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算是读完的第一本关于寒冷地区历史的书。一个面积达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有无数的土地、森林和矿藏，但整个近代的历史却感觉如此的悲惨； 但另一方面，在这片土地上承载了沙俄三百多年来与当时的社会与制度格格不入的人们；孕育了“描述人类心灵全部深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推翻沙俄建立苏联的列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米哈伊尔·西多罗夫；还有那些在本地扎根、自发的为路过的流放犯人们提供食物的、笃信宗教无私奉献的善良的老百姓们。 西伯利亚的殖民史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矛盾的历史，仿佛是一个水火不容的两极所孕育出来的混血儿： 首先是从殖民的目的来说，一方面沙皇希望西伯利亚成为一个发展皮毛贸易、开发森林与矿藏资源的宝库，另一方面又希望它成为一个承载溢出的罪犯的没有屋顶的大监狱；承担这样矛盾的目的的殖民主力军是那些罪犯，然而与沙皇预期的相反，这些罪犯既没有被监狱改造，也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财富；他们在监狱里发展了手工艺制作、偷窃、制造假币等技能，在监狱外成为了掠夺居民财富的流民； 从这片土地的利益相关方来说，统治这片土地的沙皇与被流放的政治犯们有巨大的矛盾，让这片土地一方面帮助沙皇驱逐反对他统治的人民，另一方面又帮助这些反叛的人民积蓄力量，最终从这片土地上流传出的各种文学作品和革命军队也确实摧毁了沙皇的统治； 这片土地上最常见的三种人也有着巨大的矛盾：押送犯人的沙俄官员们与流放犯，逃亡的犯人与当地的居民，这种内生的矛盾几乎贯穿整个三百多年的殖民史，使得殖民的进展停顿不前。 另一个很有趣的联想是和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对比。几乎是完全两极的两种开拓模式：美国西部大开发是向往财富和自由的人们，在政府土地法案的引导下西进，开发密西西比河灌溉下的肥沃土地，还有在金矿吸引下的西海岸大开发；而沙俄的西伯利亚殖民则完全由政府主导，压迫着罪犯们在强制管理、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去干苦力。信奉信教，获得精神解放，崇尚自由与独立的美国殖民者与信奉东正教、崇尚牺牲、集体，美化痛苦的俄国殖民者也非常像是冰与火的两极。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是第八章对监狱生活的细节描述，和陀翁的《死屋手记》可以交叉阅读。监狱中的环境是我所见过最残酷的，潮湿、污浊、夹杂着屎尿汗味的空气保证了罪犯的每分每秒都接受着折磨；每一秒钟身边都有其他人是一种极致的精神上的不自由；毫无意义的工作对身心都是一种巨大的璀璨。但这样的环境也结出了另类的果实，擅长各种手艺活儿的工匠们，规则另类但却格外坚守自己的道德的罪犯工会，还有在西伯利亚积累知识与革命力量的政治犯们。还有一个特别痛快和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女犯人反抗暴政直接给了狱警一巴掌，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既有怜悯犯人、舍己无私的民众们，也有敢于对抗国家机器的罪犯们，就像是这苦寒大地上开出的冰花一样。 就像《伟大的博弈》虽然描写的是美国金融的历史，尤其是集中在纽约华尔街的历史，但其实千丝万缕中串起了整个美国的政治史；这本书虽然是描述西伯利亚的殖民史，但其实也讲到了大量沙俄历史上的关键政治节点，这片北亚大陆上的历史和沙俄乃至整个欧洲以及中东地区都有紧密的联系。 在12到15世纪蒙古人的势力在西伯利亚消退以后，1582年俄国人首次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西伯利亚标志着俄国“领土聚合”的殖民扩张计划的开始； 16世纪末和17世纪是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东扩开展皮毛贸易的历史。 18世纪皮毛贸易的衰落让西伯利亚作为流放场所的功能变得突出起来。在俄罗斯帝国废除死刑后，“流放”在18世纪中叶变得普遍起来。1822年3月15日，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将犯有恶行的农奴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决议。 自1826年以来，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不仅有对地主犯有恶行的农奴，还有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参与者。