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一、什么是信－任型君臣关系 1.信－任型君臣关系的表现： 第一，能够“与上卧起”、“出则骖乘”。臣下和嫔妃，能经常出入皇帝卧室侍奉皇帝，或者驾车出行时能和皇帝同坐一辆车，就表示受信任。因为在过去，无论是皇帝的寝宫，还是出行时的车驾，都是非常私密的个人空间，如果臣下能进入其中与皇帝进行面对面地沟通，自然表示十分受信任。 第二，能够获得皇帝的额外赏赐，让皇帝到家里做客。当时西汉官员工资普遍不高，皇帝会有各种定期赏赐、庆典赏赐、功劳赏赐。当然，受信任的官员除了这些常规赏赐之外，还会经常获得各种额外赏赐，并获得皇帝上门做客的殊荣。 2、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内涵： 作者将君臣关系分为了两类：“礼仪型君臣关系”及“信－任型君臣关系”。 在帝国体制下，大部分臣下是通过进入官僚体系和皇帝建立君臣关系的，但是帝国官员千千万，能真正进入皇帝视野的官员是很少的，大多数官员穷其一生，不过是通过文书的上传下达和皇帝维持某种联系罢了，作者将这种普遍性的君臣关系称为“礼仪型君臣关系”。 无论是皇帝为了加强统治，还是臣下为了施展抱负，都有动力在一般礼仪型君臣关系之上，去追求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作者将这种极少数臣下与皇帝之间发展出的亲密关系，概括为“信－任型君臣关系”。当然，臣下受皇帝信任的程度也有亲疏远近之别，其中最极致的信任关系被称为“宠”。 二、信－任型君臣关系如何建立和终结 1、君臣信－任型君臣关系是如何建立的： 首先，要有与皇帝有长期共同生活经历，日久自然生情。其次，与皇帝因缘际会，受到皇帝的宠爱。再次，就是通过投其所好，媚上以求宠。最后，如果你对治国理政有什么高见，还可以给皇帝上书言事，以言辞高论打动皇帝。 以上就是作者梳理出的一些“求宠”的典型路径，实践中“求宠”之法可能远不止这些，但究其根本都是投其所好罢了，即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当然，无论何种措施也不过为受宠增加一些可能罢了，还要再加上各种偶然的幸运，才能最终赢得皇帝的信任。 2、君臣信－任型君臣关系是如何终结的： 第一，君臣一方死亡了，信－任型关系自然终结。如果皇帝先死了，除非受临终委托担任辅政大臣，否则这种信任关系很难延续到新皇帝身上，“一朝天子一朝臣”才是历史的常态。至于宠臣能否善终，主要受制于和储君和大臣的关系，只有小心翼翼、维持好多方关系者方可能全身而退，现实中真正能做到的寥寥无几。 第二，皇帝变心了，信－任型君臣关系也就终结了。很多宠幸来得突然，去得也令人猝不及防。比如，武帝时期卫子夫曾备受宠幸，但最终也难免色衰而恩绝，毕竟后面还有“王夫人”“李夫人”“钩弋夫人”轮番等待宠幸。君臣之间亦如是，曾经的宠臣，一旦现实政治情势发生变化，很可能就会被无情地抛弃。 三、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动力及深层历史意义 1、君臣双方建立信－任型关系的根本动力： 第一，从皇帝视角，主要是为了保障自身安全、满足个人偏好。首先，皇帝虽然是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但也有其脆弱一面，要想维护自身安全，有效统治帝国，必然需要一批值得信赖的臣子。其次，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许多个人偏好需要满足，渴望身边有一些值得交心的朋友或长辈。 第二，从臣下视角，主要是为了获得各种好处。在帝制时代，皇帝掌握着一切名号、资源与利益的最终分配权，大臣想要快速获取高位，赢得皇帝的信任是一条终南捷径。此外，在帝制格局下，大臣想要施展抱负，也必须得到君主的信任，所谓“得君行道”，所以很多正直的大臣也会刻意迎合皇帝。 在帝制时代一君众臣万民的格局下，君臣双方的需求共同构成信—任关系存在的基础，并通过这个关系，重新分配社会名望和财富。 2、信－任型君臣关系如何深刻影响历史： 第一，“信任型君臣关系”为皇帝介入朝政提供了力量。 西汉一朝，皇帝虽然是最高权威，但实际日常政务主要是由丞相负责的，皇帝若想干预某事，需透过丞相来施加影响。这种格局，被历史学家称为“君相委托制”，最初对皇权形成了有效制约。历代皇帝，为了摆脱这种制约，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不断任用亲信，插手传统上由丞相负责的事务，以此扩张皇权。 第二，信任型君臣关系是全国行政得以实施的根本动力。 古代社会是熟人社会，处理日常事务时，明面上讲究按规章礼法办事，但暗地里其实更信奉关系，讲究看人办事。随着历史的演变，我们逐渐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为了管理这个广土众民的大帝国，统治者逐渐摸索出一条最高效的治国利器，即官僚制。毕竟帝国太大了，靠皇帝及其亲属根本管不过来，只能找一群帮手，这就是官僚制的源头。那么官僚如何帮皇帝管理国家呢？依靠皇帝制定的各种法律和制度办事，大多数官僚据此与皇帝建立了“礼仪型君臣关系”。但是帝国太大了，绝大多数官僚对于皇帝都是陌生人，皇帝信不过，怎么办？培养一批亲信，即与个别臣下建立“信任型君臣关系”。 信—任型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是皇帝在利用熟人世界中形成的关系资源与行为方式，维护自身安全，进而统驭“陌生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顺道还可以用来结男女之欢、申一己私意。而且，皇帝所“宠”的臣下，虽然常产生于熟人、亲友之间，却也并不限于此，具有半开放性，所以吸引无数臣民竞折腰，积极投身到“信任关系”的追求中。最终这种关系被复制到全国各个层级，实际上主宰了汉代国家，甚至后来帝制时代行政运转的基本逻辑。

