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纪实作品全集）

这是我看的奥威尔的第三本书了，相比本书，他的《1984》和《动物农场》更出名些，那两本书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作者对极权统治的厌恶，其根源来自于他亲自参加的西班牙内战。 这场战争参加的各国名人众多，有海明威、白求恩、加缪、铁托、聂鲁达、萨特等等，每个人立场不同、经历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 这场战争后海明威写下了《丧钟为谁而鸣》，那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海明威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众多的版费。那本书我在一周前刚看完（之前我也看过海明威的第三位妻子、一位女性战地记者自传体小说里也曾经描述过西班牙内战这段经历）。 奥威尔的经历和海明威不同，所以他写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把他在这段时间感受到的一切如实描写出来：革命、激情、战斗、混乱、派系倾轧、争权夺利、战友情谊等，当然还有极权政治。这本书因为作者的“天真浪漫”，出版时遇到很多困难，也遭到很多非议和批评，还好最终问世了，我们才能在几十年后，通过作者的笔端，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那场声名赫赫的西班牙内战。 看完这本书后，我想致敬那个年代，致敬那些充满热血的、为了别的国家的革命无私奉献的人。 我所在的城市烈士陵园里就埋葬着一位这样的国际友人，1938年他离开西班牙来到了中国，在太行山脉为八路军救死扶伤，1939年因为手术感染而牺牲，我每天上班都会经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感谢他，感谢那个年代为了革命无私奉献的所有人！

