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中华国学经典精粹）

如果说儒家是理想主义，那么以韩非子为首的法家就是极端的现实主义，也是帝王术必读的一本书，历代被禁两千多年。《韩非子》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禁书，就是因为，皇帝怕人推翻他的皇位，所以把《韩非子》列为第一禁书。 帝王术就是驾驭人心，韩非子则力求揭露现实人性并提供对策。 对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当然不能有所偏好，太理想显得浮夸，太现实显得冷血，追梦的时候当然要有理想，做事的时候当然得务实。 下面就用鄙人的语言来阐述对于韩非子思想的理解。 1、向君主进言或劝说他人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最主要的只有一件事——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这时就不要站在个人的视角思考问题，而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诉求。 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不要讲什么大道理，要直接切中对方的利益。 2、聪明人要难得糊涂，如果你不但知道君主或上司所做的事，还知道他要这样做的原因，这时就要懂得藏锋，因为如果君主或上司想要独揽功劳，那你跳出来就是一个障碍。而且人都渴望被理解，但害怕被看透! 3、投其所好，其实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人性都没怎么变，对于和自己有相似的爱好、经历、思想的人，人都会感觉亲切，就算没有相似，只是拍马屁表示赞同，依然难以抵挡。 韩非子要则阐述为“懂得粉饰进言对象自以为得意的事，并掩盖他自以为羞耻的事。” 4、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人，他人更能记得你的好。想拉人下水，就捆绑利益。 心境不该，万里难逃。 5、示敌以弱，敌必骄，邻必惧。‘想要打败它，先得姑且辅助它；想要夺取它，先得姑且给予它。’ 6、人一贯以貌取人，相貌粗鄙的人旁边有个华美的仆人远比华美的主人旁边有个粗鄙的仆人视觉冲击更大。 7、讲话做事要留余地，或者说要有备用方案。 8、以退为进，看似不争，不争之争，方为大争。 9、“君主掌控臣子的七种方法：一是从各个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惩罚以彰显君主的威严；三是为尽力效忠者兑现奖赏；四是逐一听取意见，责成臣子行动；五是传出可疑的诏令，诡诈地驱使臣子来验证他们的忠诚；六是用事实反诘臣子来验证他们的言行；七是故意说反话，做违背天理的事来刺探臣子。” 10、凡是进行商讨的事情，都还有怀疑的空间。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存在，那就是谎言。 11、听人言语一定要加以验证! 12、依法治国，如果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被践踏，即便有再多的城池也都将沦为摆设。所以卫嗣君用一座城池来换一个囚犯。 13、“君主多次召见一些臣子，让他们长时间待在他身边，但对他们不予任用，奸臣就会像惊鹿一样四处逃散。君主派遣臣子去办事，并且以其他方式加以询问，臣子就不敢弄虚作假了。” 14、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公众的矛盾容易被利用来栽赃陷害。通过给敌人的敌人制造麻烦，从而栽赃给敌人。 15、解决问题的人可能是制造问题的人，有时候帮你忙的也可能是给你设局的人。 16、资助敌国那些权势轻的，支持那些势力弱的，这就是“庙攻”。(曾经美丽国用过的策略) 17、君主听取别人的言论，要把功效作为目的，客观目标当做标准。 18、“带着依赖的心理，就会彼此责备埋怨；带着依靠自己的心理，事情就能办成。” 19、赏罚分明，赏赐的人不会感激君主，因为他觉得那是应得的，但如果奖赏和功绩不匹配，现实与期望不匹配，反而会让臣子起异心。分明才是最重要的。 20、古人把钱财看得很轻，并不是仁义，而是因为钱多；今人为钱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财少。不是善良而有钱,而且因为有钱才善良。 21、百姓一向屈服于权势，很少有人会被仁义感化。现如今也是尊孔礼而法治。

本书确实比较符合我的价值观念呀。它可以说是一套务实的操作系统，不是用来操作Windows（自我感觉很幽默，嘻嘻～），而是可以用来指导帝国政治运行。其洞察的人性本质、对秩序框架的构建都如此具体，彻底摒弃了虚伪的空谈～ 首先是洞察人性。韩非继承了“性恶论”，明确指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自身利益哦。这不是道德层面的批判，而是认真冷静的观察。因此，治国不能依靠道德自觉，而必须依靠法治。 然后是秩序构建。法立，人人明确知晓行为的边界与后果呀，官僚系统依律运转，君主无为（“垂拱”二字是不是更好些呢？）而治，能一定程度遏制贵族特权带来的混乱，凝聚全国之力于耕战，真可谓强国基石呀。 最后是权力艺术，简称权术（化用一下啦）。“法” 施于百姓，“术” 藏于君心。君主不必事事亲为，只需掌握“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的权术，就可以辨忠奸、防篡逆、保大权啦。配合“势”的独尊，君主的地位，就能如磐石般稳固，可以操纵群臣于股掌之间呐。 总之呀，行法家之道，则赏罚分明、财力方聚、兵锋锐利、君主独尊、天下可定～

有一把尺子， 从不弯曲。 它丈量功过， 像丈量布匹。 不长一寸，不短一毫。 裁缝叫做“法”， 尺子叫做“赏罚”。 你可以不爱它， 但你无法绕过它。 那些试图弯曲尺子的人， 那些偷偷裁剪尺度的人， 最终都把自己， 裁成了一地零头。 所以君王啊， 握紧这把尺子， 如同握紧你的权杖。 它不温暖， 但它真实。

