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尔·哈珀
凯尔·哈珀将宏大的历史叙述与最为尖端的气候科学和基因研究结合在一起,指出罗马帝国的命运不仅是由皇帝、士兵和野蛮人决定的,也是由火山爆发、太阳周期、不稳定的气候以及致命的病毒和细菌决定的。他从罗马帝国的二世纪的巅峰时期一直叙述到七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支离破碎的局面。哈珀描述了罗马人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下如何复苏,又如何再次面临危机,直到再也无法承受“小冰河时代”和反复爆发的鼠疫的打击。《罗马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人类与环境的密切关系,全面描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如何面临和忍受环境的压力,最终依然崩溃的。罗马帝国的例子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和细菌进化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居住的世界。
这本书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它把历史学、气候科学、古DNA研究和流行病学等不同领域的成果融会贯通,让看似互不相干的议题彼此勾连,成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的一次出色尝试。它不把罗马的兴衰仅仅看作人的故事,而是把火山喷发、太阳活动、小冰期等自然变化,同政治、经济、军事事件放进同一张全球系统图景中,让人看到帝国的命运其实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的结果。树轮气候重建、冰芯微量元素、古代病原体基因测序等新成果的运用,又让论证不仅说得通,也看得见,突破了传统文献史学的认知边界。叙述上,它既有五百年气候震荡和帝国版图变迁的宏阔线索,也照见普通人在瘟疫、饥荒中的挣扎,呈现出社会与环境彼此塑造的复杂纹理,避免用单一原因解释历史。更重要的是,罗马面对能源极限、生态失衡和全球化贸易时的得失,也在提醒今天的我们:现代文明同样深嵌于地球系统之中,需要以更宽广的环境眼光审视自身命运。正因如此,这本书不只是罗马史的新作,更是一部关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史范本。
自然之手的判决:气候与瘟疫如何充数罗马的命运 当哥特铁蹄于公元410年踏破罗马城墙时,我这种二流读者看见的是帝王昏聩、蛮族凶悍和制度僵化。但本书作者凯尔·哈珀则抛出了一个颠覆性命题:真正的弑君者是太阳黑子的翕动、火山灰的遮蔽与鼠疫杆菌的蔓延。这部融合气候科学与基因研究的衰亡史新解,将罗马帝国从“人类中心的史诗”还原为“自然暴力的试验场”,揭示了文明在生态巨变前的脆弱性 - 一、自然暴力的三重奏:气候、瘟疫与帝国财政的“慢性窒息” “罗马气候最优期”(公元前200-公元150年)的温暖湿润,哺育了帝国的人口爆炸与经济繁荣。阿尔卑斯冰川退缩、地中海贸易畅通、埃及小麦丰产——这一切被冰芯与树木年轮数据证实为太阳活动高峰与火山休眠期的恩赐 然而公元130年以降,铍-10元素在极地冰层中的激增,标记着太阳辐射的衰退。苏格兰石笋与亚得里亚海浮游生物残骸拼凑出恐怖的真相:罗马坠入“小冰河期”气温骤降3℃、旱灾频发。农耕经济的血脉就此淤塞:埃及粮价百年翻三倍,第纳尔银币含银量腰斩,蛮族为求生计南迁叩关 更致命的绞索则是病菌,而帝国引以为傲的贸易网络,成了瘟疫的“高速通道”: 安东尼瘟疫(160年):天花病毒借商船登陆,收割700万生命(占总人口12%),盖伦医书记载的脓疱与高热与现代医学描述完全吻合; 西普里安瘟疫(250年):埃博拉级线状病毒肆虐,亚历山大城62%人口消亡,墓碑铭文揭示死亡高峰与疟疾季重合; 查士丁尼瘟疫(541年):鼠疫杆菌随黑鼠潜入君士坦丁堡,单日殒命万人,尸体堆叠如“上帝烈怒的榨酒池” 瘟疫非但屠戮人口,更瓦解了帝国(财政)的“韧性”:税基崩塌催生军事僭主,信仰危机滋养基督教狂热,而“晚古小冰期”(536年“无夏之年”)最终将拜占庭推入“能量耗尽”的深渊 - 二、方法论革命:冰芯与基因测序重写衰亡叙事 传统罗马史笼罩在吉本的“道德训诫”或盐野七生的“英雄史诗”中,而作者则像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那样将实验室证据转化为历史证人: 气候考古学:阿尔卑斯冰川擦痕标记寒冷期推进,北大西洋涛动指数解码南欧降水模式; 基因回溯:鼠疫杆菌DNA溯源证实查士丁尼瘟疫与黑死病同源,裸跖沙鼠分布图勾勒天花传播路径; 计量史学:莎草纸田产记录揭示安东尼瘟疫后埃及地价暴跌30%,货币含银量分析量化财政崩溃 这种“科学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将历史从“帝王起居注”升维至“文明生态系统诊断”。