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中国诺奖得主代表作】

合上《蛙》，那一片蛙声依然在耳畔轰鸣，久久不散。莫言没有给我们提供简单的答案——他没有全盘否定计划生育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当人口的洪流危及民族的生存根基时，控制与规划或许是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但他也毫不留情地剖开了这一过程中个体所承受的锥心之痛，那些被碾碎的生命、被撕裂的情感、被异化的灵魂，都在字里行间发出无声的呐喊。 “蛙”即“娃”，是中国人如雨后青蛙般顽强生命力的隐喻，那些以身体器官命名的贱名背后，是这片土地上最朴素的生存哲学。然而正是这些拼命想活下来的“娃”，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了最深的痛。姑姑万心，这个从送子菩萨沦为执刑阎罗、又试图通过泥塑寻求解脱的女人，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时代化石。在她身上，信仰的坚定与人性的迷失同体厮杀——那个曾经亲手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接生员，晚年却被自己接生过的女人指着鼻子咒骂“母狗”；那个为执行政策不惜扒掉超生户房屋的铁腕干部，退休后却在深夜里对着满屋泥娃娃喃喃自语。她把自己活成了时代的工具，又在老去时将无尽的罪咎压回自己的肩头。 而当历史的车轮碾过，讽刺并未终结。当年为了杜绝超生而严防死守的“袁腮”们，摇身一变成了经营“牛蛙养殖”的代孕商人；当年被姑姑拼命扼杀的“非法生命”，如今却在试管和子宫的租赁中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从政治对生育的强制，到资本对生育的异化，生命的神圣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被反复磋磨。 《蛙》是一部关于“罪”的书，但它追问的不是法庭上的审判。它追问的是：当历史的洪流裹挟一切滚滚向前，那些被碾碎者的呻吟，是否还有人愿意俯身倾听？就像那个为生儿子而躲进地窖、最终大出血死在姑姑面前的张羚羊之妻，她临死前抓住姑姑的手，哀求的是保住肚子里的孩子——那种绝望的执念，岂是一句“愚昧”能概括的？又像叙述者蝌蚪自己，当年为保军籍签字同意妻子引产，几十年后却辗转通过非法代孕求得子嗣，他在姑姑的泥娃娃面前长跪不起时，跪的究竟是忏悔，还是对自己无能的解脱？ 那一只只青蛙，既是向天鸣冤的娃，也是对历史发出沉重叹息的“哇”。莫言以他特有的腥辣与悲悯，为我们留住了这声叹息——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记住；不是为了辩解，而是为了理解。真正的忏悔，或许不在于求得心安，而在于认清那些“无罪之罪”——我们每个人都在历史的浪潮中身不由己，却又都是历史的共谋。在蛙声四起的夜晚，我们或许能听见，那些未曾降生的生命，那些被时代碾过的灵魂，依然在历史的深处，轻轻地、执着地，呼唤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蛙》于2009年首次出版，并于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大胆的题材和深刻的反思，成为了莫言创作生涯中一座醒目的里程碑。 书名“蛙”的寓意： 这个书名极具象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 谐音：“蛙”与“娃”同音，直指小说的核心——孩子、生命与生育。 2. 象征：青蛙（蛙）是多子、繁殖能力强的象征，与中国传统中祈求多子多福的生育崇拜紧密相连。 3. 隐喻：青蛙的叫声“呱呱”，与婴儿的啼哭相似，同时也像是一种无法忽视的、来自生命本身的叩问与控诉。 小说的核心主题： 生命与政治的冲突 人性的复杂与矛盾 忏悔与救赎 莫言以罕见的胆识和文学笔触，触及了当代中国最敏感、最复杂的社会议题之一。他没有简单地评判对错，而是将历史的复杂性、人物的命运感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对人性深处矛盾与挣扎的精准刻画。你会同情姑姑，也会对她感到恐惧；你会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无奈，也会为被牺牲的生命感到痛心。它让你无法轻易地做出道德判断，而是陷入长久的沉思。 除了生育主题，小说还涉及知识分子的软弱、官场生态、乡村变迁、中外文化视角等多个层面，常读常新。 《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特定历史时期下个体的命运与挣扎；它也是一声沉重的叩问，关于生命、权力、罪与罚。阅读《蛙》的过程可能并不轻松，它带来的情感冲击和思想震荡是巨大的。但正因如此，它才是一部能让你掩卷长思、久久不能忘怀的杰作。 读《蛙》——一场深刻而沉重的文学之旅。

