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译文全集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 文洁若 黄灿然小站 2015年4月5日 12:44 在中学当教员的张菼芳，每天还得到学校去集中学习。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踅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 时间一久，监视得也没那么严了。每逢红卫兵倾巢而出，去参加外面的什么活动，张菼芳便把公公搀扶到门外，让他吸点新鲜空气，晒晒太阳。 学者型的翻译家 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写道：“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 近十年来，研究周作人这个经历复杂的文化人的论著多了起来。五十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颇为频繁的联系。我愿把我直接观察到的和间接听到的周作人的侧面，做些记载。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编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孙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七年间，我曾向周作人组过四部稿子：《石川啄木诗歌集》、《浮世理发馆》、《枕草子》和《平家物语》，均系日本文学史上较为深奥的经典名著，现已出齐。我还请他校订过一部长篇巨著《今昔物语》，并鉴定过两万字的《源氏物语》中译文校勘记，重译过十万字的《日本狂言选》。 八道湾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我每次去联系工作，事先总写封信，并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不论什么时候去，他的书房里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只摆着笔砚、稿纸和原著，此外，连张纸片都不见。多年后我曾问过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的妻子张菼芳，是否因为出版社有人来谈工作才特别收拾了一下。她说，周作人向来极爱整洁，书稿井井有条。工具书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毕必放回原处。她还告诉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达十小时以上，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笔正楷，从来不用钢笔。他不打底稿，改动很少，考虑好了再下笔。 八旬高龄的周作人给我的印象是耳聪目明，头脑清楚，反应敏捷。他曾向我表示，译完《平家物语》后，日本文学当中他还有一部感兴趣的作品：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可惜由于“文革”浩劫，不但《旅行记》未能开译，连已动手的《平家物语》，他也未能译竣。 近几年来，周作人的遗稿接连问世。《平家物语》在周作人译了七卷的基础上由别人续完，并于一九八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启明、申非译。周作人译的《枕草子》，与王以铸所译《徒然草》并为一卷，以《日本古代随笔选》的书名，出版于一九八八年。《浮世理发馆》与经他本人改译过的《浮世澡堂》，也和《平家物语》、《日本古代随笔选》一样，作为《日本文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于一九八九年，均署名周作人。这是他生前最为渴望，然而未能做到的。① 早在三十年，周作人就涉足于中日比较文学。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在《冷静与幽闲——对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写道：“〔他〕把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与〔中国〕明清俗文学加以比较，并称赞了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和三马的《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的独创性，说明他最能够真正理解日本民族的长处。” 看看这位日本文豪对周作人学术的评价，使人感到，作为一位五四时期的翻译家，他确有独到之处。十返舍一九(一七六五——一八三一)和式亭三马(一七七六——一八二二年)为日本两大滑稽小说家。前者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讽刺了江户时代一些人趋炎附势、阿谀逢迎、假充行家等卑劣行径，穿插了各地的风俗奇闻。后者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通过出入于澡塘子和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人情，诙谐百出，妙趣横生。 解放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八世纪初的《古事记》、十一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十三世纪的《平家物语》、十四世纪的《日本狂言选》、十八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以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 我从事编辑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蹩脚的稿子，只得哑巴吃黄连：谁叫自己没有眼光，竟找了个不够格的译者。于是，为了对读者负责，就硬着头皮逐字校订，工作远远超过了编辑加工的范围。周作人的稿子，我也总是搬出原文来核对，但这是为了学习，不仅从未找到差错，遇到译得精采处，还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每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词句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每部译稿，他必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他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 为人讲究作风，写文讲究文风，从事翻译，也应讲求译风。周作人对待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态度谨严，仔细认真，是当作毕生事业来搞的。这方面，大有值得借镜之处。 他擅长翻译讽刺幽默作品，不但以传神之笔，译了日本文学史上这方面的两部代表作；并曾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过《伊索寓言》以及对希腊诸神进行喜剧式讽刺的《卢奇安对话集》(周作人的日记里写作“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他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校订过《明清笑话四种》，该书于一九五八年三月问世。在引言中，他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笑话的历史。 周作人搞翻译不仅结合研究，而且每译完一部作品，必在日记中写些感想。译毕《石川啄木诗歌集》，他就表示：“其实他(指石川啄木)的诗歌是我所顶喜欢的，……日本的诗歌无论和歌俳句，都是言不尽意，以有余韵为贵；唯独啄木的歌我们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情节，愈详细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讲这些事情的书，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设法弄一部分到手，尽可能的给那些歌做注释，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书页底下，实在是没有地方，那么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 周作人对译稿十分认真。他是一位学者型的翻译家。