远不要做信徒。 ------------- 全文白话翻译(完整通行本): 第一章 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显人本身天赋的光明德性,在于使百姓革旧更新、向善自新,在于坚守并达到最完美的至善境界。 知道应达到的至善境界,而后志向才能坚定不移;志向坚定,而后内心才能宁静不躁;内心宁静,而后才能安稳泰然;安稳泰然,而后能够周密思虑;思虑周全,而后才能有所体悟、有所收获。 万物都有根本与枝末,凡事都有开端与终结。懂得分清主次先后、本末次序,就离圣贤大道不远了。 古时候想要把自身光明德行彰显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邦国;想要治理好邦国,先要整顿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想要整顿好家庭家族,先要修养自身品行;想要修养自身品行,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想要端正内心,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想要意念真诚,先要充实自己的学识智慧;想要充实学识智慧,在于穷究万事万物的道理。 穷究万物道理之后,智慧就能通达完备;智慧通达完备之后,意念就能真诚;意念真诚之后,内心就能端正;内心端正之后,自身品行就能修好;自身品行修好之后,家庭家族就能和睦整肃;家庭和睦整肃之后,邦国就能治理安定;邦国治理安定之后,天下就能太平和顺。 从天子到普通百姓,所有人一律都把修养自身作为根本。如果根本被扰乱败坏,却想让枝末得到治理,这是不可能的。本该重视的根本之事反而轻视,本该轻视的枝末之事反而看重,这样想做成大事,是从来不会有的。 第二章 《康诰》说:“能够弘扬天赋的德行。”《太甲》说:“念念不忘上天赋予的光明本性。”《帝典》说:“能够发扬光大崇高的德行。”这些都是说要自己彰显自身本有的光明德性。 第三章 商汤刻在洗澡盆上的箴言说:“如果能够一天自我革新,就天天自我革新,持续不断地自我革新。”《康诰》说:“激励人弃旧从新。”《诗经》说:“周朝虽然是古老的邦国,但它禀受天命、时时更新。”所以君子无时无刻不自我警醒、自我革新。 第四章 《诗经》说:“京城千里方圆,都是百姓安居的地方。” 《诗经》又说:“黄鸟栖息在弯弯的山丘林木间。”孔子说:“鸟儿尚且知道栖息在合适的地方,人怎么可以不如飞鸟呢?” 《诗经》说:“品德高尚的文王,为人庄重恭敬,始终坚守至善的德行。”作为君主,要做到仁爱;作为臣子,要做到恭敬;作为子女,要做到孝顺;作为父亲,要做到慈爱;与人交往,要做到诚实守信。 第五章 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和别人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要使人们不再兴起诉讼争端。”没有真情实意的人,无法蒙蔽众人的视听,使人心真正敬畏天理、本心归正。这就叫懂得根本。 第六章 所谓致知在格物:是说要想充实自己的认知智慧,就要穷究万事万物的本然道理。人心生来都有灵知,天下万物都有定理。只是人们对事物的道理没能穷尽,所以学识智慧有所欠缺。因此大学教人,但凡面对天下事物,都要依据自己已知的道理去推究探求,探求到极致,久而久之,就能豁然贯通,表里精粗无一遗漏,内心的整体认知就会完备无缺,这就叫物格,这就叫知至。 第七章 所谓诚其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如同厌恶难闻的气味、喜爱美丽的容貌一样,发自本心、顺其自然,这就叫自我满足。所以君子在独处无人之时,也必定谨慎守心。 小人在独处的时候,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见到君子,便遮掩自己的恶行、标榜自己的善行。别人看他,就像能看清他的肺腑真情一般,遮掩又有什么用处?这就叫内心有什么,外表就会显露什么。所以君子一定在独处时坚守诚意。 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你,十只手指指着你,监视何其严厉!” 财富可以装饰房屋,德行可以润泽身心,心胸宽广则身体安舒安泰。所以君子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第八章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自身有所忿怒,内心就不能端正;有所恐惧,内心就不能端正;有所偏爱喜好,内心就不能端正;有所忧愁思虑,内心就不能端正。 心思不在所应当专注的事物上,就会看东西看不清,听声音听不明,吃东西尝不出味道。所以修养自身品行,关键在于端正自己的内心。 第九章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人对于自己所亲近偏爱的人,往往有所偏袒;对于自己所厌恶疏远的人,往往有所偏见;对于自己敬畏尊崇的人,往往有所偏倚;对于自己怜悯同情的人,往往有所偏心;对于自己傲慢轻视的人,往往有所偏颇。 喜好某人又能看清他的缺点,厌恶某人又能看到他的优点,天下这样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有俗语说:“没人知道自己孩子的短处,没人满足自己禾苗的茁壮。”这就叫不修养自身品行,就无法整顿好自己的家庭。 第十章 所谓治其国在齐其家:不能管教好家里的家人,却能管教好一国之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君子不出家门,就能完成教化国人的德行。 孝顺侍奉父母,可以用来侍奉君主;恭敬顺从兄长,可以用来侍奉尊长;居家体恤晚辈慈爱族人,可以用来治理百姓。 