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选

记得余秋雨说过，他在北大做讲座的时候，让北大学生给唐代诗人做个排名，很多人认为第一是李白，第二是杜甫，之后是王维、白居易等人，我想了想，恐怕所有中国人来排名也会是这样的结果，白居易定不会排在大众心里的首位，他不是天才的诗人，没有李白飘逸的神思，也不如杜甫精于格律，可他却拥有着朴实简单，像是一棵种在房前屋后的树，一株田间的禾苗，一方静谧的水塘，挨着院墙篱笆，听鸟鸣犬吠，看烟火人间，如他的名字一般，简单容易的便居住在千万人的心中。 生平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唐代宗大历7年（772年）出生于河南新郑一个世敦儒业的家庭，当时中原地区节度使起兵不断，为躲避战乱，白居易父亲把家迁往符离，因此白居易从小便长于符离，在19岁时便短暂游学长安，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让当时的长安初识了这位天才少年，可繁华长安岂是一首诗便可轻易留下，于是白居易返回符离准备科举考试，这期间诗人经历了人间最痛的别离，先是幼弟离世，他便随家人跟着父亲去襄州上任，第二年父亲离世，白居易只能再次返回符离，三年丁忧期满后参加了科考，凭着聪慧勤奋，他以第四名的成绩通过了进士科考试，于是他便返回洛阳家中看望母亲，分享喜悦。在唐朝，考中进士只是获得做官的资格，能否获得官职还需要通过吏部更严格的考试选拔，这期间他去过宣州，拜见了高官崔衍，在采石矶凭吊李白，后来他又返回符离，于贞元十八年冬前往长安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他再次顺利通过考试并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这一年，白居易三十二岁，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到这一刻他才算真正踏上了仕途。白居易在任校书郎的时，正值永贞革新，他眼看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流放的残酷结局，在政局变化中他来到了周至县当一名小小的县尉，在这里任职时白居易感受到了百姓生活的艰辛，写下许多诗作，其中就有《观刈麦》。白居易结束了在周至的地方官生涯后，被调回长安，后升任为翰林学士，不久又被任命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只是一个六品官，职责却很重，前辈里杜甫、陈子昂都做过这个官，白居易深感责任很大，也希望真正能为民发声，为了报答君主为了尽言官之责，他频繁上书甚至直指皇帝错误，因此宪宗皇帝并不喜欢白居易。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诽谤，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就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其实江州也是他为官的转折点，从以前的兼济天下，逐渐改为了独善其身，818年他被任命为忠州刺史，820他又被召回长安，两年后他自请外调，当了杭州刺史，后又任苏州刺史，江南好风景，白居易虽远离长安，其实心情是愉快的，827年从白居易回到长安任秘书监开始的此后几年，他几乎年年更换官职，刑部侍郎、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直至846年去世于洛阳，75岁的白居易从符离、长安、周至、江州、忠州、杭州、苏州一路走来，最终长眠于洛阳香山。 诗作 大唐是诗歌的王朝，从初唐到晚唐优秀的诗人层出不穷，这片诗歌的夜空也从未有过黑暗寂寥，白居易所在的中唐，诗人的数量和优秀并不逊色于繁华的盛唐，而白居易也是中唐时期影响力极大的诗人，他把自己的诗整理成诗集并取名《白氏长庆集》，还把这些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种，主张为时事而作，无论文字或思想内容，都力求明白浅显，走文学大众化的道路，白居易自己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事实上呢，白居易浅显通俗的诗歌虽然受百姓喜爱，却很受典雅派诗人所轻视。而今我认为白居易的诗之所以有重要的地位，除了重写实、尚通俗，讽喻性、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还有更重要的是他有意识地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 杜甫是先于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人，“三吏三别”如此经典，但从没有明确指出诗歌为何而作，到了白居易时，他则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时事”就是反映时代现实，写政治、社会、人民生活的具体事实的诗歌，而且可贵的是，从残酷的现实对比下，诗人不止一次自愧自己何功德可以安享生活，又由己及人发出“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的呼声，正如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般跨越自己，仁爱同情兼达天下人，这也是他讽喻诗的深刻性和进步性。