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二弟，是著名的文史学家，与鲁迅先生兄弟阋墙，关系交恶，曾经任职日伪政府，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刑十年。俞平伯先生家学渊源深厚，是著名的红学家，亦是著名的文史学家，曾经师从周作人先生，与周作人先生是相交一生的挚友。文本辑录了周、俞二位先生的往来书信数百篇，通过阅读这些书信，我们既知道了两位先生的友情，亦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文人相交的平淡如水，却情意绵绵。再者，两位先生都不负大师盛名，每篇书信都言简意赅，又意韵高雅，值得吾辈一读赏析。

唉从前时候觉得俞平伯先生是一本正经极其细致的学者，这本书的效用就是大变活人，好可爱啊，还会逃课。

民国闻人周作人，鲁迅的大弟弟。早年留学日本，娶日本妻。 其之散文即兴发挥，随手拈来。情致极高，极为俊雅。 其人思想与政治立场与其文章做对比，显然糊涂落伍很多。 其之抗战时投靠敌伪，并任伪职，成为其一生无法洗刷的人生污点。 难道说，留学日本与娶日本妻或是欣赏日本是为其宁愿一意孤行、卖身投敌、不惜自甘堕落而当了可耻的汉奸的动机或是注脚吗？ 做为一个中国人，纵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思想与立场发生摇摆与偏差，入了歧途，无疑是为人生之大败笔。古往今来，不胜枚举。 在今天世界如此纷繁复杂的局势下，仍然有思想立场摇摆不定、自自为是的人。此为读书人抑或学者的悲哀！ 自古言读书可以明事理，可是星移斗转，早已是物是人非也。思想意识之混乱与缺乏正见，已成为学界、民间的一大乱象与危机。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绝非危言耸听。 读书，思索。成熟，正见。

在散文作家中，应当数朱自清。五四以后谈及写美丽散文的，常把朱、俞并举，即朱自清、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西湖六月十八夜》两篇文章，代表当时抒情散文的最高点。叙事如画，似乎是当时一种风气。（有时或微觉得文字琐碎繁复。）散文中具诗意或诗境，尤以朱先生作品成就为好，直到如今，尚称为典型的作风。至于在写作上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意味，一种对人生欣赏态度，从俞平伯作品尤易看出。对朱、俞的文章评论，钟敬文以为朱文无周作人的隽永，无俞平伯的绵密，无徐志摩的艳丽，无谢冰心的飘逸，然而却另有一种真挚清幽的神态。有人说，朱、俞同样细腻，不同处在俞委婉，朱深秀。阿英以为朱文如“欢乐苦少忧患多”之感。因此对现在感到“看花堪折直须折”情形，文字素朴而通俗，正与善说理的朱孟实文字异曲同工。周作人则以为俞平伯文如嚼橄榄，味涩而有回甘，自成一家。 摘自《沈从文的文学课》。俞先生散文写的极好，可反复阅读。

书中所附信札影印图片较少，以文字誊录为主，内容多问候、邀约、教学琐事，亦不乏文字佳品，尤爱1929年6月25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言及宴饮时见其与妻儿饮茗谈心，遣人相邀，远望脱帽谢绝，非是臆想，此种文字，配以一个远景，真是风流蕴藉。   写信札者“轻松自然地流露”，读者自亦当如此。相较于书中所涉及的时事背景、高谈妙论以及大量的人际交往，通信往来双方才是本书之重点。这里不是文章之作者，而是平常之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跋《苦雨翁书札》言：“苦雨翁我们常见，苦雨翁的信札我亦常有之，但这样摆在一起观之，我真个的仿佛另外有所发现，发现的什么又说不出也。”我姑妄言之，睹信思人，按日期装订的信札正是写信者每一幕定格的形象，文字照片也。比之日记，此种交流“抓拍”显然更具文学魅力。本欲在通信中看到周、俞言及国难之语，但只偶一带过，可惜信札之散佚，不得多睹其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