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人性中的天使》核心观点是：人性并非被自私主导，合作、共情、利他等“天使性”是人类演化中形成的核心本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点： 1. 颠覆“人性自私”论：反驳“人性本恶”“自私是生存唯一法则”的观点，指出人类在演化中，除了竞争，更发展出合作互助的生存策略。 2. 解析“天使性”的来源：从生物学（基因倾向）、心理学（共情能力）、社会学（社会规范）等角度，论证利他、公平、宽恕等“天使特质”的科学依据和形成机制。 3. 探讨“天使性”的实践价值：说明个体如何培养自身的善意，以及社会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如激励机制）激发群体的“天使性”，以应对冲突、促进共同繁荣。 说实话，我并不认同“人类暴力会随文明发展持续下降”的说法，觉得暴力从未真正消失，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演变出了各具特色的形态，从古代的部落冲突、近代的战争，到现代的局部对抗等，其根源、发生场景和表现形式虽变，但本质未减，没法用“下降”简单概括。而且现在所谓的相对和平，并非文明自然带来的稳定，更像是核武器威慑下形成的脆弱“微平衡”，是靠威慑维系的特殊阶段，只是暴力的代价大小罢了。 至于人性中所谓的“善良、共情、公平感”，我也不觉得是纯粹的本能向善，反倒认为它们源于基因自我选择、自我保护的利己本能——人们表现出这些，核心是怕自己遭遇分配不均、利益受损，是从自我角度考量，而非真正的纯粹利他或出于真善美。对于未来，我也不看好暴力会延续“下降”趋势，若各国因经济、国际地位等产生发展矛盾，“囚徒困境”可能会让大家倾向“先下手为强”，届时爆发的暴力或许会比以往更具毁灭性。不过，即便带着这样的悲观底色，在接触相关书籍时，我也能认可作者逻辑的合理性，只是觉得其观点偏于乐观，推测作者或许是想借这份乐观鼓舞他人、推动世界向好，而我自己习惯带着质疑视角看书，即便书中部分观点与我的认知有偏差，也确实为我的悲观心态增添了些许乐观因素 。 是适合我看的一本书。 附上书本简概内容，以备日后回忆。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 第1章 陌生的国度：描述了史前人类、荷马时代的希腊、希伯来《圣经》时期、罗马帝国和早期基督徒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暴力水平，展现了人类历史上暴力的存在和表现形式。 第2章 平靖进程：指出人类从狩猎、采集和园艺社会向农耕文明过渡时，无政府自然状态下的常规劫掠和打杀减少，暴力死亡下降到原来的1/5，这一和平阶段被称为“平靖进程”。 第3章 文明进程：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10-50倍，作者将这一暴力下降趋势称为“文明进程”，认为中央集权大国的形成以及商贸发展的架构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4章 人道主义革命：探讨了17和18世纪“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推动废除专制、奴隶制、决斗、严刑逼供等暴力形式，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即“人道主义革命”。 第5章 长期和平：二战结束后，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这一时期被称为“长期和平”，作者分析了长期和平的根源。 第6章 新和平：自1989年冷战结束，各种武力冲突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下降，尽管从新闻报道中难以察觉，但这一趋势被作者称为“新和平”。 第7章 权利革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战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的暴力侵犯和虐待动物等较小规模的侵犯行为越来越反感，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等人权概念的延伸逐一登场，作者将此阶段称为“权利革命”。 第8章 心魔：剖析了将人类推向暴力的“五个心魔”，包括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和意识形态，指出侵犯性是多种受环境触变、内在逻辑、神经生物基础以及社会分布形态影响的心理系统的共同产物。 第9章 善良天使：阐述了将人类带离暴力的“四位善良天使”，即移情、自制、道德感和理性。移情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自制使我们能抑制冲动，道德感将规则和戒律神圣化以约束行为，理性则引导我们超脱有限视角，思索改善生活的途径。 第10章 让天使引导我们：总结全书观点，提出对未来的展望。作者指出，国家和司法垄断武力使用、商业发展、女性赋权、世界主义的力量以及知识和理性的作用等外生力量，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动机，驱使暴力成倍下降。

平克以跨学科数据论证：人类暴力在发生率、残酷性、死亡占比上呈长期下降，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关键在于文明与制度激活“善良天使”、抑制暴力心魔。 美国的行为证明战争暴力成为必不可少。

