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汉武帝（增订版）

作者一步步抽丝剥茧，力图穿透层层建构，探讨“汉武帝晚年到底有没有施行政策转向”这个问题，以求呈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希望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有益见解。 制造汉武帝的三位学者，南朝王俭通过《汉武故事》隐晦地表达对当朝宋文帝政治和宫廷争斗的严重不满；北宋司马光有选择的组织史料，是为了针对王安石一派的变法改革，希望劝谏君主匡扶时政、迁善改过；当代田余庆的《论轮台诏》，又根据《资治通鉴》立论，三者共同塑造了刘彻的历史形象。这也印证了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由此，我认为，要想对一个事物或事件有客观的认识，既不可迷信权威，也要对消息来源进行严密审查。

这是一部严谨的历史学术著作，对《资治通鉴》中关于汉武帝晚年《轮台罪己诏》的记载提出了质疑。 作者通过缜密的史料对比与逻辑推演，引用《汉书》《盐铁论》等原始文献，指出《资治通鉴》所描述的汉武帝晚年政治转向、战略调整、皇位更迭及后宫变故等情节并非完全历史真相。其中不少内容可能源自传闻性质的《汉武故事》。书中通过一系列具体例证，层层剖析了历史书写与客观史实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这样一部内容扎实、论证严密的好书，评分不高。或许是因为日常阅读，倾向于从历史中获取直观、简洁的故事与信息，而非面对冗长、专业的学术论证。当阅读需要跟随作者复杂的逻辑链条推论时，会感到晦涩难懂，难以维持轻松阅读的习惯。 阅读启示： 同一杯茶，有人品出苦涩，有人尝到甘甜。并非茶变了，而是品饮的角度不同。生活亦然。面对复杂的人与事，或许不必急于下判断，不妨先尝试转换视角。那些看似难以理解或“无事生非”的举动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处境与苦衷。真正的理解，始于换位思考。

辛德勇此书，名气很大，读完却不过尔尔。 本书主旨立足于破，主要针对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对于轮台诏的解构，以及田余庆《论轮台诏》中的观点展开攻击。认为汉武帝的轮台诏并不是扭转政策的罪己诏，所谓武帝晚年悔过只是司马光的刻意解构。 这一点上是没问题的。 秦汉史研究史料，除出土的简牍之外，也就《史记》和《汉书》可批判性借鉴。之后的史书，都是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结论仅供参考，不可直接作为史料采信。 靠《通鉴》来研究秦汉，是不妥的。 但作者破完之后，立论却立不起来。缺乏政治上的基本认识，逻辑上一塌糊涂。 作者认为巫蛊之乱，戾太子并没被冤枉，武帝和后世也没给他平反。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了。 戾太子起兵，纯粹是一时冲动，害怕太子位被刘弗陵所夺，所以活该？！！！ 巫蛊之乱，是武帝朝的大事。其前因后果展开来说，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渊源，要从文景写到昭宣，至少一本书。 这里只能简单说几句。 巫蛊之乱的起源来自于江充用巫蛊这个罪名构陷。江充是武帝用来打老虎，打击地方豪强和功侯势力的白手套。巫蛊是个很好的借口和罪名，说你有就有，没有也有。罪名一扣，轻则抄家流放，重则身死族灭。 至于为什么要打击地方豪强？ 因为这是汉初的国策，从高祖开始历代一直在干。只不过武帝朝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关东也在实控之下，要打击的豪强更多罢了。打击豪强的方法也很多，严刑峻法只是手段之一。 外戚功侯都是豪强。在皇帝的打击过程中难免波及。 再加上汉初武帝朝之前，争废太子乃是常态，前车之鉴太多，废太子下场都是死。如胡亥与扶苏，惠帝与赵王刘如意，景帝与前代王后之子，武帝与废太子刘荣等等。 江充背后有换太子的势力在怂恿。 结果没想到，碰到个不肯逆来顺受束手就擒的戾太子刘据。 刘据起兵反抗。而关键就在于起兵。 巫蛊是真是假，根本不重要。从刘据起兵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回头路，不可能得到皇帝的赦免和原谅。要么干掉武帝，自己登基，要么身死。卫皇后也看到了这一点，打不过就自杀了，根本没寄希望于武帝的赦免。 对于起兵的双方，武帝都是不能容忍的。不管谁赢，都得翦灭。巫蛊之乱与秦始皇时期的嫪毐之乱很类似。皇帝根本就知道谁是冤枉的，但你起兵了，就是叛乱，就得杀。 巫蛊之乱基本态势就是，江充搞巫蛊扣帽子，在背后势力怂恿下拿太子开刀。江充和武帝都没想到太子这么耿，会起兵。结果江充被杀，武帝被迫支持江充，平叛。卫皇后见大势已去，自杀。太子也被杀。 令狐看懂武帝心思，上书，意思是你打击豪强，反噬自身，君不君臣不臣，赶紧收手吧。武帝很决绝，没理这帮家伙。只是知道儿孙死得冤枉，派人把曾孙子护了起来。 最后，武帝也没立巫蛊之乱中想上位的儿子。而是立了幼子刘弗陵。大汉有太后外戚秉政的传统。为防止太后被豪强劫持，更换武帝的政策，武帝杀钩弋夫人，令霍光等大臣辅政。武帝从头到尾就没有认过错，豪强该打还得打。为了大一统，为了皇权集权，这就是大汉国策。 大汉外儒内法。盐铁会议其实就是儒法两家的正式博弈和斗争，结果是妥协。 宣帝口中的霸王道夹杂之。王道就是讲道理讲法律来搞你，霸道就是类似巫蛊这样不讲道理，扣帽子来搞你。 奈何元成二帝皇权交接得太平顺，外戚掌权，导致儒家入朝，舍弃了打击豪强之道，徙陵也废了。最后孵化出王莽这一奇葩，断送了大汉江山。 总之，巫蛊之乱是汉初打击豪强基本国策的副产品，戾太子刘据和卫皇后都是牺牲品。妻子被冤枉，武帝心知肚明，但也得咬着牙坚持下去。 本书作者对汉初复杂局面了解不深，政治上太肤浅。