亚得里亚海岩芯样本显示:公元165年浮游生物锐减与瘟疫暴发完全同步:自然档案的精确性,让模糊的编年史相形见绌 - 三、偶然性的重锤:为何罗马的衰亡“既非必然,亦非偶然” 作者最精妙的思辨带着哲学意味,解构了衰亡史的决定论陷阱。他承认罗马的官僚腐化与军事扩张埋下隐患,但强调: “若非连续遭遇‘黑天鹅事件’——印尼火山喷发触发全球变冷(536年)、鼠疫杆菌突变获得跨物种传播力——帝国或能如波斯般缓慢转型。” 查士丁尼时代的悲剧恰是缩影:皇帝以铁腕重振律法、扩建圣索菲亚大教堂,却对君士坦丁堡街头堆积的尸体束手无策。人类雄心在生态剧变前,犹如“试图用绸缎包裹雪崩” - 四、东方启示:从罗马的镜鉴到“人类世”的警钟 当竺可桢用气候曲线注解明末动荡时,中国史学界已窥见自然之力。但哈珀的跨学科整合仍具启示:他证明瘟疫不仅是灾难,更是制度缺陷的“显影剂”——教会免税特权在瘟疫中加速土地兼并,恰暴露了拜占庭财政系统的结构性痼疾。 当现代人面对全球变暖与病原体进化,作者的告诫振聋发聩:文明存续不取决于科技巅峰,而系于能否听懂自然发出的“低频信号”:冰川融化的脆响、病毒基因的裂变、以及太阳周期的叹息 - 结语:在不确定性的风暴中航行 作者拒绝将衰亡简化为道德寓言或必然定律,以科学之刃剖开历史肌理,显露出文明与自然纠缠的复杂神经:皇帝与农夫的抉择仍在舞台中央;但灯光之外,气候的幕布与瘟疫的管弦乐早已设定剧情走向。当现代人凝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真正令人战栗的不是蛮族的火把,而是那句警告:在生态的牌局中,人类从未握有全部筹码。
疫情期间有了更多时间宅在家里,安安静静看看书还挺好的。瞎想一下,当年牛顿不也是躲避疫情,宅在家潜心研究诞生了伟大的经典力学思想吗^_^。 摘抄一下本书的出版后记,比较概括的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罗马的衰亡是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管理良好的庞大帝国在几百年间逐渐崩溃,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惊人的是,在罗马帝国行政管理系统崩溃的同时,文明本身也倒退了几百年。在整个西地中海地区,文明几乎完全消失了,引水渠、罗马大道、斗兽场、公共浴室,这些罗马文明的标志性设施全部被废弃,罗马的货币体系也逐渐消亡,日常的经济交往回复到以物易物的状态,帝国许多地区的发展水平甚至回复到了罗马人到来之前的水平。 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于18世纪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以来,这一主题就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力,相关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凯尔·哈珀的《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是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前沿著作,哈珀结合了关于自然气候、疾病史和经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说明罗马文明的衰亡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自然和人类互动的结果,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影响了自然运作的规律,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在某种意义上,本书讲述的是自然报复人类的故事。 再分享两个有意思的片段: 我们很早就从古代记载中得知,天空中出现了奇怪的扰动。536年是个“无夏之年”,这使当时全世界的人感到敬畏。普罗柯比描述了太阳变暗的“可怕预兆”,当时他正在意大利参加贝利撒留的战役。“整整一年,太阳像月亮一样发出微弱的光芒,看起来就像日蚀,它发射出的光束不像平常那样明亮。从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刻起,战争、瘟疫,以及任何可以给人类带来死亡的事情就从未停止过。”以弗所的约翰在东方也给出了同样的证词。“日头变暗了,它在黑暗中一待就是一年半,也就是十八个月。