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文化精神的演变

看完《祥瑞》一书后，决定重新读一遍此书，尽管很久以前读过，不过一来没有读完，二来时间太久，一些细节已经记忆模糊。 此次是一口气读完的，作者比较了前汉后汉儒生的政治态度，认为前汉儒生保持着传统儒家从道不从君，致君尧舜上的理想，用圣人之道，规范现实的君主。而当儒生心目中的“圣人”王莽真的当了皇帝，结果却是让儒生无比尴尬，天下不仅未因“圣王”而臻至太平，而且还引起了巨大混乱。所以后汉儒生再也不敢像其前辈那样，对政治提出理想主义颠覆性的变革主张。班彪做《王命论》，用前汉作为汉家天下批判武器的谶纬之学变为论证刘汉家天下神圣性的资源从外戚到儒臣都变得畏畏缩缩，将刘汉看做是天命所归，只能恭行天命，不敢有批评之声。后汉儒生逐渐变得狭隘而平庸，太平时以歌颂为事，衰乱际以保身保家为务，再无先儒公天下之弘毅气象。所以作者将前汉归纳成“圣王”之道，也就是以圣人之道规范现实君主；后汉是“王圣”之学，即如何将现实的君王直接办成圣人。归纳的虽不中不远矣！ 相比《祥瑞》一书，比书对两汉思想的底蕴深很多，其对两汉经学，如《白虎通》，《公羊解诂》以及刘歆，桓谭，王充，王符的著作都有非常精要的理解，这也是这本书最有可读价值的地方。以它为线索，寻相关典籍阅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但是，这本书的问题也很突出。第一，也是最大的问题，这本书的文人气太重，对两汉尤其是后汉政治的根本问题并未把握到位。后汉儒生和前汉儒生最大的区别，不在精神状态上，而在社会地位上。后汉处光武，明，章，和四帝（和帝还短命）外，皇权之彰尚不如前汉之成，哀，皇族经济上，文化上，家世上，社会名誉上皆不如累世经学，就连政治上，皇权在外戚和宦官之间危如累卵，尚需这些儒生不断论证以维持其合法性（作者简单地将这个说成是只知歌颂，不知批判）。在当时的情况下儒生无论从现实的政治需要还是从个人身家来讲，批判皇权会成为其当务之急吗？ 其次，作者对很多经典的解释，并不能产生太强的说服力。如对董仲舒《春秋繁露》与何休《解诂》，说后者三统三世说相比董氏更加偏向于神化王权。至少我没看出来。书中这种情况很多，有兴趣可直接读本书后三章。 第三，作者虽然对儒生道德理想主义的梳空迂阔有所批判。但他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对皇权的规范和制约。这就限于理论上的专制—民主的理论滥调，从而忽视了当时历史的真实发生和发展，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至少对于后汉儒臣那里，对具体的皇帝进行权力制约，这是南辕北辙的想法，他们甚至认为应该振兴皇权，汉末王符也好，仲长统也罢，甚至希望利用法家思想来限制大族，伸张皇权。至于作为抽象的皇权，对于后汉儒生来说，他们可能根本不会这样抽象思考问题，即使想到，也并非当务之急。 最后，作者书中无论是在行文还是引述中，都无意间透漏出对具体政治事务（行政）的漠视甚至轻视。认为儒生专注于此是小道。这恰恰是儒生空梳迂阔的原因之一，具体事务一无所知，却想在重大政治生活中拥有话语权，这是文人的通病（无论中西）。当然理想也是必要的，但需要有个平衡，不能空论理想，但也不能只顾实务。文人的呆气，工匠的锐气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并不值得过于提倡。这点我比较喜欢王夫之的看法，道在器中，势到不得不然之处方是理之所在。 另外，我对现在研究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中的王权批判并不是很认同。第一，这是理论优先，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上面已说到。第二，王权主义批判，但其实质效果却和王权张扬一样。将王权说成破坏一切是无限的专制独裁和把王权说成无所不能，为所欲为效果是一样的。结果只能加重社会对权力的无限崇拜，这应该并不是这些作者的初衷吧。 总之，这本书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功力还是挺深厚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都很高。但作者的视野略微有些狭隘，所以，其论述之处，个别见解并非高明。

王充，则主要羡慕桓谭的文采，吸收桓谭对巫怪灾异的清澈健朗之思想，至于其中的“兴治”之意则被忽略了。璨如珍珠的思想结晶只有寂寞和散亡的命运，这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作者观点比较明显，不会带来太多“难防”的误导，选取的史料基本上能够佐证其观点，在经学上也确实有所了解，作为一本入门作我想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