从这时开始，西伯利亚的命运和整个俄国、甚至是和欧洲的命运开始交织在一起：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反而有机会避开俄国欧洲部分的专制统治，试验自己的政治思想，这也间接为1917年十月革命提供了范例； 1861年农奴制取消间接引发的1863-1865年波兰人起义，被镇压、逮捕、流放的波兰政治犯们展示了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面对这样的专制压迫时的抗争。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对我是又一次的警醒，就像之前在我新加坡的同学上所看到的那样，有不平等或不满意就主动去抗争并争取自己的权益，这对我来说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这些政治犯们后来回到欧洲，也用他们的声音揭露西伯利亚以及沙俄的专制独裁的暴行，也间接加速了欧洲及俄国人民的反抗与革命； 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以及其后在俄国欧洲部分爆发的1905年革命产生了大量流放犯，激增的流放人数让西伯利亚成为了革命培养皿，并最终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 然而作者借以为经历沙俄、白军、红军到最终又经历大清洗的老兵一生的经历和他的视角，看到了西伯利亚历史的轮回。这也是我对比阅读之后的感受，即暴烈的革命往往带来的是社会剧烈的震荡，最终只留下被伤害的人民；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又马上经历专制复辟就是另一个鲜明的例子。相比之下，现在我反而更喜欢英国温和、渐进式的社会改良。 当然，任何历史都无法脱离地理的影响，最后一个收获就是浅浅了解到了西伯利亚的地理。北极圈内的冻原，三条大河上游的泰加林，还有南部临近中亚、蒙古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以“毕业了”来记忆的三条大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大本营托博尔斯克，鄂毕河上游的鄂木斯克，欧亚界标叶卡捷琳堡，贝加尔湖西岸的伊尔库茨克，东岸的涅尔琴斯克矿场，太平洋的萨加林岛和堪察加半岛，还有原属于清朝的恰克图和海参崴……北亚对我来说不再是一片空白，这片土地上的地理和历史在看完这本书后有了一个宏观的印象。

评论：很有趣的一个悖论。沙皇最初设想“一举两得”：用免费囚犯劳动力开发边疆，同时省去本土大监狱的维持成本。但惩罚的压制属性与殖民的建设属性本质互斥：想要驯服罪人，就摧毁劳动积极性；想要有效劳动力，就必须削弱刑罚威慑力。双向拉扯之下，惩罚、殖民两大目的双双崩塌，流放制度最终非但没能巩固帝国统治，反而孕育出颠覆自身的革命力量。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内容总结 作者：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教授 奖项：2017年坎迪尔历史奖（全球最高非虚构史学著作奖） 书名渊源：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死屋手记》，该书基于作者四年西伯利亚苦役经历创作 核心资料：19世纪新闻报道、官方报告、俄国小说、回忆录、日记及俄罗斯欧洲部分与西伯利亚档案馆大量未公开一手资料 一、核心论点与研究范围 - 核心矛盾：沙皇政权将西伯利亚作为流放地，同时追求惩罚罪犯与开发殖民双重目标，二者内在冲突导致制度彻底失败 - 时间跨度：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加冕至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覆盖整个19世纪沙俄流放制度兴衰史 - 流放规模：超过100万囚犯及其家属被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西伯利亚成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 - 研究视角：聚焦普通流放者（政治犯仅占1%）及其家属，还原制度对平民生活的影响与西伯利亚社会塑造过程 二、结构与主线（十四章） 1. 起源与制度设计：16-18世纪流放制度雏形，1822年斯佩兰斯基改革确立流放体系基本框架 2. 流放之路：囚犯从欧洲俄罗斯到西伯利亚的漫长迁徙，沿途苦难与管理混乱 3. 政治犯群像：十二月党人、波兰起义者、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政治流放者经历 4. 