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本书由十一篇论文组成，其中“正编八篇，主要以正统论与华夷观为线索，探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嬗变；附录三篇，重点关注《四库全书总目》的源流问题”。 所谓“政治文化”，按照陈苏镇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的定义，简而言之，它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这种心态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制约作用，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等现象存在互动关系”。相对于“属于学者或政治精英”的“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则属于“群体”、“社会”或“民族”，在“精英”之外也包括“大众”。 辽金史是本书作者刘浦江教授用力最深的领域之一。而本书所收论文，却并不局限于该领域。依据他的学生邱靖嘉所作的《刘浦江先生的学术历程与治学思想》一文，这本书可以体现刘浦江教授治学的如下特色。 首先是注重“旁通之道”，即“突破断代史的藩篱”。辽金史研究“应该兼治辽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且“最好能够兼治宋史，或兼治蒙元史，或兼治民族史”。本书中的《历史是怎样写成的？——郝经雁帛书故事真相发覆》就是“一篇纯元史的作品”。 其次是“入于汉学，出于宋学”。这里所谓的“汉学”指的是“清代乾嘉以来形成的考据之学”。而“入于汉学”强调的是“一切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之上”、“唯有做实证研究才能真正进入史学的大门”。刘浦江教授“不仅熟谙宋元文献，而且还在四库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本书附录中所收的三篇论文即是例证。 而所谓“出于宋学”，就史学研究而言，指的是“研究全局性的宏观问题”与“研究跨断代、跨区域甚至跨学科的重大题材”。 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本书中所收的《“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一文。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由“五德终始”说的终结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变迁，可以看出“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作者也为“唐宋变革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他指出： “中外学界关于唐宋变革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以往的讨论所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关系的重塑，而对于政治伦理观念的变化则注意不多，本文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在这篇论文中，刘浦江教授指出： “宋儒对五运说的质疑和批判，仅仅是少数思想先行者的先知先觉罢了。在宋辽金时代，五德转移的传统观念仍顽固植根于世俗社会中，尚未退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从政治舞台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随处可见它的影响。” 他注意到了思想的不同层次，这让我想到了王汎森所说的一段话： “历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竞争或竞合前进的，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个调子，而是像一首交响曲，由很多调子在同时进行。⋯⋯我们书写历史，往往只着重当时的主调，而忽略了它还有一些复调、潜流，跟着主调同时并进、互相竞合、互相影响。⋯⋯如果忽略了被征服者、被统治者、在地人、弱者、低音者的历史，那么对主流者、统治者或胜利者的了解也不完整。当然，这些探讨必须要放在多元竞争的、多层次的历史架构（也就是我在别处所说的layers of history ）下来看，而不是误以低音部为高音部。” 本书也让我认识到，对历史应避免简单化的解释。像《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一文就批驳了“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这种“非此即彼”的“习惯性思维”，揭示出历史“微妙而错综”的面向。

中国传统上是以文化来划分华夷的，而新的外来威胁使得人们又从历史中去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将历史抹上种族革命的色彩，或者淡忘这段历史，或者认同过去的异族政权，这些不过是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下一种权宜的解释，也就是“当代”对“历史”这个小姑娘的打扮。所谓的华夷之辨，只是一种话语构建而已。政治文化的目的就是解释当代，就是在当代的知识体系下利用历史来构架合法性与权威，将“一切历史”变成“当代史”的过程。（阅读时间：2020年5月30日-6月2日；自评：8.1；推荐指数：★★★★★）

浦江先生全书八篇文章，外加三篇附录。八篇文章紧扣“正统观”，纵论魏晋至近代以来的“五德终始论”“夷夏之辨”“民族主义”等重大问题，篇篇皆是佳作，尤其以五代辽宋金时期用功最深。 第一篇深入分析唐代如何处理南北朝时期历史遗留问题，李唐承何统？虽然最终“北朝出口论”下，王朝官方最终敲定尊魏宗周的基调，但民间士人并非完全接受，南北正统之争实际呈现显著张力。 第二篇则深入分析五代正统地位的变化，从从一开始的排梁，到视五代为整体，最后又到儒学复兴运动后否定五代的绝统论。五代史观的变化反映出政治与儒学的纠缠。罗亮在《权力与正统》一书中对浦江先生的观点有进一步阐发。 第三章立足于五德终始论在宋代走向终结，揭示其背后的思想之变，虽然理学家并不反对五德终始，但理学的兴起却造成了其消亡。 第四、五、六章其实较为相同，因为关注点都在元明时期，而且皆涉及到宋统之争。宋辽金何为正统在元代基本呈现独尊宋统与南北朝论之争，而元明革命则体现为否认元统直接宋统之争。 至于最后一章则从太平天国在国民党史观中的变化出发，深入分析太平天国史在近代，尤其是国共对峙争夺革命话语之中所产生的变形。历史沦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后，所发生的种种异变，割裂历史真相，随意拼接缝合，让人触目惊心。 附录三章随与“正统与华夷”主题无关，但充分体现了浦江先生深厚的四库学功底，毕竟文献学才是治史之根基。正因为浦江先生文献学功底深厚，方能纵论魏晋至近代，既能发高明大胆之见解，又能进行精密考证以合其说。