另一个便是敢于直指权贵，如他写的十首《秦中吟》，就是在长安平日的所见所闻，《伤宅》《不致仕》等诗里所写的社会现象，讽刺了富贵阶级，诗流传开来后“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可是白居易并没有因此畏惧，他后作的50首《新乐府诗》，诗文朴素直爽，每篇第一句就是题目，尖锐直白，每篇末句点明主题，一语中的，他自己说这一组乐府诗的创作动机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并不是为作诗而作。”我们说杜甫是“诗史”，那么在白居易的诗里也可以看到另一种“史”，那就是诗人对于当时社会中真实人和事的“所适所感”，记录下的社会诸多的黑暗丑陋，时为谏官的白居易是很希望皇上可以看到这些民间疾苦，哪里知道这些诗文在当时引起了上层阶级许多人的憎恨，所以后来他被贬江州开始，再不做讽喻诗。但是在《白氏长庆集》里最具有社会意义的诗，依然是他前期所做的讽喻诗。 虽说白居易自己最看的是“讽喻诗”，但是让他享有千载美名的却是“感伤诗”里的《长恨歌》《琵琶行》，白居易说“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谓之感伤诗。”他的感伤诗有长诗也有短诗，有抒写宦海沉浮的失落，如《五古·中隐》。有人生苦短的无常，比如《六十六》，另外白居易很有趣，他三十岁开始长白发，为此他写了很多关于白发的诗，生动反映了岁月的流逝，人生的倏忽短暂。还有一些对命运不可违的思考与矛盾。而在他创作的长诗里，如《长恨歌》，我们会发现他在一首长诗里可体现多种写作手法，拟人比喻，练句白描，写实想象等，能把更广阔的诗境，含蓄蕴藉的诗意，情景交融的故事画卷般呈现出来，跌宕回环、深情反复，能用直而切的语言，歌谣般的韵律，写出了更深邃的人物情感，更丰富的艺术感染力。总之长诗也真切，短诗也淡雅，他的感伤诗就像是人生的一部悲歌史，越读白居易就发现，他总会不经意的让你点头感叹又令人欣喜不已。 再说“闲适诗”，在他的诗集里，这一类诗数量最多，“知足保和，吟玩性情”，意在“独善” ，尤其是中后期白居易远离政治，诗酒人生，虽有的作品会流于乏味繁琐，但一些出游写景的，比如《大林寺桃花》《钱塘湖春行》都写的生动活泼，理趣悠长。他的闲适诗有不少说理的篇章，所表现的退避政治的思想也极大的影响了后世文人。我特别想说说苏东坡，苏轼一生飘零，几度遭贬谪，而他独敬爱乐天，前期刚直尽言，后期于物无着，谪居黄州时自号“东坡”，这东坡就源于白居易在忠州为官时，在城东的一个土坡上，每日“朝上东坡走，夕上东坡步”，植树种花，饮酒赋诗，闲散人生。 最后就是杂律诗，白居易自己说“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这不是一种单独的诗体，也不像前三类诗具有特定鲜明的内容和风格，它是具有格律声韵，讲究平仄的一类诗，体裁可五可七，如《邯郸冬至夜思家》《后宫词》《暮江吟》等，他的杂律诗庞杂却笔触细微，一些七绝传播久远朗朗上口，五律则描写日常生活，淡语巧思，七律在平易中有理趣，排律主要是和元稹、刘禹锡之间的一些唱和诗为主。他这一类诗的内容广泛，语言流畅，对仗工整，对中晚唐诗坛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真情 白居易一生朋友众多，而最重要的就是两位洛阳人，一位是元稹，一位是刘禹锡。如果说元稹是前半生的至交，那刘禹锡就是后半生的知己。“死生契阔三十载，歌诗唱和九百章”，说的就是“元白”，二人是同科进士，同为校书郎时可谓形影不离，一起游山玩水，非常亲密，从白居易去周至时开始了不断地分别，元稹痛苦写到“只得两相望，不得长相随”，漫长一生里他们经常互诉衷肠，如元稹说“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白居易也会回“晓来梦见君，应是君相忆”，如果不看主人公，我们会怀疑这是男女在表达爱情。他们二人一生各地为官，同在长安的日子并不多，但是不论何时何景都会想起对方。在生活中也是互相帮助，肝胆相照，元稹在为母丁忧时期，白居易就大力资助元稹度过艰难时光，后来白居易母亲去世，元稹也慷慨拿出二十万钱帮助白居易。白居易在贬谪江州时，元稹已贬谪通州，元稹听到消息时正在病重，但是他“垂死病中惊坐起”，后来白居易更是给元稹寄去轻薄衣服和凉席，可谓是无微不至。在创作上，白居易提出《新乐府》诗体，元稹则积极应和，时称“元白”，而今天我读《与元微之书》时，看白居易一声声的呼唤“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字字真情震撼着我的心灵，想人间竟有这样的友情。