📖《韩非子（中华国学经典精粹）》 韩非子做为法家经典，核心是，“法、术，势”体系。 本书字数_7.9万_读时4小时39分 >>书中书 《周书》 《诗》 《康诰》 《说林上》 《春秋》 《诗经（果麦经典）》 >>延展阅读 《大学·中庸（中华国学经典精粹）》 《战国策》 《素书（中华国学经典精粹）》 《六韬（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 《墨子（国学大书院）》 《列子（中华国学经典精粹）》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战国策》 《墨子全鉴（典藏诵读版）》 《中庸（国学大书院）》 《孔子家语（中华国学经典精粹）》 《尚书（中华国学经典精粹）》 《左传（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 《吕氏春秋》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细读两宋三百年》 《趣说清朝296年（一）》 阅读愉快!

《韩非子》这部书以“法、术、势”为核心，构建起一套严密的君主专制治国体系，既展现了古人治理国家的深邃智慧，也留下了跨越千年的思想叩问。 韩非笔下的“法”，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的明确规则，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这种强调规则公平、执行刚性的理念，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书中“自相矛盾”“三人成虎”等寓言，以通俗方式阐释了法令统一、明辨是非的重要性，揭示出治理的本质在于建立稳定可预期的秩序。然而，韩非的法治终究是君主集权的工具，“严刑峻法”的主张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将百姓视为需驯服的对象，忽视了人文关怀与权利保障，这与现代法治“以人为本”的内核相去甚远。 韩非反对复古守旧、主张“因时变法”的思想，同样值得深思。“守株待兔”的寓言辛辣批判了墨守成规的愚蠢，提醒人们治理需与时俱进。但他对儒墨“仁义”“兼爱”的全盘否定，又显露出极端功利主义的局限——治理不仅需要刚性的规则，也需要柔性的道德滋养，单纯依赖刑罚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回望当下，《韩非子》的价值不在于照搬其治国之术，而在于其对规则重要性的深刻洞察。现代社会既要汲取其“明法、重术、固势”中蕴含的管理智慧，建立清晰的制度与监督机制；更要摒弃其专制色彩与人性漠视，在法治框架中融入人文关怀。这部古老著作的真正启示，或许在于让我们明白：好的治理，应是规则与温度的平衡，是秩序与自由的共生。

《韩非子·内储上》上说：“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意思是，故意说反话做反事来试探自己所怀疑的事。 赵高应该读过这句话，并创造性运用于“指鹿为马”，堪称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指鹿为马的故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故事大意是二世皇帝时，丞相赵高想篡位，怕群臣不服，设法预先测试一下。他把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马。”二世忍不住笑了说：“丞相搞错了吧？把鹿说成了马。”他当即问左右的臣下们，臣下们或者沉默，或者说是马，也有说是鹿的。事后，赵高网罗罪名，将说是鹿的人一一处治。 看似不合逻辑的“指鹿为马”，很轻松就测试出哪些不是自己人。 近期，川建国、蓬佩奥对新冠疫情，拼命甩锅中国，做出很多“指鹿为马”的荒谬指控。此时，就是我们观察他国态度的时刻。跟着一起指鹿为马的，就是赵高一派；沉默不语的，是中间派；坚定说是马的，就是我方盟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切的首要问题。 再比如酒桌上的劝酒文化，也跟指鹿为马一样，究其本质，都是上位者对下位者、强势者对弱势者的服从性测试。在酒桌上，劝酒者当然知道你一口干下去会难受，对身体也有害，第二天会头疼欲裂，但这种痛苦正是意义所在。 对显而易见的荒谬依然表示服从，才是服从性测试的核心意义。 那么，是不是对领导所有的“倒言反事”都要附和支持呢？再看个故事。 梁太祖朱全忠曾和幕僚坐在大柳树下，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这颗柳树做车毂不错。”众人都沉默不语，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道：“是的，这树的确适合做车毂。” 朱全忠勃然大怒，厉声说道：“你们这帮读书人就喜欢随口附和而糊弄别人。做车毂要用榆树，柳树怎么能做呢？”随后，他命人抓住那些说适合做车毂的人，一股脑全杀了。 为什么赵高指鹿为马时，反对的人都没好下场？为什么朱全忠说错话，迎合的人反而都被处死了？ 根源在于位置不同。赵高在君主面前做测试，就是为了看群臣的站队情况，看谁和自己不是一头的。而朱全忠已经是最高领导，身边都是自己人，不需要测试站队，他的目的是筛选出能办事的人，铲除阿谀奉承之徒。 对于刚入职场的小白，遇到领导明显的“错话”，如果还没搞清楚状况，先别自作聪明跳出来指正，不行就先做个沉默的大多数吧。 以上，就是假期读《韩非子》的一点思考。 每次提到法家，很多人哪怕书都没看过，心中就产生排斥。我想说，只有让自己成为领域的专家，才有资格去批评，否则还是谦虚谨慎点好。 就像很多人为了中医中药对骂昏天黑地时，日本人却花了几十年持续的在研究“汉方”，用现代的手段研究和分析中药中有用的成分，以及他们的作用机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很多都取得了专利。 