伴随着宋朝之后似乎我们出现了一种分裂的状态，经济带南移而政治带北移，两者之间交叠之处似乎南面的物资向北，当然似乎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好处，很快就让整个国家物资流动发生了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宋辽之间的物资交换过程，后朝似乎都是非常类似的模式，只是我们认识到了正统与华夷之间的差别，其中最为典型的似乎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物资的流动似乎不完全是财富的转移过程，而是形成内在统一的过程，一种两者之间的劈裂，我们还是看到了南方大族逐渐削弱和成为了北方统治的两厢情愿的社会之中，每次发生了物资模式的中断过程也是改朝换代的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正统模式的转移还是值得思考。从我们正统中心的演化过程来说，本来在中原似乎就是无险可守的状态，而建城似乎防卫所必须的，我们很少有打出去来形成先发制人的模式，而是依靠着文化的力量来实现中心控制，但是文化似乎也在扩散，不一定从中心开始，而是各地都是可以传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政治总是在平衡效率与得失之间，如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状态，而对于经济发达来说，通过各种上贡的方式保持了稳定的发展，而且处于国家的经济主动权，同时也使得作为补偿政治弱势的一种状态。在我们清朝似乎更是如此，因为从我们对外贸易获得的白银，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南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南北大运河就是连接政治与经济的纽带。其实自己也是不断思考我们正统转移的过程，可能从地理角度角度来看我们政治中心的转移和震荡过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正统还是被非常严格的限制的，可能也是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我们的文字似乎本身就是一种护城河，使得华夷更加愿意接受正统模式。

何为正统？何为华夷？ 自秦到宋儒学复兴前，历朝历代以五德终始说为统一天下提供神学合法性，两晋南北朝之后，隋唐盛行北朝正统论宣扬自身合法性，以正闰之争尊北而抑南、尊西而抑东，主流学说都把陈排除正统王朝，建构以魏（北魏、西魏）、周、隋、唐正统王朝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正统和华夷之争实则为政治正统之争，是王朝在舆论战场上的利剑，是使天下民心归顺的法宝，所依靠的，便是文人学者学富五车的文章佳作和史书流芳。 隋唐统一帝国有效缓和了南北正闰之争，但到五代时期便混乱起来。后梁朱温和后唐李克用是世仇，而唐、晋、汉、周则都属于所谓的“代北集团”，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晋高祖石敬瑭原为后唐河东节度使，汉高祖刘知远本是后晋河东节度使，周太祖郭威出自后汉枢密使、邺都留守。 十国之中，前蜀、后蜀、吴、南唐、南汉、闽、北汉等七国都曾先后称帝。如前蜀王建就声称“承唐以金德王”，与自称金德的朱梁相颉颃。而其中的南唐，更是一度被后人视为五代十国时期天下正朔之所在。 到北宋，欧阳修的“绝统”说以及朱熹的“无统”说真正从理论上彻底颠覆了北朝正统论，倡导“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于汉人文献史料多、文化遗产丰厚，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较为落后，导致后人多站在南北宋的角度发表学说，而南北宋自然更对辽金不屑一顾，元代编史书是站在南北朝的角度还是以宋为正朔，也是争论不休，没编出个所以然。 其实明初并未对所谓华夷之辩有太大的执念，真正引起明朝士人态度转变，是土木之变和嘉靖时期。明末清初高喊的反清复明口号，其实也是以正统为王朝服务。 经过宋代正统之辨的道德洗礼之后，明清时代的政治家强调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重获取政权的手段是否正当，而不太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直接来自某一个正统的王朝。清朝尤其是乾隆，更是不在意满族的民族身份，站在大一统王朝的角度评论史今。 到民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清末革命党人，其反清口号的提出及革命纲领的逐步形成，即是直接受到明太祖《谕中原檄》的启示，明太祖竟也被神化到不知所以。 在汉民族处于强势地位、民族矛盾趋向缓和的时候，人们比较容易认同文化至上的华夷标准；而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