虽然(每天)有两三个小时可以看到它周围的光线,但却像生了病一样虚弱,水果无法完全成熟。所有的葡萄酒都是生葡萄的味道。”另一份精确的年表将不祥的扰动与教皇阿加佩图斯(Agapetus,格列高利的一位祖先)到访君士坦丁堡联系在一起,他于536年3月24日抵达,537年6月24日离开。 …… 现在,关于这些让同时代人惊恐异常的事件的时间和规模几乎不存在质疑:一连串的火山爆发可以与全新世的任何事件相提并论。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一个猛烈的火山爆发时期,在整个全新世晚期也是无与伦比的。[插图]536年初,北半球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大量硫酸盐浮质被喷射到平流层。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座火山,但是到了3月底,其影响已经在君士坦丁堡显现出来。陨石撞击造成额外混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物理证据已经阐明,在539或540年发生了第二次更具灾难性的爆发。第二次喷发发生在热带地区,却在两极都留下了痕迹。在四年时间里,地球曾两次向平流层喷射出大量硫酸盐,阻挡了太阳能的吸收。 我们现在在举国对抗新冠疫情。在未来,地球何时还会出现一次像536年那样的全球灾难,到时我们人类的力量是否能够抗衡?世界会怎样? 1798年,一位圣公会的乡村牧师匿名发表了《人口论》,这是那部精彩而有争议性的作品的众多版次中的第一版。在之后几版中,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增加了一长篇关于罗马的章节,从而在大卫·休谟和罗伯特·华莱士关于“古代国家的人口密度”的辩论中添加了自己的观点。这个看似晦涩的争论标志着一道无声的分水岭。休谟的负面评价使古典文明走下了神坛,并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现代性的自我意识和优越感。在马尔萨斯的文章中,只是把罗马简单地置于一种宽泛、模糊的文明范畴,在这些文明中,“人口似乎很少被精确地按照平均和永久的生活资料来测量,而是通常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马尔萨斯对罗马历史的见解不能说是独到或深刻。但是,事实证明,《人口论》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和持久的适应性,因为它的核心学说是正确的:人类社会依赖于生态基础。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种思考人类境况——以及我们与罗马这样遥远的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具有启发的方式。 以前在读《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时第一次接触到“马尔萨斯陷阱”概念,这次在《罗马的命运》里再次系统的了解到这个理论。这种在不同书之间找到连接信息的感觉挺奇妙的。 最后温馨提示,如果想看这本书,前半部分比较难啃,因为穿插了大量的罗马帝国的历史进程(想象一下一个外国人读我们的夏商与西周……是什么感觉)。
本书如果看结论的话,看开头 60 页足够 如果看具体描述和论证的话可以往后看 转书友 天花、埃博拉、气候变化导致罗马帝国的衰败 英文版是2017年出的,算比较新的书。 书中的观点比较新颖,但是给出了许多证据:瘟疫和气候变化是罗马帝国兴盛与衰亡的重要影响因素。 全书文风比较严谨,参考资料占了40%的篇幅。有点奇怪的是电子版中看不到对作者职业与身份的介绍,两大卖书网站,有一家有作者身份介绍,豆瓣上本书的首页有作者身份介绍介绍,说作者是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 书中重要观点与信息: 1:第一场大瘟疫称为安东尼瘟疫,约是公元160年之后的第2世纪。依现代知识判断,应该是天花大暴发; 2:第二场称为西普里安瘟疫,约在第3世纪,可能就是近年来在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病毒; 3:约从第4世纪末起,干旱与低温逼迫帝国东北方的邻国,他们开始向南迁徙成为日后的西罗马; 4:罗马没有细菌理论,人们很少洗手; 5:在罗马城中,山丘下面的大片沼泽,还有河谷,更不用提遍布全城的水池和喷泉,都是携菌蚊虫的避风港,使这座永恒之城变成了疟疾的泥沼; 6:罗马历史的最后几个世纪可以被看作大规模流行病的时代; 7:坦率地说,古代医学可能弊大于利; 8:即使按不发达社会的标准,帝国居民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 总体评价4星,不错。