中国一向不缺评论家，最缺的是脚踏实地干事的人。 而我通常只与两种人能够有共同语言，一类是真正把书读明白了的人；另一类是市井之徒。前者是靠逻辑来思考问题的答案，后者是靠自身经历形成的阅历来回答问题。 遗憾的是，现实中更多受过教育的人是靠“被灌输的观念”来回答问题，他们头脑中被灌输了太多“无需论证的公理”，而从来没思考过这些所谓的公理是否真的有效。 读史明智，是增加思辨的能力。历史不是机械背诵，哪怕熟记二十四史，遇事该迷茫还是迷茫。应试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让人变得人云亦云，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中国呢，自古是功利主义，摒弃了那些形而上学的哲学，又因为人口多，资源少，长期战争和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导致民众之间，官民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 再加上巨大的贫富和身份差距，进一步让民众产生攀比和逐利的心理。所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众，都带有一股浓浓的贵金属味道。 中国又为什么抑制商人和创新呢？ 本质是思想驯化。 大道看《毛选》体悟最深的也是毛主席抓思想教育，从打仗到建国之后，关于纠正山头主义，干部主义，个人主义倾向的会议不胜枚举，因为这些歪风邪气不扑灭，只要有一点火苗出现，那就是燎原之势。比起什么经济落后二十年还要可怕。 思想一旦出现问题，民众不会劳作，官员不会公正，领导不会辨别，最终国家也不会存在。

韩非子可能是最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尽管他比马基雅维利早活了两千多年。这矛盾吗，其实也不矛盾，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对某种人类思想的概述，它在人有智慧的那天就出现了，马基雅维利只是将它概述出来了，所以生的比马基雅维利早的不一定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就像马基雅维利本人不一定是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一样。我知道，前面这段话有点像绕口令，它用一句话说就是，韩非子和马基雅维利一样，他的作品是给君主写的。而给君主写的作品，不仅考验一个人的文字功底，也对个人的情商是个极大挑战。这可不是村口和老太太聊天，跟皇帝一句话说错是要杀头的。所以韩非子先写了篇《说难》，说尽了身为手下该咋说话的道理。但这玩意真是，虽然道理懂了，但不一定会运用。想要熟练运用，需要一个宽容的环境，还有一个有天赋的嘴皮子，不然没等到自己掌握技能，小命就已经没了。韩非子同学是比较倒霉的，他不仅老板苛刻，还没有换工作的机会，且还是个结巴，所以韩非虽然心里啥都懂，但就像茶壶里倒饺子，什么都出不来。最后他被李斯陷害，为自己的理论提供反面案例，估计他也是对此十分无语吧。而身处在现在的社会中，有韩非做梦都难以企及的优势，那便是试错成本。在这里，你可以试无数次，但不用担心被拉去杀头，这不可不谓优势。不过就算生在那个时代，韩非也有不被杀头的可能，他可以凭自己的智慧懂得这个道理，任何懂得点知识的都知道明哲保身怎么做。但韩非没有做到，这并不是因为他贪心或别的什么，只能怪他太实在。没错，对我来说，韩非过于实在了。那些驭民术，还有揭露人性中黑暗面的那些内容，懂得的聪明人不少，但很少有人会把它说出来，更何况直接写出来呢？大家都去说一些仁义道德，占领道德高地，如何会有被人暗算的机会呢？所以能写出来这些内容的人，都是实在人，甚至有些人还是那种货真价实的实在人，比如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写《厚黑学》的李宗吾，还有写《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都是有证据证明其为人是颇为坦荡的。这些实在人都是值得交往的，真正要小心的是那些满口大道理仁义道德的。若是愚笨之人宣传仁义还好，若要是颇为聪明的人也说这样的话，那一定要小心，说不定他便是李斯之流。总之，这书还行，看人方面是给我有帮助的。关于治国方面，我不懂，也没这个机会实践，就不妄加评价了。

法律判你有罪，哲学说你无罪。法律与哲学共同构成社会的基础框架，影响着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韩非子无疑是那个时代的耀眼的明星。在工作中越来越感觉“法”的思想非常重要，法既是限制也是保护，就看怎么运用。但从学习情况来看，在众多的法家书籍中没有让自己记住太多经典的词句，反而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很多原本背下来的东西逐渐忘记了，仔细想来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 工作中许多棘手的问题，也只能慢慢凭着内心深处的认知去判断和决定，如何做的既合情又合理呢？事以密成，语以泄败。韩非子告诉我，人性是不可以违背的！书中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在管理或者被管理时会产生怎么样一个思想和行为。高尚与卑劣都只是相互的，别用利益考验人的高尚品格，人性在利益面前大多会显得卑劣，别把自己想的太高尚，也别让自己太卑劣。正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样，只有站在普罗大众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才会使管理做的既有硬度，又有温度。 其实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应如此，法律一直讲的是对他人的包容与对自己的严格。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处事贵圆，做人贵方，在大事上坚持原则，在小事上讲求风格，顺着人性做事，逆着人性做人，只有这样执掌“权柄”方可为绝大多数人接受。