题记： 你说她坏，她有过最真的善，你说她好，她干过最重的恶。 《蛙》，莫言（本命管谟业）写的，2009年出版，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今天咱们不聊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今天来聊砖家。 砖家，是怎么来的。 砖家，你们都知道这个词，那些有资历、有头衔、有专业背景，但嘴里说的、手上做的，跟他们本应坚守的那条线完全相反的人。今天砖家遍地，你随手一翻新闻就能碰到，说包治百病的专家、卖假数据的专家、出事之后第一个出来辟谣说没事没事的专家——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成为砖家的？他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莫言在这本书里，把这个问题写了出来，并做了部分回答。 书里的主角，叫万心，外号姑姑。 一个乡村妇科医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干了几十年，接生专家，那一片土地上最有名望的女人之一。书的叙述者是她侄子蝌蚪，一个剧作家，用写给日本友人的信件，把姑姑这一生的故事，一封一封讲出来。 先说姑姑的开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开头。 她家里是革命家庭，父亲是英雄飞行员，她从小就是村里最被寄予厚望的那个孩子。她学了妇产科，跟老接生婆学，又自己钻研，练出了一双极好的手——黑暗里摸，盲操作，生死关头，她的手比任何器械都稳。 高密东北乡的人都说：万心在，孩子就能生下来。 那些年，她一个人接生了几千个孩子，跑遍了整个乡镇的每一个村子，风里来雨里去，半夜被人叫起来是家常便饭。每接出一个孩子，听见哭声，她就像喝了酒一样，浑身是劲，疲惫全消。 她爱那些孩子，是那种把接生当使命的爱，是那种觉得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新的生命安全带来这个世界的爱。 那时候的姑姑，是那一片土地上最有光的人。 你们记住这句话：最有光的人。 然后，19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来了。 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超生的，罚款，强制手术。 姑姑，作为乡镇妇科医生，成了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她怎么执行的？她把执行政策，当成了当年接生的那种使命感来干。 她是真心相信这个政策是对的。她有她的逻辑——她那一代人见过太多因为孩子生太多而活活饿死的家庭，见过生太多孩子把女人的身体掏空、三十几岁就断送了的悲剧。她觉得少生是对的，计划生育是在救人。 她执行起来，不犹豫，不手软，眼神里有那种笃定。一个真正信仰一件事的人才有的笃定，她不是一个奉命行事的工具人，她是一个真心投入的信仰者。 一个信仰者做起事来，比什么都狠。因为她不是在完成任务，她是在实践她的理想。 所以她干得非常彻底。 书里写了很多具体的事，其中的一件： 叙述者蝌蚪的妻子，王仁美，怀了第二胎。姑姑去找她，劝她。王仁美不肯，她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两个女人，一个代表政策，一个代表那个最原始的想要孩子的愿望，僵在那里。 还有一件，比这更令人窒息：有一个女人，怀孕了，为了躲检查，跑到河边的芦苇丛里藏着。姑姑带着人去找，找到了，那个女人跳进了河里，水不深，但她不会游泳。姑姑站在岸边，看着她，等她。最后那个女人被拉上来，手术还是做了。 莫言写这段，写得非常克制，没有激烈的控诉，就是那么安静的还原那个场景。但那个站在岸边等着的姑姑的背影，会在读者的脑子里盘旋很久很久。 王仁美最后的结果：被强制堕胎，手术出了意外，大出血，死了。死在姑姑的手上。蝌蚪的妻子，死在了他亲姑姑的手上。那个孩子，也没了。 我们在这里，要稍微的停一下，说一个医学生第一堂就要记住的名字。 希波克拉底。 古希腊人，西方医学的祖师爷，留下了一份誓言，后来被世界医学协会在1948年修订成《日内瓦宣言》，成为今天全世界医生入行时必须宣读的誓词。 