平克的书，都很长，但读起来不累，原因是他超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本书对暴力下降的论述相当硬核，尤其是N多的统计学图表，让人不得不相信。 但我始终对这一结论表示怀疑，为何？原因是我看不到人类的未来，即便今天的我们手持智能机，即将进入AI时代。我认为人类心智跟5000年的祖先没有差别，虽然有了强有力的利维坦和蓬勃的全球贸易，但文化和思想的偏见却毫无改善。尤其是当今世代，全球的思想被西方主导，而西方的文化和思想里埋藏着血腥与毁灭。 相信平克的人性善良天使论，就如看着后视镜开车，危险的很。这让我想起黑天鹅和火鸡问题，感恩节的时候，火鸡们永远不知道，美好的生活在感恩节的时候戛然而止，而且将要付出覆灭的非对称代价。与其相信平克的观点，不如相信塔勒布的哲学。这个世界是凸性的，非对称风险无处不在，未来是不确定的，人类的科技越发达，就距离整体覆灭越近 。 人类如果按照现在的状况一直沉沦下去，要不了多久，核大战必然发生。将会摧毁当今的一切，空留一时繁华。还好，现在的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文化和担当，不知道天人合一的体认文化将会怎样塑造整个人类，最重要是西方主子们也不认可我们的文化，确切的说，他们看不懂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遮蔽性。 能拯救人类的只有东方思想，这是关于体认的思想，是关于心的文化；而西方的思想是关于思辨的，是关于脑的文化。 当今的大部分同胞都沉浸在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迷恋之中，看不到儒释道三家的学问底层，更看不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西方化的结果只有一条，共同覆灭。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最大的一个改观在于我内心暴力形象的彻底转变，内心关于暴力一团模糊混乱的认知，逐渐有了架构、骨肉、甚至是它本身的形象和逻辑，暴力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我也不再惧怕暴力本身和我身体内涌动的类似冲动。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暴力彻底让我感到迷惑的，可能是某桩匪夷所思的新闻，某件成长过程中从天而降的糟糕事件，面对暴力的发生，你会觉得难以去信赖和理解人类，更深的，作为人类一份子，会觉得我又是怎么样的存在，把情感当成一件完全感性的东西很明显是不容易的，你总是会感觉到感情背后那一套套沉默不语的神秘东西。 说真的，看完这本书长舒一口气，觉得自己可真是较真，当然作者本人要更较真一些，这种感觉就是，我和作者两个人彼此拉开小板凳，一个拿出小黑板和计算器，一个拿出小本本开始记·······（skr） 归零，作者一摁键，从非常远古的时代就开始讲起，霍布斯陷阱/利维坦模型/博弈论/脑科学/数据统计/建模/心理学探索，当他说出一个非常随意的名词，似乎全球人都知道的那种，那就要小心了，这是诡计，因为你一查就会在百度上找到一个足以持续震撼十分钟的概念，奥姆真理教/恒河猴实验/萨德侯爵/滴流画/海兔/乌比刚湖效应/熵……我很惊奇，一个人得活多久修炼成什么级别，才会对这么多知识有这么庞大和清晰的整理。 根据这本书的观点来讲，我们正生活在暴力新闻的诱导中，为了引起我们神经的兴奋，媒体建造那些危机四伏的新闻，但实际上从数据统计上来看，暴力事件是正在减少的，人们总喜欢对过去抱有怀念，可能是因为单纯的掌控感吧，人们会想，梦会唐朝，修建大唐不夜城，但因为安史之乱没有视频没有前线记者送来第一新闻，所以人们很难想到，大唐的辉煌败落时必有惨痛的过程 ，安史之乱的死亡人数和程度排列在世界前十······ 这么一想，我觉得一直笼罩在被拐卖割器官的恐惧中的我，终于能大胆一点了哈哈哈 除非少数的凶杀案具有明确目的，更多的案件起于一时冲动，可能是停车场的剐蹭，可能是文化造成的偏见，暴力案的双方都是普通人。而最让人纳闷的希特勒，令人无法接受的，他也可能抱着一种看似光明的愿望。 书中很多观点，对于人的认知都是一种解构重塑，实在让人惊奇。 最后获益匪浅的，我可能再也不会觉得撸起袖子干架彻底击败谁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了，也不会觉得使用暴力的人是纯粹的邪恶，影响因素已经孕育了N年，它本身变成了一个复杂难解的事情，当你看完这本书后，暴力会变为本身的样子，就仅仅是暴力这个东西而已，对于体内的善意和同情也变为了本身的样子，就仅仅是一种情感而已。 我依然觉得，每个人黑白皆藏，善恶皆有，区别在于逻辑体系的思考和选择，我们选择了暴力或者善良，是人砍倒了树，而不是斧头。

1，对暴力变化趋势是在上升还是下降的判断也离不开我们对人性的理解。虽然基于生物学的人性理论通常将暴力视为宿命，心智白板论认为暴力是后天生成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类之初的自然状态和人类历史进程的开端？觉得暴力在增加的人认为，我们创造的世界已经毒化了人类自身，而且很可能已经无法逆转；而觉得暴力在减少的人认为，我们的起点确实很低，但文明将我们引向崇高，我们可以期望这一向上的进程将会持续下去。 2，暴力的逻辑 达尔文的理论告诉我们，生命为什么具有现在的特质——不仅是机体的特质，还有决定其行为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动机。《物种起源》出版150年之后，自然选择论在实验室和野外得到大量证实，并被来自数学和科学新领域的思想充实，从而形成了对生命世界的一套系统的新理解。这些领域包括遗传学，它解释了使自然选择成为可能的复制因子；还包括博弈论，它勾画出在一个存在其他智能主体的世界里，各有追求的单个主体的命运。 为什么进化竟然允许一个生命寻求伤害其他生命？答案并非如“适者生存”所说的那样简单。《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显然认为，人们对司空见惯的生命世界往往缺乏反思，他力图通过结合了遗传学和博弈论的现代进化生物学，帮助他的读者增加对生命世界的理解。他要读者将动物想象成按照他们的基因设计的“生存机器”（基因是在演化进程中唯一不断地复制自己的主体），然后推想这些生存机器会如何演化。 对于某个生存机器来说，另一个生存机器（不是前者的子女，也不是其他近亲）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就像一块岩石、一条河流或一块面包也属于它的环境一样。这个充当环境的生存机器可以制造麻烦，但也能够被加以利用。它同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往往会还击。因为它也是机器，拥有寄托着其未来的不朽基因，而且为了保存这些基因，它也不惜赴汤蹈火。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能够控制其生存机器并充分利用环境的基因，包括充分利用相同和不同物种的其他生存机器。 