而人间终有永别，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在洛阳，此后元稹因病先离开人世，白居易亲自撰写了墓志铭，写到“公虽不归，我应继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白居易心里他和元稹就是身影，就是皮毛，这种深情真是字字血泪，而悲痛也一直萦绕白居易，余后十余年间他在诗歌里不止一次的表达想念微之。如果说“高山流水遇知音”是伯牙子期的知音之交，“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是管鲍的君子之交，那“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就是元白的生死之交，二人一生倾注于彼此的真情让我看到友情最美好的样子。 “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刘禹锡和白居易之间也有深厚的友谊，并留下了不少有名的诗篇。性格上，刘禹锡豪放，不畏逆境，应该说与白居易较随和的性格，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竟从年少相识，到年老惺惺相惜，从情感来说“元白”真切动人，从诗作来说“刘白”更为醒目光彩，如同高手对决一般，他们二人在诗的质量和境界上更为相当。刘白同年生，又同在秘书省任职，“永贞革新”后，刘禹锡遭到流放，幸而有豁达的性格，无论在长安还是在流放地，他始终用诗歌表达自己的豪情不屈，白居易和刘禹锡虽然都遭遇长期的贬谪，事实上刘禹锡更比白居易艰难，“二十三年弃置身”，整整23年漂泊于巴山楚水间，直到晚年才回到长安，又与白居易同在洛阳为官，他们同游同醉，尽情挥洒，白居易称“刘白二狂翁”，虽年老可两人之间依然诗情勃发，互相赠和诗歌有138首之多，白居易为此编辑了一本《刘白唱和集》，在这样平和的时光中度过了几年后，刘禹锡又先于白居易离开人世，白居易怀着悲痛的心情写道，“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刘白的友谊就如白居易所写的“杯酒英雄君与操”般的豪气相知相投，而两人的交情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当世少有，有如稠酒一般，令人陶醉。 除了友情，白居易也是位情种，妻子杨氏，大家闺秀伉俪情深；初恋情人湘灵，一生想念一生天涯；家伎小蛮樊素婉转艳丽，柔化抚慰着他的胸怀，他们在白居易的生命中出现陪伴，均留下了动人的故事与美丽的诗句。 回看白居易的生命历程，是江南三月春暖花开的一生，是如诗如画风流逍遥的一生，亦是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一生。在群星璀璨的大唐诗坛，白居易是继李白和杜甫两颗巨星之后最辉煌的明星，他写下了唐代诗人里数量最多的两千八百多首诗，他出生时，李白和杜甫已经去世，纷乱的大唐，文化凋零，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他奋力擎起诗坛领袖的大旗，让中唐的诗坛不仅没有倾颓，反而独具异彩，照耀千古。他的到来，是诗坛之幸，是上天的绝妙安排，他的存在，是大唐之幸，更是人间的一缕清风。

遇见           这世界的遇见，却演绎出不同的悲欢，管仲和鲍叔牙，白居易和元稹成为千古美谈；孙膑和庞涓、韩非和李斯系同门师兄，却辜负了那一场遇见......                        管鲍之交           史记中太史公“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也印证了“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伯乐不仅要有一双慧眼，还有一个理解宽容的心，尤其是当千里马还没有显现千里马的特质，反而显现的像一只“蹩脚的驴”一样，这时不被轻视还一如既往的相信，这份懂得和相信更是难能可贵。            一个人一生也许都遇不到这样懂你的人，伯乐也只发现千里马，你没有千里马的潜力也永远不会遇到伯乐，所以，不管是千里马还是伯乐，他们相遇的机率实在是太低了，管仲和鲍叔牙是幸运的，没有鲍叔牙就没有后来的一代名相管仲，管仲和鲍叔牙注定像伯牙子期、刘备诸葛亮一样，留名青史，成为美谈，管仲的一句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让多少人心之向往，我们大多希望别人懂得自己，很少愿意去懂得别人吧，所以，能愿意去懂得别人的人才能做成伯乐，而只希望别人懂得的人只能当千里马，等着被发现......            如果，千里马遇伯乐是万分之一，那伯乐遇千里马就是千分之一，当然千里马不只一个，伯乐也不只一个，管仲和鲍叔牙的相遇除去自己有千里马和伯乐的潜质，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缘分天注定............真像绕口令，没把自己绕晕😷才好，早安，书友！新的一周，阅读愉快！                2020.12.21                        韩非之死            历史上死于自己传世之作的人，让人可惜，李煜因一首《虞美人》被赵光义找到“借口”毒死，刘希夷因一首《代悲白头翁》诗相传被其舅害死，韩非因《说难》而被秦王、李斯毒死.........