《康诰》说:“爱护百姓,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内心真诚去爱护,即使不能做到事事完美,也不会差得太远。没有先学会教养子女,再去教养别人的人。 一个家庭推行仁善,整个邦国就会兴起仁风;一个家庭推行礼让,整个邦国就会兴起礼让之风;一人贪婪暴戾,整个邦国就会作乱生事。关键的影响就是如此。这就叫一言可以败坏大事,一人可以安定邦国。 尧舜用仁爱统领天下,百姓就跟着崇尚仁爱;桀纣用暴虐统领天下,百姓就跟着崇尚暴虐。上位者倡导什么,下位者就会跟从什么。君子先要求自己做到,再去要求别人;先改掉自身的过错,再去指正别人。自己身上不具备的德行,却去教导别人,是从来做不到的。所以治理邦国先要整顿好自己的家庭。 《诗经》说:“风姿美好的兄弟和睦相处,和睦之后又能教化家族宗亲。”家族宗亲和睦了,才可以教化一国百姓。 《诗经》说:“仪容举止端庄不差,匡正四方邦国。”能做好一家父子、兄弟、夫妇的伦常礼法,百姓才会效法遵从。这就叫治理邦国在于整顿好家庭。 第十一章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身居上位的人,要体恤百姓的好恶。百姓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百姓所厌恶的,自己也厌恶,这就叫作体恤民心、成人之善。 君子身居高位,要做天下人的表率。行事要有规矩法度,待人要有宽厚度量。依仗权势财富,不可自以为是;依仗车马服饰,不可骄纵傲慢。能容纳别人,才能保有众人;能宽容待人,才能保有禄位;子孙后代才能守住福泽。 《诗经》说:“殷商没有丧失民心之时,德行配得上上天天命;应当以殷商为鉴,守住天命来之不易。”这是说得到民心就能保有国家,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 所以君子首先要修养德行,有德行才会有人拥护,有人拥护才会有土地基业,有土地基业才会有财富资用,有财富资用才会有日用生计。德行是根本,财富是枝末。舍弃根本、追逐枝末,就会助长百姓相互争夺掠夺。 所以财富聚集在君王手中,百姓就会离散;财富散给百姓,百姓就会归附。言语悖逆而出,也会悖逆而归;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也会以不正当方式失去。 《康诰》说:“天命不会恒久不变。”意思是行善就能保有天命,作恶就会失去天命。 《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珍宝,只把善人当作珍宝。” 舅犯说:“流亡之人没有什么珍宝,只把亲爱亲人当作珍宝。” 《秦誓》说:“若有一位忠臣,忠厚诚恳,心胸宽广,没有什么技能才干,却能包容他人。别人有才干,如同自己拥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内心由衷喜爱,不只是口头赞许。这样的人可以保护我的子孙百姓,实在是大有裨益! 反之,别人有才干,便嫉妒厌恶;别人德才兼备,便刻意压制阻挠,不容他人得志。这样的人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实在是危险有害!” 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容人之心推举出来,造福天下;没有仁德的人则会排斥这种善人,祸乱天下。 只喜好亲近善人、远离恶人,却想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 君子有大道:必定忠诚守信就能获得一切,骄奢放纵就会失去一切。 生财也有正道:从事生产的人多,耗费享用的人少;创造财富的人勤勉,挥霍财富的人节俭,财富自然常常充足。 有仁德的人用财富修养自身、造福他人,没有仁德的人不惜牺牲自身去聚敛财富。上位者崇尚仁德,下位者就不会逐利争财;朝廷上下都争相逐利,风气败坏就难以挽回了。 不要任用只想聚敛财富的臣子,那样的人就算身居高位,也是国家的祸患。国家的灾祸到来,就算有贤能之人,也无力挽救。这就叫治国以义为利,不以财利为利。
所谓的孤独,本身不值得歌颂,孤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光明的人看待孤独是光明的,黑暗的人看待孤独是黑暗的,光明的人和黑暗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 周国平有一本书《敢于孤独的勇气》,所谓孤独,是需要面对的,什么是孤独从来不是问题,怎么样面对才是,《中庸》说,“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其实,你喜欢的,不是孤独,而是独处,其实,你害怕的,不是孤独,而是独处。 所以,问题不是孤独,问题是怎么面对孤独,怎么慎独。 我将引用一句话,我认为,对这句话的认知就像是掘地三尺方得水一样地感动,仔细思索,仍有茹毛饮血的回甘——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很奇妙的一件事是,儒家讲的是“性”,但留下来的十六字心传却突出“心”,这说明心性一体。阳明先生功不可没。 我喜欢孤独,我不喜欢孤独,这只是判断,不是事实。人们喜欢判断,却从不联系事实。哲学家都在讨论孤独,生死,哲学家们的哲学就像草地上的蒲公英一样,风一吹,传播的广,但它们帮助不了众多的草。草在羡慕蒲公英能飞,蒲公英自以为是地高傲下去。蒲公英是蒲公英,草是草,蒲公英帮助不了草。哲学家们都在认识世界,却只有马克思提出了改造世界,孔夫子提出了改造自己,然后改造世界(忠,恕)。 光明的人说喜欢孤独,这是片刻的真理,不是永恒的真理。黑暗的人说不喜欢孤独,这是片刻的谎言,不是永恒的谎言。