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

强烈推荐此书： 这是一部4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的演变史。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史前文化，一路走过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到唐宋元明清，也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走到大一统的清朝。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古人们是如何突破语言、宗教、习俗的隔阂，互相理解，互相学习，最终塑造了中国的呢？ “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是指哪里？又有何不同？为什么多个朝代的和亲献贡策略会时不时地失效呢，游牧民族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匈奴龙庭不停迁移？鲜卑人创立的北魏为何执意迁都洛阳？安禄山造反是草原各势力博弈的结果？金朝皇帝还会被大臣打板子，谁才是谁的主子？华夏的“任督二脉”是大运河打通的吗？ 本书从多个角度观察对中国历史走向影响巨大的华夏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数千年的碰撞、互动、融合过程，尤其强调了两种文明如何协调自身，如何呼应对方，如何选择文明“”方向，如何不断演进，最后融合成璀璨耀眼的中华文明。这是一部宏大的中华历史作品，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来处，从而更好地理解国家、民族和未来。

我觉得是让我重新更加全面地看待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本书。虽然没有列出引用的文献，很多论证逻辑不够完善或者太绝对，但我觉得依然是很棒的一本书，好像把以前我所学到的中国历史里那阴影的一面展示了出来，并且全面的分析了中国的古代史。 以前我的历史认知里，对中原王朝、农耕文明之外的游牧文明了解非常少，甚至分不清他们的名字——汉朝是匈奴，到了唐朝是突厥，然后又是蒙古、满洲，名字不停的变，又都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学校的教材里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怎么来的，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共同点好像就是都频繁的侵扰边境，好像就是不爱好和平，和我们不是一类人。包括两个很重要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大元和大清，我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强大，也不了解他们是如何去统治一个多民族、多区域的庞大国家。这些疑问，我原本都没有深入的视角。 这本书帮我建立起了更全面的历史观。关于古代游牧民族，它让我形成了两个重要意识： 第一，在火器时代和工业时代以前，草原和农耕区的冲突是永恒的。草原民族拥有更好的马匹，带来了更高的武力值，同时他们永远依赖我们的粮食、铁器、布匹。地理环境造成的这种特性差异，制造了无尽的冲突。 第二，相比侵略，游牧民族其实反而更想要和平、更渴望稳定。他们希望中原王朝或农耕文明能有一个稳定的领头者，这样他们就可以持续获取财富。对他们来说，获得财富远比攻城略地重要。目的是获得财富，最棒的手段是开展贸易，其次是朝贡体系，最次才是武装侵略。反过来，农耕文明似乎更关注占领土地——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产方式需要更多耕地。而对游牧民族而言，非草原的土地没有太大用处，他们需要的是那些土地产出的财富。我觉得这个思维方式的差异我还蛮意外的，草原文明似乎更像是现在我们熟知的西方海洋文明的思维方式。 书中还提到一些在传统历史教材里较少涉及的著名改革，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以及满清为什么要大力推行藏传佛教、蒙古为什么信奉藏传佛教。我对这些有了比较清晰、全面的认识。宗教在我国，尤其是清朝，同样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不只是欧洲才有宗教影响边疆地区，我们的边疆治理中，宗教也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我对古代政治策略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古代中原王朝对草原势力的分化、让他们互相制衡，这让我联想到大英帝国。我觉得海洋文明和草原文明很像：它们更倾向于获取财富、开展商贸，而不是占领实际土地；同时也会用武力来保障贸易。本质上，古代是农耕文明对抗武力值更高、依赖商贸的草原文明，而今天变成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抗——这种永恒冲突的模式依然存在。 在民族问题上，我也有一些思考。看书评时常看到很多争论。我觉得很多时候只是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同，不能双标。我们享受清朝创造的巨大疆域，就不能一边觉得这是“我们”的领土，视其为理所当然，另一边又在骂清朝不好的地方的时候把它视为“别人”。好像光荣是我们的、坏事全是他们的。