这些是宿命也好，是讽刺也好，无不在警醒人们“还是不说话最安全”，可是，如果他们不写这些传世之作，我们哪能看到这么精彩绝伦的名篇，他们写这些时，也一定想不到之后暗藏的祸患，之后，他们用血浇灌了自己的“作品孩子”，他们死了，“作品孩子”永远活了，这不知道是一种“得”还是一种“失”.........长篇议论文《说难》，思维之缜密，逻辑之严谨，叙述之全面，议论之有据，让人感叹，现在还能看到这样一篇惊艳古今的议论文吗？真的很难.......           史记列传我才开始看了几个，就看到了两个遭受同门师兄残害的，韩非和李斯一起师承荀子，李斯自己认为比不上韩非，他在秦王面前陷害诽谤韩非，送毒药给韩非。孙膑曾与庞涓为同窗，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即是同门，相煎何急，也许他们也像周瑜一样感叹过“即生瑜、何生亮”，嫉妒是最不划算的行为，永远将“对手”放在了神坛之上，无法超越，庞涓临死前一句“遂成竖子之名！”，而管鲍之交成为千古美谈，鲍叔牙不嫉妒管仲之才，即便位于其下，两个人相互理解，相互提携，相互成就！                2020.12.21                    白居易和元稹           读白居易传和白诗中，我读到白居易和元稹之间大量互赠的诗文，两人相差7岁，同年登科，同年入朝为官，同年被贬，文学造诣同样深厚匹配，书信往来30余年，据说互赠诗文唱和几百首........            从诗文中可以看出，两人情比金坚，心心相印，诗句中许多场景都是在诉说相互思念之情，他们经常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做着相同的事，我在江边望月思君，他在江畔望月念君，我在残灯下读君诗卷，他在残灯下梦君惊坐起，我循墙绕柱觅君诗。他绣衣不惜拂尘看，我昨夜三回梦见君。他惟梦闲人不梦君。他们心有灵犀、惺惺相惜，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相互记挂着彼此，这是什么样的感情？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不是恋人比恋人还缠绵，一生不离不弃、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相互惦念，共度患难，这是超越友情、超越爱情之上的第几类情感？            千年后，我读着他俩的赠诗，被这份情谊深深震撼，我也曾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中体会过克利斯朵夫和挚友奥里维之间那种灵魂默契的深厚友谊，体会到被懂得的爱给生命带来的欢愉，痛失奥里维后克利斯朵夫生命被掏空的感觉完全不亚于失去爱情的痛苦。读到白居易和元稹，没想到，世上真有如此浓烈的感情，它已不是友情爱情的范畴了，它站在更高的高度，是灵魂之间的握手和相拥——“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2021.5.6

没有“君埋泉下泥销户，我寄人间雪满头”，差评[呲牙] 严肃地说，还没有完整地看过任何一位诗（词）人的作品。 对于白居易，除了著名的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之外，读到的就只有《钱塘湖春行》《大林寺桃花》之类的十分流行的诗了。当年看到金庸小说里提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很是惊艳嗟叹了一番：这么浅近的灼见却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后来又听到了郦波老师讲白居易的《结爱》，才知道白居易很大龄才结婚，是因为少年时有个刻骨铭心的爱人，因为白母的阻挠而不能在一起…… 都说白居易的诗就连纺纱的老婆婆都能听懂，平实朴素，古人的语境是古雅的文言文，所以纺纱老婆婆的古文功底要比现在的“我”强几百倍，在老婆婆听起来很好懂的诗歌在我看来却很麻烦很耗人心力，这本诗集粗粗看过一遍，除了能背几句妇孺皆知的，绝大部分的内容都看过即忘了。再买一本纸质的白居易的诗集来读吧！

本书是白居易诗作的精品选粹，收入诗近200首，都是流传久远的佳篇、代表其创作成就的力作。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孙明君的选本版本可靠，注释准确简要，所设“解读”一项概括全篇要旨和赏析诗作的艺术特点，分析细腻独到，语言流畅清新。我们可在本书中欣赏到白居易创作的精华，洵为善本。