因为孤独是状态,而独处是行动。 什么是“危”?即方,寸,就像不往这里偏就会往那里偏一样,就像稍有不慎就会歪倒一样,这本是微小的变化,但一不慎,就坠落千丈,稍有不慎就是喜欢,稍有不慎,就是不喜欢,这种情况下,喜欢也不是真的喜欢,因为喜欢是一时的喜欢。所以喜欢孤独,不喜孤独,本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是人生的选择中的干扰项。(毋意,毋必,毋我)谈论喜欢不喜欢,享受不享受,向往不向往,从来不是人生的解,而人生不是无解的,而是有无穷多解的,但是一经给出,就是唯一解。(ε具有任意性,一经给出,视为固定=谋定而后动=果断) 光明的人就是一直光明的吗,黑暗的人就一直是黑暗的吗?光明是美好的,但不是永远的,这一点是残酷的,也是作为一个人要如刀割心一样刻骨铭心记住的,光明会来临,但不会一直存在。如何让它一直存在?——恒。(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孤独永远存在,从悄无声息,到以息相吹而成的生物,到永不止息的永远。孤独一种是话题,却不是方案。从今以后不言孤独,看他如何独处(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加油!
关于《大学》所讲述的第一性原理—— 作为儒家“四书”之首,大学构建了一套从个体内在修养到外部世界治理、层层递进的逻辑体系。 一是以“内明”为根本起点。 “明明德”。 第一个“明”是动词,意为“彰显”; “明德”是人天生具备的、光明的德性。 这意味着一切改变和成就的起点在于向内的自我认知与觉醒,而非向外索取。 这是所有行动的“第一因”。 二是以“修身”为绝对中枢。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无论身份高低,一切事业的根基在于自我人格的完善。 这是连接内在世界与外在实践的 “1” ,没有这个“1”,后面所有的“0”(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毫无意义。 三是以“至善”为终极目标与校准尺度。 “止于至善”不是一个静态终点,而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趋近的完美状态。 它要求在任何事上(为人、为政、处事)都找到并坚守那个最恰当、最美好的分寸与境界。 第一性原理强调从事物的最基本公理出发,进行逻辑推演,而非依赖类比或经验。 而《大学》的体系完美体现了这一点: 从“元起点”推演:它不从“如何治国”的具体技术出发,而是追问“治国的基础是什么?” →是齐家→“齐家的基础是什么?” →是修身…… 一直追溯到“格物致知”、“明明德”这个最根本的、无法再追溯的“元起点”。 严密的逻辑链条:每一步都是后一步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心不正,则身不修;身不修,则家不齐……环环相扣。 这要求行动必须从根源入手,标本兼治,而非头疼医头。 普适性与穿透力:这套原理超越了具体时代和情境。 它讨论的不是“古代帝王术”,而是任何个体或组织实现有序与卓越的底层逻辑。 无论是管理一个家庭、一个企业,还是自我成长,其内核相通:由内而外,由本及末。 《大学》的第一性原理在今天依然极具价值: 在个人成长中: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成功始于深刻的自我认知与品格的锻造(修身)。 在追逐技能、人脉、机会之前,先构建稳定而强大的内核。 在组织管理中:它指出,领导力的根源是领导自己。 一个能“明明德”、“诚意正心”的领导者,才能凝聚团队(齐家),进而引领组织发展(治国)。 在问题解决中:它提供了“回归本源”的思考方法。 遇到复杂问题,不妨沿着“八条目”逆推: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是执行(外部行动)问题,还是战略(知)的问题,或是初心(意、心)的问题? 在目标设定中:“止于至善”激励我们追求卓越和意义,而不仅仅是完成任务。 它要求我们思考所做之事的最高标准与终极价值。 总的来说,《大学》是一套关于“如何通过内在秩序的建立,来实现外在世界的和谐与卓越”的根本性指南。 深邃而简洁,将宏大的社会理想建立在清晰可循的个人修养路径之上,为华夏文明奠定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基石。 今天重读《大学》,一定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与智慧。
《大学》三纲八目;《中庸》致中和;修身明德之根本。常读常新,以下二篇之概要,读千遍万遍也不厌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大学》与《中庸》都出于《礼记》。 《大学》以修身为核心,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 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强调的是“内修”;“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外治”;“修身”则成了连接“内修”和“外治”的枢纽。 《中庸》阐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其中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方法。 于今天来说,《大学》和《中庸》不仅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对普通人而言,书中的精华部分也具有学习价值。