苦役与矿山：涅尔琴斯克等矿山的极端劳作条件，苦役犯的非人待遇 5. 流放者社区：流放者在西伯利亚形成的"民主共和国"，罪犯自治与社会秩序重建 6. 原住民与流放者：西伯利亚本土民族与流放者的互动、冲突与融合 7. 刑罚堡与监禁：专门监禁设施的运作，暴力惩戒系统与囚犯反抗 8. 革命思想传播：流放地成为革命思想孵化器，政治犯与普通罪犯的思想交流 9. 追捕与逃亡：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与逃犯之间的博弈，流放制度的漏洞 10. 萨哈林岛：远东流放地的特殊情况，最残酷的流放形式之一 11. 暴力惩戒：鞭刑等酷刑的实施，惩罚制度的野蛮性与腐败 12. 制度崩溃：19世纪末流放制度的系统性危机，改革尝试与失败 13. 收缩的大陆：流放规模缩减与制度效能丧失，帝国控制力衰退 14. 红色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如何为1917年革命培养力量，最终埋葬沙皇帝国 三、关键内容与发现 - 双重目标的失败 - 惩罚目标：流放地沦为腐败与暴力温床，囚犯更易变得激进而非悔改 - 殖民目标：流放者多为老弱病残或心怀怨恨者，无法成为合格殖民者，反而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秩序 - 流放者众生相 - 普通罪犯：占流放者绝大多数，多因小偷小摸等轻微罪行被流放，遭受最残酷待遇 - 政治犯：虽比例小但影响力大，在流放地形成知识网络，传播革命理念 - 家属：自愿跟随流放的妻子、子女，在流放地面临同样苦难，成为制度受害者 - 逃犯与赏金猎人：构成流放地特殊生态，暴露制度管理失效 - 暴力与反抗 - 官方暴力：鞭刑、夹道鞭笞、镣铐等酷刑常态化，死亡率极高 - 囚犯反抗：逃亡、暴动、谋杀看守等，1905年后反抗规模扩大 - 制度腐败：官员勒索、虐待囚犯，流放管理体系溃烂 - 革命的孵化器 - 不同背景流放者在西伯利亚形成共同身份，同仇敌忾对抗沙皇政权 - 流放地成为革命组织联络中心，列宁、托洛茨基等革命家在流放期间继续活动 - 1917年革命中，西伯利亚流放者成为布尔什维克重要力量，加速帝国覆灭 四、结论与历史意义 - 制度彻底失败：既未有效惩罚罪犯，也未成功开发西伯利亚，反而成为帝国财政负担与政治不稳定根源 - 历史悖论：沙皇试图通过流放巩固统治，却意外为革命创造条件，西伯利亚成为埋葬沙皇帝国的"实验室" - 学术价值：比尔突破传统研究聚焦政治犯的局限，通过普通人经历重构流放制度社会史，为理解沙俄晚期社会与革命起源提供新视角

残酷镇压的胜利是短暂的，而专制政权妥协的努力永远也无法弥补“使用刺刀和监狱而投下的阴影”，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沙皇政权把西伯利亚当作异见者的隔离场，而革命者却最终把西伯利亚变成了道德的制高点和沙皇的埋葬地。（阅读时间：2019年12月14日-20日；自评：8.1；推荐指数：★★★★★）

本书堪称《古拉格群岛》的前传，深入探讨了沙皇俄国时期的西伯利亚苦役流放制度。通过多维度剖析，本书揭示了这一制度的复杂面貌。 首先，书中聚焦于流放者中最为人熟知的人物，如十二月党人和波兰革命者。这些专制政权的反对者遭受的惩罚，更多是出于政治迫害。然而，这种迫害并未能扼杀革命的火种，反而使革命者的行为如同基督的救赎，化作神圣的牺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前赴后继地投身于追求民主、共和、自由和人权的斗争。 接着，书中借用受害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见证者契诃夫的叙述，讲述了普通流放者的故事。这些人因各种或轻或重的罪行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流放的目的不仅是惩罚和改造，还包含了经济殖民的意图。然而，整个体系的运作从一开始就混乱不堪，几乎从未实现当局的初衷。流放者们承受了难以言喻的折磨，但这些折磨往往却使他们变得更加堕落。 与《古拉格群岛》一样，书中关于残害妇女儿童的部分最令人不忍卒读。流放制度夺走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将良家妇女沦为妓女和奴隶，将儿童变成性奴和罪犯，将轻罪犯推向重罪，将重罪犯推向疯狂的边缘，将原本宁静的西伯利亚农村变成了罪恶的渊薮，堪称彻底失败的邪恶制度。 本书对肉刑制度的探讨同样发人深省。沙俄在流放制度中实施的肉刑，不仅未能改造罪犯，反而泯灭了人性。遭受肉刑的人往往会变得更加冷漠，从而能轻易对他人施加更残忍的行为，执行者也在精神上变得麻木堕落，甚至旁观者也会遭受巨大的心理创伤。肉刑实质上只是一种简单的泄愤，其极端暴力对社会的破坏远超其想象中的收益。 流放制度更大的罪恶在于，它将暴力的基因传递给了下一代。