任何人，只要见过鹰撕碎欧椋鸟，成群的蚊虫叮在一匹马身上，或者艾滋病毒渐渐地吞噬一个男子的性命，就会对生存机器冷酷地利用其他生存机器的方式有第一手的观察。在大部分生命世界里，暴力是默认选项，是某种不需要解释的存在。当受害者属于其他物种时，我们将进攻的一方称为捕食者或者寄生虫，但受害者也可以是同一物种。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都有杀婴、手足相残、同类相食、强奸、致命伤害这样的记录。 道金斯还措辞谨慎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然界中不存在大规模的血腥杀戮。首先，动物不倾向于伤害自己的近亲，因为任何促使动物伤害亲族的基因，都极有可能伤害亲族体内所携带的自己的基因副本，所以自然选择过程淘汰了有自伤害倾向的基因。更重要的是，道金斯指出，与岩石和河流不同，生物倾向于反击。任何一个进化出暴力倾向的生物体，其所属物种中的其他成员也必然（在平均水平上）进化出同等的暴力能力。如果你攻击你的同类，你的对手可以和你一样强壮、一样好斗，而且装备同样的武器和防卫手段。攻击同类会伤及自身，是一种极有力的选择压力，它排斥了不加选择的进攻和消耗，也排除了暴力的“压力”释放说和大多数民间暴力理论，比如嗜血、死亡愿望、杀手本能，以及对毁灭的渴望、索求和冲动。进化中的暴力选择永远是策略性的。物竞天择的结果是，生物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暴力。智能物种特别具有辨识力，他们巨大的脑容量不仅让他们能够计算进化全过程的平均胜算，而且能够精确计算特定情况下的成本收益。 当同一智能物种的成员间关系进入暴力逻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霍布斯的自然世界。《利维坦》中有一段名言，霍布斯用简短的篇幅分析了暴力的动机。他的分析至今无人能超越： 因此，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发现存在三个造成争吵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人们攻击他人的第一个原因是求利，第二个原因是求安全，第三个原因是求名誉。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奴役他人、他人的妻子儿女和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第三种情形下，则是由于一些琐事，比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以及任何轻视他们的迹象，无论是直接指向他们本人，或是针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字。 霍布斯认为，竞争是能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今天认为竞争是进化过程固有的组成。谁能够将竞争者逐离有限的资源，如食物、水和理想领地，谁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机会繁衍，在数量上超过竞争者；谁能够适应这一竞争，谁就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 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妻子”也是男人应该竞争的一种资源。在大多数动物中，雌性动物在后代身上的投资都大于雄性。对哺乳动物而言，这一点更加显著，母亲在体内孕育后代，并在孩子出生后照顾他们。一个雄性可以和数个雌性交配，以增加繁衍后代的数量——同时可能让其他雄性没有后代。而雌性即使和多个雄性交配，也无法增加生育的数量。因此，在许多物种中，包括人类，雌性的生育能力就是稀缺资源，成为雄性竞争的对象。但所有这些并不等于说，人是由基因控制的机器，强奸和攻击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原谅的，妇女只是被动的性感战利品，人都是试图尽可能多地生养孩子；也不等于说，人不受文化的制约。这些观点都是对性选择论的误解。 争斗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自信。在霍布斯的时代，缺乏自信意味着“恐惧”，而不是“羞怯”。第二个原因是前一个原因的结果：竞争产生恐惧。如果你有理由怀疑你的邻居，感觉他蓄意将你从竞争中铲除，就是说，要杀死你，那你自然会想到要先发制人，抢先干掉邻居，从而保护自己。即使你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人，只要你不想放弃，不想被杀，你就会感到要去杀人的诱惑。悲剧在于，你的竞争者也完全可能因同样的计算而忧心如焚，尽管他也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善良之辈。事实上，就算他知道你本来无意冒犯，他还是有正当的理由忧虑，他会认为你满心疑窦，担心他将要伤害你，因此准备消灭他；而你也有同样先下手为强的动机。以此类推，无限循环。政治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做过一个类比，持枪的屋主和持枪的窃贼，为避免自己被射杀，都有先开火的动机。这一悖论有时被称为“霍布斯陷阱”，在国际关系领域，则被称作“安全困境”。 智能主体怎样才能让自己摆脱霍布斯陷阱？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威慑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准备充分，挺住初次打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项可靠的威慑政策会打消竞争对手出于谋利而进行侵犯的动机，因为回击产生的成本可以抵消进攻的全部预期收益。同样，因为你承诺不会率先动手，对手失去了出于恐惧而进行侵犯的动机。更重要的是，因为威慑消除了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动机，也就减少了对先发制人的需要。