誓词里有几句，值得逐字念一遍： 我将不容许有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见或地位的考虑介于我的职责和病人间；我将要尽可能地维护人的生命，自从受胎时起；即使在威胁之下，我将不运用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道。 逐字念完，再看姑姑做的那些事。 这份誓言说：不容许政见介于职责和病人之间。 姑姑做的是：把政见放在了职责和病人之间，而且是第一位的。 这份誓言说：维护人的生命，自从受胎时起，即使在威胁之下。 姑姑做的是：在命令之下，亲手终结了受胎之后的生命。 她有那双接生的手，她有那副医者的眼睛，她知道怎样把一个生命安全地带到这个世界，但她把这一套本事，全部反过来用了。 姑姑是一个技术上的专家，但她放弃了专业信仰。 她有没有专业信仰过？有的。那些年，她在黑暗里摸着接生，听见孩子第一声哭，浑身是劲，疲惫全消。那个姑姑，是把维护人的生命当信仰的人。 但在那个不允许你有专业信仰的年代，在那个要求你把专业信仰替换成另一套信仰的年代，她选择了放弃。 放弃之后，那双接生的手，变成了另一种工具。 她成了什么？ 她成了一个有能力没信仰的人。 用今天的话说——砖家。 砖家，都来自曾经正常的人。 不是天生的，不是坏胚子，不是从小就想害人的。砖家的起点，是有能力的人、有专业的人、甚至是曾经有光的人。然后某一天，遇见了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叫：你的专业信仰，和你处身的环境，它们彼此冲突了，你选哪个？ 姑姑选了环境那一边。 你说她错了吗？ 我不替你们判断。但我想让你想一想：那些今天你骂得最狠的砖家，他们从前，有没有可能也有过自己的信仰？ 那些砖家里，有多少个是当年的姑姑？ 有多少个是曾经最有光的人，后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这个问题，比砖家该不该骂更难回答，也更值得你想一想。 说完姑姑，再说书里另一个人，小狮子。 她是叙述者蝌蚪的第二任妻子，年轻时是姑姑的助手，也干过那些事。退休之后，做了一件更荒诞的事：趁着代孕的机会，把别人的孩子偷换了，据为己有，对外说是自己老来得子。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绝经两年了，忽然说怀孕生了儿子。这件事漏洞太大，一戳就破。但没人戳。 因为小狮子给所有人表演了一段登峰造极的情感攻势。 她的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制造悬念：初次得知怀了孕，那感觉如同做梦，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绝经都两年了，怎么突然怀了孕呢？ 第二步，拉近距离：至于怀孕的过程，那是五分欣喜，五分忧虑，欣喜的是，我终于要当妈妈了。 第三步，打情感牌：我跟着姑姑当了十几年妇产科医生，帮着姑姑给人家接生过许多孩子，但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孩子的女人不是完整的女人，没有孩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抬不起头来，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四句话，连出了一个王炸：从表功到诉苦，从委屈到解脱，情绪密度极高，节奏极准。台下的人，眼睛都湿了。 好人有好报啊。 我看到这里，脑子里冒出来一句话：这个打法，你们熟不熟？ 先造悬念，再拉距离，再打情感牌，把所有可以思考的空间都用情绪填满，然后没有人去问那个最基本的问题：五十多岁，绝经两年了，怎么可能怀孕？ 没人问这句话。因为氛围不允许。因为问出来的人会显得冷漠、不识好歹、不近人情。 这就是砖家的护城河：用情绪占领全场，常识根本进不来。 一个偷了别人孩子的人，可以用这样的表演让满屋子人感动落泪。那些用同样方式遮掩更大罪行的人，你又看见了多少？ 莫言把小狮子写进来，不是为了让你嘲笑这个人有多荒诞，而是为了说一件更大的事：一个砖家不够用，砖家是需要配合的。 姑姑是大号砖家，小狮子是小号砖家，她们互相成就了对方，让那段历史顺利地发生，让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事，一件一件变成了现实。 书评写到了这里，衔接一下当下的背景。 你们知道这几年，中国的舆论里有一个词说得很多吗？生育率。 现在这个时代，政策从生少了好变成了生多了好，从超生罚款变成了生三胎有补贴，从一个孩子好变成了不生孩子你对不起国家——不是我夸张，是各地真的在搞各种催生政策。 