《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的立论和论证逻辑 一、作者与核心立论 本书作者凯尔·哈珀(Kyle Harper),古典史、环境史学者,颠覆传统罗马衰亡叙事(传统多归因军政腐败、蛮族入侵、奴隶制、内战),提出环境冲击是西罗马崩溃、东罗马长期衰弱的底层结构性推手:罗马帝国的兴衰深度绑定古气候波动与跨大陆流行病,人为制度缺陷放大环境灾难,二者共振最终摧毁西罗马。 全书核心逻辑链条: 温暖适宜的罗马气候黄金期→人口爆炸、经济繁荣、帝国扩张→气候骤冷、干旱频发+多次大规模瘟疫连环打击→人口断崖、财税崩溃、农业萎缩、军队瓦解、边境失守→西罗马灭亡,东罗马勉强续命但永久失去地中海霸权。 二、第一部分:罗马鼎盛期的气候红利(公元前200—公元180年,罗马气候最优期) 1. 气候条件 地中海全域长期温和湿润,气温偏高、降水稳定,无极端寒潮与持续性大旱。适宜小麦、橄榄、葡萄大规模种植,跨区域农业高产。 2. 帝国繁荣的底层基础 1. 人口爆发:地中海人口峰值约7500万,城市密集,罗马城百万人口,形成庞大消费市场。 2. 农业与商贸一体化:行省专业化种植,粮食、油料跨海运供给,形成统一地中海经济圈。 3. 财政与军事强盛:充足农业税支撑常备军团、道路、水利、城市基建;人口基数提供源源不断兵源。 4. 社会稳定:物资充足缓冲贫富矛盾,城邦文明、法律体系持续扩张。 作者强调:罗马并非单纯靠制度伟大,而是恰好踩在一段千年难遇的温暖气候窗口期,制度只是放大了气候红利。 三、第二部分:第一次致命冲击——安东尼瘟疫(165–180 CE) 1. 瘟疫起源 罗马与帕提亚战争,军队从美索不达米亚带回天花类病毒,沿商路、军团路线传遍整个帝国。 2. 人口损失 保守估算死亡500万–800万人,城市人口折损近三分之一。 3. 连锁系统性危机(帝国由盛转衰起点) 1. 劳动力缺口:农田抛荒,庄园人手不足,粮食减产,物价暴涨。 2. 兵源枯竭:军团缺人,边境防御能力下滑,被迫放宽征兵标准,蛮族雇佣军占比上升。 3. 财政崩塌:人口锐减直接导致税基缩水,政府加重赋税压榨平民,激化阶级矛盾。 4. 统治动荡:瘟疫伴随多次内战,马可·奥勒留一生疲于应对蛮族与疫病,黄金时代终结。 四、第三部分:气候恶化大转折(公元200年后,晚古小冰期前奏) 1. 气候剧变两大特征 1. 持续降温:全球平均气温显著下降,地中海北部寒潮频发,高海拔、高纬度农田大幅减产。 2. 极端干旱与洪涝交替:东部黎凡特、北非粮仓连年大旱,北非小麦供给持续萎缩;暴雨引发洪水摧毁灌溉系统。 2. 气候恶化带来的连锁伤害 1. 粮食供给永久收缩:北非、安纳托利亚两大核心粮仓产能下滑,罗马长期缺粮,城市维稳成本飙升。 2. 北方蛮族生存压力剧增:日耳曼、哥特部落领地气温下降、耕地退化,被迫持续向南迁徙、冲击罗马边境,蛮族入侵并非单纯野心,而是气候驱动的生存逃难。 3. 水资源短缺:城市水利系统失效,卫生条件变差,疫病更容易滋生传播。 五、第四部分:第二次毁灭性灾难——西普里安瘟疫(249–262 CE) 1. 传播与致死率 疑似麻疹或新型病毒,覆盖帝国全境,持续十余年,死亡率高于安东尼瘟疫。 2. 三世纪危机的核心推手 叠加气候变冷干旱,双重打击直接引爆罗马史上最混乱的“三世纪危机”: 1. 短短50年内数十位短命皇帝,兵变、弑君常态化; 2. 行省分裂,高卢、东方各自自立政权,帝国短暂分裂; 3. 土地兼并加剧,自由小农大量破产,依附大地主成为佃农,中央政府失去直接税源; 4. 国家大幅贬值货币,恶性通货膨胀,商贸体系近乎瘫痪。 此时罗马已经从“扩张型帝国”转为“守成、匮乏型帝国”,内生修复能力大幅削弱。 六、第五部分:晚期气候低谷与查士丁尼大瘟疫(541–549 CE,全书核心转折点) 1. 极寒气候低谷(公元500–600年) 气候达到千年最冷区间之一,冰川扩张、太阳活动减弱(低温事件),地中海农业遭遇持续百年萧条。 2. 查士丁尼瘟疫(鼠疫,鼠疫杆菌) 由红海、印度洋贸易商船传入,老鼠与跳蚤沿海运扩散,是古代最恐怖流行病。 - 人口损失:东罗马境内死亡约2500万,地中海总人口折损近一半;君士坦丁堡单日万人死亡。 3. 对东西罗马的差异化打击 1. 西罗马(476年已灭亡) 西罗马在瘟疫到来前,已历经两次大瘟疫+百年降温干旱,人口、财政、军队早已崩溃。长期人口不足导致:边境无法驻军、税收不足以供养军队、大地主割据,中央无力管控行省,最终蛮族将领废黜末代皇帝,西罗马彻底解体。环境灾难是西罗马灭亡的前置决定性条件,蛮族入侵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2. 东罗马(拜占庭) 查士丁尼大帝一度收复西罗马故土(意大利、北非),看似复兴,鼠疫直接摧毁其复兴根基: - 劳动力彻底断层,农业、手工业崩盘; - 税收暴跌,无力维持庞大军队与收复领土的驻军; - 意大利、北非收复区域人口空虚,无法长期掌控,很快再度丢失; - 城市规模永久萎缩,地中海贸易衰退,东罗马从此由世界级帝国收缩为区域小国,国力永久无法恢复。 