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健康与社会理论

有一个做软件的朋友告诉我，系统平台也有宽和紧两种模式，前者只排斥确定的有害，后者只接受确定的有益。我们都知道法律原则中存在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区别。一样造成了宽和紧的社会治理形态。这里肯定存在"纵"和"枉"的矛盾。我们的医疗到底是要干预疾病还是塑造健康？这有点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区别。《国语》：“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这就不仅是医者的问题了。

哈佛大学的医学人类学真是独树一帜。 生活不能太甜蜜：年轻公民、国家主权和新加坡的糖尿病之战（Life can't be too sweet: Young citizen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he Battle over Diabetes in Singapore）。讲座简介：过去二十年来，糖尿病成为全球发病率增长最快的疾病，也被新加坡列为国内第十大死亡原因。据预测，到2050年，每两个新加坡人中就会有一个患有糖尿病。因此，2016年，新加坡政府宣布了一场所谓的全国糖尿病之战。本讲座重点介绍近期新加坡政府与糖尿病的斗争，从健康和疾病的角度理解新加坡的公民塑造。新加坡将年轻公民视为国家高度成功的原因，因而，他们需要保持健康，以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糖尿病被认为是一种使人衰弱的疾病，能导致生产力高的劳动力瘫痪，因此这场糖尿病之战主要集中在年轻人身上。新加坡抗击糖尿病的巨大努力延续着政府的社会工程计划，以培养健康、坚强和具有经济生产力的公民，满足国家创造经济增长的需求。讲座指出，各国都在同疾病作斗争，这些疾病会把具有经济生产力的身体变成没有生产力的身体和消耗国家资源的病体，因此，我们需要从医疗和卫生的新角度来理解新加坡的公民塑造。—Prof. Saroja Dorairajoo（萨茹佳）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

景军是有点内功的, 因为这本书很好地预言了20-22年的节奏变化. 可能因为我主要做流病视角, 我实在是不太好理解这本书四个部分的链接结构是什么样的, 这是扣分点. 但网络流行病学, 积极老龄化, 疾病污名化和疾病社会问题, 总体写的蛮清楚的, 也就是说, 一个"理想的", "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共卫生, 一定是积极参与的, 这种积极参与要扎根于科学, 扎根于人际关系, 扎根于人文环境, 扎根于历史传承. (虽然我自己对中医这段觉得非常莫名其妙, 因为本质上论证的对象不是中医的有效性而是一个寻医行为的问题. 这也就忽略了, 为什么中医是特殊的这个问题.)

去年十一月在庄孔韶老师办的会上见过景军老师一面，还合了张影。那时就对这位非常和蔼，儒雅的景老师很有好感。后来又得知他可能会在几年后来我们学校任职，就愈发惊喜。 这本书是配合《我的凉山兄弟》一起看的，对于毒品和艾滋，我的了解仅仅限于公众健康教育的内容。但是这两本书读完后，我愈发感受到了这种疾病之后固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限于篇幅，更多的内容就写到札记里面吧。

这本书涉及的面很广，关注到艾滋病患者群体(同性性行为者，吸毒者，卖血者）的歧视及防治、老年人自杀，养老方式及老年人群体形象的刻板化、三峡库区村民搬迁、中医困境等等领域。得出的结论也专业明确独到。就是分析的过程还略显单薄，书中每一个章节，都是值得写一本专著的课题。总体而言，算是很不错的社会学书籍了，读过的人似乎不多，推荐给友邻们。