这个转变，用了多少年？不到四十年。 一代人，从你只能生一个，到你为什么不生三个。 很多八零后久零后，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的——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没有兄弟姐妹的一代人，他们的童年是一个人的，他们父母的晚年是两个人在撑，他们自己也在一边背着这份重量，一边被催着再生三个。 现在又到了另一个荒诞的时代：年轻人不是不被允许生，是经济压力大到生不起。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算下来多少钱？在深圳、上海、北京，随便一算都是几百万起。房贷、教育、医疗，三座山压着，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生，是真的生不动。 你看见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边是国家在催生、在补贴、在说各种道理，另一边是年轻人算了一笔账，选择我自己活着就已经很努力了，孩子的事以后再说。 从前是政策不让你生，现在是你自己不敢生。原因不同，结果是同一个。 那些当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干部，那些拿着喇叭喊口号的人，那些亲手做过那些事的人，她们今天在哪里？她们怎么看这件事？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报道，采访当年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老人说了一句话：那会儿我们真的觉得是在救国，救的是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 这句话，读一遍，你会想起莫言笔下的姑姑。 不是因为姑姑是个坏人，而是因为她们都一样，她们站在历史的某一刻，做了她们那个位置上应该做的事，然后历史往前走了，走到一个新的地方，回头看，那件应该做的事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这种处境，今天还有吗？太多了。 那些曾经被正确过的口号，那些曾经理直气壮的做法，那些以更大的好为理由而牺牲了具体的人的决定。在当时，它们都有堂而皇之的理由。执行的人，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真心信的，有的是知道不对但不敢不做的。 所以莫言说他人有罪，我亦有罪。不是在替姑姑开脱，是在说一件更难承受的事：那个时代能发生，是因为有足够多的普通人，在普通的每一天，做了普通的沉默。 说完砖家，再说说另一种人，那些知道了却没说的人。 叙述者蝌蚪，就是这种人。 他的妻子王仁美要生第二胎，他默许了她的选择，但在最关键的时候，他没有真正替她站出来。妻子死了，他再娶，再生，往后过日子，把那段历史慢慢封存，然后用写信的方式，把这件事讲出来。表面上是还原真相，但他自己也知道：他是有罪的人。 他的罪，是那种最轻也最重的罪：什么都没做。 知道了，但选择没看见。看见了，但选择没开口。开口了，但在最关键的那一刻，选择了让步。 这种罪，没有名字，但它让那些悲剧变得可能。 今天还有没有这种人？太多了。 那些我知道有问题，但我说了也没用的人，那些反正不是我的事的人，那些在群聊里看见了假的东西、沉默地划过去的人，都是蝌蚪。 莫言把蝌蚪写进来，是为了照镜子，那面镜子，照的不是别人，照的是每一个在场的我们。 姑姑的后半生。 政策松动之后，姑姑退休了，嫁给了一个做泥娃娃的民间艺人，叫郝大手。 郝大手这个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捏泥娃娃，捏各种各样孩子的脸，捏活灵活现，捏到能让人分不清那是泥还是真的孩子。 姑姑跟他过日子，家里摆满了泥娃娃。每一个泥娃娃，她都给它们取名字，那些名字，都是她记得的那些孩子的名字。 来不了这个世界的，就用泥捏出来，放在她身边。她照顾它们，给它们名字，对着它们说话。老了，腿脚不好了，走路慢了，但每天她还是会在那些泥娃娃中间坐一会儿。 这是赎罪吗？ 我觉得，比赎罪更复杂，更难说清楚。赎罪有一个前提：你承认了错，你在试图补偿。但姑姑的泥娃娃，说不清是承认，还是只是一种无处可放的记挂。那些孩子，她记得，她没有忘，她用这种方式把他们留在身边，但那些孩子，已经回不来了。 这种事，用什么方式来算？有没有一张账，能把这笔账算清楚？ 莫言没给答案。莫言只是让我们看着那个场景：一个老去的女人，坐在满屋子泥娃娃中间，说着说着，慢慢沉默下来。 