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宠”（信—任型君臣关系），是西汉政治中皇帝与臣下们共同追求与努力达成的一种暂时又持久的状态。它作为一种以大量言行在历史中直接、反复出现的结构性存在，并非后世史家的概念抽象。信任型君臣关系在政治运行中形成“关系过程”，与礼仪型君臣关系的“事务过程”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 结合全文来看，即使是很多人表示赞赏的序言也不够好，正文论述与注释看似丰富实则太过枝蔓，作者想要破除史家的目的论、（权力结构、集团）实体化的线性历史，最终却是借助“关系”与“事件”分析与历史学的传统技艺产生了耦合，由此抵抗社科理论先入为主的概念化分析，但最终仍想以“关系过程”对韦伯费孝通等人关于古典帝国统治方式（家产制官僚、差序格局等）的宏大设问提供一个回答。而这一回答的限度，恐怕也是中国史在认识自身中遭遇的限度。 最后是本书比较有意思的点是作者更为强调个人间感情（而非权、势）在信任型君臣关系中的意义，并且在分析中构成感情、权势与后起的道德与（帝国、天子）想象这三者相互交织的关系。但这种不断建立、争夺、维持与废止的关系在被对象化的过程中，似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元，否则既无法解释其在后世的变迁、其与更宏观的权力礼法秩序的结构关系，同时也无法与对这一段时期中吏与“宦皇帝者”的区分、未央宫、官寺和障燧的空间构造、出土简牍中的文书与私信体现的“关系流”等既有研究成果形成内在的结合。

感觉浪费几个小时时间，作者也浪费一个好题目。开头结尾，把政治史研究的几位大拿批判一番，结果自己所谓的突破等于没有。文章如会要类书一般排比列了一堆汉代的事件，既没有优美的文笔，也没有缜密的分析。关注“关系”，是政治史早有的提法，邓小南提的“活的政治史”就包括这样，作者也没有新突破，只是创造了“宠”“信—任”关系这么一个拗口的名词，其实还是老一套。而且对所谓的信任关系也没有明确定义，比如举的例子有很多权臣，难道当权就是“信—任”型关系？霍光在宣帝时，宣帝已经如芒在背，还对霍光“宠信”吗？只是力不能逮不能除掉罢了。作者把这种权臣也算在“信任”型中，可见概念的混乱。此外，所谓关系分为礼仪型和信任型，在于任何朝代，任何社会，现在也有，西方中世纪也有，现在西方所谓民主社会一样有，这是人类社会共性，西汉有什么特点？对西汉制度和政治文化有哪些影响？完全没有分析。

