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中国纪行

1894年，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生莫理循，不会说中文，没有翻译，自上海沿长江到重庆，然后徒步经由现在的盐津、昭通、会泽、昆明、楚雄、大理、腾冲、德宏等地进入缅甸最终到达仰光，一路沿途记事，写成此书。 这本书是了解清末中国西南社会的重要材料，作者记录了清末西南中国的山川风物、饮食文化、官僚结构、传教活动、妇女地位、鸦片问题、杀婴问题、人口贩卖、刑罚尺度等社会问题并尝试以自己的视角做出讨论。作者最后指出，统治着中国的衰败的外族王朝——满清王朝将会被推翻，就在莫里循旅行结束之后不久，甲午中日海战爆发，中国惨败，古老帝国的命运旋即跌入谷底。当然作者的体验并不是完全的，其认为英国内阁报告中说明滋长在中国西部的反洋情绪与自己的无阻的旅行体验相悖，五年之后，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东部爆发，并蔓延至全国。 “我们一直坚持认为，中国人是一股好战势力，就他们现在的样子，我们还要继续这样认为多久？中国的士兵人数多，耐受力强，在良好指挥下沉着勇敢，吃最少的食物配额却干最繁重的活，这一能力非人类的任何其他种族所能及，他们的这些潜力是惊人的。但是他们不发展，他们原地不动，他们向后看而不向前看，他们生活在过去。他们不愿相信，他们的祖先用来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武器，已经不适合用来引领今天的战争。即使日本迫使中国接受条款，那些并不促进中国进步的条款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日本对中国取得的这种胜利，会震动其他国家，却震动不了中国，而且对人口数量巨大的中国来说，事情的影响微乎其微。假设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损失了两万人，一天之内又有两万人降生在大清帝国。我完全肯定，在发生战事的直接邻近地区以外，除了官员，全体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有战争（或者按他们的说法叫启衅）在进行。中国在未来不久将开始陷入麻烦，严重的麻烦，因为目前统治着中国的衰败的外族王朝——满清王朝——将被推翻，将有一个汉人皇帝登临中国的王位，这一刻很快就会临近。”

最近集中读了几本老外写的中国游记，哈利弗兰科的《百年前的中国》、莫理循的《1894，中国纪行》、保罗索鲁的《搭火车旅行记》、罗伯特福琼的《两访中国茶乡》以及葛烈腾的《天堂之下》。 遥远的中国，熟悉又陌生，追随老外的视角，就像坐着时光机穿梭在不同时代的故国。 有两个明显的分界，福琼和莫理循笔下的中国比哈利弗兰科和葛烈腾笔下的中国明显是不同。前者发生在1845年和1894年，后者差不多在1920年。但1894年前的中国更接近我们队古代中国的想象，贫穷、愚昧但是宁静、祥和，人们的生活总体而言是自足的，福琼在写杭州的时候，还屡屡充满艳羡，“大街上高视阔步的杭州人都穿着丝绸、缎子、绉纱一类的衣服”，城市富裕奢华，有6万人从事丝织业；莫理循从上海溯江至重庆，再由宜宾而至缅甸，行程1700英里，对沿途山川风物赞美有加，所见的苦力、商人、教民、士兵也都彬彬有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性情的不同，哈利弗兰科笔下的中国看起来要糟糕不少，脏、弃婴、狡诈，到处是乱坟，传教士们也装腔作势、高高在上。仅仅只是20年时间，已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了。短短20年，恰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震荡的20年，在莫理循这趟远行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即告爆发，耻辱性的失败彻底打碎了老大帝国的仅有的幻觉，原有的伦理和秩序开始瓦解，城市扩张、列强横行，价值崩塌，上下无所适从。 保罗索鲁第二次来中国旅行的时候，是1986年，改开刚有起色，人们的自我意识正从绝对的桎梏中开始苏醒，躁动、野蛮，却充满青春气息，生活仍然清贫，但未来扑面而来，城市的英语角、夜校的补习班以及恢复活力的知识分子，人们很快忘记了那场十年浩劫给予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把所有的不幸归咎于四人集团，然后愉快地再次上路。 从罗伯特福琼到保罗索鲁，再往后还有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跨越170年，芸芸众生，如蝼蚁一般，被历史的浪涛掀起落下，不变的是讨生活的韧劲和意志，历史怎样变迁，生存的使命始终不变，活着，争取比别人活得更好。其余，并不重要。