教科书一般的文学批判作品，读起来像篇巨大的学术论文，以文献学思维重新审视关于汉武帝的史料记载，这个男人东西南北无死角拓展中国版图，赫赫威名一时风光无两，同时穷兵黩武打空国库穷奢极欲简直罄竹难书，辛德勇先生庖丁解牛，将《轮台罪己诏》和《资治通鉴》有关刘彻的部分大卸八块。以南北朝的《汉武故事》小说家言不可信推出《资治通鉴》的出处有明显纰漏，而且司马光有意删减文字+选料有取舍，变着花样断章取义，得出司马光笔下的这段是为自己的政见服务，众所周知，《资治通鉴》不像汉书，对汉武帝的评价很不友好，几乎打光了一梭子子弹，关于巫蛊之祸，《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各执一词，有兴趣的书友可以查来看看，并加以对照，单拿司马光来讲，抛开内容真假，就是用汉武帝的事例强调自己的政见，顺便点醒宋神宗。 微读听书版有《大唐兴亡三百年》，作者对柏杨先生关于唐史的观点多次提出质疑，研究历史过程中撕逼是常见的事情，有的和古人隔空撕，有的和今人发帖撕，若不信，你花上5分钟在知乎问一句，吴三桂叛变到底是不是一发冲冠为红颜，流量就像开闸泄洪，非人力可拦腰截断。 可以常质疑，是认真的思辨，不轻易定论，也是严谨的态度，这就是为何叫“撩拨”，而不是叫“推翻”的原因，我总结起来就是16个字:开放视角，保留意见，敬畏真相，尊重立场。

虽然作者求胜心太切，遣词措语太激，导致最后泥沙俱下，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证明法、甚至是违背基本历史分析方法论的错误，但本书很好的以《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为例，论证了《通鉴》出于司马光的治世需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撰书目标，的确兼蓄了一些非严肃性、非纪事性的杂说类史料。 这一点的论证过程应该说是精彩的，瑕不掩瑜。 但作者所持的，《轮台诏》的性质只是“针对局部性问题做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针”的观点，证明过程是有问题的。 作者否定《通鉴》对西汉历史的权威性，否定《通鉴》对武帝“幡然悔悟”的记载，认为秦汉史事当循《史记》、《汉书》。 却又对《汉书》的《西域传》和《食货志》中对武帝“悔远征伐”“深陈既往之悔”的记述予以否认，无端猜测是班固引用自同样非严肃的《新序》，乃是班固为了借事设喻引入的。颇给人举着红旗反红旗之感。 但同样我也不认同田余庆在《论轮台诏》中的结论“汉武帝完成向守文的转变”。 更可能的情况是人未亡，心已悔，政已息，拨乱反正待崩殂。 真实的情况呢？ 我个人觉得，在史料欠缺的前提下，我们永远无法完成精确的考据了。 与其在故纸堆之上不尽的争论，不如拉通古今相似的场景；或许以我们看得清的眼前历史，来推测那一段早古往事，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正所谓“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 如果把《盐铁轮》改名为《关于建元以来朝廷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不是就会格外清晰多了？