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大学,成年人的道训,或许成熟的真正区别就在于此。年少可以轻狂,可以无知,可以无所畏惧。但,当青春不再时,我们应该懂得的是“不再莽撞”。本末、因果,正如四季轮回,冬(阴)至极时一阳生,世间所有事的发生都有前兆,成年人看规律,看因果,看自己,人不为(修为的为)己天诛地灭。 简单总结从“中庸”里看见的几个字——诚,静(或专),知,辨,行。 道心,人心,无论圣贤与否,谁人都是两心俱备。而如果向圣、向贤,我们要做的就是笃定。 知:知道“道心”之心是什么,区别哪些可行(做)?哪些不可行(做)? 辨:记得有句话是“女子无才辨是德”。时代背景不同,古时女子进学堂的机会相对小于当下,但辨别大是大非就是大智慧,所以有这句话的口口相传。也许实例是最好的证明,如:孟母三迁。孟母绝对是大智慧👍👍👍 诚、静、行,当我们识“道”,知“道”之后,笃定,专心,并付诸于行动,大概就是我们这一生的修行。正如王阳明先生说:“知行合一,致良知”。 最后,读得肤浅,本是想对比看南怀瑾先生怎么讲“中庸”,所以匆匆读完。但,老祖宗文化或许是一生都应该反复读的书。感恩🙏🙏🙏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皆为儒家经典著作。其中,《大学》《中庸》收录在《礼记》中,宋代以前并没有独立成编。南宋理学家朱熹首次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集起来,同时还为其作章句集注,编纂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此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本书选取“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本进行解读。 《大学》这部书,由夏、商、周传承至孔子,曾子,孟子,后到了宋朝再由程颢、程颐、朱熹传承发扬。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古代大学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自从人类降生以来,上天就赋予每一个人本性,都是以仁、义、礼、智作为品行的基本内容。 《大学》以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同时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主要方法。强调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内省,而且还要同外物相接,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当然,《大学》强调修身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以德为本。 《中庸》为了什么而写的呢?子思(孔子的嫡孙)担心“道学”会失传才写了《中庸》这本书。 大约从上古时候的先圣帝王继承天命建立极理开始,到了道统年间便已经流传下来。这些都被记录在了经书上,“言行符合中庸之道”,这是尧帝给舜帝说过的话;“人心,道心,只有精微专一了,才能够坚守中庸之道”,这是舜帝给禹帝说过的话。尧帝的话,已经将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了!舜帝又说了这几句话,也是为了进一步对尧帝的话做说明,必须这样做才能够真正理解“道”的精髓之处。 《中庸》一书早在西汉时代就有人专门对其进行研究,而且还有人专门写书对其进行解释。《汉书·艺文志》中载录了两篇《中庸说》,从此以后,各朝各代都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朱熹所著的《中庸章句》,他将《中庸》《大学》《论语》和《孟子》融合到一起,统一起来,称为“四书”,最终使其成为后世读书人求取功名必读的主要著作。 《中庸》是儒家重要典籍,它同《易经》一样,都是儒家的理论渊薮。不过《易经》的影响要比《中庸》大,涵盖范围广,而《中庸》是宋朝以后儒家学者们研读的重点,它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 本书将《大学》《中庸》整合编撰成了《大学·中庸》,其中蕴含很多先圣哲人对生命价值的反思和体验,向当代读者展示了先哲们的深刻思想内涵,有着很高的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 本书内容由四部分组成:原文、注释、译文、读解。原文主要参照了中华书局版本,注释简要明了,读解到位,对读者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本书读到114页选择停读。 113页 【原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译文】 孔子曾经说过:"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彻底实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聪明的人总是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知识渊博,自信过头;而愚蠢的人因其自身智力有限,根本不能完全理解中庸所讲的道理。当然,中庸之道最终不能得以弘扬的原因我也了解了:贤能的人自以为是,做得太多;而不贤的人根本不想去做。