威慑政策的关键在于威胁报复的可信度。如果你的对手认为第一次打击就足以消灭你，他当然没有理由担忧报复。如果对手认为，一旦发生攻击，你有可能理性地克制报复行动，那他就会利用你的理性攻击你且不受惩罚。你只有持守承诺，不暴露软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锱铢必较，唯此威慑政策才会有效。因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些许小事——一个字眼儿、一声冷笑或任何一点点轻蔑的迹象，都能够引发争端。霍布斯称之为“光荣”，常用的说法是“荣誉”，而最准确的用词应该是“信誉”。威慑只能用暴力威胁来遏制暴力，因此这一政策能够确保的和平是非常脆弱的。各方必须对任何失敬的信号，哪怕是非暴力的轻蔑，做出宣示实力的暴力反应，因此，一种暴力行为可能导致另一种暴力行为，进入无休无止的复仇循环。自利偏差是人性的一项主要特征，这一特征让各方相信自己的暴力是正当的报复行为，而对方的暴力是无端挑衅。 霍布斯的分析适用于无政府状态的生活。他的著作的标题指出了摆脱困境的途径：利维坦，即君主制或者其他体现民意并垄断武力使用权的政府权威。利维坦通过处罚侵犯行为，抑制了侵犯的动力，从而化解了先发制人的焦虑，也打消了每个人为证明自己的决心而时刻准备出手的紧张感。因为利维坦是一个公正无私的第三方。利维坦的逻辑，在每一个暴力行为中，都有三个利害关系人：侵犯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三方都有暴力动机：侵犯者要捕获受害者，受害者要进行报复，而旁观者要尽量减少另外两方争斗产生的连带伤害。两个参战者之间的暴力可以称为战争，旁观者压制参战者的暴力可以称为法律。简而言之，利维坦理论就是法律好过战争。 因为没有资料，人们可以随意揣测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当然很快也会有人提出相反的理论。霍布斯的对手是出生于瑞士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他的观点是：“没有什么（人）能够比处于原始状态更温和……野蛮人的例子……似乎确证人类本来应永远停留在这一状态，以后的种种改进……都是指向物种的衰败。” 虽然霍布斯和卢梭的哲学远比“混乱残暴短命”对“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简单概括更深奥精妙，但他们对自然状态下的生命抱有的成见引发了长久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序言中所说，以生物理论解释暴力导致宿命论，而浪漫人性论则对人类充满乐观，这两种观点都是本末倒置。 3， 乔治·奥威尔最早提出这一构想：“统治的秘密就是将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和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能力结合起来。” 自欺是一种奇特的理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一种叫作“自我”的东西，同时是欺骗者和被欺骗者。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人们很容易陷入自利偏差，比如肉铺的秤，总是有误差，而且总是对肉铺有利。但是，要证明人们的自欺倾向并非易事。 在人们评判他人行为和评判自己行为的标准之间，存在一个差距，这就是典型的自利性偏差。 自利者真的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公平的吗？或者，只是他们大脑中的一个有意识的“政治公关”告诉他们要这样说，还有一个下意识的“自我”明白什么才是真实的？为了找到答案，心理学家设计抑制有意识思维，他们要求一组实验参与者在评估实验，包括裁决他们（或其他人）的行为是否公平的同时，牢记一个七位数的数字。在有意识思维被分神的情况下，可怕的实情显露了出来：参与者对自己的评判与对他人的一样严厉。这印证了特里弗斯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真相是一直存在的。 虽然认识人类自身不完美的真相属于我们最痛苦的经验——弗洛伊德有一整套防卫机制来推迟这可怕的时刻，这些手段包括否认、压抑、揣测和反向形成——但是，至少在原则上，认识我们自身的真相还是有可能的。它也许需要嘲讽，需要争论，需要时间，需要被分神，但是，人有能力认识到自己不是永远正确的。说到底，我们还是不能在自欺这个问题上自我欺骗。 一旦人认识到我们心理上这种宿命的怪癖，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看起来都变了个样子。不仅是每一个争端都有来自两个方面不同的故事，而且双方都坚信自己的版本，也就是说，双方都坚信自己是无辜的、长期受到侵犯的受害者，而另一方是邪恶和危险的虐待狂。各方都有自己对事实的历史描述和数据，并对之坚信不疑。 比如： • 十字军是宗教理想主义的浪潮，虽然有一些过分行为，但它给世界留下了文化交流的硕果。十字军是一系列针对犹太社区的暴行，是欧洲漫长反犹历史的组成部分。十字军是对穆斯林家园的野蛮入侵，是基督教侮辱穆斯林的漫长历史的发端。 • 美国内战是废除邪恶奴隶制的必经之路，它保护了一个以自由和平等立国的国家。美国内战是中央集权的权力争夺战，目的是要摧毁南方的传统生活方式。 敌对双方的分歧不仅在于他们各自相互竞争的说辞，还在于他们量度历史的历法，以及在他们的记忆中事件重要性的顺序。冲突的受害者是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和记忆的耕耘人，而施暴者则是实用主义者，坚定地立足于当下。本来，我们一贯认为历史的记忆是好事情，但是每到历史事件被牢记为一块无法愈合的伤口而呼唤平反的时候，它很可能就是在召唤暴力。“牢记珍珠港！”以及“牢记‘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些口号不是在建议人们重温历史，而是战斗的号角，带领美国人介入战争。 与受害者过多的记忆相反，施暴者的记忆往往太少。