七、环境、制度、蛮族三者的相互作用(全书核心辩证观点) 作者反对单一归因,提出三元共振模型: 1. 环境是底层约束(决定性变量) 若无气候变冷、三场跨世纪大瘟疫,罗马人口、粮食、财政足以消化内战、蛮族、奴隶制等内部问题,帝国可长期延续。温暖期罗马能承受制度缺陷,寒冷疫病时代微小缺陷都会被无限放大。 2. 罗马制度放大环境灾难 - 高度集中的地中海商贸网络:物资流通高效,但病毒同步极速扩散; - 高度城市化:人口密集,疫病传播速度、致死率翻倍; - 依赖粮食跨区域调配:单一粮仓受灾,整座帝国城市陷入饥荒; - 税收制度高度绑定人口:人口下降直接瓦解国家财政,政府只能加税,制造更多流民与反抗; - 奴隶制农业脆弱:瘟疫造成奴隶大量死亡,劳动力供给无法快速补充。 3. 蛮族入侵是环境危机的结果,而非根源 北方蛮族南下是气候变冷、草场耕地退化的被动迁徙;罗马自身人口锐减,没有足够兵力抵御外来族群,才让入侵成为致命威胁。不是蛮族摧毁罗马,是环境灾难先抽空了罗马的防御能力。 八、对比与延伸:东西罗马命运分化解释 1. 西罗马先天脆弱 西部行省农业基础薄弱、城市密度更低、人口总量更少、东方富庶行省(埃及、黎凡特)不在其控制下;两次瘟疫+持续干旱后,没有足够经济缓冲,476年崩溃。 2. 东罗马先天优势 东部拥有埃及粮仓、东方贸易税收,城市体系更发达,人口基数更大;即便遭遇查士丁尼鼠疫重创,仍保有完整中央行政、东方财源,得以延续千年,但再也无力统一地中海。 九、全书颠覆的传统史学观点 1. 否定“道德堕落亡国论”:罗马贵族奢靡、公民精神衰退只是次要现象,繁荣期同样存在奢靡,唯有环境危机出现后才致命; 2. 否定“奴隶制衰亡核心论”:奴隶制危机是瘟疫人口暴跌的结果,不是帝国崩溃的原因; 3. 否定“蛮族征服单一论”:蛮族只是外部催化剂,帝国内部人口、经济体系早已被气候与瘟疫摧毁; 4. 重构古代文明兴衰范式:前现代大型农业帝国,高度依赖稳定气候与低疫病环境,环境波动具备颠覆文明的强大力量。 十、总结:罗马命运的现代启示 1. 前现代文明高度脆弱,气候与传染病是文明兴衰的核心隐形力量; 2. 全球化贸易在繁荣时代互通物资,灾难时代同步输送病原体; 3. 高度城市化、单一粮食供给体系会放大环境风险; 4. 国家治理的韧性,高度依赖稳定人口基数与农业产能,人口断崖会摧毁军政、财政整套体系。 简言之:罗马崛起得益于一段罕见温暖稳定的气候黄金期;公元2世纪起,全球降温叠加三场跨洲际大瘟疫持续重创人口与农业,罗马制度无法对冲环境系统性冲击,西罗马先行覆灭,东罗马永久衰落,这就是《罗马的命运》完整核心叙事。
这本书是对“人定胜天”,这一盲目自信的无情打脸。 本书“中文版序”中说: “整体而言,本书有两大优点: 1)对罗马帝国的衰亡提出崭新视角:着重瘟疫和气候变迁这两项过去较少关注的角度; 2)文字简明,条理清晰,证据充分,佐证十足。” “大自然与生物学的角度,能对历史的理解产生新视野。” “第一场大瘟疫称为安东尼瘟疫,约是公元160年之后的第2世纪。依现代知识判断,应该是天花大暴发,这给帝国敲了警钟。紧接着瘟疫的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显现的场景就是:帝王将相更替频繁,人物的起伏变化更快。” “第二场称为西普里安瘟疫,约在第3世纪,可能就是近年来在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天花是细菌性的(另有一说是天花病毒),埃博拉是病毒性的,两者都会引发瘟疫。第二场瘟疫使通膨问题更恶化,也激化了政治与社会问题。” “第三波大动荡源于气候变迁,与瘟疫无涉。帝国早期几世纪间气候稳定温和,约从第4世纪末起转劣,干旱与低温逼迫帝国东北方的邻国,开始向南迁徙成为日后的西罗马。” “第三场瘟疫史称查士丁尼瘟疫,也是本书所称的第四场大劫难,从第6世纪持续了约两个世纪。这是病菌性的感染(鼠疫杆菌),表现为腺鼠疫(黑死病),杀伤力不言而喻。” “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气候变冷是史诗级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公元6世纪中期,有好些年完全没有夏季。” “这几场瘟疫与气候变迁,不只引发帝国的衰败,也让伊斯兰在欧洲有了扩张的空间,此事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引言”中说: 罗马“超越了地球上被空气包围的任何一座城市,她的辉煌让人眼花缭乱,她的魅力让人意乱神迷”。 “410年8月24日,一支哥特军队洗劫了罗马。八百年来,这座永恒之城第一次遭受如此厄运,成为罗马帝国衰亡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刻。