奥威尔究竟是如何从一个虔诚的社会主义者，转变为反极权主义的先知的？ 读完《通往威根码头码头之路》，就急不可耐地想读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奥威尔是一个虔诚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点儿都不奇怪。事实上，在 1870年到1937年间，社会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普遍向往的理想的社会模型，像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这样的反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都是异类。 奥威尔个人的生活经历也非常支持他接受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理念。奥威尔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中的下层阶级”，也就是他所说的年收入刚刚过 300 英镑这条线，爸爸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负责鸦片事务的副总监，因为获得奖学金他才有机会入读伊顿公学——这所一直以来只向中产阶级以上的精英人群开放的名校，比如它的著名校友凯恩斯，父亲是剑桥大学教务主任，母亲是一名成功的作家——奥威尔的出身很容易让他在学校受到歧视，甚至霸凌。也就是说，在中学时代，奥威尔就已经亲历过阶层差异带来的伤害。 伊顿毕业后，奥威尔很快前往殖民地缅甸，成为一名警察。虽然在英国并不受人待见，但在殖民地这些英国子弟却是十足的显贵。五年的公务员生涯，奥威尔目睹殖民地官员对当地土著的作威作福，这让骨子里就痛恨阶级压迫的奥威尔难以忍受，乘着回国休假的机会，奥威尔顺便就离职了。《巴黎伦敦落魄记》记录了他离职以后投身底层的生活经历。 读《巴黎伦敦落魄记》的时候，很难想象奥威尔怎么能够忍受那样的生活，在繁华巴黎的餐馆地下室做一名地位低下的洗碗工，终日与污水老鼠为伍，累到精疲力尽半夜就在公园长椅上将息一夜。差不多同一时期，比奥威尔年长 4岁海明威也在巴黎，矢至于作家事业的海明威辞任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记者的工作，与妻子哈德莉远赴巴黎追梦，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记录了他住在没有下水道系统的锯木厂公寓的潦倒经历，最窘迫的时候，饿着肚子去见友人，为免受沿街餐厅食物香味的诱惑，不得不走在马路的对岸。他所谓的潦倒和奥威尔比起来，简直有点矫情。成名之前的海明威随意人不乏困顿，但总体上一番风顺，甫抵巴黎很快就进入了现代主义教母斯坦因的圈子，莎士比亚书店的西尔维亚对他也是青睐有加。而奥威尔的巴黎生涯是一个真正的底层无产阶级，其境况甚至还不如在餐馆工作的越南人阮爱国——后来大名鼎鼎的胡志明。 后来回忆这段巴黎伦敦的经历的时候，奥威尔说“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至此，奥威尔完成了他社会主义信念的型塑。但是奥威尔并不认同当时台面上的社会主义者，《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一部类似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当然奥威尔所做的并不是第三人称视角的调查，而是成为威根煤炭工人中的一员，与他们同吃同住，深入地下矿井采煤，近距离观察工人的收入水准、卫生状况和生活方式，巨细靡遗，堪称非虚构写作的典范。在这次调查中，奥威尔反思了中产阶级趣味的缘由，以及那些冠冕堂皇的社会主义者的伪善，社会主义只是他们获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并非真正为了实现社会的自由和正义。 事实上，社会主义从来不是一种实现社会自由和正义的手段，是马克思将它包装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并且在哲学上生造了一个历史必然发展趋势的概念 ，虽然这种历史决定论早就被米塞斯、波普尔和哈耶克这些来自奥地利的思想家透彻地批驳过，但当时是资本主义运行体系造成的巨大的贫富差异和社会撕裂，几乎全世界的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这一以公平和正义为旗号的新理念中，虽然谁也不知道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运行体系。理念和实践总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实验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因为参与实验的是一个个具体人和具体的家庭，如果这种实验只限于欧文在印第安纳州1214公顷的范围内，其伤害终究有限，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实验动辄以国家为单位，几亿几十亿人因此成为这种实验的牺牲品。 通过威根调研，奥威尔已经看清了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虔诚的奥威尔仍然把问题归咎于那些宣扬社会主义的政客，天真而执着的他仍然相信有一种正确的社会主义存在。这种虔信要到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才真正醒悟过来。 1936年7月，西班牙右翼军人弗朗哥发动政变，试图推翻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内战正式爆发。参战双方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恰好预演了30年代世界的分裂，被冠之以法西斯主义的弗朗哥代表西班牙的是民族主义立场，至于民族主义者是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并不重要，从它的对手的角度，反法西斯主义是把各路人马团结起来的最有效力量。而共和政府则代表中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和激进工人阶级。战争虽然只发生在西班牙本土，但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汇聚到西班牙为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兄弟并肩作战，先后有53个国家的四万多人包括100多名中国人，参与到这次内战之中，站在他们背后的则是希特勒的德意志和斯大林的苏维埃。 在完成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之后，坚定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奥威尔马上就加入到了志愿者的洪流，在和朋友谈及参战原因，奥威尔说， “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要去扑灭”。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社会一直循着一条进步主义的主线在发展，弗朗哥所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是这种立场被打上法西斯主义标签的时候，无疑是时代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当共产国际向全球进步青年发出号召的时候，应者云集，其中不乏奥威尔、海明威、加缪、聂鲁达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 但是政治的复杂远远超出这些乌托邦社会主义爱好者的想象。看起来是为了保护欧洲的民选共和政体，反抗君主与教会等传统反动势力，因为有了苏联和德国的参与，让事情变得无比复杂。斯大林支持政府军，并不是为了反法西斯主义，其本意是在欧洲腹地建立一个亲苏联的红色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基于现阶段的形势，他并不主张马上就进行社会革命，将打败弗朗哥放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这与其他派别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随着苏联援助的武器到来，在争夺左派阵营控制权的的斗争中，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影响日增，几乎控制了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武器同时到来的还有苏联的秘密警察制度，斯大林传记的作者写道：“他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到了西班牙，他们在共和军中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组织。”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奥威尔所在的托派马统工党成为主要的清洗对象。 1938 年4月，奥威尔从韦斯卡战役前线回巴塞罗那休假，此时的巴塞罗那与他刚刚踏入西班牙时的境况完全不同了，革命气氛已经完全消退，又变回成一座资产阶级的城市。回想当初，大街上红旗招展、高音喇叭大声播放着革命歌曲，人们之间穿着同样的衣服，没有等级差异，见面都以同志相称 ，他虽然不喜欢，但本能地觉得那就是他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更为可怕的是，党派之间的夺权斗争正在城市里上演，共产党试图解除马联工党的武装，两军在城市里展开巷战，几个曾经同一战壕的朋友被共产党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奥威尔用了很长的篇幅为马联工党辩诬，因为其时的马联工党已经被政府控制的媒体塑造成了托派分子和弗朗哥安插在革命内部的奸细。 此时的奥威尔，已经没有了当时的革命热情，甚至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他认为战争结束后的政权将是一个专制政体，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机会已经过去了，西班牙大体上会朝着法西斯制度的方向发展。 三天后，奥威尔再度回到战场，厄运很快降临，凌晨换班的时候，敌方的狙击手一枪击中了他的喉咙，子弹从气管和颈部动脉之间穿过，万幸的是，这一枪并不致命。这时候，奥威尔所在的马联工党也被政府宣布为非法，认识的人中，除了还在战场的，都被抓进了监狱。几经周折，奥威尔和妻子艾琳终于越过边境，乘火车抵达巴黎。 经此一役，一个朝气蓬勃，天真而执着的年轻人，带着枪伤的身体，终于在战火中看清了生活和政治的真相，尽管仍抱持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是他更加坚定的是对极权主义的痛恨。几个月的战地生涯，他的经历中，大部分是邪恶的，唯有那些西班牙民兵的面孔和战友的面孔，让他相信人性本善。比起抽象的伟业，人性的遭遇才是根本。 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以及在这段时间形成的观点为奥威尔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10年后他总结道：“过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有感于党派偏见和不公……我想写它，是因为有某种谎言我想揭穿，有些事实我想唤起人们的注意，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 从巴黎伦敦的地下室，到威根码头，再到战地的加泰罗尼亚，一个愤怒的年轻人，一步步走在反极权主义先知的路上。