一次冲突事件，无论是室友为学年论文吵架，还是国家发动世界大战，事件的各方都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并且还有历史记录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历史记录中的一些内容很可能是一些弥天大谎，也很可能只是由于偏见省略了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实，同时神化了另一些陈年旧账。现实令人不安，因为我们认识到，就分歧而言，对方很可能是对的。我们很可能过于自以为是，将会彼此攻击对方坚信不疑的立场，没有人会尊重对方，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得见对方自欺欺人的弱点。 比如，今天几乎没有美国人会非议“最伟大的一代”参加正义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当重读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的历史性演讲，我们仍然会感到某种不安。这篇演讲是受害者控诉的典范。演讲中可以找到全部鲍迈斯特实验的元素对记忆的痴迷（“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受害者的无辜（“美国与那个国家一向和平相处”），入侵行动的疯狂和残暴（“这种卑鄙和怯懦的进攻”），伤亡的惨重程度（“昨天对夏威夷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很多美国人失去了生命”）和报复的正当性（“美国人民一定要以自己的正义力量赢得……”）。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响亮的言辞，从最好的角度看，也是似真非真。美国已经对日本实行严厉的石油和机械禁运，并预计到日本可能发动袭击，保证了尽量小的军队伤亡，最后则是因为在珍珠港丧失的2500人而牺牲了10万美国人的生命，将无辜的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最后的胜利还是通过燃烧弹和原子弹才取得的。扔在日本平民头上的原子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战争罪行。 在没有合适的第三方出面质疑孰是孰非的那些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戴上心理学家的眼镜，看看恶魔是如何觉得自己是有德之士的。不过，戴上这副眼镜，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当你看到“试试从希特勒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时，千万留心你的血压——此外也可以从本·拉登的角度。然而，即使是希特勒，也像所有有感知的生命一样，有自己的观点。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道德高尚的。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未曾料想的突然战败，并得出结论：战败原因是内部敌人的背叛。他对战后协约国谋杀式的食品封锁和报复性的战争赔款义愤填膺，他还见识过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混乱和街头暴乱。而且希特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自己的道德观，相信英雄式的献身能够带来千年盛世。

说实话，本书我并没有真的看完。原因很简单：本书是采用大量数据的堆叠，来为作者的结论——也就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做辅助证据。而其数据只统计肉体层面的暴力、凶杀率、战争发生的概率等，所以在这个维度上，作者对暴力的定义比较单一，并没有将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隐性暴力，也就是精神暴力和更宏大的结构性暴力纳入其中。 现实中，家庭中的语言暴力与情感操控、社会结构性压力与分配不公、消费主义文化将人工具化的压迫和自我价值否定、以及无处不在的网络精神攻击与舆论裹挟，都是隐蔽且持久的暴力。这类隐性的精神暴力和结构性暴力非但未有所减少，反而有增加趋势，这也是当下这个时代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高发的重要原因。它的威力之大，以至于让大家谈“郁”变色，也在某种程度上变相助长了暴力行为的发生——太多人拿抑郁等心理问题作为挡箭牌，为自己的暴力行径辩解。 这种结构性暴力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突出，持续走低的生育意愿与生育率便是最好的说明。这本质上是个体在无形压迫、生存空间被压缩的结构性暴力之下，对自身繁衍与未来延续的主动放弃。这类隐形暴力相较于肉体暴力的可见性和及时性，容易被忽视，却能通过侵蚀群体延续的底层本能，产生更根本、更深远的影响。因此，现代社会的暴力并未真正消失或减少，只是呈现方式发生变化。 另外，作者身上存在一种精英阶层的傲慢、偏见。他将底层暴力行为简单标签化，把精英圈层包装为受教化后的“文明绅士”，却视而不见这种差异性存在的社会与制度原因。如底层民众因知识欠缺、资源匮乏和生存空间受挤压，难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采取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这种生存困境，又与上层的精神操控、规则制定与解释权、资源分配权和系统性压迫有直接相关。这就好比指责古罗马斗兽场角斗士为何要如此拼命一样，本身就脱离现实。而上层所谓的“低暴力性”，萝莉岛和爱泼斯坦案件的存在已经足以说明：他们不过是被文明规则包装后的变异野兽，极其凶残。 即便仅讨论肢体伤害（包括凶杀）和战争的减少，也并非源于人性天然向善，而是基于多重现实条件共同作用的选择。 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科技与生产力的提升，让社会整体资源大幅增加，绝大多数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出于生存目的的高风险暴力冲突需求显著下降。