既然我们把这段历史看作自己的一部分，就要共同面对。如果那片疆域是我们应得的，那清朝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只能说是内部问题，而不能视他们为“异族”或“他者”，我觉得有点双标。 总之，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以及一个全新的看待中国古代历史的视角。最近也有体验骑马，真实的感受草原文化。期待接下来去大同、去锡林郭勒看元上都，以及去坝上骑马的旅行，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草原文明。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有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原上草的坚韧正象征着古代以来的草原民族，他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磨练了生存意志，每隔几百年就会敲击一次欧亚大陆。 李绅《锄禾》中有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中原是农耕民族，勤奋刻苦是我们农耕民族的基本特征，为华夏文明创造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经过几千年的不断融合与塑造，应了管道升《我侬词》的话： 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从此华夏再无农耕与草原的战争冲突，实现了更大更广阔意义上的大一统，草中有禾，禾中含草，不可分割。

第810期 | 我们对游牧文明有什么误解？ 2019年9月17日摘抄于得到app，版权归得到所有。 策划人：李子旸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今天我给你介绍一本书，中信出版的新书，波音老师的《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咱们得到里面有精排版的电子书。 这书名里面有两个字，草，野草的草，禾，禾苗的禾。这是两个象征物了，说的当然就是农耕和游牧，这两种文明方式。为什么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纠正了我们的一个观念。 晚清的李鸿章有一句话很有名，他说，这西方人来了，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听惯了这句话，难免就有一个心理暗示，让我们对古代中国有一个想象，本来中国就是一个安静的山村，日升月落，男耕女织，现在西方人来了，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哪里是这么回事？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自古多灾多难，近代的大变局出现之前，是一个更久远，更残酷的文明冲突和融合过程，那就是游牧和农耕的冲突。波音老师的这本书就是讲这个过程的。看完了之后，更新了我很多观念。 比如，请问，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那个在前？一般的理解是，游牧文明比较简单，农耕文明比较复杂，所以，游牧出现在前，农耕出现在后。不对，事实正好相反。 你想，在农耕和游牧这两种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人类靠什么生存？女的采集，男的狩猎，大自然就是我们的粮仓啊，饿了就去取啊。植物摘了带回家，动物打死带回家。后来，人类对植物和动物的认识水平都提高了，出去找，就不如自己养了。自己养植物，这就是农耕；自己养动物，这就是畜牧。 那农耕和畜牧，又是哪个在前呢？ 应该是农耕。因为种子种下去，并不需要人看守，早期甚至也没有什么除草施肥这些复杂的操作，基本是靠天收。但是畜牧不一样，得有很稳定的定居生活，才能把动物圈起来，每天还得照顾，要求的技术水平比较高。而且，只有农耕水平到了一定程度，才有剩余的粮食来养动物，有点肉吃，提高点生活水平。 但是请注意：刚才我们讲的，不论是农耕还是畜牧，这时候没有游牧。只有当定居到了一定的水平，动物也驯化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因为气候等等一系列变化，或者一部分人觉得，把草弄回家给动物吃，还不如赶着动物去吃草，然后才发明了逐水草而居，游牧生活方式这才分化了出来。所以你看，先有农耕后有游牧，这个发育顺序，和我们原来想当然的看法，正好相反。 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游牧文明后来集中到了长城以北的地带呢？就是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 刚开始可能是混居的。后来，游牧文明发现他们更适应草原。为啥？可不是因为草原上有草。 看看地图就知道了。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面积足有5000多万平方千米。在这片巨大的陆地中央偏北，有一条欧亚草原带。从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开始，到黑海北岸，向东，穿过中亚，一直到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跨度上万公里。这条草原带，在中国的这部分，也就是阿尔泰山、天山到大兴安岭之间，几乎是一马平川。 可以假想一下，我是一个先秦时代的人，我要是从北京一带，走到杭州一带，距离大概1500公里，但是太难走了。