俄国的激进革命者本就诞生于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镇压之下，而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加深了他们的仇恨。革命者们从流放中学到了沙俄政权以暴易暴、残酷镇压的手段，后来不仅用于对抗沙俄帝国，也用于内部斗争，甚至施加于普通民众。 沙俄帝国的主要掘墓人几乎都曾是西伯利亚的流放犯。遗憾的是，列宁斯大林这些前流放犯并未废除流放制度，反而利用新创造的现代极权国家体制，建立了更为恐怖和残酷的红色死屋古拉格，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悲剧。 本书结尾可讽刺地呼应《百年孤独》的开篇： 多年后的1937年，面对苏维埃行刑队，老布尔什维克党员特奥多罗维奇将会回想起他在尼古拉二世时代被流放的幸福日子。

本书前半部分写的很精彩，可以作为陀翁《死屋手记》的解读本，对沙俄西伯利亚得流放制度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后再去读《死屋手记》《复活》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 大航海时代的殖民和贸易使得欧洲国家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张，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沙皇俄国也一直在寻求除欧洲狭小的海域空间之外的新出海口。从1582年翻越乌拉尔山开始到1649年在鄂霍斯克建立海港，西伯利亚得开发是沙皇们一直可遇而不可求的梦想。但现实环境的残酷让统治者们望而却步，西伯利亚这个充满机遇的土地，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善待，没有成为自由移民的土地，而成为了刑罚的世界。 统治者把苦刑犯当成开荒者，却没有给予其开荒的能力。他们身边没有工具，未来没有希望，甚至一丝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都没有给予过，越过乌拉尔山，夸过亚欧分界线的地标，他们就失去了为人的权利。从重罪犯人到流浪者，从政治犯到自由主义者，流放的标准一步步的降低，流放制度从高压政府的管理工具，变成了农民和商人用来对付自己的成员的惩罚手段。超过半数的流放者从进入过法庭或听过法官的裁决。流放制度发展成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毫无下限的西伯利亚殖民项目。 真正开始改变西伯利亚的原始的，是从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开始的。这群被列宁称之为“贵族革命家”的知识分子，在俄国民主思想与现行政治模式之间的巨大冲突中成为了第一批扛起革命大旗的人。1825年12月14日，起义被残酷的镇压，十二月党人被沙皇称为“弑君者”或被绞死，或被流放西伯利亚，贵族的身份也被永久地剥夺了。他们的流放让欧洲和世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伯利亚。他们反抗专制政权的起义仅仅在于起义的不专业性。但在西伯利亚，他们的政治理想没有被湮没，而是得到了升华。那些武装起义时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在十多年的流放苦役锻造下成为了成熟革命者。 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叶甫盖尼·奥博连斯基和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和其妻玛利亚）等革命党人返回了欧洲。他们的事迹影响了俄罗斯众多思想家和作家。当年逾古稀的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在佛罗伦萨遇到了年轻的侄子托尔斯泰，沃尔孔斯基把自己和革命战友被流放的那段经历向托尔斯泰娓娓道来。后来托尔斯泰写成了伟大的《战争与和平》，他的舅舅成了皮埃尔·别祖霍夫的原型，小说的主人公命名为安德烈·博尔孔斯基也是托尔斯泰对革命党人的致敬。 书的后半段使用大量篇幅（甚至是冗长）的实例列举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毫无人性的血腥和残酷，西伯利亚就像一个巨大的流亡者坟场和革命的实验室，很多人通过自杀否认了国家具有杀死他的权力，也否认国家能够通过宽赦赐予他生命，但直到沙皇专制被推翻，布尔什维克革命席卷西伯利亚，也没有对流放制度从诞生到取消的消亡深度的剖析和论证，总让人觉得其故事性十足学术性不足。 另外本书的翻译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像“两300”这种表述经常让人一头雾水，大段句子的修辞顺序常有颠倒，有些不仅影响阅读感，而且影响了其原句所要表达的意思。