也正因为生存不再是首要难题，人们才会有更多精力关注个体尊严、公平正义与文明进程，这是道德与人道发展的底层现实基础。所谓人道主义革命与权利革命，也基于这一前提：当资源不再极度紧缺，向弱势群体倾斜资源不会普遍威胁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社会才具备追求平等与人道的可能。这类道德进步高度依赖物质条件，一旦资源重新紧张便可能出现倒退，印度居高不下的强奸率便是典型写照。 同时，在个体和国家这两个维度，克制暴力冲突的逻辑也并不相同。 人与人之间，因为现代武器致命性更高，施暴代价沉重，加上社会教化程度的提高，文明成为了塑形衣，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个体的暴力冲动。 而国与国之间，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备无差别杀伤力——武器没有阶级等级，一旦战全面开战，任何人都难以豁免，包括决策阶层。这就使得各国在战争决策上会更加克制、谨慎和理性，避免全面战争升级。比如当前美伊对峙局势，美国有意和谈缓和，以色列却不断通过小动作挑起摩擦、阻挠和谈，但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至少目前上看是这样。 因此，和平并非来自善意，而是源于相互威慑与代价平衡。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对暴力的克制，本质上都是对极高代价的理性回避，是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和人性本质的善恶并没有直接关联。 再加上，无论是国家与国际层面日趋完善的法律与制度体系，都进一步抬高了个体和国家施暴成本，从外部强力约束了各类显性暴力。 长久以来，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辩论，始终没有唯一答案。倘若人性本善，善良与生俱来，那作者试图通过暴力下降来论证善良增强的逻辑便显得冗余；倘若人性本恶，反而更能凸显善良的珍贵——即便本性存有幽暗，却能通过后天教化与自我约束走向向善，这本身就极具意义。 在我看来，人性本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比起先天本性，后天环境、制度规训与自我教化，才是决定人行为的关键。所谓的善良天使，从来不是环境平和后的自然温顺，也不是文明规训下的被动克制或刻意伪装，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在看清世界充斥结构性、精神性暴力之后，依然不转嫁伤害，选择与人为善；是在功利化的社会中，不将他人视作竞争工具，尊重每个人独有的存在价值；是即便自身深陷压力与精神内耗，依旧保持温柔、包容与同理心，坚守人性深处的善意与韧性。 真正的文明进步，也从来不是彻底消灭暴力，而是主动选择不将暴力施加于他人。 版权声明：本文为原创思考，未经作者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摘抄、改编与商用，侵权必究。（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哈）

大三的读到过的最难忘的两本人文社科书之一了，文学类那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三本书。 真心建议可以买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来看看，可以让人乐观，我刚刚发现刘瑜的评价是，认为这可能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书之一。 对我而言，至少这本书是在我读过的所有人文社科书目里面能排到前三名的。 ​如果单单要从知识含量或者营养来讲的话，我觉得读完这套书相当于上了一个研究生的学位一样。就是那么多课在课上学到的东西差不多接近于这本书所带来的知识量。 但是这本书的删节有点过分，我记得这个月月初的时候，我去昆明官渡区世界书局局看到了2015年的版本，那上面大概有1220千字左右，可是等到2019年版本就只有990千字了。离谱。m的东西就不用说了，还删掉了钱永祥先生的序文，删掉了详细的注释，也删掉了很多跟mels甚至和俄毛有关的内容，删掉了红色高棉等等。不过英文版也好找，会发现有些语段逻辑不通。英文版一找就找到了，其实删掉了好多有价值的内容，但是依然精彩。 ​钱永祥也在一些专访中提到这是他这十年来读到过的最难忘的书，没有之一。

心智是一个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这些功能由大脑实现，而大脑的基本构造又源自进化过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道主义的发展，很多不同形式的暴力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人类的文明进程，经历了六大趋势：平靖进程、文明的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权利革命。 引起人类暴力心理的五个心魔：捕食、支配、复仇、施虐狂、意识形态。 引导人类远离暴力的四位善良天使：共情、自制、道德、理性。 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动机和驱使暴力大幅减少的五种历史力量：利维坦、文明商业、女性化、扩大的圈子、理性的滚梯。