‘在一座城市里,地球自身消亡了’。” “罗马的衰落是其无节制的扩张(immoderate greatness)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结果。繁荣滋养了腐朽;毁灭的缘由随着征服的范围而成倍增加;一旦时间或意外消除了人为的支撑,这座巨大的建筑就会被其自身重量所压垮。” “人类创造物并不具备永恒性,罗马的灭亡就是一个例子。世界的荣光就这样消散了。” “从罗马人自己难以理解也无法想象的尺度上来看——从微观到全球——帝国的衰落是自然战胜人类野心的胜利。” “罗马人在无意中与大自然合谋,创造了一种疾病生态,释放了病原体进化的潜在力量。罗马人很快就被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兴传染病的巨大力量吞噬。” “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罗马的终结只是其中一个章节,故事仍在继续。罗马的命运可以提醒我们,大自然是狡猾而且反复无常的。进化的强大力量可以在瞬间改变世界。惊奇和悖论就潜伏在进步的中心。” “本书将要讲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文明之一,如何发现自己支配自然的能力远不及想象中的强大。” 正文书摘: “罗马的兴衰与全球环境历史密不可分。” “罗马历史在更长远的人类历史中,是一个关键的篇章。” “罗马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出版后记摘录: “罗马的衰亡是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管理良好的庞大帝国在几百年间逐渐崩溃,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惊人的是,在罗马帝国行政管理系统崩溃的同时,文明本身也倒退了几百年。” “凯尔·哈珀的《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是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前沿著作,哈珀结合了关于自然气候、疾病史和经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说明罗马文明的衰亡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自然和人类互动的结果,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影响了自然运作的规律,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在某种意义上,本书讲述的是自然报复人类的故事。” 扩展阅读推荐: 1、《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爱德华·吉本) 2、《瘟疫与人》(作者:威廉·麦克尼尔) 3、《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贾雷德·戴蒙德) 4、《人口论》(作者:马尔萨斯)
这本书在讲一个帝国的崩溃,但比《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细腻很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的崩溃也不能归咎于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征服拜占庭》里讲的那扇忘记关的城门。 这和《崩溃》一样,是一本适合心境不那么高时看的书。 尽管它讲了一个伟大帝国的衰亡,但娓娓道来,仿佛在看一棵参天大树如何度过一年又一年。它会遇到周期性的干旱与寒冷,也会遇到超出预期的天灾与人祸。它根深蒂固,熬过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度过一次又一次看似不可战胜的绝境,仿佛能继续与天同寿下去。但某天,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倒下了……当后来者站在它的废墟上时,发现它的树干早就中空了。 你看,伟大如罗马也会衰亡;你看,伟大如查士丁尼也不过是一场场瘟疫的背景板。我等凡人又何必内耗在人世间的一件件小事上呢,它甚至不如古罗马斗兽场的一块砖或者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一颗马赛克有意义。 