在代序中，作者对目的论式的研究以及线性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或隐或显的流露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颇具启发性。此外，其对“二重君臣关系”的论述，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君臣关系的复杂性有很大帮助，其中，“信——任”型君臣关系，是作者结合西汉历史而总结提炼的观察这一时期君臣关系的重要视角，其启示意义不仅限于西汉。该提法及其实践是作者致力于突破线性历史观且基于历史史实，而对西汉君臣关系乃至王朝统治进行再认识的一种尝试，应该说极具见地，绝少目的论色彩。至于哪些臣下能被纳入信——任型君臣关系以及更深层次“宠”的讨论中，似乎不易界定，由于史书书写的格套化使得相关用词或只具有象征意义，再加上作者用于界定的标准难免存在主观性，从而最终使得对信——任型君臣关系以及“宠”的论述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片面性，当然，这是结构性问题，不能苛责。最后，作者以反对线性历史观为致力目标，但一个概念一旦提出，就很难不以其为视角来考察和梳理历史，这在无形中又形成了一种视角上的遮蔽，也可能会落入目的论及线性历史观的窠臼。

好书，对了解西汉中晚期的历史很有帮助，注释内容非常丰富，可见侯旭东先生治学之严谨

西汉政治的叙事，长期被两种框架所主导：一是“事件/制度/文化”三足鼎立的割裂式研究，二是“阶级论”“集团论”“出身论”等实体性思维下的静态分析。 本书正是要打破这两种惯性。这本书初以长文形式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成书，同年入选《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并在学界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方法论讨论。 侯旭东的核心判断是：中国古代帝国的君臣关系并非单数，而是“礼仪型”与“信－任型”的双重结构。礼仪型关系通过策名委质、朝仪文书等仪式确立，具有普遍性、制度性与规范性，是所有臣民与皇帝之间最基本的名分纽带。但在这层制度性关系之下，还存在一套以情感、信赖与私密空间为标志的“信－任型”关系——同乘一车的亲近、允许入寝殿的默契、在私密空间中交谈的人情温度，构成了皇帝与少数心腹之间可被感知的“亲密圈层”。 ①“宠”为何是一种结构性存在，而非偶发的偏心或道德堕落。 侯旭东指出，西汉皇帝面对的是一个“广土众民而皆为陌生人”的帝国——六千万臣民在名义上皆为臣属，绝大多数却只是文书上的姓名或户籍上的数字。在这种陌生统治结构中，皇帝需要一条“有温度的通道”，用可信之人来驾驭陌生多数。信－任型关系不是制度的对立面，而是制度运转中“不可见、不稳定、甚至不可控”的部分的补充机制。用侯旭东自己的话说，“宠”驻扎在制度的缝隙里，托举着历史的细微震颤。 ②侯旭东对“宠”的理解有着明确的方法论自觉。他在代序中系统批判了“倒放电影”式的线性历史观，认为以结果推导原因、以必然性遮蔽可能性的叙事方式，压制了历史中人的能动性。他试图以“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维度重新审视古史，为摆脱碎片化实证研究与抽象结构分析的疏离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这一取向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野下展开，使全书呈现出一种“深描”的气质——不是寻找规律，而是捕捉关系在时间中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 但本书的争议也恰恰源于这种野心。有论者指出，侯旭东试图用西汉一朝的个案来回应韦伯“家产官僚制”与费孝通“差序格局”这样宏大的理论命题，但西汉本身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过渡性帝国——它的平民化程度高，升官模式化程度低于科举时代，宠信与富贵无常的现象尤为突出。因此，“宠”在西汉的显著性与它在其他王朝的表现，并不能简单等同。侯旭东本人在回应中也承认，他“只对汉代进行研究，由于王朝的政治构造的不同，其他时期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更实质的批评来自方法论层面。有学者认为，侯旭东对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的批评存在误读——田著的叙述并非线性史观，而是在皇权与士族的博弈中展开对历史可能性的探索，其“王与马共天下”的结论恰恰是多种可能性失败后的形态，而非目的论的必然。这一批评如果成立，意味着侯旭东在“破”的层面用力过猛，而在“立”的层面尚未完全兑现其方法论承诺。 不过，即便存在这些商榷，《宠》的学术贡献仍然不容忽视。它推进了学界对君臣之间特殊亲密关系的研究。尾形勇在《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中发现君主对某些臣属“以家人之礼相待”的现象，甘怀真区分了“义合”型与“父子化”型两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则考察了任侠习俗对官僚体制的影响。侯旭东的“信－任型”概念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同于任侠式关系与复恩式关系，“信－任型”所依托的“宠”在人际结合的方式上更具一般性，在君臣间特殊亲密关系中占更大的比重。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关系置于“熟人世界”的广阔社会空间中，自上而下地重新审视国与家、公与私的对立统一，这是前人所未曾涉及的。 ③回到书名中的“宠”字。侯旭东说：“‘宠’，不是羞耻，是关系。”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指向一个更深的问题：当我们习惯于用道德判断来消解那些无法被制度完全容纳的政治现象时，我们是否也在放弃理解权力真实运作方式的机会？信－任型君臣关系既可能扶持贤能，也可能滋生危机；晁错是“智囊型宠臣”，石显是“宦官型宠臣”，两者共享同一套关系逻辑，却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侯旭东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他至少让我们看到，在礼仪型君臣关系的规整表面之下，还有一层由信任、情感与私密空间编织的关系网络，始终在塑造着西汉历史的走向。