作者的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调侃和调笑，挺让人不舒服的，好在他主要还是就事论事，也不是太针对某一种文化共同体，至少比船坚炮利的调戏要温和的多，所以也就不必太愤懑不平了。何况他讽喻最多的是鸦片，这个作用于神经而漫延到精神的尤物实在也是要不得。我们现在几乎铲除了地面上的鸦片，至于精神的流毒的肃清，还需要假以时日。今天是元旦，是个说吉利话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共同体树大根深，肯定是未来可期，况且春天也不远了。 巴蜀之地多以女人当家，羌人摩梭人尤遗留母系氏族之风俗，大概是这里山水纵横，移居没有那么便宜，守成守业，原本是女性更为专长。男人职责多为防卫、狩猎，以至于茶马商旅，船工纤夫，心中惴惴然，既无恒产也无恒心了！ 现在在川渝湘黔的一些风景区，还能见到"滑竿″，依旧只是两竿架一椅，又是四手(肩)并举，在甲骨文中"兴"(興)字就是这个样子，真是个老传统。我曾问过抬滑竿的乡民这名字的来历，听上去好像不太安全，他们说竹竿虽滑，但绑缚的结实，弹性十足，轻捷矫健，如在山路上滑行。这些人大多开朗谐趣，虽然总感觉是在苦中作乐，但我佩服他们的通达和坚韧。兴邦安国本来应该是那些坐在别人肩膀上的肉食者的事，但从"兴"字的原初意义上看，天下兴亡，还真的是这些肩手并用的匹夫们的责任。 昭通的原名叫乌蒙。西汉时，设朱提县、南广县、堂琅县。三国蜀丞相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南方已定"之后设朱提郡。这里也是乌蒙山的北端，但乌蒙本来是遥远的乌蒙部落的名字，应该就是唐时的乌蛮或乌夷，在南诏和大理时期就用做地名了。清雍正九年才改叫昭通的，民国《昭通县志稿》：鄂尔泰“奏请皇上赐名昭通，举前世乌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者易而宣通，则公之所以大造于斯郡者，诚千万世型仁讲义之勋，而非仅一时除残禁暴之绩也，此昭通之所由名也”。但从"乌蒙″到"昭通"可不是轻而易举。改土归流是踏破了许多脑袋的。 大理传国也有三百多年，虽然分成前理后理，让我惊讶的是段氏“国王共传22主，其中七人禅位为僧，一主被废为僧”，甚至大理国的官吏都从佛教徒中选拔。近三分之一的国王能禅位，虽然有为情势所迫者，但还是能守住青灯古佛，应该也不那么激烈或决绝，而儒法治国者的权力欲望就要大得多了，不是把持朝政，至死不放手，就是弑父杀兄求上位的，我们崇尚的尧舜禅让的故事，终究只是传说。

非常好的个人游记。作者莫理循，放在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莫理循综合素养、眼界与能力，确实属于断层式领先，哪怕换成本土身份，也是当时顶层水准。 一、先看硬底子：教育背景碾压同时代绝大多数国人 莫理循是正经西方精英教育出身： 1. 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专业，拿到医学博士学位，系统接受自然科学、逻辑学、人文通识训练。彼时中国主流还是科举体系，读书人深耕四书五经，几乎没有近代科学、系统逻辑思维，知识结构完全脱节。 2. 精通多门语言，读写能力极强，写作、思辨、信息整合都是职业水准。晚清能做到熟练运用外语、兼具书面表达与现场观察的本土人才，寥寥无几，且大多集中在通商口岸极小圈子里。 单纯论知识体系、学习能力、认知框架，他已经甩开了九成以上传统士人。 二、“行万里路”：阅历与视野不在一个维度 1. 环球游历打底 在1894年深入中国西南之前，他已经走遍大洋洲、东南亚多地，见过不同文明、社会形态，是全球视野。而晚清普通读书人、官员，活动范围大多局限在本省、周边府县，很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乡土，对外部世界全然无知。 2. 深度沉浸式考察 他不是走马观花观光，而是徒步穿越险地，直面底层民生、地方治理、民俗弊病（鸦片、瘴疫、基层生计等），还会主动观察社会运转逻辑。这种带着思考的实地调研能力，当时国内只有少数驻外使节、早期维新派具备，属于稀缺能力。 三、综合能力：从旅行者到记者、顾问，全程体现顶级素养 1. 纪实写作：1894游记细节饱满、叙事客观、观察入微，放到晚清文坛，也是第一流的纪实文笔； 2. 情报与舆论把控：后来执掌《泰晤士报》驻华报道，精准研判时局，玩转国际舆论，在“二十一条”、一战、巴黎和会等事件里，运作能力远超同期很多北洋官员； 3. 政治判断力：反对帝制、力主参战、维护国家利权，格局和远见，胜过不少身居高位的政客。 四、补充客观视角 1. 差距本质是时代与文明代差 不是单纯“个人聪明”，而是近代西方教育体系、社会环境，赋予了他这套能力。晚清整体社会、教育、资讯、交通全面落后，天然限制了本土人才的成长上限。 2. 并非全能碾压 他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不通古文、不深谙官场潜规则，这是短板。但放到近代化、全球化、现代实务能力这个赛道里，他就是当时的“顶流”。