我要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每走一段，气候都不一样，植被和作物也不一样，社会环境也不一样。所以游牧民族不可能在中原一带走。 但是如果我骑马从大兴安岭脚下的草原向西跑1500公里，那就很爽了。我不必为马匹准备饲料，随处都是草场。一句话，南北方向的迁徙路线要比在草原带东西方向迁徙困难多了。 而且一旦一些大型动物，比如马、牛、骆驼驯化成功后，草原就变得更诱人了，因为这些动物可以作为草原上的运输工具，甚至可以和人类一起并肩作战，让狩猎变得更加有效率。这个时候，游牧生活就正式诞生了。 你看这个过程：不是有了草原才有了游牧。而是游牧的人最终选择了草原。这个因果关系也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那又有了一个问题：游牧文化是比农耕文化落后吗？答案又是一个“不”。 别的不说，就拿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来说，游牧文化是有优势的。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草原深处的那些早期文化的墓葬，打开之后发现文明水平一点也不低，甚至比中原文明更高。原因也很简单，从世界范围来看，西亚文明当时是领先的。铁的冶炼和使用、小麦种植、马车等等，都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那传播通道当然是，先从西亚传入北方草原，再从北方草原传入中原。 想想也是，游牧者对环境的敏感性要比农耕文明高得多。周边发生了什么事，天气是否有变化，附近是否有强盗，是否有野兽等等，最好都能心中有数。而且，游牧者自给自足的能力差，更需要商人，更能获得远方的信息。所以，如果回到几千年前，谁的文明水平比较高，还真是不好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其实是没有后来的那种鄙视链的。 后来的鄙视链是怎么形成的？除了文明水平的差距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原文明有自己的文字，而且有着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连贯的历史记载。农耕和游牧在历史上的碰撞和融合，我们这些后人听到的，其实都是一面之词。都是农耕文明自己记载的：游牧民族如何野蛮和凶残，农耕文明如何文明和善良， 一方沉默，一方说话，几千年下来，我们只能是这么个印象。 波音老师的这本《草与禾》就是想提醒我们两点： 第一，农耕和游牧，长城南河北，从来就不是两个文明。他们在源头上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后来才分居的兄弟。 第二，《二十四史》记载下来的历史，只是整个中国史的一半。另一半的草原史，因为没有连贯的历史记载，他们故事，连同他们的道理和委屈，都被历史的烟尘隐去了。但是，就算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知道，游牧民族就在中华文明之内。虽然看不到，记载也很少。因为没有游牧民族，中原的农耕文化根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比如说，中国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知道：内部凝聚，从来是要靠外部压力。就像现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在抗日战争这个残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年的中国概念，也是因为一场惨祸。那就是公元前771年，西戎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然后周平王东迁洛阳。 现在我们说起这段故事，已经变成了很香艳的“烽火戏诸侯”了。但是在那代人的心中，这和后来的“靖康之耻”“甲午战争”差不多，那是创巨痛深的历史故事。 我们学春秋那段历史的时候，有句话可能一直觉得很奇怪。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是因为他打出了一个旗号，叫“尊王攘夷”。尊王，好理解，就是号召大家尊重周天子。而攘夷呢？代表华夏和夷狄死磕。奇怪，他的齐国，不是在山东吗？他和那些游牧民族发生了多少大战，又能赢得了多少尊敬？历史记载有一些痕迹，但是都语焉不详了。反正后来孔子评价齐桓公和辅佐他的管仲的时候，说了一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我们就要变成夷狄了。你看，那代人记得他的功勋，主要是他们和异族之间的战功。 但是现在我们说起齐桓公和管仲，甭管是小说还是影视剧，都是他们怎么搞内斗，怎么在中原争霸，甚至怎么首创妓院，都是更有名的故事了。说明我们现在心目中的历史，已经是被扭曲了，残缺了一半的历史了。 那把游牧文明放进来，摆脱了中原文明的单一视角，我们又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呢？明天我们接着聊。 罗辑思维，明天见。

