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社会学前沿论丛；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成果；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 作者：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一、全书主旨 用“学术史+流派比较”框架，系统梳理西方百年社会运动研究五大范式，厘清各派假设、概念、优势与盲区，为中国学者提供“可直接对话”的理论地图。 二、五大理论流派（手机竖屏导图）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 │ ├─1 集体行为论（1920s–1960s） │├─时代背景：大萧条、群众社会兴起 │├─核心假设：社会失范→非理性、情绪式聚集 │├─代表模型： ││├─勒庞“集体心智” ││├─布鲁默“循环反应” ││├─斯梅尔塞“值数累加” ││└─格尔“相对剥夺” │└─局限：忽视组织、资源与政治机会；后期式微 │ ├─2 资源动员论（1970s） │├─范式革命：把参与者视为“理性行动者” │├─核心概念：运动市场、运动组织、资源池 │├─关键议题： ││├─为何有人愿意参与（解决奥尔森“搭便车”） ││├─运动组织的领导与生命周期 ││└─多组织场域与联盟策略 │└─贡献：打开“成本—收益”黑箱；局限：过度经济化 │ ├─3 政治过程论（1970s–1980s） │├─核心：社会运动=“体制内挑战者” vs “当权派” │├─关键变量：政治机会结构（POS） ││├─体制开放度 ││├─精英分裂程度 ││├─精英支持度 ││└─国家镇压力 │├─模型：麦克亚当“政治过程模型”（组织+认知+POS） │└─超越资源论：把“政治”带回运动中心 │ ├─4 框架建构论（1980s–1990s） │├─核心：运动成败取决于“意义斗争” │├─关键概念： ││├─主框架（master frame） ││├─框架对齐（frame alignment） ││└─共振度（resonance） │├─关注：话语、符号、媒体、情感 │└─把“文化”带回运动研究 │ └─5 新社会运动论（NSM，1970s起） ├─背景：后物质主义、身份政治、环保、女权 ├─核心：运动目的从“分配”转向“承认”与“价值” ├─关键词：身份认同、生活方式、文化差异、后工业社会 └─批判阶级中心论，强调“文化—象征”维度 三、横向比较（一句话记住各派差异） • 集体行为论：失范+情绪 • 资源动员论：成本+组织 • 政治过程论：机会+权力 • 框架建构论：话语+意义 • 新社会运动论：身份+价值 四、作者方法论提示 1. 逻辑与历史统一：既梳理思想史，又揭示理论演替的社会根源。 2. 批判继承：每派理论既指出“智慧”，也指明“陷阱”，方便中国经验对接。 3. 跨学科视野：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引用，提供“文献地图”。 五、手机速记口诀 “失范情绪要组织，组织动员看机会；机会之后抢话语，话语最终归身份。”

科学精神并不否认价值冲突的存在，而是强调所有价值主张必须通过科学的方法和程序为自己的确当性进行辩护，不能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尽管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个开放性过程，每次研究得到的都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终极真理，后面的研究会不断地修正前面的研究，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科学的理由。因为科学无论如何自我修正，它都保持着一种理性沟通的精神。这表现在，首先，它对追寻事实真相、揭示客观规律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基于这一兴趣，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尽管有激烈的争论，但最终目的始终是为了达到对事实真相的共同理解，而不是为了压迫或剥夺对方；其次，这种共同理解是通过开诚布公的争论达到的，而不是通过威逼、利诱和欺骗达到的，科学允许和提倡公开争论；最后，在争论过程中，双方始终保持着对对手和程序的尊重，始终在真诚和理性的轨道上进行。对照这个标准，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总体上表现出良好的科学风范。这并不是说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没有价值和政治关切，完全是价值中立的。恰恰相反，正如此前各章所揭示的，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起源于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切，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受到当时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每种观点和范式实际上都受着一定价值和政治取向的支配，范式的更迭背后也有政治动因在焉。但不管怎样，各种理论始终保持着对揭示事实真相的浓厚兴趣，并因此而愿意与其他理论，包括与政治和价值取向相左的理论进行公开的、坦诚的交流，所有批判都基于公开而严格的程序进行，都力争用事实说话。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很难想象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会如此繁荣，如此专业。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远未达到科学的程度，但其中充盈着科学精神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反观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社会，都把社会运动现象高度政治化，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不仅对相关学科的发展不利，而且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讲政治”的同时必须“讲科学”，单凭“讲政治”是做不好维稳工作的，甚至会适得其反。但遗憾的是，这恰恰是事实：很多部门和官员只讲政治，不讲科学，轻视甚至妨碍科学。这突出地表现在，很多部门和官员单纯把“维稳”视为一项政治任务，对相关学术研究不了解、没兴趣、不支持。这并不是要求国家官员都去搞科学研究，而是说，他们至少要树立一种意识——知道这些社会现象是可以研究的，并且是应该研究的；相关的政治和行政工作是应该尊重并遵循客观规律的。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让国家官员去搞研究很难，但树立这样一种意识并不难。中国有大批社会科学人才，只要获得足够的空间，他们一定能够对社会运动现象做出很好的研究，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很好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但糟糕的是，现在很多部门和官员，不仅自己不研究，也不让别人去研究，为社会运动研究的开展设置重重障碍。举例言之：现在集体上访的问题很严重，信访部门手中掌握着那么多的数据，可曾开放给学者研究？信访部门的一些官员也做一做所谓的“研究”，但毕竟不是搞专业研究的，很多“研究”一看就肤浅可笑，却堂而皇之地被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国家有关部门不仅不主动开放数据，而且对学者主动求取数据严加防范。笔者曾想利用档案资料，把某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信访活动梳理成一个可以进行计量分析的数据库。令人兴奋的是，在文献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该地档案馆中收藏有上万卷与信访有关的档案。但旋踵之间，兴奋就转变为沮丧：尽管这些档案并不涉密，但笔者去复印这些档案时却遭到“严词拒绝”；尽管当地信访部门愿意为笔者担保并从中协调，但最后仍然只能有限制地复印，每件档案还被临时加盖了“内部资料，未经允许不得公开”之类的印章，以免“流失”出去，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与此相类似，对现在发生的大量群体性事件，很多学者都急于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却处处受到阻挠，难以进行。没有扎实的数据，怎么开展扎实的研究？现在每每听到有国家官员轻蔑地说“学者不掌握情况，他们的研究没有多大价值”云云。可是有关部门和官员宁可让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收集回来的数据烂在那里，也不开放给学者使用，甚至处处提防学者使用，怎能期望他们“掌握情况”，怎能期望他们的研究有价值？换言之，“学者不掌握情况”恰恰是因为有些部门和官员对情况“掌握”得太紧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学者不掌握情况”不是学者和科学的耻辱，而是国家和政治的耻辱。—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

14小时浏览一过，于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整体性性了解外，大概是一种看穿了整个领域发展的blasé了。但毫无疑问，冯老师的这本超大型文献综述以及其中体现的中国情怀和反思，对于社会运动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是功德无量的。

可与赵著对照阅读，弥补部分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