往昔恰如陌生的过度：那里人们的行为与我们全然不同。书中提到：当这个世界的媒体正在全方位轰炸暴力事件的同时，我们的世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当然不能以此而满足，而是要反省为何现在会与往昔全然不同，我们一直讲落脚点放在弄清楚什么抑制了我们的进步，其实，我们也需要清楚是什么促进了我们的进步。一部很迷人的书呢，五颗星~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们（Angels）》这本书旨在打破一种认为二十世纪充满了战争与毁灭的 “今不如古” 的错觉，并为暴力的在漫长历史中的总体下降趋势寻找诸原因。作者指出这种错觉其实是由于心理因素引起的：为未来占卜凶兆的人总是能博得更多眼球，我们总是现实地看待现在，并将已经无关利害的过去的回忆浪漫化。然而数据统计却清晰无误地指出：前国家形态社会中的暴力远远大于国家形态下的，而阶级社会或强意识形态国家中（以及之间）的暴力远远大于民主国家中（以及之间）的暴力。本书作者是哈佛心理学教授，心理学的研究是对心理幻觉的研究，如果不是对幻觉的研究就不存在心理学：光在不同介质表面的折射，这是一个物理学现象。只有当你脑补水中的筷子是弯曲的时，才是心理学幻象。心理学研究就是对幻觉的戳破，帮助人类鼓起勇气，嘲笑哈哈镜里的扭曲幻象。例如他在谈到21世纪反恐战争时认为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关注是纯粹的心理作用而已：恐怖分子活跃了许久，我们曾经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之所以今天引起注意，恰恰是更凶残的暴力已经消失的结果。恐怖分子制造的伤亡率微乎其微，而恐怖主义者之所以采用这种战术，恰恰说明了原教旨意识形态已经只能使用 “制造恐怖情绪” 的手段制造心理打击，无法进行有效的物质打击。他们除了垂死的疯狂之外已经再无力气。此书的最重要观点其实类似于（作者提到了很多遍的）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八百年间，发生了两个进步：其一是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受到教养的约束，取代了古代的野蛮好斗，其二是政治秩序越来越稳定，并取代了古代的杂乱、相互冲突的诸特权、效忠私人的政治模式。内在和外在的变化共同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化进程。但作者比七十年前的埃利亚斯做得更好的地方在于，他反思了这种历史进步的不均衡性。进步更多地属于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可见半个世纪以来的史学研究拓宽了人们对历史 “全貌” 的理解。城市、中产、印刷文化的崛起和乡土、口传文化的萎缩与浪漫主义改造的过程伴随着稳定性的建立，对此城市史和印刷史的研究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作者指出，社会底层的文明进程速度远没有上层那么快。古代社会上至王侯下至农民都很暴力，现代社会总体进步很大，但统计结果表明底层人明显比上层更暴力：因为他们更有使用暴力的需要。移情能力有助于消灭暴力，但在一两百年前移情能力的培养却仍然只限于中产以上的 man of sentiment / man of feeling；印刷文化极大地开拓了人的视野，令人们不再是心胸狭隘的井底之蛙，但这一进程在底层社会同样效果被削弱了。文明进程其实伴随着城市化，它有助于减少暴力，而穷乡僻壤仍然比城市（以及靠近城市的、较开放的农村）暴力得多。就性别而言，女性政治参与度越高的地方越少发动战争，战争的减少与女性政治地位提升有关，也与一人一票制增加了那些只想过自己小日子、不在乎国家 “荣誉” 的福尔斯塔夫们的权力有关（《亨利五世》中，君王视战争为幸福，士兵视战争为苦役，福尔斯塔夫视荣誉为空气）。过去几个世纪内，男人之间的杀戮事件大幅减少，而家庭内的暴力凶杀却减少得不那么明显。作者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解释是：家庭中的杀戮源自某些更根深蒂固的人性。但实际上历史学对它的解释，首先要区分古代的家庭杀戮和现代的家庭杀戮的不同来源：古代人很少因为无法满足感情需要而杀人，因为古代人的婚姻本身就不建立在爱情上。古代的家庭暴力更赤裸裸、冰冷、无情。而现代家庭内部的杀人，则是因为传统社区和传统大家族消失后，核心家庭成为唯一真实的共同体，人们找配偶就是为了情感满足，自然要求更高。这样一种历史解释使得这本书其实已经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它的标题，它所讨论的是 “历史” 而非 “自然” 的力量，因此实际上更应当叫作 The Better Angels in Our History。本书中还提到了一种生理学的解释：现代人之所以远比石器时代的人更热爱和平，是因为暴力倾向过强的基因会在漫长的历史中被日渐淘汰。然而他忘了提到：暴力倾向过弱的基因同样也会被日渐淘汰。但这一疏漏并不妨碍他解释暴力在历史中的降低：因为剩下来的那种既不热衷暴力、又不过于懦弱的基因在现代人的基因库中占大多数，这种人是组成一个稳定社会的最佳个人类型。如果古代社会同时淘汰了过于暴力和过于不暴力的基因，那么现代社会只淘汰那些过于暴力的基因，给过于不情愿使用暴力的基因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秩序。“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一种分析性的，有些时候是不敬的腔调，因为我相信，这个主题激发起了太多的虔诚，太少的理解” ——这些例子主要有他对荷马史诗和圣经中的暴力的描述，比如引用荷马 “掠夺性奴” 为战争目的的话，和圣经中斗士参孙 “制造了一起类似911般的事件，摧毁了建筑并杀死了三千人”。这是因为这本书的研究对象非常简单：暴力本身。作者在做一件统计学的工作，统计历次战争的死亡率，不关心这些暴力事件背后的意义。因为正如肉体痛苦、对暴死的恐惧是非文化的，这是唯一可以跨越诸历史时代和诸文明形态、被普遍尺度衡量的东西（换言之也是克服相对主义的唯一方法）。这些意义被作者视作有毒的、激发出心理残忍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篡改了“道德”的真实定义（作者虽未明说，但明显采用的是功利主义的 “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使得人们能够在施暴时心安理得，将施暴行为正当化甚至崇高化。本书的缺陷和遗憾在于它的某些对现象的分析流于表面。例如它对政治语言与暴力的分析中认为，那些操持着 “绝对” “无可辩驳” “决定性” 等词汇的政客，比那些喜欢说 “或许” “一定程度上” “一般而言” 的政客要来得更好战。我完全相信，这个结论在统计学上是真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原理？性格犹豫、思前想后的哈姆雷特，比莽撞无脑的雷欧提斯更不愿意杀人吗？