为什么日本人偏爱白居易： 日本人据说最重白居易，我想有几个理由，第一通俗易懂。 一国的东西传到另一国，总是最通俗，最可翻译通约的部分得到传播，犹如今天说的「普世价值」。 第二物哀之美。 《长恨歌》就是物哀，繁华断灭，盛极而衰！我不知道是长恨歌影响了日本人的美学，还是日本人本来如此，故选择偏爱白居易！ 依我之见，白居易可以和李杜鼎足而三，且比李杜更世俗主流，李是神仙道家，根本不说人话，脚不点地，杜是司马迁后辈的精英知识分子，儒家道学传统，可是日本人在唐代恰恰没有学什么儒家，而只是学了物质繁富和世俗表面的美学气质，精神层面主要是搬运佛教，要到宋明之后，他们才切入朱子学，所以他们喜欢白居易，没理由喜欢杜甫，也没理由喜欢李白，日本人那种点头哈腰的i人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李白那种不着边际的调调？可以欣赏但毕竟无法效仿。 王维崇佛，开文人画先声，估计在日本是有禅僧粉丝的，不过跟李白一样，属于精英中的精英。古代学禅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到了净土宗才是目不识丁。有人就说，六祖慧能通金刚经等诸经，绝非文盲，《坛经》乃是神话编造。 日本人学白居易是情有可原的，看中国人晚清开洋，首先学的也是船坚炮利，一些物质成就，风气，然后才研究深层西方精神。 突然想，如果用金字塔结构来论，李白王维是最高级，佛道仙禅，杜甫是第二级，儒家士人的入世关怀，底层民间是白居易，新乐府居功甚伟，甚至开宋词元曲之先，中古以后的中国精神流向，全从白居易！学白居易的眼光没有错，他是最好的之一。

这是我读完的第一本诗选，当读完最后一首诗后感觉怅然若失，以下我将分点大致讲述我看完本书后的收获。 首先，看完这本书后，我发现我对于白居易的了解不仅仅只是以前学到的零零散散的诗，也不单单是文学史上那一句“白俗”。我感觉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流，真正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温度，喜乐。这本书诗的编排顺序是按照作者的年龄大小来排序的，诗集的第一首诗《江南送北客，因凭记徐州兄弟书》，这一年作者十五，而到了最后一首诗《哭刘尚书梦得》，作者已是天命之年，他最好的两个知己都已离他而去。随着他的诗，我看到他年少离家，后于宦海沉浮多年，几经飘零，由原来的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希望遇明君，为百姓做实事，到后来为避免党争，加之多年抑郁不得志，而逐渐变得随遇而安。我如同回到了唐朝，跟随着他的诗大致的看完了他的一生。以前对于他的印象小时候学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是他的“露似真珠月似弓”，长大以后，就是《长恨歌》和《琵琶行》，那时不觉得诗好，只道“背的太辛苦。”现在来看，只觉得他年少失去恋人着实不易，但是对于妻子也是体贴关怀，对于志同道合的友人也是感情真挚。在官场上，虽然几经起伏，到了晚年已经不复了年轻时候的锐意进取，但是一直在“淤泥”中保持初心，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真正的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 其次，是对于白居易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虽身为官宦，但却始终能够体察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苦，如《卖炭翁》、《纳粟》、《采地黄者》、《村居苦寒》等，都写出了底层百姓在繁重的徭役，在恶劣的自然灾害面前百姓生活的艰辛。身为朝廷大臣，他总是能够直言进谏，不惧强权的去揭露官场中的恶习，尽管因此他总是被贬。如《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为官者他已尽力做到他所能做的，但是他却总是惭愧，觉得自己愧对百姓和俸禄。如“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没有真正的仁心，是很难产生这样的感情。虽然后期诗人为了远离政治迫害，选择随遇而安，但是他却依旧在为百姓做实事。他不仅明白底层百姓之苦，难得的是，他身处封建时代，却能站在女子的立场上体量女子的苦楚，这是实属不易的，如《妇人难》，这一首诗比较有代表性的总结出来妇人的难处，要求丈夫要体谅她们的不易。还有《议婚》也打破了门第的观念，要求不能一贫富作为衡量女子的标准，再如《井底引银瓶》，站在女子的角度上劝告女孩子要“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直到如今还是有劝诫的意义。虽然，白居易的诗没有李白的才华横溢之风流，没有杜子美的格律齐整，但是他的语言浅切平易，思想深度有内涵，确实是很别具一格，自成一家。 最后总的来说，这次的读书体验是一个很棒的经历，因为第一次尝试读完一个诗人的选集，不得不说，虽然读得很粗浅，但是却有较大的收获，诗人的形象更为立体了，而不再只是一个文学史上的人物。