《四 上蔡之行》景军教授 摘自《肉身经济批判 ·生命价值的社会文化建构案例分析之一·》 2002年夏天，国务院扶贫办的一位主要领导将我和地坛医院赵红心大夫、中国农业大学唐丽霞老师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咨询协会的璐羽女士召集到一起，希望我们组成一个调研小组，前往河南上蔡县。此前我们已经知道，上蔡县是河南农民卖血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是河南艾滋病高发区之一。国务院扶贫办的那位领导特别指出，尽管艾滋病防治是医疗卫生部门的职责，但河南因农民卖血而导致的艾滋病流行与农村贫困问题相关，发病和死亡导致的贫困问题也对国家的扶贫工作提出了新挑战，需要扶贫部门做出积极反应。 我们四人联系到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张有春先生，于2002年8月2日一起到郑州找到地方扶贫办干部寻求配合。记得在欢迎我们的宴会上，地方扶贫办的干部非常热情，白酒一瓶一瓶被消耗，但就是不同意我们前往上蔡县。趁着大家从酒意正酣转入醉酒的状态，我急忙跑到大街上截住一辆“小面包”汽车，带着四位同事“逃到”上蔡。到今天回想起来那次逃跑的经过，我猜想省扶贫办的干部当时有可能故意设宴喝酒装醉，为我们放行。 在上蔡，我第一次感受到直接接触艾滋病感染者的震撼。上蔡县当时人口有133万，人均耕地1.12亩，属农业大县。20世纪60年代，当地农民就曾经因贫困而卖血。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政府建起一批血站，卖血人数急剧增加。1992～1995年，一些村落出现大规模卖血，县城方圆15里内的村子几乎村村都有农民卖血。1995年11月，上蔡县关闭了所有血站，但卖血转入地下，曾经出现过农民成群结伙悄悄地到玉米地里将自己的血液卖给非法血浆采购商。在政府的打击之下，地下卖血活动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被终止。 时至1996年，上蔡县连续发现数例HIV阳性死亡案例。在随后的两年中，各村有个别感染者陆续发病。到1999年，病人数越来越多，一些村子开始出现病人大批死亡的现象。这引起省卫生厅的重视。县医院建立艾滋病检测室后，对几个村的疫情进行摸底。截至2002年6月底，经检测确诊HIV阳性共1956例。全县有22个行政村是艾滋病病人比较多的村落。但是由于没有开展全县范围的检测，全县范围的感染者实际数字无法确定。 根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全县曾经参加过卖血活动的农民共4.8万人。根据政府部门不完全统计，2001年5～7月，上蔡共有900多名农民死于艾滋病。2002年7月中旬大暑高温，县城附近的后杨村一天就有11名艾滋病病人死亡。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县政府成立了艾滋病防治办，专门负责全县艾滋病防治的协调工作。不仅如此，根据有关人士介绍，县政府80%的精力都投入到防治艾滋病的工作。 经过三天反复的请求，我们要求离开县城到农村考察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在县领导的陪同下，我们穿过县城，沿一条公路南行数里来到邵店乡十里铺村。这个村被公路切成了两半，农户分散在路的两侧。刚出县城，下了一阵小雨，村子的土路变得泥泞不堪，轿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无法前行，我们便换上雨靴，随地方领导步行进村。 我们首先参观了位于公路东侧数十米处的十里铺村卫生所。卫生所是由县政府出资修建的，共有四间房，一间是医生的诊室兼药房，另外三间是患者就诊、输液、抢救的病房。自从来此看病的艾滋病病人逐渐增多后，其他病人怕被传染，很少到这里来看病，而是到村边的一个小诊所就医。尽管雨后路不好走，卫生所还是挤满了艾滋病感染者。不到一个小时，就有十多个病人到卫生所就诊。三间病房的床位都满了，病房外还另加了一张床位，供患者使用。病房外床位上是一个神情呆傻的妇女在接受治疗，她丈夫告诉我们，他们夫妻都是阳性，他妻子目前已经进入艾滋病期，经常头痛、不能进食，刚刚输完液体。 在一间病房里，躺着三个危重的患者，她们骨瘦如柴、面如死灰。其中一位已经连续几天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在床上坐起来了，陪她来看病的丈夫也患有艾滋病，这位妇女反复问我们一个问题：“我的孩子将来咋办哪？”另一间病房的病床上躺着杨某，她的丈夫坐在一边，面容消瘦，显然也感染了病毒。由于两口子都得病，他们已经没有精力照顾两个孩子，也不管失学后的孩子在干什么；40岁左右的患者程某是来打针的，她的两个儿子在前两年先后死于艾滋病，丈夫也感染了病毒。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她脸上显出了茫然和麻木的神情；患者李某在丈夫病发死后，独自拉扯四个儿子。