就像我们吃饭一样,虽然每天都要吃喝,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品尝出饭菜的滋味。" 越读越感觉读岔了,不对味。 把“道之不行”归咎于“聪明人骄傲”和“愚笨人不懂”,感觉误解。 1. 对“知者”=聪明人 把“知者过之”理解成“自以为是、自信过头”。 · 不是品德问题,是认知问题:真正的“过”,是聪明人觉得“中庸”这道理太简单、太平常,不值得去下功夫。总想去追求一个更高妙、更玄远的道。 · “过之”,是超越了中道:就如同走路,目的地是正堂,愚笨的人还没走到,而聪明的人却觉得正堂不够宏伟,非要跑到更远的楼阁上去。方向虽对,却超越了目标,这便是“过”。孔子曾感叹:“道之不行,吾知之矣。”真正的障碍,是聪明人不屑于走这条平常之路。 2. 对“愚者” 把“愚者不及”理解成“智力有限,不能完全理解”,这恰是通俗解释最大的问题。把“不及”等同于智商低,这是从根本上偏离了儒家精神。把“不及”归因于智力,是把人的根本价值给否定了。 “不及”不是不能,是不为:孔子说的“愚者不及”,是指能力或认知不够,达不到那个标准。 儒家坚信“下愚”可移:如果“愚笨”指的是天生智力,那“道”就成了天才的专利,这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根本信念彻底冲突。 所以,中庸之道之所以难行,不是因为它需要超人的智慧,恰恰相反,它平常至极。它难在,聪明人不愿守其“平常”,愚笨者不敢信其“平常”。 3. “贤者过之” ≠ 做得多。 “贤者”不是普通的能人,而是那些有德行、有追求的人。其“过”,不是多做几件善事,而是心性上的偏离。 4. “不肖者不及” ≠ 不想做,而是“日用而不知” “不肖者”指德行尚不充足、心智尚未完全开发的普通人。其“不及”,不是懒惰不想做,而是认知和能力上达不到。 把“不及”解为“根本不想做”,这就把孔子对人的那种悲悯与理解,变成了对一个有选择却选择不为的人的指责,情感基调完全错了。 将“平常”理解为“平庸”,将“真味”理解为“深味”,儒家所说的中庸,是剥落繁华后回归的极致平常。 曲解了古典哲学语境:把“中和”讲成“心平气和”,“慎独”被解为“小心谨慎”。
《大学》以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同时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主要方法。强调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内省,而且还要同外物相接,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当然,《大学》强调修身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以德为本。 古代所有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都要先学会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可是要想学会管理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最先要做的就是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应该先端正好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学会使自己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意念真诚,应该先使自己学会获得知识;而让自己获得知识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学会认识,研究万事万物。 假如一个人做事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根本不可能将事情做到最好! 三纲八目”的追求。古人所谓的“三纲”,大多是指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三部分。就研究儒学而言,主要包括“内修”和“外治”两大方面。“八目”中前面的四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强调的是“内修”;后面的三级“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强调的是“外治”。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为自己的毕生信条。 如同太极图,有阳就有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有好就有坏。完美状态当然是无善无恶,可惜完美是用来追求的。所以弘扬美德善良不假,但我们也要有勇气去承认心里偶尔邪恶的想法然后正视它,接受它,并告诉它自己并不不需要它。切莫为自己偶尔有邪恶的想法自责。知错就改好孩子 专心地研究学问,就好像加工骨器一般细致,不断切磋;修炼自己就好像打磨一块美玉,反复琢磨。 “知其所止”,即找准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格物致知是儒学一大进步,直到阳明先生知行合一,才真正实现理论联系实际。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怎么做?用格物(认真)的态度去研究良知(事物的客观规律),然后再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结合自身情况去做事情。 