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增订三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虽笔力有限，但言语真诚；虽勇气偏颇，却直达病灶。 此著作诚然有不足之处，但是仅凭“研究态度真诚、问题明确”这两点就值得一读。对于人文学术研究而言，观点是旧的，问题是常新的。以此时刻提醒学者不作妄断之语、不发绝对道理，亦是文化进步的重要体现。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

谈到中国新诗，大家首先都会想到其所受的西方诗歌的影响，本书从现代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着手，点明了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性，也指出了新诗较之而言的新的特征。 但全书看下来，似乎了解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胡适“作诗如作文”的出发点、李金发与西方象征主义的差异性何在等等，但又似乎并没有看到什么有意思的新的见解，观点或是材料的堆砌或是主观色彩的鲜明。

文本旨在分析中国现代新诗，其在接受西方诗歌影响和承袭中国古典诗歌滋养两者间的同异，旁征博引了许多的相关论述来阐释，却甚少自己的、新的论述。

于中国现代新诗、古典诗歌、西方诗歌三者之间做了分明而又不分明的厘清。

对现代新诗了解不多，学术性著作读起来也比较吃力。重点阅读了第四部分——文化传统的个体，更深一层了解了现代诗歌史上几位重点诗人的诗歌追求。想法和笔记记录于此： 基本上围绕现代诗歌史上的诗人“如何调和、沟通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艺术”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胡适作为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交界的第一人，偶发性和明确性构成了他基本的诗歌文化形态。他倡导以“活文字”代替“死文字”，即白话作诗代替文言作诗，追求诗句的叙述性和散文化。这一理论是较为果断和决绝地对传统作分离，给未来开辟道路（此处便也显出与晚清文人诗论的不同）。至于西方诗歌，此时还仅仅是胡适主张的注脚，为这种与古代传统的分离和剔绝“以勇气，以鼓励”。 🔻文学史上为新诗插上“飞腾的翅膀”的郭沫若，徘徊于古典诗歌的“自由”和“自觉”里。作者在归纳古典诗歌四大形态时，就论述了以屈骚为代表的自由形态和以魏晋唐诗宋词为代表的自觉形态。“自由”是基因，是时代的召唤；“自觉”是超脱，是审美的倾向。 这里很有趣的一个观点便是：郭沫若对屈骚之评价近似于今人对《女神》之评价 🔻同为新月诗派的闻一多和徐志摩，前者致力于弘扬民族传统，自由思想和古典形式的“互斥”成为其诗歌创作中难以调和的矛盾，但也成就了他的诗歌创造；后者则更追求浑融圆润、和谐宁静的自然之美，并不格外着眼于中西方诗歌的冲突，这种个性的纯粹和自由使其顺其自然地完成了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表现为诗歌中物我的和谐以及形式的变通。 🔻戴望舒的诗歌则表现为对温庭筠、李商隐式的“相思”的继承。同何其芳的诗歌一样，表现出与西方象征主义和晚唐五代诗词的相似性。只是何其芳的诗歌维持着“静态的调子”，戴望舒则“情感多起伏动荡”。 🔻与“主情派”戴望舒、何其芳不同，卞之琳被归为“主知派”。作者对卞之琳和冯至的对比很有见地，卞之琳无意展开“冗长”的哲理思考，只愿意呈现闪光的念头；而冯至开启了思想“起承转合”的过程。可以说，一个是静态的呈现，一个是动态的渐悟。 同样在诗歌中展现出动态过程的诗人是郭沫若，郭沫若抓取情感的过程，冯至呈现思想的过程。 🔻围绕“新诗现代化”的课题，作者着重分析了李金发、穆旦、袁可嘉等诗人。其中袁可嘉的定义很有参考性：“接受现代文化的复杂和丰富而表现出同样的复杂和丰富。” 同时引出对何为真正“晦涩”的讨论。一个是“故意的模糊”，一个则是因遣词造句能力的缺乏而导致词不达意。 🔻最后的个体研究是鲁迅的新诗。我认为将鲁迅纳入讨论是很有独到之处的，虽并非大量创作新诗，诗论也是比较碎片化的，但鲁迅的确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主流观点的、能够给人新视角的诗歌审美。他在诗歌追求中容纳了深厚的理性意识、文化意识，认为现代中国诗歌应表现现实生活的“血的蒸汽”。 对于鲁迅诗歌倾向的了解需要重点把握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摩罗诗力说》，一方面强调将诗歌发展引入整体文化建设的框架中；另一方面强调要从整体文化精神层面革故扬新。这样看来，鲁迅借助小说启蒙民智的倾向是延续到了诗歌领域的。

本书很好地阐释了新诗与旧诗以及外国诗歌的关系，对诗人及其诗歌中所体现的思想情感状态给出了合理而中肯的总结，其中几个对举的词组清晰地呈现了诗歌创作中诗人状态的异同，例如明辨与忘言、协畅与拗峭、自由与自觉、物态化与意志化等等。书中还将参与新诗创作的十几个代表诗人的作品风格与创作理念作了明晰的比较与区分，例如闻一多的矛盾、徐志摩的恬适、卞之琳的冷静…… 此外，作者以优美流畅的文笔将这些思考熔于一炉，使学术论述也具备了文学的感染力。值得一读！

明辨与忘言一说实在是理解诗歌的霹雳剑，一招入魂，太棒了。

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做了详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