历史总是存在着若干阶段，很多产生的时间节点都是超过了我们想象的，对于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群就是非常好的证明过程，似乎西伯利亚自然条件使得作为流放之地没有太多变化，但是对于我们似乎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苏东坡的儋州似乎变成了我们当下理想之地，而西伯利亚似乎没有太多变化，即使海参崴也是这样，只是我们产生很多感慨。沙俄很多名人都到过了西伯利亚，本身居住的地方似乎就是荒凉之地就是死亡之地，发生死亡的原因很多，包括了本地的气候原因，也会存在着各种社会因素，似乎自从十九世纪开始之后，很多我们之地的名人似乎都曾经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能够之地陀耶妥斯夫斯基，甚至包括了二十世纪的列宁也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距离欧洲与亚洲分界线之间的距离怎样，本身就是乌拉尔山脉被欧洲划分的边界，似乎沙俄时间把流放的节点也是放在那里，在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空间的概念，尽管给出了转移的地区，而且似乎这个状态似乎也是存在着社会的边界，从另外一个方面，不同时间对于流放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因为存在着一些社会因素，比如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实际上从艰苦到更加艰苦，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似乎也是沙俄不断把西伯利亚变成自己领土的过程，读了契诃夫到了远东地区的溜达过程，似乎我们就可以看到普这样的结果，其实作为巨大领土本身就是一种控制的组织能力，从当下来说俄乌战争对于世界的影响，以及对于世界的影响还是非常不确定，死屋本身就是沙俄扩散的一种产物，其实在十八世纪白令到达了太平洋的蓝狐岛之后，就可以达到了更东的地区，似乎也算是为了控制那么巨大的面积，死屋也是非常清楚的选择。

终于读完了这本，题目虽然可怕，书却很好读。正好和我之前读过的几本黑拱门形成谱系，这样的阅读应该多多益善。 西伯利亚的故事从十六世纪就开始了，最初为了驱赶这个国家不受欢迎之人去开拓边疆，也为了至高无上的沙皇权利。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流放故事开始了。 随着一批又一批的人们从欧洲到亚洲，从繁华欧洲来到这片未开垦的地狱，这里的可怕也书写出了厚厚的故事——饥饿，寒冷，鞭打，麻木，私欲，远离家乡，衣不蔽体，破坏面部，一次又一次加重刑法，妇女儿童的非人生活，革命者想尽办法的追求理想……这样悲惨的制度终究无法长久，混乱的管理和沙皇与官员们割裂的权利，国内国外日趋激烈的舆论，历史的前进，终于还是让这些罪恶消散。 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契诃夫……俄国历史上那些伟大作家们的名字不断出现在这些事件里，他们成为了这些历史的一部分，也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个地方的真相留在了这个世界。 沙皇先是判处他们死刑，再赦免他们，让他们流放西伯利亚。可是他们不要这样被人决定生死，所以在被赦免之前，他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这样的高压之下，革命党人的故事永远是最好看的，说是革命党，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群为了自由和梦想而战的普通人们，一开始他们还是贵族，但最后他们已经成为了平民。 可悲的是苏维埃推翻了他们，然后建立起了自己的古拉格监狱。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罪犯来说，经过界标、穿过西伯利亚边界，就是走进了一个黑暗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弱者会落入愤世嫉俗者、无情之人和堕落之人的手中。这个界标无声地见证着国家权力的脆弱以及男女老幼在流放途中的劫难。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保守主义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19世纪初发现：​“在俄国，君主就是活生生的法律：他赦免好人，处决坏人，对前者的喜好造成了后者的噩梦……俄国君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我们的规则是父权制的、家长式的。