但思虑过度的哈姆雷特一直不愿杀人，却把矛盾积累下来，最后杀了仇人、爱人、自己的全家还顺便害死了自己的同学。如果哈姆雷特莽撞些，且不信什么祈祷时被杀会上天堂这样的意识形态，他可以一上来就完成报仇。再比如小布什喜欢说绝对化的道德词汇，比如 “邪恶轴心” 而奥巴马不喜欢说。因此小布什很暴力，奥巴马不那么暴力。但奥巴马的不那么暴力却没有能够镇压住各种独裁者的暴力：如果2012年美国派少量的空军干涉叙利亚，今天就根本不会有ISIS，也不会有叙利亚难民问题。过度的犹豫和思前想后并不比过度的莽撞狂热更能减少暴力。莽撞者会在不该使用暴力时使用它，而犹疑不决的人却会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把小冲突拖成大战争。本书的作者所讨论的是一部横跨几千年的暴力史，换言之，他所看见的案例中绝大多数都是狂热而莽撞的古代暴力，然而既然作者承认在我们时代这种狂热的暴力已经大幅降低，当代人在提防它的同时，也要反过来提防那些为了让血不染上自己的手，而什么都不敢做的人：当你什么都不做时，其实也是做了什么的。有轨电车问题中，如果你没有鼓起勇气扳过铁轨，而是任由电车多轧死四个人，就能继续在 “死更多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手没有染血” 的心理自欺中心安理得？作者主张将 “如果追求和平，就追求正义” 换成 “如果追求和平，就追求和平” ——其实这两句话都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废话。前者可能滑向对“正当（right）”的无休止意识形态争论而导致意识形态战争，后者却可能滑向对恶的视而不见与对暴力手段的无理由拒绝（幸好作者其实反对了这一点，因为单方面的和平只是空想）。总而言之我还是想说：Take care of language, and justice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总体而言，这本仅正文就有800页的书算得上是通俗易懂且分析得较为中肯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忌惮得罪任何读者，蔑视政治正确，对所有意识形态进行了一视同仁的批判，对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保守派还是平权派的某些谬论都进行了无情嘲弄。在谈到当今世界时，用了相当的篇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政教合一状况是其暴力倾向的根本原因。但某些分析还是不够严格，偶尔流露出一些类似 “反战白左小清新” 的偏见（尽管作者认为摇滚的60年代是文明退化），有时也偶尔流露出保守和稀泥的倾向这些漏洞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篇幅太大、涉猎过广而导致。几千年因意识形态狂热而导致的战争史和因莽撞好斗导致的私人流血史，使得作者主要将暴力归咎于此。由于大多数人都读不完这本正文800页的书，它可能引起的误解恐怕是很多读者会以为暴力越少越好，人越小清新越好。读者不应忘记两件事：第一，并非暴力越少的地方幸福度越高，例如在朝鲜真实使用的暴力明显是少于ISIS统治区的暴力的，但朝鲜人不一定比ISIS统治区里的人更幸福。朝鲜的暴力使用较少，不过是因为一方完全镇压了另一方，这种压迫本身就是痛苦。第二，作者提及过（虽没怎么强调）：正如霍布斯指出的，人类的政治状态和从林状态之间的差异，是规则的差异而不是人性的差异。当今的和平时代并非基于对暴力放弃，而是以对暴力的规则使用，达成对暴力的引而不发。“政治人” 是talking wolves。“人是有暴力的动物” 和 “人是有语言的动物” 永远是构成 “人是有政治的动物” 的两大支柱。最后，大家要多读书，才能真正了解自己！ 因为读书，可以让我们懂得很多东西！ 如果你不读书，你肯定不知道： 太上老君竟是红孩儿的亲爹！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读懂孙子兵法的人，都能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以《狂飙》为例，告诉孙子兵法背后让人发家致富秘密所在！ 失传的屠龙术，为什么毛选第五卷不再出版？ 为什么读完毛选5卷，就能看透社会基本运行规则，看穿人心，预知未来！ 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么？ 点关注，告诉你。或在公号【六大串】留言666，告诉你答案！ 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成长，一起看懂这个复杂的世界！

这本篇幅千余页的巨著，用大量的数据、事例向我们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尽管有波折，但整体上呈一条上升的曲线，换言之，人类的确在进步。一个最为关键的指标就是，人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暴力呈下降趋势。作者认为，人性中既包含“心魔”也包含“天使”，不同的环境使两者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幸运的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物质条件、文化发展，使得人性中的同情心、自制力、道德感和理性获得了更多的发挥空间，越来越有效地抑制了人性中的掠夺欲、支配欲、复仇欲、施虐欲和意识形态偏见。法制的普及有效地抑制了个人之间的暴力行为，奴隶制、活人献祭、酷刑等残酷的制度和习俗普遍废除，血腥游戏、生死决斗、政治谋杀等的数量减少，对妇女、儿童、同性恋、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甚至对动物）的照顾都越来越普遍。暴力的减少，是人类取得的伟大成就，它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客观的价值和目标，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有理由对人类的历史和未来保持比较乐观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