慎其独:在独自一人时也小心谨慎,一丝不苟,不敢有丝毫懈怠。使自己意念真诚,就是教育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要像厌恶腐臭的气味一样,或者像喜爱美丽女人那样,所有的思想都要发自内心。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即便是独处,也要小心谨慎。 喜爱某个人同时又知道他的缺点,厌恶某个人同时又知道他的优点,这样的人天下很少见了 原谅自己的时候先原谅别人,自己做到了在要求别人去做 德行比较好的人爱憎分明。发现了人才却不提拔,提拔之后而不重用,这就是轻慢;假如发现了奸佞的人却不罢免,即使罢免了也不将其驱逐,仍然留在身边,这就是过错。 大家都厌恶的人他反而喜欢,众人喜欢的他反而厌恶,这是一种违背人类本性的行为,灾难必然降临 世道人心,上行下效 “德本财末”思想,强调修养德行是治国平天下的第一要务,这便牵涉到用人的问题。事实上,在用人这个问题上,德行仍然是第一位的。在选才用人时,即使一个人没有什么大的才能,但只要心胸宽广,有容人的度量,就可以对其委以重任。相反,即使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才能,但他嫉贤妒能,心胸狭隘,终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人绝对不能任用。 仁与不仁的区别就是怎么对待别人---仁者疏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 “天”的运行方式就是不断循环,所有已经过去的道理或者事物终有一天会再次出现 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无论在人前还是人后,都是小心而谨慎的,即便是没有人能听见他说话,他也绝对不会乱说,也定是有所戒惧。其实,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所以,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即便是在独处时也小心谨慎。 真心诚意地顺着人类的天赋本性做事,按照道的原则进行自我修养。 在一个人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感之前,心中仍然平静淡然,这就被称之为“中”。可是喜怒哀乐是每个人都有的情感,所以,只要出现,必然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有节度,这便是“和”。二者互相协调,谓之“中和”。 做得过分和做得不够都是一样的。”(《论语·先进》) 换句话说,无论是做得过分,还是做得不够,性质都是一样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最重要的要求是恰到好处,就好像宋玉描绘大美人东家之子一样:“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 君子之所以可以遵守中庸的理论,是因为他们随时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合适,不会做得太过,也不会做得不够;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的理论,是因为小人做事肆无忌惮,容易走上极端。” 正因为中庸被认为是最高的德行,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孔子曾经说过:“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彻底实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聪明的人总是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知识渊博,自信过头;而愚蠢的人因其自身智力有限,根本不能完全理解中庸所讲的道理。当然,中庸之道最终不能得以弘扬的原因我也了解了:贤能的人自以为是,做得太多;而不贤的人根本不想去做。就像我们吃饭一样,虽然每天都要吃喝,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品尝出饭菜的滋味。” 品德高尚的人和顺却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啊!秉承中庸之道的人能保持中立却不偏不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啊!国家政治清平时能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啊!国家政治黑暗时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宁死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啊!” 强并非只有一种,它可以分为体力的强大和精神力量的强大,其中精神力量的强大更为重要。这种强大体现为和而不同流合污,柔中带有刚强。这就是中庸之道的内涵,同时也体现了真正强大的人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宁死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和操守。 