更何况,罗马用它的历史反复在告诉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罗马人建立起来一个环绕地中海的伟大帝国,帝国的触须甚至能伸到撒哈拉以南、伸到印度洋、伸到遥远的“大秦”;正是因为它的辽阔与伟大,同时也把来自远方的病原体带到了这个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帝国;一场又一场的瘟疫,严重消耗了帝国的实力;但当来自东方的“匈人”扬起他们的“上帝之鞭”时,这群马背上无往不利的游牧民族赢不了疟疾,帝国在疟原虫的加持下平安度过又一场危机。 对基督教的传播来说,“罗马气候最优期”的结束,是祂的福音;十室九空的瘟疫,是祂扫除旧神的号角。当人们祭拜赫拉的神庙却不能再迎来丰收,当人们向阿波罗献祭也没法阻止瘟疫的蔓延,当尼罗河都连续多年没有规律地泛滥,旧神的世界即将瓦解;人们不再期待现世的安乐,只能寄希望于死后升入天堂。 我以前以为“罗马”不过是另一个希腊、另一个埃及,有过辉煌的历史与文化,但不过是历史地图上的一个蕞尔小邦。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罗马于欧洲,更胜于大唐于中国,毕竟当黄巢“天街踏尽公卿骨”后,我们又一次次“分久必合”。罗马曾经在经济、政治甚至科技上都攀上过高点,却在黑暗的中世纪被完全遗忘。我们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现在,也不过不到两百年,谁知道我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罗马呢?
天花、埃博拉、气候变化导致罗马帝国的衰败 英文版是2017年出的,算比较新的书。 书中的观点比较新颖,但是给出了许多证据:瘟疫和气候变化是罗马帝国兴盛与衰亡的重要影响因素。 全书文风比较严谨,参考资料占了40%的篇幅。有点奇怪的是电子版中看不到对作者职业与身份的介绍,两大卖书网站,有一家有作者身份介绍,豆瓣上本书的首页有作者身份介绍介绍,说作者是俄克拉何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 书中重要观点与信息: 1:第一场大瘟疫称为安东尼瘟疫,约是公元160年之后的第2世纪。依现代知识判断,应该是天花大暴发; 2:第二场称为西普里安瘟疫,约在第3世纪,可能就是近年来在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病毒; 3:约从第4世纪末起,干旱与低温逼迫帝国东北方的邻国,他们开始向南迁徙成为日后的西罗马; 4:罗马没有细菌理论,人们很少洗手; 5:在罗马城中,山丘下面的大片沼泽,还有河谷,更不用提遍布全城的水池和喷泉,都是携菌蚊虫的避风港,使这座永恒之城变成了疟疾的泥沼; 6:罗马历史的最后几个世纪可以被看作大规模流行病的时代; 7:坦率地说,古代医学可能弊大于利; 8:即使按不发达社会的标准,帝国居民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 总体评价4星,不错。
2020是不平凡的一年,新春佳节,疫情肆虐,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一大批医护工作者、志愿者等优秀的中华儿女在疫情面前勇敢无畏。而在历史学界将瘟疫疾病等灾荒的学术研究掀起一波高潮。在假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美国学者凯尔·哈帕的《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一书。 一说起罗马我们脑中就会想到世界八大奇观之一的圆形竞技场,想到纷繁各异的天主教堂;会想到医学奇才盖伦,想到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扩张,会想到适用于亚非欧三洲的万民法以及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会想到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我们会想到其昔日的辉煌,同时也不禁反思其终结的原因。 大部分历史学家将罗马灭亡的原因归结其帝国体系内在不可持续的机制,以及帝国要面临的外部压力上,即政体制度、军事组织、战争扩张等人为因素上,很少会去分析论述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其他因素的关联。 凯尔·哈帕在《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换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通过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先进的基因科学、尖端的的气候和瘟疫等流行性疾病的病理分析等研究成果和数据分析,展现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不仅是由皇帝、元老院、军队的将军与士兵、平民百姓以及外族入侵等因素所影响的,还由太阳周期、火山爆发次数、多变的气候以及致命的疾病与细菌所制约。