附录三篇四库学的考证涉及文献版本学太专业，实在看不进去。但是正文的八篇给我的启发还是很大的，那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切历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冠冕堂皇的正统礼制之下其实都是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冷冰冰的权力逻辑。也就是说，无论谁来坐江山，士人群体都能用尽各种心思把这个人论述成正统。国家强盛的时候就是怀夷远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国家衰亡快亡国灭种的时候就是种族血统民族主义。也就是在前现代乃至于1949之前，谁是官谁是匪，谁是华谁是夷的边界是相当模糊和流动的。我这人读史的方式会有些癫，文本穿透我想到了一个细节，水浒传里宋江招安后成了“皇家正统”的一员，带兵征讨田虎王庆的时候，把田虎王庆的妃嫔等屠戮殆尽。我就想到，这些所谓的妃嫔和我比较熟悉的黄昇，林黛玉，李清照，谢道韫等士人家族的古典闺秀相比，最大的隔膜也就是隔了“正统”和“僭伪”的边界，于是她们的声音，生活史，吃穿用度，才情，都在战火中化为尘埃，连进入主流史学研究的机会都没有。再想到欧内斯特盖尔纳的一个论述，有一种成功的民族主义就会有若干种失败的民族主义，虽然他的论述聚焦的是工业化时代，但是借由福柯的知识权力学推广到所有的权力关系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一个正统的闺秀背后是若干田虎王庆的妃嫔？所谓的正统很大程度上是打赢了而已，在别的生命状态上很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作为当今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勇敢站出来为历史上被打为“异端”“僭伪”“蛮夷”而被压抑，连进入主流史学视野资格都没有的千千万万生命，大胆发声。