乔治奥威尔非常精彩的纪实文学作品，甚至可以说，没有这部小说，就没有伟大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现在我还记得高中历史上是怎么描述西班牙内战的：1 弗朗哥将军蓄意发动内战，2 共产党带领共和国政府沉着应战，3 国际友人纷纷加入志愿者保卫西班牙共和国，4 苏联红军为共和国提供了大量的枪支弹药，5 弗朗哥策动共和国内部的“第五纵队”叛变，6 共和国在法西斯的内外绞杀下失败。 实际上，除了第3条，上面每一条都是错的，弗朗哥的军事行动甚至称得上是对西班牙共产党的自卫反击；西班牙共产党就是苏共的傀儡，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饭桶组织；苏联红军确实帮了一点忙，但是在共和国灭亡之际，运走了西班牙国库里的300吨黄金，赚的盆满钵满；“第五纵队”就是西班牙共产党给其他党派泼的脏水，来掩盖自己背后捅刀子的卑鄙行为，弗朗哥和“第五纵队”一点关系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这件事。 除了刷新历史观，我最大的收获是更深切的感受到了战场的丑陋（不是残酷），毫无章法的指挥，枯燥无聊的战壕对峙，短缺的食物，肮脏的环境，无所事事的士兵，毫无意义的自杀式冲锋。。，最后，还要被友军背刺，被你想要捍卫的政权送进监狱。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恶心的经历。 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分清敌我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认为的友军会不会把你当做友军，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事情，西班牙共产党就做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示范。如果说被这些打着友军旗号的政治盟友背刺是阴险的暗算，那被头脑简单的警察拘捕就是真正的绝望。战争状态下，大部分警察会彻底失去他们本就不多的判断力，成为最残暴的肃清机器，在他们面前，道理是不存在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思考能力的警察系统比处心积虑的敌对政党更加难缠。 我深刻的相信，在如今的乌克兰战场上，一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内敌永远比外敌更可怕，这几乎是所有政党的共识（不只是西班牙共产党）。人类的愚蠢是不可救药的，这里有两层意义：1 你无法消除这种愚蠢，2 如果你被卷入其中，你也会成为这种愚蠢的一部分

说实话我从前是不爱看纪实文学的，它相比小说太乏味、太严肃。现实中的历史和政治名词充斥其间，让人看几页就想匆匆逃离。没想到这次因为微信读书的挑战赛，竟然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它啃完了。 第一次接触奥威尔是在高中看《一九八四》，当时买回来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做作业的间隙都要插空看几页。还记得当时还很严肃地思考过如果我是温斯特最后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奥布兰又会用怎样的刑罚来对待我。后来长大了些，了解了审讯的基本原理，发现当初想的那些对抗的方法是多么的天真——在这样一个无孔不入的政治机器下，普通人又有如何能够瞒过那些专门操弄人心的鹰犬的眼呢？个体的反抗就像小小的星火，还未来得及充分燃烧便被权力的海洋掐灭，黑暗中甚至不留一丝证明其曾经存在的余温。 让我没想到的是，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记录的经历，本是他创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现实灵感，却展现出了幽默和理想主义的底色。不论是在巴塞罗那的训练营，还是在战事激烈的蒙特奥斯库罗前线，哪怕后来在内斗中身陷险境，他从没有忘记他独具特色的黑色幽默。 “天知道这些西班牙士兵蹩脚的枪法有多少回救了我的命。” ”有时候我想到飞机改变了战争，觉得很是舒心。或许在下一场世界大战来临时，我们将看到史无前例的一幕：一个身上遍布弹孔的沙文主义者。” “我觉得和平主义人士可以分发印有虱子图片的传单，宣传效果会更好“ 这或许是因为奥威尔先生天性擅长苦中作乐，但我还有不同的解释：他比这场战争中的大多数人都更擅长看到美好的一面。就像在枪炮和废墟中寻找玫瑰，他在一个困于内战的国家发现人性的辉光。 ”西班牙人的慷慨有时几乎到了令你尴尬的地步。要是你向他要根烟抽，他会把整包烟硬塞给你。而且他们的慷慨并不只是停留于此，他们有一种真正的大度之风” “在它发生的时候，它是野蛮的，但当我的思绪回到那个时候时，却感觉很温馨。“ “这两个人都是十八岁左右的小鬼，尴尬地站在我的床边，努力想说点什么好。然后，作为表示对我负伤的同情，他们突然间将口袋里的烟都掏了出来，送给了我，还没等我退回去就跑掉了。真是典型的西班牙人！“ 所幸他最终找到了，所以本书充斥着的是他的幽默，而非《一九八四》中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 “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在追求发达，虽然物资极度紧缺，却没有特权现象或阿谀奉承。从中，你或许能粗略地体验到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的先声。”