老子曾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荀子曾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两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要想在行事过程中实施中庸之道,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从力所能及的当下做起。所有的事情,最为合适的解决方法就是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否则,“欲速则不达”,不但不能取得良好效果,反而很可能适得其反。 想看都看不见,想听也听不到,可是它却存在于万事万物中,谁都无法离开它。无论是中庸之道还是鬼神,都像空气一样,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它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它。 由此可见,儒学并不是绝对地排斥功利,只是不提倡急功近利的做法。换句话说,儒学所强调的,就是要修炼自己的内功,讲究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品行,然后顺其自然,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 这其实就是中庸之道所倡导的精神——凡事都不能走偏锋,更不能走极端,应该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下走。 做事情之前要想明白,做好准备工作,比如自身适合不适合做这事情,能不能做这件事情,能不能承担失败的后果。如果发生意外情况要想好怎么处理,把各种情况想齐全,想明白,总之,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 喜欢学习的人就接近了智,努力实行的人便接近了仁,知道羞耻就离勇不远了 要么不学,既然学了,如果没有学会就绝不能罢休;要么不问,既然问了,如果没有弄懂,就绝不能罢休;要么不想,既然想了,如果没有想明白,就不能罢休;要么不分辨,既然分辨了,如果没有明确目标,就绝不能罢休;要么不实行,既然实行了,如果看不到成效,就绝不能罢休。别人可能用一分努力就能做到的成就,我们可能需要一百分努力去做;别人用十分的努力就能做到的事,我们就必须用一千分努力去做。如果真能够做到这样,即便愚笨一些,也可以聪明起来,虽然柔弱,最终也能刚强起来《荀子·劝学》里的名言“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态度,也就是俗语中所说的“笨鸟先飞”的办事态度。 生命不息,真诚不止。这是儒学修身养性的根本要求。 心是空虚的,灵是有知觉的,每个人只有一个心。可是也有人将人心、道心区分开来,这是因为人心生于个人形体气质,道心源于人性命中的正理,由此才造成人的知见和觉悟有所不同,人心无法识别就会感觉危险而不安,道心无法识别是因为其精微很难显现的缘故
很久以前,我是排斥儒学的,它总有各种条条框框,做人要怎么样?温良恭俭让。每一条我都做不到,我觉得它是在磨灭我的个性,思嘉丽式的暴风雷霆,风雨俱来,才是我。我不懂它为何唠唠叨叨,总像个不厌其烦的老者一样,在我最开心的时候提醒我要乐而不淫,想要放声大哭的时候哀而不伤。也不懂为什么身处最高位了,还不能偶尔放纵,时刻保持慎独的姿态,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个细节。我批判它,它是统治者的工具,它想让我变成容易驯服的愚蠢之人。 后来,听赵老师讲《周易》。《周易》有64个卦,每个卦有六个爻位,不同的爻位对应不同的处境。她讲了第一个卦:乾卦,乾卦对应的六个爻是初九—潜龙勿用(对应初入社会的人,潜伏在地下的龙),九二—见龙在田(对应基层的干部,有一定经验,社会上干实事的人),九三—终日乾乾(对应有一定才能但未受重用之人,比如大学教授),九四—或渊在龙(离最高统治者最近的人,很危险,只能奉献,不求回报),九五—飞龙在天(最高统治者,九五至尊),上九—亢龙有悔(退位的最高统治者,过盛必衰)。每个爻都强调了小心行事,谦逊做人,这和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它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玄学难懂,而是实实在在教会我怎么做来迎接人生的每个阶段。 老师有一句话,我听完十分感动和惭愧。她说:“这个社会,不能所有人都逍遥自在,也不能所有人都六根清净,远离世俗。每天一睁眼,醒来就是一群嗷嗷待哺的人,一堆让人头疼的事情等着处理,这是身处五爻,九五至尊之位所要面对的事情。五爻之位所做的每一个决策,都关乎千万条性命,不是常人所能承担的。” 纵观儒家所做之事,也是如此,“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君子要承受这么多的苦难,练就常人不能达到的本领和品性,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天要下雨,人间有灾,总要有庇佑之处,而儒家就承担了这项最沉重的责任。它不高尚,不飘逸,不深奥,只是一群人的吃喝拉撒,很少人会记得这群人勤勤恳恳的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他们小心谨慎,谦和温让,用最少的人力维持了社会的运转,保证大部分人的基本生存。你可以不信奉儒学,但不能不感激。你可以认为儒学有被沦为统治者思想掌控的武器,但你不能否定有人真的兢兢业业地践行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