16岁的大儿子外出打工，另几个儿子失学在家，要命的是小儿子也开始持续高烧，出现了发病症状。 陆续有其他患者到卫生所就诊。在来就诊的患者中，有口腔出现白斑和溃疡的，有浑身长了疱疹以及因疱疹而留下大片瘢痕的，有撩起裤腿就可以看到双下肢大量的皮疹并伴有溃破的，有的虽然看上去健康，但是仔细查体，可以触到淋巴结的肿大，而且患者大多感到疲乏无力，经常感到胸闷、气短，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 当随行的赵红心大夫为一位患者做诊断同时讲解如何控制病情时，两个小女孩拿着政府发给的治疗费用补贴证件来为卧床在家的父亲取药，还未开口说话，眼泪就流了下来。为了救助艾滋病病人，上蔡县政府发行了艾滋病治疗补贴券，老百姓称之为代金券。重病患者每月可以领300元左右；病情较轻者每月领50元。 十里铺的卫生所有两位医务人员。一位是50多岁的老大夫，另一位是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人。由于卫生所医疗设备简陋，甚至不符合消毒隔离的要求，两位大夫是冒着职业暴露的危险，为患者治病。他们不但每天要冒着刺破手指的危险为患者输液、打针和拿药，而且面临着亲人或朋友的不理解，为这些受到社会歧视的病人提供咨询和救治。 从自然环境看，上蔡村可以称得上地肥水美，草木丰茂。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种着长势喜人的庄稼，村落就掩映在被庄稼环绕的树丛中。但进入十里铺村后，我们却感受不到这种勃勃生机。横穿十里铺村的公路两旁，原来是繁华的集市，各种摊点、店铺林立，人员往来频繁，自从当地艾滋病感染者陆续发病后，路旁就逐渐萧条下来，各种店铺和货摊陆续撤去。倒是路边一家制作送丧用品的手工作坊生意日益兴隆。据店主讲，最近两年每天都有农民来买纸车、纸马以及纸糊的灵棚，亡者十有八九是艾滋病病人。 在十里铺，病人脸上表现出彻底绝望的神情。除关心孩子将来的生活学业外，病人对生活不再有任何留恋。“随便进一家，几乎都有病人”，两名村干部带着我们参观农户家时指着街道两旁的人家说。 我们在十里铺村走访的第一家农户有三间土房，一间屋里放着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中间的屋地上放着几袋粮食，另一间是灶房，冷清清的，没有一点生气，家里好像从来没有人住过。据村支书介绍，这家的男主人得病死后，他的妻子撇下七十多岁的婆婆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儿离家出走。老婆婆已出嫁的女儿后来拉来自家的粮食，回到娘家照顾母亲和侄女。 转到第二家，一进院门，我们就看到屋檐下一张床上，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躺在上面不停地呻吟，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坐在床边照料她。这个女孩的父母已经死于艾滋病。床上是她奶奶，也得了重病，卧床不起。政府每月给这个孤儿120元，供她吃饭、上学。孩子讲：“只要有钱上学，我一定好好读书。”女孩是隔壁家的孩子，因天下雨，房屋漏雨，她便把床挪到了自己叔叔家屋檐下。她婶婶也死于艾滋病，留下两个小孩，大点儿的孩子八九岁左右，患有乙肝，小儿子不满两岁，已经检测为阳性。 第三家的病人是村支书的小姨子，人已经病得骨瘦如柴，生命垂危。 走进另外一家的堂屋，迎面方桌上放着一张夫妇的遗照。这对夫妇数月前先后死于艾滋病，留下一个18岁的男孩和一个11岁的女孩，孩子的几个舅舅都患有艾滋病，女孩只能靠哥哥在外面打工继续上学。 我们在十里铺一共走访了7户人家，各户都有瘦弱的病人、无助的老人、流着泪的孩子。好不容易走访到了两户没有病人的家庭，我们才知道这些家庭因搞贩运而较早发家，修起了宽敞的砖房，在90年代的卖血风潮中，没有去卖血。大多数农民卖血者挣到钱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盖新房。村子里许多用卖血钱盖成的新房里面已一贫如洗。 在上蔡县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一位同志的陪同下，我们来到文楼村考察。文楼村离县城仅4公里。由于交通便利，文楼村在卖血潮中成为上蔡县的中心，全村80%的农户中有人参与卖血，总人数达1517人。离新盖的学校不到50米的文楼村卫生所门口围着许多艾滋病患者，等着拿药。由于曾经被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报道过，文楼村引发了各方的重视，从2001年10月开始，卫生部门为该村提供免费药品，发放对象限于447名确诊的艾滋病患者，该项费用每天3000～4000元。 文楼村卫生所的三间主房主要是门诊和发放药品的地方，后面还有一大一小两间旧房子被改造成简易病房。大房间里面放着五张病床和一个电风扇，其中有四张床上躺着重病患者，中间一人身上起很多带状疱疹，有两人躺在床上无力动弹，病人的亲属在旁边照顾他们。一个患病的妇女看见我们就哭了起来，说自己家里已经没有面粉，孩子都没有饭吃。陪我们调查的一名地方干部当场就给了她50元钱，让她买点面粉，给孩子吃饭。