内战。 我还不曾读到内战过后双方和解的故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是这个词的潜在含义。权力，存在和平交接吗？革命，势必要靠武装发动吗？历史给出了回答。 共产主义是超前的愿景，而我们还未能进化成符合标准的人类。形式主义外衣包裹着密密麻麻的欲求不满，特权和阶级踩着缝纫机给劳苦大众编织美梦，同时靠榨干每一寸思考的缝隙和时间催眠着我们。我们沉湎于消费主义的花花世界，用人民币画皮，寻找可以被二次压榨的好色书生，乐此不疲。 但是有人清醒着。他们劈开混沌，分明黑白，诉说是非。他们一腔热血地为平等效忠，我们得以享用他们千百年来靠牺牲争取的民主。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乔治奥威尔以志愿军身份，讲述西班牙内战时期，各党派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期间所发生的内部斗争与混乱。它的历史性成就是高于文学性的，虽然其讽刺和幽默并未因为作者中弹失声而有丝毫衰减。作者作为马联工党的一员，尝试为这个被肃清的政党说些实话，他的声音在当时无异于以卵击石，出版上的困难抛开不提，该书在英国销量仅900余本。其实直到如今，本书的名气也远小于《1984》，但我非常庆幸读到了它。我曾有幸去过加泰罗尼亚，感受过那种单纯而热情的民族共性。我想我懂得了为何乔治奥威尔愿意奔赴西班牙的战场，并如此赞颂这里的人民，我想我也懂得了他想要致敬的到底是什么。🫡

致命的子弹往往从背后射来-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6年，奥威尔怀着抗击法西斯主义的热情，奔赴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为共和政府而战，旋即被派往阿拉贡前线。1937年5月，奥威尔被法西斯军队的狙击手开枪击中喉咙，命悬一线。所幸大难不死的他被迫离开前线，回到巴塞罗那养伤。然而，奥威尔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后方，其实比枪林弹雨的前线更加凶险，因为就在看似平静的首都街头，一场你死我活的内部清洗正在酝酿之中...这些经历让奥威尔感慨万分。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参与西班牙内战是奥威尔开始反思极权主义的开始，为他后来写下《1984》打下了思想的基础。真实的政治生活是残酷的，在一场多方势力斡旋斗争的战争中，并非正义都能得到声张。

仍然是熟悉的奥威尔风格，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办法苦中作乐。此人坐在枪林弹雨下的壕沟里阅读一则侦探小说；在作战中自己扭到了脖子还以为是被敌方的弹片击中了；在策反工作人员对敌军进行猛烈的「可爱的奶油土司切片」宣传攻势时留下饥饿的口水。 即使在子弹射中他的喉咙（离大动脉只有一毫米）之后，他的上司评论：「呼吸非常规律。幽默感没有受到影响。」此言非虚，从他饶有兴致地详细描写了伤兵医院里隔壁床青年的翡翠色尿液就能看出。 尽管无聊寒冷的前线生活与奥威尔来西班牙之前对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理想主义期待有很大不同，但仍然有很多值得记住的时刻：当黎明的曙光劈开黑暗，照在无边无际的群山之上，隔壁的的安达卢西亚民兵和百米开外的敌军阵地上的哨兵，都唱起了歌。 然而西班牙内战远远不止这些。在远离前线的政府大楼里，在党派倾轧的政治阴谋中，在充满偏见与虚假宣传的国内外报纸上，那些短暂而纯粹的战场回忆都消失殆尽。远赴前线怀抱信仰英勇作战的各国青年（包括给奥威尔写验伤报告的那名上司），一夕之间被打成托派分子和法西斯，被秘密警察逮捕枪决；在苏联的暗示下，巴塞罗那从无产阶级的革命之都，重新变成资产阶级的乐园。左派政党之间围绕利益和立场进行的争斗和迫害，并不比名义上反抗佛朗哥的战争要来得更正义。 奥威尔一开始是为了写点新闻才来到西班牙。有人说，做记者意味着你永远做不了那个用砖头砸碎窗户的人，你可以看别人扔、试图理解他们为什么扔、解释这么扔有何意义，但你自己必须置身事外。 但奥威尔显然还挺喜欢扔砖头的，因为他一到西班牙就参了军。不过他最后还是写了点东西（aka这本书），虽然秘密警察没收了他行李里每一张纸。 不是作为记者，而是作家，奥威尔说：「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能说出完整的真相。除非你亲眼所见，否则很难对任何事情感到肯定，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写出一些带有立场偏见的话。你要警惕我的党派偏向、我在事实上的错误，以及我只从自己的立场看待事情不可避免带来的扭曲。」 愿与各位读者共勉。