我喜欢白居易朴实自然的诗风，这让我觉得他很真实也很真诚，我能感受到他对于底层人民由衷的同情和怜爱，以我拙见，自古以来，一个才华横溢的能者拥有超越自我的博爱情怀和行动就足以称得上伟大，也值得让人称颂。我看见一个书友有些不合时宜地挖出了不知道是野史还是什么史的白居易的生平，大概就是说白居易嘴上（诗文中）诉说着对弱者的同情但自己却豢养年轻的家妓，并把她们悉心培养到具有一定才能的年龄后送出或卖出。且不论史事真假，也不论时代背景，就单从诗文中和有可靠史料记录下的白居易形象，我仍然喜爱这个人物形象，即使他是被有心塑造和刻意遮蔽某些缺陷所展露的形象，我也乐意接受这样一个形象，毕竟，多点真善美的体验和传承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不是要宣扬不顾历史真实，只是没有必要刻意去放大瑕疵而回避美好的一面。就像海伦凯勒所说的那样“我想的并不是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人也会犯错，而是为什么他犯的错误丝毫不会让我看低他的灵魂。”

我最喜歡的一首樂天詩《寄殷協律》好像沒錄入哎，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故補於此： 五歲優游同過日，一朝消散似浮雲。 琴詩酒伴皆拋我，雪月花時最憶君。 幾度聽雞歌白日，亦曾騎馬詠紅裙。 吳娘暮雨蕭蕭曲，自別江南更不聞。

所以说思念就是: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孤寂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悲伤与离去呢: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大雪覆盖一切吗，就像当年的雪…

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到王化、治乱、礼乐、边事、宫女诸多方面，其中写得好而且有价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那些篇章。 将这些诗作与元稹的“新题乐府”作一对比，则其成就显然高出许多。 主要表现在：其一，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 《卖炭翁》， 《苦宫市也”等等，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其二，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调。在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如《秦吉了》开篇这样写道：“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浅显流利，读来琅琅上口；诗的后半以秦吉了喻谏官，以鸡燕喻百姓，以凤凰喻君主，用寓言形式进行讽刺批判，含蓄而切当。其三，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如《上阳白发人》中间一段写那位白头宫女因被妒而“潜配上阳宫”后的生活：“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又如《井底引银瓶》最后的议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透露出强烈的悲剧气氛，引发读者的深切同情。 当然，白居易的《新乐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往住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有时贝则画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复。其二，有些诗篇所写事件，诗人本无深感，只是为了凑足五十篇之数而作所以写得枯燥乏味，如《七德舞》、《法曲歌》、《采诗官》等，大都是议论和说教的堆积。同时，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体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蕴丰厚的乐府佳作来，《新乐府》中不少作品确有一间之隔。其三，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于直露无隐，有时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诗作不够精炼含蕴。 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以至时人罕能知者；在后世则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白居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剑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勇气，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这一点，是永远值得人们钦敬的。 此书精细，收藏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