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下学期要考这个节选的可以只看我的点评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首先我想说：书绝对是好书，就是译文，还是有一些瑕疵的。因为我期末复习，我对照了一些书本和老师讲解的内容。以下是我改正过一些的。 我有文档，有些字词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加粗了的，这里看不出来，想要文档的可以私我，无偿发。 韩非子提出的“五蠹”，指的是五类危害国家的蛀虫，文中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具体对应为儒学人士、纵横家、游侠刺客、逃避服兵役的人、商业手工业者。 课本选录：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儒家用文学经典扰乱法纪，游侠用武力违反禁令，而君主对他们都礼遇有加，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 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 触犯法的本该定罪，而那些儒家学者却凭借着文学作品而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受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自己的剑器得到供养。所以法令反对的人，君主却重用他们；要受惩罚的官吏，却得到了君主的供养。 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法令反对，君主重用，君主供养，官吏处罚，这四种情况互相矛盾并且没有确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治不好国家。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所以不应当称赞那些推行仁义的人，称赞了就会危害国家的耕战之事；不能重用精通文学的人，重用了就会扰乱国家的法度。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官吏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正直但对父亲不孝，因此判决他有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却成了父亲的逆子。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鲁国有个人跟着君主出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说：“我家中有年迈的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顺的表现，便推举他做了官。 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 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却成了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掉直躬之后，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人上报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打仗的时候就轻易地投降了。 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君臣上下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既赞同个人的行为，又追求国家的福祉，这是一定没希望的。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 古代仓颉造文字的时候，将围绕自己的行为叫作“私”，与“私”相背的行为叫作“公”。公与私相背离的道理，仓颉就已经知道了。 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 现在认为公私利益相同的那些人，都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然而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比修习仁义、熟悉学术更好的办法了。修习好仁义就会被君主信任，被信任就能被授予官职；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能彰显个人的荣耀。对个人来说，这是很好的事了。 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没有功劳的人却被授予官职，没有爵位的人却彰显荣耀，如果形成了这样的政局，国家必定会陷入混乱，君主必然会身陷危机。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无法共存。 