写在最后： 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这八个字，是莫言自己说的，是他写完这本书之后压在心头的那个重量。 他亲手做过那些事吗？没有。他是旁观者，是记录者，他只是写了这个故事。但他说，他有罪。 这八个字，值得认真想一想。 一个人做错事，叫个人罪责。一个时代做错事，叫集体罪责。集体罪责里，有主动执行的，有沉默旁观的，有知道了假装不知道的，有事后用写作来赎罪的。这几种人，凑在一起，才是那段历史得以发生的全部条件。缺一个，都不够。 姑姑的手上有血，蝌蚪的手上有血，小狮子的手上有血，那个知道了但喝醉了的邻居手上也有血，那些关上门没出声的村人手上也有血。 莫言把自己也放进去，说我亦有罪。因为他明白：一个时代的集体罪责，是没有局外人的。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里说过一句话，说书的觉得和这八个字是同一回事：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它为你敲响。 当医生的专业信仰不是患者，当作家的信仰不是创作，当媒体的信仰不是真相，当教育者的信仰不是启蒙，当相声的信仰不是幽默，当法律的信仰不是公正，我们这个时代，就会变得像《蛙》那样无奈，像每一个让人唏嘘的时代事件一样，既有发起者，也有执行者，也有沉默者。 每一次大的事情出了问题，你去拆开来看，不是没有人知道，是有太多人知道了、然后选择了姑姑那个方向，把专业信仰让位给了其他的什么。那个其他的什么，各有各的说法，有人叫它利益，有人叫它大局，有人叫它识时务，但说到底，不过是放弃了那条本来不该越过的线。 三种人，缺了哪一种，那件事都发生不了。 看完《蛙》，最难受的不是悲剧本身，而是那个悲剧的结构太普通、太日常、太容易在下一个时代重演。 你今天，是哪一种？ 不用回答，这个问题，自己留着。 但留着，比不留着，要好一点。记得，比不记得，要少亏欠一点。 莫言在结尾说了一段话，是话剧里女记者采访姑姑的对白： 女记者（庄严地）说：就是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 姑姑干了一杯酒，说：也是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送进了地狱。姑姑的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 旁边有人说：姑姑，您是我们东北乡的活菩萨，送子娘娘，娘娘庙里的神像，越看越像您。 姑姑醉眼蒙眬地说：群众是需要一点神话的…… 看到这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不该笑，因为这件事太沉。不该哭，因为哭完啥也没变。 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鸣。 2026年5月 写于深圳

从前心里抵触看莫言的书。一是怕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众人趋之若鹜的东西总是抱有警惕。二是听信流言，说为了得奖，奉承西方，专写黑暗面。三是很多大部头，选择困难，不知从何看起。 最近写作受困，就随手拿起了书架上的《蛙》，心想能有多难，且试试看。一看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与浅薄。 写得真好。 没有类型文学的套路，很明显有马尔克斯的影子，叙事时间、视角灵活多变，语言凝练，短句见长。 整个叙事风格，像一台推土机，轰轰隆隆地，裹挟着时代洪流，不可阻挡，排山倒海地碾压过来。 呈现，呈现，丰富地呈现，时代的人物都凝聚在一场场事件里，可信，有力！让人想起曾经看过，听过的人，每个人都有我们身边的原型。 再说说这本的主题，中国人的生育。我就出生于那个年代，上个世界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排行老四，超生。 但后来被送了人，又成独生子。 上边有两个姐姐，第三个才是男孩，小名叫买买。对，就是《蛙》后边说的，大家准备好了罚款，“买”个男娃。 幸运的是，我的两个姐姐没有叫来娣或招娣的，不然我的罪过也大了。 他讲的那些故事，就是我从小听过的，一遍一遍被强化的，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故事。存在过，呈现出来，就足够震撼人心了。 莫言最厉害的是，把他们以最大的信息密度，捏合在一本书里，那样的严丝合缝，跌宕起伏。 大家之作，名不虚传。