他原希望在书后多加一些注释，可是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最后只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他为此十分惆怅，甚至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了。 周作人有时给人以傲慢的印象。一九五二年，他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之托，曾为从事日译中工作的日籍女翻译家萧萧校订过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此书当年在该社出版后，又于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出版。一次，萧萧笑嘻嘻地告诉我，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对人说：“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言下流露出不屑的意味。但他既然答应下来，还是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然而在名著面前，作为翻译家他是十分谦逊的。关于《枕草子》，他写道：“一九六○年起手翻译《枕之草子》，这部平安时代女流作家的随笔太是有名了，本来是不敢尝试，后来却勉强担负下来了，却是始终觉得不满意，觉得是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其实，这部与《源氏物语》并称为日本平安时代文学双璧的随笔《枕草子》，周作人译得非常出色。这段话也说明他对自己的要求严格。 日本文学的译稿中，周作人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早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在《秉烛谈》一文中介绍了这两部作品。五十年代译完它们，他写道：“我在写那篇文章二丄十年之后，能够把三马的两种滑稽本译了出来，并且加了不少的注解，这是我所觉得十分高兴的事。” 周作人在日记和书信中屡次提及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最后改定的遗嘱中，关于此稿还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并在遗嘱前云：“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② 世上有几位翻译家写遗嘱时，还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译事呢？ 悲惨的结局 倘若没有“文革”这场浩劫，周作人在人民政权下，老境本来还是平静的。 从经济情况来说，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给周作人稿费二百元，而对另一位特约译者钱稻孙，当时则只预付一百元。这数目当然是上级决定的。一九六○年一月起，进而增加到四百元。同一时期，则只给钱稻孙每月一百五十元。当然，周作人的交稿量也比钱稻孙多，他每月都必有稿子寄来。 一九六四年，全国城乡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当时周作人译的是古典作品，但即使拿最高的稿费标准算，他历年预支的稿费也大大超过了他已交的稿子所能得到的报酬。于是，决定把他的待遇减半。出版社领导怕我只身去还不足以说服周作人，便先后两次派一位党员同志陪我一道去向他说明。这样，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起，预付给他的稿费就由每月四百元减为二百元。好在当时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则付医药费会给他带来困难。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周作人，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天我是去约他翻译《平家物语》的，他当即答应了。当年十一月上旬，我赴河南林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前收到了《平家物语》一、二两卷的译稿。次年五月回京，看到周作人挂号寄来的五包稿子：三至七卷。从他生前最后这个阶段的翻译来看，速度和质量都不减当年。倘若再给他两年时间，完全可以把《平家物语》和《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译竣。 然而一九六六年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的业务已陷于停顿状态。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到了六月中旬，两位不谙外间事的老人还曾分别写信来质问此事。我把信交给了财务科，并回信向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那阵子，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三名三高”遭到炮轰，历史清白的著译者尚遭贬斥，历史上有污迹的更是活靶子。事实上，他们所译的作品早已被斥为“大毒草”，而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社领导在上级指示下利用他们的专长，组织他们翻译作品，并预付稿酬，就更被痛斥为“招降纳叛”。 “文革”前，领导上常常说：“要趁着周作人、钱稻孙还健在，请他们把最艰深的古典作品译出来，并花高价买下。现在不能出版，将来总可以出版。”为文化积累，这本来是颇有卓见的。“文革”期间，这番话被攻击成“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做准备”，当时社领导统统被关进了“牛棚”。 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那时周和子已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了，但加上老保姆，尚有八口人。周丰一自从于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后，降了好几级，他的妻子张菼芳也因受家庭的连累，解放后从未加过薪。 六月二十五日，张菼芳陪着她老公公到协和医院去看病，确诊为前列腺肿瘤(五月间因发现尿中有血，也曾去过一次协和，未确诊)。周作人不属于任何单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还是一位好友，尽管自己也不宽裕，却借给他五十元作医药费。不过，大夫说，这是良性的，不需要割除，也不会发展。这以后，他再也未去过医院，所以社会上所传他死于前列腺癌一说，不确。 “文革”中，周作人当然是在劫难逃。 周氏三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是一九四三年去世的。她的牌位和周作人的女儿若子、周建人的儿子丰子的牌位一道，一直供奉在周作人家的佛龛上。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前供上饭食。 一九六四年，我去参观过鲁迅博物馆。那是以宫门口西三条的鲁迅故居为基础而盖起来的。鲁老太太在世时住过的屋子里，挂着她的巨幅遗照，受到参观者的景仰——因为她的大儿子是鲁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只由于供在二儿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着遭了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首先砸的就是鲁母的牌位。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五十四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直到二十四年后的今天还有后遗症，经常发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 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屋子，门就开在后院。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屋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两腿实在支持不住，就干脆卧倒了。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他们还有个老保姆，她住在西跨院。她把炊具搬到自己屋，曾给他们做点简单的吃食悄悄地送来。 