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 对于斩杀敌人的人赐予奖赏，但又推崇仁爱慈惠的行为；对于攻下城池的人赐予爵位俸禄，却又信奉清廉慈爱的观点；加固铠甲、磨砺兵器来抵御战乱，却又赞美大袖袍宽腰带的服饰；国家富足要依靠农民，抵御敌人要依靠士兵，却又将搞文学的人视作尊贵的人；不任用那些尊重君主遵守法度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 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按这样的措施，国家太平繁荣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国家战乱的时候要任用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却不是国家要任用的人，而国家要任用的人却又得不到任何好处。 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游侠和书生却一天天多了起来，这是世道混乱的原因啊。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现在全国的百姓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但是国家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谈论种田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田的人太少；全国的百姓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但国家的兵力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谈论打仗的人太多，而参加战争的人太少。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 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使用百姓的力量，不要听从他们的言谈；要为他们的功劳发奖，坚决禁止那些没有用的行为。 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 这样百姓就会拼命服从君主。种田是花费力气的劳动，但百姓也愿意去干，说：种田能变得富有。打仗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百姓也愿意去干，说：打仗能够让地位变得尊贵。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 如今学习文学，能说会道，不需要经历种田的辛劳也能得到富裕的结果，不需要冒打仗的危险也能享受到尊贵的地位，谁会不这样做呢？所以许多人从事智力活动而只有一个人从事体力活动。 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有太多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国家法度就要被破坏；少有人从事体力活动，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所以英明君主治理的国家，不将文献作品当作教材，而是将法令作为教材；不学习先王的遗教而将官吏作为老师；不用游侠来进行捍卫，而将斩杀敌人首级的人视为勇士。 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这样，国内百姓的言谈就会遵循法，劳动人民都要去做农耕之事，表现勇敢的人都要去行军打仗。 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衅，本义缝隙），超五帝侔（相等）三王者，必此法也。 没有战事时国家就富有，发生战事时也有强大的军队，这就是统治天下的资本。不仅蓄积了成就王业的资本，而且善于把握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三王五帝的功业，也一定要采用这种办法。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 现在却不是这样，士民之流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国外国内一同作恶，以这样的状况去对付强劲的敌人，不是太危险了吗！ 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通“衷”，心思），而借力于国也。 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不是合纵连横派系中的党羽，就是存有借助国家力量铲除仇敌的心思。 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 所谓合纵，就是联合多个弱小国家来攻打一个强国；所谓连横，就是依靠一个强国去攻打多个弱国：这些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那么遇上强敌就得遭殃。”依附大国不见得有什么实际效应，反而要献出自己国家的地图，上交国家的印玺才能请求兵力支援。献出地图，本国土地就削减了；上交印玺，君主的名声就卑微了。土地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名声卑微，政事就混乱了。依附大国来实行连横，还没看到好处，却已失去了国土，搞乱了政治。 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而去讨伐大国，就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要陷入危境，国家陷入危境，君主的地位就显得卑微了。”援救小国不见得有什么实效，反而要率兵去对抗大国。援救小国不一定能让它存活下来，与大国交战难免出现疏漏，出现疏漏就会被大国控制。