《蛙》，是给“砖家”立传。 砖家，都来自曾经正常的人，比如女主“姑姑”这样的人。 砖家，之所以没有成为专家，是因为没有专业信仰。或者，在不允许有专业信仰的环境里，选择了放弃专业信仰。比如姑姑。 姑姑是接生专家，是医生。医生的专业信仰是什么？是医生誓言，也称希波克拉底誓言。这是古希腊一位医师的誓言；医师名叫希波克拉底，在西方被人们尊为“医学之父”。1948年，世界医协大会对这个誓言加以修改，定名为《日内瓦宣言》。这份现代医生誓言的主要内容是： 我郑重地保证自己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我将要凭我的良心和尊严从事医业；病人的健康应为我的首要的顾念； ….. 我将不容许有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见或地位的考虑介于我的职责和病人间；我将要尽可能地维护人的生命，自从受胎时起；即使在威胁之下，我将不运用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道。 我郑重地，自主地并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约定--------------日内瓦宣言 世界医学协会 一九四八年日内瓦大会采用。 按照专业信仰，姑姑的追求是，且只能是为孕妇接生，最大限度地确保孕妇与婴儿的安全。如誓言里说的：“不容许有任何…政见或地位的考虑介于我的职责和病人间；我将要尽可能地维护人的生命，自从受胎时起；即使在威胁之下，我将不运用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道。” 可是，事实上，姑姑做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容许政见考虑介于我的职责和病人间；我不但没有维护人的生命，反而剥夺了胎儿的生命；在命令之下，我运用了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道。” 就这样，姑姑成了双手沾满鲜血的砖家。 为什么要借写《蛙》给砖家立传？ 因为，有专业能力，却没有专业信仰的砖家，对生活的破坏力极大，对生命的伤害力极强。每一次让人唏嘘的时代事件，固然常由上面发起，却离不开众多砖家的执行。当医生的信仰不是患者，当作家的信仰不是创作，当媒体的信仰不是真相，当相声的信仰不是幽默，当教育的信仰不是启蒙；那么，世界就会变得像《蛙》那样无奈，像《第七天》那样忧伤。 莫言在结尾的一段对话道出了真相： “女记者：（庄严地）就是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接到了人间—— 姑姑：　也是这双普普通通的手，将数千名婴儿送进了地狱！（干一杯酒）姑姑的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 某朋友：姑姑，您是我们东北乡的活菩萨，送子娘娘，娘娘庙里的神像，越看越像您，我看，他们就是按照您的形象塑造的。 姑姑：　（醉意蒙眬）群众是需要一点神话的……” 姑姑喝醉了，说了真话。群众是最健忘，最容易安抚的。只要把姑姑的专家那一面隆重包装好，大伙儿很快就会彻底淡忘她的砖家那一面；忘记那几千个本来要通过她的手接到人世，却被她的手推去了阴间的生命。 这些真相，只有当姑姑喝醉的时候，才会偶尔被提起；一旦姑姑不在了，这些事，可能永远被忘记。 下一段落里，莫言集中揭露了砖家的丑陋：当砖家成为资深砖家的时候，Ta们怎么做，怎么说，完全是由Ta们的切身利益决定的。看看姑姑身边这位砖家小狮子：她是姑姑的助手，本来应该是专家，结果也跟着干了砖家的事儿。退休后，偷换弱势群体孕妇的婴儿，据为己有。 在亲友面前，为了证明自己是老来得子，她贡献了登峰造极的表演： 先是制造悬念“初次得知怀了孕，那感觉如同做梦，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绝经都两年了，怎么突然怀了孕呢？” 然后拉近和听者的心理距离：“至于怀孕的过程，那是五分欣喜，五分忧虑。欣喜的是，我终于要当妈妈了”。 然后打出倪大姐式的经典煽情牌：“我跟着姑姑当了十几年妇产科医生，帮着姑姑给人家接生过许多孩子，但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孩子的女人不是完整的女人，没有孩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抬不起头来，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短短一段话，密集打出四个王炸：从表功到诉苦；从委屈到解脱。完美！ 听众多半眼睛都湿润了，感动至极：“好人有好报啊。” 