要有文明优越性的自信 自1840年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蹂躏之后，知识精英们对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逐渐丧失了自信。在工业文明的技术优势面前，他们甚至开始对游牧民族卑躬屈膝。本书也秉承了类似的观点，虽然聚焦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但却强调了草原文明的文明程度并不逊色于传统中原文明，只是他们没有文字流传作为记载，有内藤湖南的影子。 我认为，作者忽略了粮食和人口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性，首先应该承认农耕民族就是比游牧民族先进，因为农耕社会在食物生产效率上比游牧民族高，有利于人口的繁殖，这是不争的事实。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段往事，我小时候宣传《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救护生产队的羊羔而冻伤的故事。当时我们小孩子很天真羡慕的问大人，牧民是不是每天都能吃肉呀？如同现在的孩子觉得农村多好，每天可以吃到自己养的新鲜鸡蛋，家禽和猪肉，因为自己养的嘛。 实际上，畜牧业的产出转化率相较于农耕种粮食的效率较低。牧民们舍不得食用牲畜所生产的肉蛋奶等产品，往往需要用它们去换取粮食。这让我想起了与青岛崂山渔民的交谈，他们回忆起儿时的艰辛，需要背负着鱼干前往内地换取粮食。在棉花尚未广泛种植的时代，御寒也是一大难题，因此关外地区的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人们在生存压力之下，被迫成为强盗以抢劫为生。 此外，本书关于商朝青铜鼎铸造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文化的论述，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误解。在当时，青铜器并不仅仅是文化输出的象征，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体现。青铜器的问世，代表着当时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冶炼技术(需要高达千度以上的高温),从而锻造出了锋利的武器和坚固的铠甲。然而，大型冶炼过程对于原料和燃料的需求极为庞大，这只有在农耕定居的社会中才能够得到充分满足，因为这种社会拥有充足的人力来采集丰富的燃料和原料，而游牧部族则难以满足这些要求。因此，青铜鼎的铸造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资源和人力的优势所形成的综合实力展示。 在农耕社会中，粮食的储藏成为了一种可能。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的放牧模式并不具备定居的条件，有时甚至不得不淘汰老弱病残，导致经验无法传承和积累。只有当农耕社会形成定居并发展出城市时，足够的人口才能支持阶级分化的出现。随着阶级分化的发展，教育和文化得以兴起，进而催生了文字的出现，使得知识得以积累。正是这一系列的演变过程，最终促成了高度文明的发展。 在此，我们暂且不谈西方所谓的伪史论，而是根据现有的西方正史来看，地中海文明的罗马帝国正是在适宜发展农业的亚丁宁半岛崛起，从而积累发展出城市和文明。世界现存的三大文明源流——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皆是建立在农耕社会这一基础之上的。 中原王朝长期以来对草原民族的侵扰，一直难以找到与对方决战的机会。深入大漠后，后勤补给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直到清朝时期，才找到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宗教的力量。乾隆皇帝曾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这句话意味着，通过建立喇嘛庙这样的宗教设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游牧民族的力量，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原王朝的统治。 草原民族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贡献，是新鲜血液，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游牧民族身处恶劣的生存环境，却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强悍的个体实力，一旦接触到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如马镫、铁器刀剑、火药、攻城机械等),便如同虎狼添翼，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无论是鲜卑、隋唐、蒙古还是满清，这些北方的新鲜血液都在中原技术的滋养下，得以崛起，颠覆旧有秩序，横扫天下，但应该充分认识到是野蛮摧毁文明，每个王朝的覆灭（宋，明和清）都伴随大量文化和文物的毁灭，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彪悍的开国氏族都难以逃脱三代衰落的命运。当一个朝代走过了140年，战斗力退化，但会发展灿烂的文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再苟延残喘100年，基本上就意味着改朝换代的时刻即将到来。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创新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本来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也非常推荐，但是作者的有些观点实在无法认同。 “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中国人背后的词含义丰富，我们在说“我是中国人”时，是说自己是华夏子孙，是在历史里缔造这个民族的三皇五帝、唐宗宋祖，是文人墨客，是琴棋书画，是君臣父子，是推己及人，是齐生死一物我，是忽必烈，也是朱元璋，还有亭台楼阁、长江大河。 我完全认同作者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从草与禾的融合来看待。中国或者华夏代指的，是以上所有融合后的产物。并且草原文化也有其先进性、创造性、独特性，特别是其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力量与对待商业的态度。 但是中国的根，到底是什么，这些灿烂的文化遗产又是怎么创造并且保留下来的。我认为把草原文化放到完全与农耕文化对等的地位，有失偏颇，尤其是对于商朝青铜器工艺来自西方的阐述，字里行间还有贬我扬人的态度！！ 中华文明能一代代创造并传承，与我们的特有的地缘政治、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就是这一方土地上的人，由于上述原因，创造出来以农为本的体系，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人类是否会冲出地球，世界是否会重启，都要回到农耕形式上来。 在我心目中，农耕文化永远优于草原文化与海洋文化！！ 农耕文化是创造，是和平！草原与海洋文化是交易，是扩张！！ 我们需要好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本书视角独特，不同于传统的史学叙事，值得一看，当然，也有不少皇汉的拥趸，觉得贬低了传统华夏的地位。 文明，是历史的产物，是一定物质条件的产物，必然是一定地理条件限制下的产物。 中华文明就在几千年的草与禾的斗争中不停的融合，不停的发展，铸就了不朽的辉煌。 今天，我们面临着传统的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激荡与斗争，回望历史，我们必须秉持开放的心态，拥抱变革而不是拒绝变革，在曲折的全球化历程中勇立潮头，把我们的文明传承好、建设好，是我们这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对历史的贡献、对人类的贡献。任何唯我独尊的念头，孤立封闭的做法，只会导致自身的衰落。 20多年前，我们视世贸组织为洪水猛兽，如今，特朗普已经把美国的大门关上，这就是攻守之势异也。在如今变革的关口上，我们一方面对外开放的大门要打开，另一方面，对内开放的壁垒更要革除，真正做到公平公正的市场条件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聚天下精华，铸就和平繁荣的千秋基业！

前些年曾读过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国史》，高先生已经指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看那个“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的华夏历史，那就只看到了中国史中的一半——汉族视角的那一半。高先生的书叙述了对中国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另一半——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书中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的互动，和与战，交流与融合，有时候对汉族政权的一场败仗仿佛推倒多米诺骨牌，会引发从北亚到欧洲的一串连锁反应……但那本书的重点毕竟在于把少数民族作为中国史的主角推向前台。我们还必须读波音先生的这本《草与禾》，才能清晰地看到那条历史的脉络和那片宏观的图景：北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究竟是怎样熔铸成今天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特征，怎样初步接触，怎样反复互动，怎样尝试了单一华夏政权、单一草原政权，分别以华夏和草原文化为主体的混合政权，直至大一统政权，虽然屡屡统一失败，但融合终归是历史的大势。这本书所提供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是极其有价值的。推荐阅读。

文明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融合之路步步递进，也反反复复。推动文明融合的幕后力量，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一方，而是十分复杂的。华夏自身在不断演进，草原自身也在不断演进。同时，对于文明融合来说更重要的是，华夏与草原面对彼此时，也在不断调适自己的战略。

可读，宋之前可看，进入元明清后作者历史立场就歪了，一个人是环境，文化，教育的共同产物，作为蒙古族作者对征服王朝具有美化倾向，相对的也夸大了元朝的历史地位，在描述元朝和清朝时，书中倾向于强调其“天下一家”的包容性，而对于征服过程中带来的巨大破坏、民族压迫政策（如元朝的四等人制、清朝的剃发易服）则轻描淡写。为了强化草与禾的二元对立观点，青藏高原的吐蕃（藏系文明）、西南的山地民族以及沿海的海洋文明，在书中被严重边缘化或完全忽略。这种“非草即禾”的二分法，实际上抹杀了中国多民族融合中的其他重要维度。另外作者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满篇都是可能不可能之类的推测性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