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看晚清时期的民生状况，虽然作者具有很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许多言论带有偏见，当然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导致的。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应更多放在他对于当时中国晚清的社会的描写和感受，以及他在中国旅行的这段时间所经历的风土人情，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去了解那个时代民生现状以及访土人情，总而言之，作者的语言有时候相当讽刺幽默，译者的翻译水平也很高，这种译制作品好不好看，六分在原作，四分在翻译。在此也要对其表示感谢，可以翻译出如此优秀的一部作品。

2022年八月读完实体，翻译的书名叫《1894年，我在中国看见的》。今录入微读。 此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让我们借百年前的外国人之眼去目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光景。能够忍受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的长距离徒步旅行，此人已经完成了一个壮举。 尽管此书的作者会站在传教士、殖民者的立场去描绘、说明他的所见所闻，我认为他已尽量用客观的语言来记录。诚然，其中不乏反讽的口吻，只不过他讽的对象很多，不仅仅是当时的中国。 “爱具体的人”这句话说得不错，于我而言，还须加上后半句，恨抽象之事。莫理循的确认为中国人是异教徒，是“蛮族”的国家，可他亦说此处是文明古国。他同情雇佣的苦力，亦将其中一些人当作友善的旅伴。当然，在途中休息中转之际，遇到其他传教士总是令他开怀放松的，毕竟他乡遇故知。 有一件事颠覆了我的认知。当时全国各地都种植鸦片，这东西在人们眼里已经见怪不怪。因为它是慢性的，人们在短时间内感受不到威胁，才会有那么多人还闭着眼。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国家的生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持久。（现在还有人的思想留在大清呢）正如当下的也门，举国上下都在嚼阿拉伯茶，国家经济岌岌可危，如此荒谬，似乎也不会就此忽然崩溃。当时百姓的麻木，或许正是那世道的生存法则吧……当然，我并没有肯定此事的意思。此书写明了当时人们对罂粟的态度，部分有识之士想要改变现状，但阻挠他们的不仅是当时打开市场的英国，更有本土的既得利益者。 过去的宗教，在这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它教人忍耐，逆来顺受，试图解释人世间之困窘、苦难都有其缘由，使人认命地麻痹自己。文中“中国女人的地位大体令人‘满意’，但它决不是西方女人会向往的。”这句，是当时人们将自己的遭遇合理化而生的“满意”，无力改变世界的弱者只能麻木接受。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见过光明。现在的我们，是绝对无法容忍当时非人的待遇的。

此书也许因是翻译本的关系，好些段句较难理解甚至无法理解，旅行游记必然是零散的感觉。之所以推荐，它是一本完全是外国（英国）人写的，以外国人的眼光和观点见证了中国十九世纪末中国人生存的落后情境，其真实性可比中国人写的历史来的真实，不看不知道，看了令人不敢相信。

《1894，中国纪行》这本书中有许多看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写四川种植鸦片之盛，不但彻底挤跑了英国鸦片烟土，还可以向其他省份输出鸦片，这里让我对当年林则徐禁烟失败，有了更为深入剖析，作为当时一般地方官商，在鸦片贩卖中获取大量收益，他们对禁烟是心里反对，阳奉阴违，再加上英国直接发动战争，打败了清王朝，最后烟土种植贩卖简直成为一种产业了，在清末出现一次大饥荒，也是土地被用于大量种植鸦片而粮食产生欠缺，终究酿成巨变！ 莫里循在云南的游历，就是为英国进一步侵略占有云南而探路，想想那时中国真的处在存亡十字路口！ 结合《我的曾祖左宗棠》来看，正反对比，相当强烈，英俄法忘我之心，此起彼伏！左公在与林则徐交往过程中，深刻洞见危机！也正有左公带来一帮有血性的湖南子弟东征西讨，新疆才能收回，台湾才能抗法成功，友谊关才能大捷！

一百多年过去了，如果现在有一个英联邦国家的人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一次同样的旅行，又会发生些什么故事呢？

值得一看，可以了解云南地理地貌风土人情 以及当时的人文特点，重要的是相对真实。对于作者反复提及的麻木愚昧野蛮。确实，都吃不饱怎么能够文明礼貌呢？！衣食足知礼，但可以看出善良热情勤劳的根本特性。相信作者知道他们的历史，因为他曾经提到，当他们的祖先还是丛林野兽时（比如公元前60年，凯撒的高卢战记说看到的人样的碧眼野兽），东边的西汉已是礼仪之邦，欧的发展是1492后，建立在侵略美洲澳洲的基础上，才迎来大发展，按作者的看法，这才是强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