作者一开始就把所有的派别，大部分的名家批评了一通，这里问题，那里偏颇，我就感觉不妙，作者真有什么绝世高论么？ 抱着试试的心理继续读下去，越读越失望。作者是典型的先立论，宠信关系，再把这个论点分成几个方面，找来沾边的史料来说明阐述。首先这个做法不对，应该先有历史，再归纳出规律；其次这个宠信观点就是过于简单，不算什么高明新颖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作者是把观点切成几个方面，而没有深入挖掘，比如刘邦一开始和卢绾那么要好，为何决裂呢。只是平铺史料，索然无味！再次，作者缺乏对史料的辨析，比如史料中高官皇帝的话很多是大话套话，后面代表了什么意思，史料真伪，靠谱度如何，史料与史料之间的联系如何，比如作者提到两次王商，分明是两个人，一笔带过，也不做说明。 总之，作者眼高手低，对比战国歧途，真是高下立判。

“事务过程不断通过例行化的运作使得帝国体制得以延续，关系过程往往会渗透到事务过程中，催生变化；两者交织，实现了变与不变的统一。”但制度和人事互浸已然足够表示，文字翻覆绕了一圈回到常识是本书给我的最大感觉。政治史研究多关注事件过程而很多只是环节语，《东晋门阀政治》考证“帝亲观禊”就能看到翼戴之功是真的，关键事件却是虚构的。史家记录里这样的后推前是很多的，这涉及到历史如何记述、记忆如何形塑，以及人的认识毕竟逃不开通过具体事件为介质。以关系过程代替事件线索也许有一些独到之处，但以这样的常识上升到历史动力令人存疑。

5/3 1:30 只看了序言就给我看力竭了，开头对前辈库库一顿开炮结果根本没轰到点子上，虚空索敌自说自话非常之搞笑。。看法太过片面和绝对了，而且我真对短短十几万字的书能论证这么深的东西存疑，书友的评论证明我的预感完全正确。不否认有些话说的确实挺对的，但是含量堪比史里淘金，唉！ 二编在5月27三点：因为不可抗力看完了，虽然我还是觉得他这个，比起论述什么不如说是一堆整合起来的史料精读，论少述多，虽然作者总是说摆脱线性史观，但我觉得直接看第一章和后三章的论述就足够了……唉，一想到当时人削尖了脑袋挤进官场，用一些，今人看来甚至有点荒谬的方法去赌仕途，低声下气去求人，我就觉得好难过，虽然这甚至已经是制度的一部分了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书评： 1.浓缩的前汉史，围绕宠、信、任几个字写出汉天子与身边臣子、宦者、外戚等之间的互动，归纳出一个“求宠—得宠—宠衰—下场—他人求宠”的循环往复过程。 2.罗列《史》《汉》史料，就事论事，确实无甚发明之处。 延伸：自秦始皇登上皇帝之位到溥仪退位，几千年的中华帝制社会并没有什么大变化。皇帝集权、郡县制、三公九卿制（在血缘外拓展用人途径）等定于始皇处，但一个成熟的中国古代框架脱胎于前汉。太祖高皇帝所建立的王朝是此后所有王朝的缩影，武帝、宣帝为帝制统治加上了外儒内法的核心手段。 一方面，帝制时代的人，大多数是忠诚的。在至高皇权之下，任何人、任何集团也只能通过正当或卑鄙的手段来窃取，借助皇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敢明目张胆取而代之（除非利欲熏心如陈弘志弑宪宗天子、或者力量早就超过皇室如杨坚篡北周赵匡胤篡后周），只因怕天下群雄心系“刘家”。 另一方面，帝制时代的人又是最不忠诚的。“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比于英王、鬼子国之所谓天王万世一统，帝制时代的国人信天命流转，以此作为自己取而代之的依据，如哀帝天子的再受命终将没法为后代抵抗住王莽的托古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