史书是记录者在客观事实和主观思维相互角逐的产物，纯粹客观的记录唯有时光倒流能够实现。关于真相，我们所知道的也许是一段又一段的罗生门。（阅读时间：2019年12月10日-13日；自评：7.5；推荐指数：★★★★）

书中有些观点过于武断，的确难以服人。比如断定《汉武故事》的作者为王俭，并与宋武帝朝巫蛊之事相联系。再比如认定戾太子确有以巫蛊诅咒武帝的行为之类。但是我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大体赞同的。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本就是帝王教科书，其中寓于褒贬，故意删减调整史料，弘扬大义以教化君王，本就不言自明。所谓“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大义可从经书中求，史学当以求真求实为要。 而田余庆作《论轮台诏》，认为司马光史学功夫了得，将巫蛊之祸与轮台诏联系在一起，认为汉武帝自此从用武转向守文，避免了亡秦之兆。 然而以武帝之自负，怎会以亡秦自比？“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怎会出自武帝之口？汉武帝至死都在寻找神仙踪迹，也看不出有深悔前过的痕迹。 而所谓武帝和太子用武和守文两条路线斗争，也仅仅是从武帝以为太子不类己推测而来，实在缺乏有力的证据。 历史研究总是向前发展的，不必将前辈历史学家的观点奉为圭臬。大胆质疑，小心求证，才是正确的治史态度。

作者展示了清晰的论证过程，在此基础上认同作者的观点：司马光《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晚年形象的塑造带有个人的治国理念。作者很注重史料的来源问题，一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论轮台之诏是晚年根本性治国方针不见于《史记》《汉书》基本的史籍记载；二是汉武帝与戾太子政治主张的分歧以及施蛊事件出自《汉武故事》，而《汉武故事》本身不能被看作信史，其中包含虚构的成分。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为何是王俭，作者多角度进行论证，还运用了必要的目录学方法呈现轶文以及后世的引用情况。此外还借助知人论世的方法还原了王俭写《汉武故事》的原型与知识结构，这给我一种逻辑形成闭环的感觉。 很赞同作者引用的余嘉锡先生的话“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如果因追求所谓的“历史深度”而罔顾客观实际，反而得不偿失。

质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引用材料轻佻，认为汉武帝晚年没有改走重民生轻征伐的政治路线，只是司马光出于政治需要而对汉武帝进行了重塑，因此连带着对田余庆田老的经典《论轮台招》一并质疑了，一不留神就以一己之力挑战了传统史学派，溅起了不小波澜。反对派罗书华的长文《拙劣的获奖作品……时代的悲哀》一并看了。说实话我没看出辛德勇老师这篇论文要歪曲栽赃学术权威的不良动机，也没有看出求胜心切的学术张扬，也没有看出阴阳怪调，当然也没有看出乱谈野狐禅的妄念。以文献学的扎实功底，引据充分，路径清晰，当然主观的地方也有，比如戾太子更喜欢穀梁传，是结论先行的主观揣测。论文总体只是学术争鸣的层面。比较赞同辛在后话里所讲：学术研究不是像黑社会一样争老大、抢地盘，非要标榜自己或是自己膜拜的某人一定要比别人高明不可。

从小看剧、看书，心里早就立起一个形象：雄才大略，晚年知错，下罪己诏，幡然醒悟 —— 这是帝王里最难得的自省，也是我喜欢汉武帝很重要的原因之一。看到“这个 “晚年悔过的汉武帝”，很大程度是司马光 “造” 出来的。”心里一沉。但我觉得汉武帝有反思，只是没那么彻底。也许未来出土新简牍，能更精确还原轮台诏前后的始末，也许会坐实司马光确实是在 “借古写今”，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