作者在书中也强调了气候的重要性,“气候变迁与疾病瘟疫,才是决定剧本的匿名作者,将相英雄只是棋子”。 该书开篇制作了一张时间表,分别叙述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700年将近1000年的气候历史、疾病历史、帝国历史以及出现的历史人物,使我们直观的了解到此时期就罗马所在的地中海而言,其气候大致分为“罗马气候最优期”(200BC-150)“过渡期”(150-450)以及“晚古小冰期”(450-700),而帝国出现的三次大瘟疫都集中在“过渡期”和“晚古小冰期”。因此,我们就会思考疾病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罗马气候最优期”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温暖、潮湿和稳定的气候,使此时的帝国是平静的,国家领土完整,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人口增长,社会繁荣,此时人们不仅扩大了耕种范围,还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整个帝国是欣欣向荣。在罗马帝国的带领下,全球渐渐产生联系,边境贸易开始兴起,各类异国产品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英国历史学家吉本也将96年至180年的古罗马称之为“最幸福的时代”。 之后,罗马的气候混乱了长达三个世纪之久,此时期被称为“罗马过渡时期”,引起了环境的变化和细菌的滋生。而在“晚古小冰期”中,帝国又出现了20年夏天最高温度仅有2.5℃的最冷气温,终日不见太阳,谷物不能成熟,就连酿成的葡萄酒都有生葡萄的味道。这两个时期由于气候的问题,导致本地粮食大大减产,出现了饥馑灾荒。面对饥饿的挑战,人们有三种解决方案:其一,寻找能填饱肚子的物品,前期人们还会分辨该物品是否有毒、有害,而到后期灾民会饥不择食,会误食到有毒有害的物质,当地灾民的抵抗力会大大减弱,病毒就会乘虚而入;其二,灾民会逃荒至异国他乡,此时的灾民身体虚弱,很大可能携带病原体,会使疾病进一步扩散;其三,向灾区运送救济食物,伴随着运输以及人口的流动,黑鼠、病毒、细菌以及疾病也运输到了别国,瘟疫等流行性疾病就此爆发。查士丁尼瘟疫就是这样引起和传播的。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和军事灾难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在帝国晚期,不稳定的气候系统和战争动荡不断在本地疾病池中引发新的死亡事件。 自然环境和人口结构是由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所决定的,但它们反过来也对这些因素施加影响并做出反馈。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载,其存在偶然性与必然性,而当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无法区分什么是出于偶然,什么又是出于必然。我们能说的是,或许是出于一些最偶然的机缘,致命的病菌最终来到了罗马帝国的大鼠身上。 该书也丰富了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拓宽了我们的视角。学习历史不仅要考虑其经济基础、政治背景以及社会文化环境,还需考虑自然环境在历史中所起的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应用先进且高端的基因科学、气候科学、医学、大数据分析等理工科知识以及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类知识来解决历史问题。
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理解罗马帝国衰亡的新视角,气候和疾病在这个故事中起到了主导影响。罗马帝国的衰落并不是某些内在缺陷在时间的考验下必然显现的后果,也不是一些更明智的选择就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结果。“人类与自然漫长且错综复杂的故事充满了悖论、惊奇和盲打误撞。”罗马人与自然的相遇,代表的不是一个永远消失的古代世界的最后一幕,而是一场新戏剧的序章,这样的情节仍在我们周围继续上演。我们人类的故事和这个星球的故事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