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 周丰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间房中，有一间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间有门相通。靠东边的两间半则是用墙隔死了的，所以红卫兵便启开封条，叫他们呆在那里。至于周作人，只允许他睡在洗澡间。后院的东墙根下有两间平房。北边那间是厨房，南边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对自己《浮世澡堂》这部译作表示过满意，当他进入耄耋之龄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时，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澡堂里格外潮湿，适值夏末初秋，这位曾经是养尊处优的知堂老人，此刻给成群的毒蚊子咬得体无完肤。 不久，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于心不忍，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那里。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在中学当教员的张菼芳，每天还得到学校去集中学习。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踅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 时间一久，监视得也没那么严了。每逢红卫兵倾巢而出，去参加外面的什么活动，张菼芳便把公公搀扶到门外，让他吸点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天冷后，她还给公公装上了炉子，并用旧报纸把窗缝糊严。就这样，总算将一九六六年的严冬对付过去。 住在小东屋，冬天还能靠炉子取暖，真正难熬的是三伏天。不过，这位知堂老人并未活到那个时候。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红卫兵规定，周作人这间小屋平素是不许人进的。屋里，只有过去做厨房用时装的自来水管以及洗碗槽、灶头等等，连把椅子也没有。那几个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铺板上过的。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而已。他吃得干干净净，保姆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征候。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 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去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们也没敢拿回来，就寄存在八宝山。但那里只肯保管三年，过期不取，就照规章予以处理。然而，不出三年，这一家人或插队，或去五七干校，早已各奔东西了，哪里还顾得上老人的骨灰！ 其实，周作人生前对这方面倒是看得很淡的。他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写道：“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 然而，周作人死后，并未“声消迹灭”。 在五四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周作人仍是一个重点。他既从事写作，又搞翻译。他不但与鲁迅是同胞兄弟，两人一度还曾并肩战斗过。他遗下不少手稿有待整理。他有个保存来信的习惯，一九六六年抄家后，其中一万多封辗转送到了鲁迅博物馆，而今均已发还给遗族，其中不少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如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钱稻孙以及李大钊夫人和子女们给他的信函。当然也不乏敌伪时期周作人为街坊们帮忙而收到的感谢状。他失过足。我们却从贾芝的文章得悉他一生也做过许多好事。他无疑是本世纪中国文化史及文学史上一位悲剧式人物。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①一九六三年我听说，周作人曾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著译均恢复本名。上级嘱他写一篇检讨，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以便取得社会上的谅解。但他写出来的文章却通篇都是替自己辩解的话，故未予发表。 ②《卢奇安对话集》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APOLLODORUS’ LIBRARY By gathering the coils of time from my learning, come to know the myths of ancient times. Look not into the pages of Homer or of elegy, nor to the tragic Muse or the lyric, nor seek clamorous verse of Cyclic poets. Look into me and you will find in me all the cosmos holds.' 《阿波罗多洛斯文库》 "采撷时光之索，汇吾智识渊薮， 遂晓太初神谕，古昔传说悠悠。 莫寻荷马诗篇，勿觅哀歌幽忧， 悲缪之音可弃，琴韵亦非所求。 煌煌史诗如沸，何须环顾周游？ 但窥吾卷之中，万有俱纳方舟。"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且愈精炼愈好。

生在晚清，长在民国，死于“文革”。 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是隐士，他是汉奸，他是叛徒。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是一个智慧的人，他是一个高雅的人，他是一个悠闲的人。他是一个表面冷漠内心冷峻的人，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读书人，他是一个懂得生活艺术的人。他是上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是“五四”时期深刻的思想家和战士。他被时人誉为是“京兆布衣”，他自称是“在家和尚”。他身上有一种出世的庄子风度，他骨子里流露出的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高。 他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和腐朽，奋起而反抗，追求个人的精神独立。但他身上也压着重重的传统中国文化，如实用理性、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庄子的隐士哲学等等都束缚着他。同时，作为追求个性、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痛苦和挣扎选择，也打开了理解他的思想通道。 文杰若说：“解放后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八世纪初的《古事记》、十一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十三世纪的《平家物语》、十四世纪的《日本狂言选》、十八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以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合适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每部译稿，他必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者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他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 学识渊博，才情极高，但略有怯懦的南方文人，这就是周作人。

知堂一生，最珍爱的作品便是此希腊对话集。翻译，是一个人的母语水平的检验。此书翻译的可谓形神兼备，不仅文意自然，更有希腊格律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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