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校订本）

周平王东迁，依靠的是诸侯的力量重新建国。 从《左传》以及其它春秋史来看，周王室可以攻击诸侯，诸侯可以攻击其它诸侯，诸侯可以攻击周王室，士大夫可以攻击国君，可以说礼制失去了实行等级次序的作用。怪不得孔子说“礼崩乐坏”，实质上是权力分散。 分封诸侯，诸侯的经济独立发展，军事不受制约；诸侯再分封士大夫，士大夫依靠血缘、联姻、拉帮结派形成一股足以控制方国朝政的态势；这时候，周王室土地和人民日渐减少，经济拮据，军备捉襟见肘，控制力下降，到最后沦为形式上的共主和实质上的方国，任人宰割。 周王室最后的作用只能作为诸侯霸主的傀儡，被拿来当作旗帜以实现诸侯霸主的霸业。 一切威权的形成，都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强大的军事实力需要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而强大的经济实力需要广袤的土地和广大的人民。所以，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并不完善，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集权制”，虽然这也并不是最终的统治形态。 历史就是这样，在当时来说最好的出路，后来再看也并不是最好的。一切都在变化中前进，思考，纠正，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总的来讲，此书纲举目张，通俗易懂，许多见解具有启发性。但是，有些问题可能还是没讲清楚。 另外，本书最为精华的内容恐怕还不是童丕绳先生谈论春秋史的部分。首章《西周史略》附注之考证及附注所收崔东壁、钱宾四考论文字极精深赅博，鄙人叹为观止。

作为中国发展的原初阶段，春秋时代是非常重要的阶段，纷乱争霸的过程中，进行着民族的融合、中华文化实际疆域的扩大、经济发展下人本主义的萌芽逐渐取代宗教观念、国家兼并下的统一趋势，可以说是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在民族、疆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直到现在，全书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既在开篇讲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用精炼的篇幅介绍了各国争霸的全过程，写出了从春秋自然过度到战国时代的缘由，使得历史进程呈现出了规律性，而从规律性去看待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生活，这种收获的满足正是读史的乐趣。

时代的局限性不能避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把自己的想象作为前提，进行情绪输出，虚构西周制度性质，那就没有意义了。

目录更有参考价值，原文更多是把左传翻译的一遍

选书之前，我习惯先看看评价。一位素来严谨的朋友留下这样一句：“此书，是春秋史入门之书。”虽不知他是否真的读过，但我信他措辞的分量。 也许是期待太高，又或者因为春秋时代本就纷乱错综，初读时总觉得这本书体系不够明朗，创见也不够深，甚至精彩之处似乎只集中在第一章的附注——那里引述多家观点，史料详实，间有作者的独到判断。 可当我读到将近八成，却渐渐喜欢上它。它的好处是这样的： 一、有人说书中主体不过是对《左传》事件的转译。我未通读《左传》，很多情节也早已模糊，借此重温未必不好。那些鲜活的人物、跌宕的权谋、温情闪烁的瞬间，或是污秽动荡的乱局，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无论善恶好坏，总要亲身走一遭，才能贴近那段历史。 二、故事的串联、脉络的铺展、局势的变迁，作者其实都埋下了线索——在每章的绪论中，在事件末尾的评点里，也在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中。只是需要你主动去发现、留心、思考，才能领会其中的结构。 三、我尤其喜欢书中那些闪光的细节。作者常关注种种“开始”，而每一个“开始”，其实都是一次转折。 比如：齐桓公称霸时，曾联合周室与秦国助晋惠公即位——这是东方国家与西方黄河上游正式往来的开端。 作者亦按地域将春秋历史做了划分： 初期是黄河下游诸侯的历史（如郑庄小霸、齐桓首霸），其次是长江流域的楚国与汉东诸国，最后发展的是黄河上游的秦晋等国（它们至春秋中期才与东、南两方发生接触）。 在各方势力初初交汇渗透之处，作者都一一着墨，有所交待。 总之，这是一本耐看的书📖

同五胡十六国一样，这也是一个混乱复杂的历史时期，国家众多、征伐不休，弑君者不知凡几，权力更迭频繁。按主线来看，晋楚争霸史构成了大半个春秋史。地缘形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发展前景，晋楚秦齐四霸皆在边陲之地绝非巧合，既有扩张空间，又无四面受敌的国防压力。反观郑国，虽靠着郑庄公这位能人在春秋初期占有先机，但很快就后劲不足，作为四战之地，不仅与宋、卫长期存在冲突，而且夹在晋楚之间，被双方轮流征讨，悲剧地沦为大国竞技场。

20260107 通过对西周与春秋初期的历史背景的梳理，揭示了这一时期礼制文化的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哈哈哈 文本最后周振甫先生看作者所著“孔子的出现”实在是忍不了了的回复。 周振甫先生通篇我只有一处略有异议。（《论语》一书杂记孔子之言，初非孔子自著之书。） 用“杂记”来形容《论语》，未免过于忽视论语的编者们（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一片苦心。 《论语》并不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孔子的言行举止的记录，也不是按时间顺序来编作。而是编者们为了后世所学儒学而编作的。 《论语》的篇与篇，章与章的顺序与联系均是为了后来者更好的学习和体会儒学。 后世儒生只将《论语》作为“名人名言”来记，断章取义又如何得见道呢？ 对于作者，一个否认《春秋》《系辞传》为夫子所作，只见“史”不见“经”，只见“易”不见“常”，只见“术”不见“道”之人。何足以论？

童先生春秋史作于壮年，且值日寇侵华之国难，故大有寄托。史料可谓备矣，而史识今日看可有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