派出军队，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城池，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来实行合纵，还没看到好处，却已让国土被吞并，让军队吃败仗。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 所以侍奉强国，就是让那些搞连横的人依靠国外的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就是让那些搞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势力在国外捞取好处。 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 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但那些合纵连横的臣子倒是捞到了封地和丰厚的俸禄。君主的地位降低了，但臣子的地位尊贵了；国家的土地削减了，而私人的家庭却富有了。 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指为了取得功名而说的那些花言巧语）而侥幸其后？ 事情成功了，纵横家们就会依靠权势长时间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纵横家们就会凭借获得的财富辞官隐居。君主听信纵横家们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经赐给他们高官厚禄；事情失败了也不去追究他们的责任，既然这样，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想用花言巧语来谋取高官厚禄，哪怕事情败露之后也能侥幸逃避灾难？ 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 所以国家分裂、君主灭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而造成的。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因为君主不明白公私利益不同的道理，不考察言论到底正不正确，事情败露之后又不坚决予以惩罚。 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 人们都说：“从事外交活动，收效大的能够统治天下，收效小的也能确保安全。”所谓的统治天下，就是能够向别国进攻；所谓确保安全，就是保证自己的国家不被攻打。 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军队强大，才能打败别国；国家安定，才能不被别人侵犯。国家强盛无法通过外交来实现，只能搞好国内的治理。 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治国的方法，反而专门动外交事情的脑筋，这样一来，国家就永远达不到安定而强大的水平。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英明君主的治国政策，总是要尽量减少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并且要让他们的名誉和地位卑微，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从事工商业或游手好闲的人太多。 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现在社会上盛行委托亲近君主的人办事的风气，这样一来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卖；官爵可以用钱买卖，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卑微了。 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用非法钱财买卖的货物投机的商业活动在市场上施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敛得的财富超过农民几倍，获得的尊重也远远超过了种田打仗的人，结果光明正大的人就会越来越少，经商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搞学问的人称引先王的道义，借此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并注重言语修饰，用以扰乱当今的法治，从而让君主的决心产生动摇。 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 那些纵横家们，编造谎言，借国外的势力，来成就个人的私利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羽，树立节操，为彰显个人名声而不惜触犯国家的禁令。 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 那些逃避兵役的人，聚集在豪门贵族的门下，用财物行贿，借权贵的力量逃避战争的劳苦。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制造劣质的器具，积累奢侈的财物，囤积居奇，伺机出售，希望从农民身上谋取暴利。 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将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除掉，不供养耿直的人士，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衰亡的国家，出现土地被削、国家覆灭的朝廷，也不会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