所谓正统，可能是一种观念，涉及到王朝的法理性和合法性。五德学说涉及到王朝的代际传承以及王朝之间的合法性继承。 那么这套正统论的对象会是谁？旧王朝的知识分子，新王朝的知识分子。所谓正统观念，本身就是需要一定的知识门槛才能够去懂，正统论也可以说是写给后来人的。 而隋代的正统，从隋朝的意识形态来看，是建构在继承北朝的正统之上，而唐代的法统优继承自隋朝，那么很显然在她们的史书中，很有可能就会尊北抑南。而很多时候史书的撰写者所表现出的倾向，不是他本人的形象，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 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其基本立场是尊北而抑南、尊西而抑东，是以建构魏（北魏、西魏）、周、隋、唐正统王朝体系为核心的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南北朝之前的正统很显然是晋，而魏承晋统就成了当时的人们解决正统性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后来出现了魏承宋统，这也是当时人们试图解决隋唐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之一。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论，除了讲求国家法统的合法性之外，华夏种族的血统和儒家文化的道统也同样是很被看重的因素。在隋唐时代，面对北朝法统的继承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威和话语霸权，仍有不少汉族士人始终坚守着南朝正统的固有信念。 具体采用哪种正统的说法，视当时的政治势力和政治需要而决定。但是很显然，由南北朝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而引起的正闰之争，关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在隋唐士人阶层中存在着广泛而持久的争议。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对于正统的来源还是有较大的分歧，虽然说都倾向于认同本王朝为正统，但是这个正统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很多人还是有不一样的看法的。 而华夷之辩是南北对峙时期，南方朝廷为了确立自身的法统合理性和正统性提出来的。而北方的政权也客观上存在这种情况，只不过在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南方是正统。可以想见北方，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统，必然逃脱不了华夷之辨这一问题。 但是进入隋唐大一统王朝时期，华夷之辨就不利于国家统治，因此就需要弥合南方和北方的这种分歧。 而同理，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的历史，就无异于承认其正统地位，但唐朝统治者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他们撰修了前朝的史书，但是并不承认对方是正统，这本身就是南北统一所带来的一种副产品。史书撰写者的政治立场本身就是其所在朝代政治立场的一种反映，当南北对峙加强的时候，那么史官笔下自然而然就会强调南北的差异，当王朝统一时，那么史官就会淡化王朝南北的差异。 在汉民族处于强势地位、民族矛盾趋向缓和的时候，人们比较容易认同文化至上的华夷标准；而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华夷之辨不同标准的使用，完全是和当时的民族矛盾相对应的。 而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发展，南北之争日趋淡化，人们更多的是从大一统王朝的角度来思考正统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南方或者北方。 南北之争，可能是政治形态之争，可能是文化主体之争，可能是价值立场之争，不过南北之争确实是反映了当时朝代人们的一些观念和倾向以及政治立场。 宋代一开始对五代正统持肯定态度，但是后来又对五代正统持否定态度，这个和宋代儒学的复兴有关。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改变了传统的正统观念。（但是为什么以道德观念为准则的正统论会兴起呢？是不是和宋代面临其他王朝的挑战有关系？他们必须要强化自己的道德，因为他们纸面上的实力并不占多少优势）五德终始说的终结消解了五代正统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时代环境的变迁使得确立五代正统不再具有现实需要。宋初树立五代正统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一方面是因为赵氏篡周，政权来路不正，容易让人质疑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天下尚未统一，赵宋政权是否第六个短命王朝也还是一个疑问，这又很难让人相信它的正统性。在这样一种局促不安的政治环境之下，树立五代正统以解决宋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自然是极为紧迫的一件事情。到了仁宗以后，时移世变，赵宋王朝的正统性已经不容置疑，五代正闰不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可以看到，人们对待五德学说的不同态度，还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需要有关系。 新的外族威胁的出现，促使汉人在心理上和文化上更加认同于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新的异族的出现，而原来的异族就慢慢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了。 宋代以后，正统观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正统认为王朝要有正统，是要从一个已经正统的王朝手里接过政权，而新的正统观念则认为需要取得政权的手段恰当，这样才是正统。个人严重怀疑，这可能是宋代面临其他政权的威胁，需要给自己洗白。而且五代十国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家也太过麻烦，那还不如直接给自己寻找一个新的出口。而且宋代儒学为什么会复兴呢？是因为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还是其他原因呢？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又是为什么呢？宋代只能是新儒学的兴起，五运说在慢慢丧失影响力，但是新旧文化之间的交替，并不是一时的，五运说直到元朝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间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 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程度不断加深，那么其学习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程度也会不断加深，少数民族政权不断汉化那么他们便逐渐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正统理论。因为他们要统治汉人，而且他们要同汉族王朝去争夺正统性，要解决自身的正统问题。 而一些历史事件，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人的政治倾向以及当时的政治氛围。雁帛书事件就是这样子。成宗大德七年至九年间（1303—1305），时任翰林直学士的郭贯为了促成郝经的封赠而杜撰了雁帛书故事，至于郭贯为何要选择延祐年间来制造雁帛书事件，以及这个事件为何能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显然与仁宗一朝特殊的政治氛围有关。众所周知，自李璮之乱后，世祖推行汉法的政策发生了明显转向，汉人儒士渐被疏远，因此郝经死后长期没有获得朝廷表彰并不奇怪。直至仁宗即位以后，这种局面才有了明显变化。仁宗有意以儒治国，尊用儒术，优礼儒臣，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形成所谓“延祐儒治”的政治局面，故元人盛赞“我朝用儒，于斯为盛”。郭贯对于当时这种崇文优儒的风气感触尤深，因为他本人就曾有过切身体验。后人特别看重此事所体现的“尊礼儒臣”的象征意义，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下，郝经的价值才逐渐得到了重视和承认。郭贯之所以要在延祐五年人为制造一个“雁帛书事件”，一方面可能是为褒扬郝经的忠贞气节进一步造势，另一方面可能也希望借此表达“延祐儒治”下的士人心曲。同时，因为这个故事的内容非常适合延祐年间的政治气候，正好迎合了当时朝廷君臣追求儒治的政治倾向，所以它能够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郝经雁帛书故事终于迎来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由此可见，一件历史事件的成功记载和这个事件背后的天时地利人和是分不开的。天时，宋仁宗朝格外重视儒学，儒学兴起。人和：郭贯力倡此事。地利：郝经本人的经历。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契合了当时儒学发展的需要。 明人民族情绪之高涨，大抵是15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这与当时的内外形势和民族冲突自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明代元，大抵还是阶级战争，而阶级战争被抹上民族战争的色彩则和后来时代的发展有关系。明代士人对元明革命的重新解读，奠定了后来历史书写的基本框架，而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思潮，则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清末的革命党们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去寻找历史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他们对元明之代进行了加工。 抗日战争时期，又有人借元明之代去激发人们对于抗日的热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关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以及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再次向我们诠释了这一命题。 康、雍、乾以来长期实行的思想钳制和文化高压政策，导致汉族士人和一般百姓普遍存在无端的自我压抑倾向，因此不难理解，麻木不仁的民族意识是乾嘉士人的一种心理常态；而凌廷堪等少数士人所持的异端正统论，则可以说是身处这种特殊的时代氛围之中，由于长期的自我压抑而形成的某种心理变态的产物。而思想钳制和高压政策是不是可以看成异族统治者对于自己统治的不自信？鼓倡异端正统论的人是不是由于自己出身相对边缘，想靠这个去博出一条出路？ 经过清末革命党人的竭力鼓吹，辛亥革命后，人们对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逐渐形成了共识。自三民主义提出之日起，太平天国革命就被认为是其民族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民国以后，这一观点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元明革命，都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内涵，它们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始于明中叶以后，在长期面临“北虏”之患的时代背景下，元明鼎革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并且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氛围，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至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标签，则可以说是清末革命党人一手打造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 1930年代的曾国藩热：曾国藩的价值之所以被重新发现和承认，主要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立场转变造成的——因为这一转型在意识形态上主要表现为有意识地继承同治中兴的遗产。