奥威尔逐渐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者（1937 年，英国共产党斥责他去兰开夏郡“看看工人阶级如何生活”，并主要关注他们的气味----而从未提及他们的老板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悲惨），当西班牙共和国爆发内战时，奥威尔向他的新妻（她自己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能是奥威尔的“最佳”著作《动物庄园》的未署名的代笔人（ghost-writer））宣布，他将立即前往西班牙。 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s）是由共产国际组织的；而英国共产党因奥威尔的反共观点拒绝了他。 于是奥威尔得到了一封来自“激进”工党的游说集团（独立工党）的信，加入了安插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托派民兵的英国托洛茨基分子的队伍。 于是奥威尔得到了一封来自“激进”工党的游说集团（独立工党）的信， 加入了安插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托派民兵的英国托洛茨基分子的队伍。 奥威尔笔下的这支民兵队伍中的许多英国人和其他同志最终被证明是英国（和法西斯）情报人员。 这一特点----秘密的军事情报背景----在多年后奥威尔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时，也在他的社交圈中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那里被揭露出来。 奥威尔被派往阿拉贡前线，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行动。 然而，他被一名狙击手打伤，被送到巴塞罗那治疗。 他在那里的时候，马统工党民兵发动了一场针对共和国政府的政变，奥威尔参与了这场政变。 如果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时发射过子弹，那么他射向西班牙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马统工党政变失败后，奥威尔被西班牙共和国的警察短暂逮捕，警察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获释后，奥威尔在巴塞罗那过了几个星期的奢华生活，白天在最高档和最昂贵的餐馆吃饭，晚上在法西斯分子包围这座城市时在墙上涂鸦。 然后他坐火车去了法国，回到英国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的书，这本书对大多数讲英语的人来说将成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权威历史”。 ——《揭开圣乔治的面纱》

奥威尔面临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的党同伐异时内心的彷徨、无助和绝望。在目睹了许多曾经在前线共同作战的友人没有战死在前线，却死于自己人的迫害之后，奥威尔对苏联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从此走上了反对极权体制的道路

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以亲历者视角勾勒出西班牙内战的复杂图景。马联工党、伊无联战士与国际纵队成员，用血肉之躯筑起反法西斯的防线，他们身着杂色军装，在战壕中高唱《国际歌》，将面包与枪弹分给战友，用最朴素的信念诠释理想主义的炽热，那是超越国界的正义微光，让破碎的加泰罗尼亚土地上绽放出人性的花海。 然而战场之外，左翼阵营内部，苏联势力以“托派”罪名随意定罪，动辄扣上“法西斯分子”的帽子，将枪口转向理念不同的同志，这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荒诞戏码，让反法西斯阵线从内部溃烂，无数理想主义者没有死于敌人的子弹，却倒在同志的枪口下，加泰罗尼亚的天空不仅飘落炮弹碎片，更洒落革命者的血泪。 这种以“革命”之名行清洗之实的行为，与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极权阴影如出一辙。当思想审查取代理性辩论，当政治站队碾压共同信仰，革命便已背离初衷。但奥威尔始终保留着对人性光辉的礼赞：那些跨越语言障碍的国际主义战士，那些为底层正义抗争到最后的普通人，那些为正义燃烧殆尽的灵魂，终将在人类文明的长空中永远闪耀，这比所有主义之争都更接近革命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