​”一个俄国探险家在1830年评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俄国人恐惧，俄国人在这个名字中只看到了他（她）会与自己的故土永远分离，看到了一个无法逃离、始终不变的巨大地牢。​”自我伤害是另一种躲避辛苦劳动的常用手段。有些人会把针插到自己的脸上，然后在-30℃或温度更低的冬天里站在外面，让脸颊肿胀。有些人会故意把手冻伤，甚至冻到手指需要被截肢。还有一种策略是通过将切碎的马毛插入阴茎上的微小切口来模拟梅毒的症状。脓液足以说服所有人这个罪犯不再适于工作，除了经验最丰富的营地医生。在亚历山大二世及其继承者统治期间，一大批出版物为公众审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肮脏现实提供了资料，​《死屋手记》是其中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乎每一份报告、每一篇独立的新闻报道、每一部监狱回忆录都对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刑罚堡发出了同样的严厉批评：它们没能改造苦役犯，也没能为他们在定居点的生活做好准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城堡的狱友托卡热夫斯基回忆：​“在苦役犯的心中，成功地将伏特加从酒馆带到城堡的走私犯是真正的‘英雄’。​”对于雅库博维奇来说，赌博和酒精为他那极度粗糙的生活增添了一丝色彩：​“没有纸牌和伏特加，甚至可能是没有桦树条，没有刺激性的东西，生活对这些人而言就不是生活。​”萨哈林岛上流行着一句刻薄的谚语：​“聪明的人被带到那里，愚蠢的人自己走到那里。​”

沙皇俄国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主要目的是输入劳动力，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其次是惩罚。但是拉胯的治理能力让这些都落空了：漫长的旅途摧毁了流放者的健康；混乱的行政系统滋生了腐败和管理漏洞，花一点钱就可以互换身份；严酷的环境摧毁了一切道德，流放者的“罪行”包括但不限于偷盗、走私、逃亡、抢劫，甚至有人造假币，逃亡的流放者劫掠地方， 流放者的妻女和女流放者遭受普遍的性暴力。沙皇俄国的大国崛起，代价是万万千千的小民尊严。 普通流放者要忍受苦役，环境非人的牢房。十二月党人之类的贵族却可以破例住在监狱外面，有书读，甚至可以办学校，办报纸。拉胯的国家治理，反而给了西伯利亚的政治犯某种自由，他们传播民主思想，凝聚革命力量。当回到欧洲时，流放者都成了英雄。沙俄的流放制度造就了颠覆它的力量。 只是当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流放制度并未消亡，反而是升级了，这就是古拉格了。 记不清是《二手时间》还是《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了，提到一个事情：古拉格的一群女犯在转移时路过一个男犯人干活的地方，于是就走不动道了，几乎要哗变。带队的无奈，给了她们半个小时，于是一人拉一个男犯人去钻树林，半个小时后心满意足地出来，继续赶路。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也被称为死亡之屋制度。西伯利亚就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巨大的监狱、死亡之屋。 这个死亡之屋有多大呢？能容纳100万人。在1801年至1917年沙皇俄国最后的一百年统治时间里，有超过100万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相比之下，19世纪1787年到1868年80年间，英国人只运送了16万罪犯到澳大利亚。 这是由于当时俄国社会动荡，同时西伯利亚缺乏劳动力，沙皇政权为了控制社会各阶层，把犯罪行为扩大。许多以前的无罪行为都变成了犯罪行为，比如欠债者、妓女、流浪汉、窃贼、酒鬼、乞讨者。同时，将那些犯了可判处死刑的罪犯，宣判为“公民权死亡”，流放到西伯利亚终生服苦役。 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俄国实行了行政流放制度。政府可以规避法律和传统惯例，直接逮捕和驱逐所谓的有害于公共利益和政权稳定的公民。甚至还授权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行政流放的权利。比如授权工厂、矿山的私人所有者以及国有工厂经理申请流放表现不当的工人，还允许农奴主将那些不顺从、不中用、不喜欢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种制度被无限的滥用，使得被流放者的人数在19世纪上半叶激增。有超过半数的流放者，从来没有见过法庭或者听过法官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