自启蒙运动以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进入了理性化的时代，用韦伯所言就是以往笼罩在人类“眼睛”上的面纱被扯去了，整个世界在向人类缓缓展示出一副真实的面孔，整个世界被“祛魅”了。在此滚滚大势之下，历史学的研究也“究天”之学转为一种实证的科学研究，对历史的认识、对档案材料的选取也往往以今人的“科学”眼光来裁断，以往史书中提到的谶纬术数、祥瑞灾异等也往往被认为是古人用来愚弄大众的一种迷信，对其研究多有忽略。其实，对尚未走出神秘思想笼罩的古人而言，这些现象并不如我们今人所以为的那样无足轻重，这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方法或征兆，这就是古人的“科学”真理。尤其这些现象往往与政治关联紧密，对于治政治史者着实不可忽视，也是我们今人理解古人政治逻辑的一个重要视角。 本书就是刘浦江老师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刘老师紧紧围绕“王朝正统”这个主题，探讨了中古时期各王朝政权对本朝德运的辨别与争执、两宋之际“德运说”的终结以及元明清时期的王朝正统讨论与古代“民族革命”说的建构。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刘老师史料搜集丰富、推理论证逻辑清晰，对于“正统论”的讨论显示出对古代政治文化深刻的认识，也对我们理解古人的政治文化起到了启发作用，实在是后人研究“王朝正统”“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不可不读的作品。 可惜天不假年，刘老师实在离去的太早，否在在理解古代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必可看到刘老师更多有卓识的研究成果。

在我刚开始学习古代史也就是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一种说法是「南宋之后中国就断代了」。（毕竟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某些边疆夷族称帝的时代是我们的高光时刻。）但那个时候对文化的理解还很浅薄，读到这本书脑子里的弦又续上了。从五代十国到太平天国，传统文化观始终在流动中嬗变，深奥正是它魅力的一部分。

秦汉以后，五德终始说成为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 隋唐时代主流的正统论可称为北朝正统论。这是由于周隋禅代、隋唐相承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隋唐国家意识形态始终是建立在继承北朝法统基础之上的。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指的是以西晋、魏（北魏、西魏）、周、隋、唐一脉相承。 从理论上彻底颠覆北朝正统论的是欧阳修的绝统说，以及朱熹的无统说。宋代的儒学复兴是延续千余年的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宣告终结，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 宋代的正统学说与前代的很大不同之处，就是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正统的标准被归结为两点，即所谓“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 宋儒推崇道德旨趣的正统观念对世道人心的影响，要到明清时代才看得比较清楚。在五运说的全盛时期，政治家强调得天下以正，这个正不是指手段的正当，而是指来路的正统，即看重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故或以前代之血胤为正，或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或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历代德运之争，大抵都在政权的承继关系上做文章，正统主要取决于政权的来历。 经过宋代正统之变的道德洗礼之后，明清时代的政治家强调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重政权获取的手段是否正当，而不太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直接来自于某一个正统的王朝 。 自秦汉以来，确定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符谶，二是德运，三是封禅，四是传国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起于宋代：欧阳修对五运说的批判，宋学对谶纬的排斥，封禅的意义受到质疑，传国玺的价值遭到否定，这一切都发端于北宋中期。11世纪的北宋中期发生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元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是由宋代所决定的。唐宋分属两个时代，而宋、元、明、清则同属于一脉相承的一个历史单元。 明代士人对元明革命的重新解读，奠定了后来历史书写的基本框架，而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思潮，则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清末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以光复中华相号召，故推翻蒙元政权的明太祖理所当然的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 今天看来，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元明革命，都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内涵，它们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始于明中叶以后，在长期面对北虏之患的时代背景之下，元明鼎革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并且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氛围，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至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标签，则可以说是清末革命党人一手打造的。孙中山在创立兴中会以前，就将朱元璋、洪秀全二人尊称为历史上的民族革命英雄，而朱元璋更因胜利达成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伟大革命目标而受到格外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