另一间房间里的两张病床上都躺着病人，地上有熬剩的中药渣，一个病情略轻的中年妇女告诉我们，她头疼得非常厉害，吃一些中药和止疼片根本不管用。卫生所的院子里站着许多病人，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医疗证，在等待医生发药和打针。参观完卫生所，我们又在村干部的陪同下，走访了几户有艾滋病患者的农户。 在文楼村，我们访问的第一户的户主及其妻子去年相继因艾滋病去世，只剩下三个孤儿和爷爷相依为命。爷爷60多岁，两个孙子均已辍学，到广州去打工，8岁的孙女在文楼村小学上一年级。在文楼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院子，但这家没有，仅有的是三间破旧的房屋，但前面堆满砖瓦。一问才知道，这是卖血钱购置的建材，但没有开工，家中两位顶梁柱即相继去世。 我们在文楼村访问的第二户家人中，户主于2000年因艾滋病去世，剩下妻子和一个儿子。这家房子里有一张木床，床边的绳子上挂着破旧的衣服和被子，土炉子冷冷清清，像许多年没有生过火。炉子旁的地上有几个煤球和一个空面粉袋子。据村干部介绍，户主去世后，他的妻子把儿子送给孩子的姑姑抚养，自己改嫁。但后来她查出艾滋病，被那家人赶了回来。现在她的病情发作，躺在床上无法走动，只有10岁的儿子在旁边照顾，做饭给她吃。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国家能把她的儿子抚养成人。 在文楼村，我们访问的第三户也是一贫如洗的家庭，连厨房都没有，只在走廊上搭一个简易的灶具。这一家户主两口子都死于艾滋病，只剩下年迈的父母抚养四个孙辈。除大孙女幸免外，另外三个孩子也都感染了艾滋病。 艾滋病对文楼村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表现之一是农产品卖不出去，因为周边的人们已经听说文楼村爆发了艾滋病，害怕吃文楼村种的丝瓜也会感染艾滋病。 在入村调查的基础之上，我们邀请十里铺村、文楼村、南大吴村以及后杨村的小学老师、村干部及村医一起到县政府会议座谈并核对数据。在会议室的黑板上，村干部先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将各种数据写入我们设计的表格，之后由村内其他代表补充纠正。此举使得我们了解到如下数据。 文楼村，3217人，2002年1～7月共有81名感染者死亡，留下孤儿20名、单亲儿童78名，在2001年一年内全村只有一个外村媳妇嫁入。 后杨村，3821人，2002年1～7月共有218名感染者死亡，留下孤儿36名、单亲儿童36名，在2001年一年内全村仅娶进一个媳妇。 南大吴村，2440人，2002年1～7月共有111名感染者死亡，留下孤儿12名、单亲儿童85名，在2001年一年内全村娶进两个媳妇。 十里铺村，3383人，2002年1～7月共有190名感染者死亡，留下孤儿21名、单亲儿童43名，2001年一年内全村娶进四个媳妇。 上述四个村庄的合计人口等于12861人，2002年1～7月共有600名感染者死亡，留下425名孤儿或单亲儿童，一共娶亲8次。娶亲之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民不聊生难以娶亲，二是伴随艾滋病的歧视问题非常严重，歧视还影响到了整个上蔡县的形象。往年上蔡县每年有30万人出去打工，但2002年有20万人被退回来，原因是来自艾滋病高发区。 据同行的赵红心大夫判断，上蔡县的艾滋病疫情正处在发病高峰期，一旦出现临床症状，如果不能及时干预，感染者的生存期一般不会超过2年。赵大夫同时认为，死亡期高峰的开始已经来临，况且有些村庄已经出现成批死亡的现象，如2002年7月11日，后杨村干部一天内发现11名感染者死亡；2002年6月至8月，南大吴村发现14名感染者死亡，包括3例自杀；2002年6月，十里铺村在10天内有13人死亡，而且出现4家绝户。

非一般嚼理论的学术论文合集。在书中，不仅可以看到清晰的理论框架与详实的案例，更可以感受到景军的人文精神与普世关怀。对我来说，文字层面也体现出独属于中国学者的文人气质。在这个时候出版，应该值得被更多人看到。许多讨论皆可用来思考我们今天面对公共卫生与健康事件的态度，立场与行动。

社会学著作，并不是单纯的讨论健康与疾病问题，而是探索这些问题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机理。其中我特别喜欢无偿献血和长卡司机艾滋病监测部分，这些涉及了肉身经济批判和生物权力理论。推荐大家读景军先生的著作。

景军教授还是老练，在四个理论框架下，将各种不同的理论轻松拿来使用，对经验材料的充分解读，不仅让文章更加的有可读性，也让文章背后的社会，文化，结构等机制不断凸现。

好书，从社会现象和调查问卷引申至背后的制度权力、社会理念、内心情感等方面。从老人自杀问题探讨至养老新模式开发这个论题真的很激发思维，临终关怀被赋予了超越生命科学的使命，其对象还可以从病人个体延展到亲属，要改变这个体系需要制度权力的干预，但后者又是国家核心，从根基上动摇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