所有人都在乎氛围，脸面，共情；唯独没有人关心常识，没有人去想“五十多岁，绝经两年了，怎么可能怀孕？” 也许有人怀疑过，也不敢说出来；因为现场出席的权威“专家”姑姑也说了：是她亲自接生的。那还能有假？哎，砖家们的利益是一体的，怎么不能有假？ 抢个儿子，都可以从头到尾集体造假；那制造一个某花清瘟包治百病的故事，岂不是轻而易举？ 于是明白了莫言在书末的感慨：“写完这部书后，有八个大字沉重地压着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嗯，莫言心头这沉重的八个字，海明威最懂。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图块，欧洲就少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所以，不要以为《蛙》写的是上一代的故事；不要以为这是过去的悲剧；不要以为这与你无关。如果都随波逐流，做沉默的大多数，总有一天会雪崩。而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不喜欢一本书无可厚非，但看不懂一本书就是个问题” 莫言老师的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善，就像现实中的你我，算不上什么绝对好人，也说不上有多坏，狗熊变英雄，英雄成狗熊的事情时有发生，不管看什么书，读的是别人，寻的是自己，见的是众生，对于一切以各种新名词新主义来定义这本书那个时代这个世界的所有偏见，我们尽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像面对阅读过程中，那些让人不适的评论和见解，那不重要，我们终将在漫长的一生中去经历，去痛苦和悔恨，去体验和醒悟，去寻找一个自己的答案，而那个答案与所有人的评论和见解无关，只与世界的真相和真正的自己相关。 不管是蛙也好，娃也好，娲也好，甚至是蛇是鱼，我们可以把她当作一种生殖崇拜，或许真就是与我们人类起源有一种神秘关系，暂且不表，这不是主题，从莫言老师处女作到此时，看完作为莫言大师目前的最后一部长篇，毫无疑问，大师的文笔，技巧，情感和思想，是深刻和升华的，是深情而怜悯的，不喜欢一本书无可厚非，但看不懂一本书就是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很多看不懂的书，所以我们都有问题，我们都走在探索的路上，所有怀揣良心的作者们，是那条通往真相的泥泞小路上的一盏盏路灯，成群结队的飞虫扑向他们，疯狂扑打碰撞砰砰响，想将光明扑灭的意图溢于言表，但他们的光线也只是暗淡了几下，重新又变得更亮啦，关于这本书，希望大家不只是把眼睛投在关于人性的剖析上，更多的要去了解关于政治，经济，道德，人伦，关于人类发展和地球母亲的和谐共生，关于人类最后的归宿，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沉默，才不会苍白地表达我们那浅薄无知的可笑观点，才会在沉默中思考行动的力量。 “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搞明白了吗？搞不明白吧，我也搞不明白，就算搞明白了中国，也休妄言搞懂了世界，搞不懂是好事，证明我们还年轻，闭上嘴，继续搞！

我叫蝌蚪，不是水里游的那种，是爹娘给起的乳名。听说是生我的时候，池塘里的蛙正叫得欢，爹就随口这么喊了，一喊就是大半辈子。万心姑姑是我爹的堂姐，十里八乡最有名的妇产科医生，经她手接生的娃能从村头排到河尾。她总说自己的手是“送子观音手”， 可谁也没想到，这双手后来会拿起引产钳。 那年王仁美怀第二胎，正是计划生育抓得最紧的时候。她挺着肚子躲在陈鼻家的地窖里，我每天夜里偷偷送吃的，手电筒的光在玉米地里晃，总觉得身后有响动，回头却只有风吹玉米叶的沙沙声。王仁美总摸着肚子笑，说：“这娃乖得很，知道爹娘不容易，都不怎么踢我。”她这话刚说完没几天，姑姑就带着人找来了。 “跟我走。”姑姑的声音没一点温度，手里的药箱“哐当”撞在石头上，惊飞了屋檐下的夜鸟。王仁美抱着我的腿哭，指甲掐进我肉里：“蝌蚪，求你了，这是个儿子啊！” “姑，她都五个月了，能感觉到胎动了……”我挡在窖口，声音发颤。万姑姑的手电筒“啪”地掉在地上，光在她脚边打转，照出她鬓角新添的白头发。“五个月也得做，”她捡起手电，照向自己的脚，“我是干部，我不带头谁带头？” 后来的事，像场醒不过来的噩梦。万姑姑从手术室走出来时，白大褂上沾着血，她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嵌进我肉里：“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 那天晚上，我蹲在医院后面的池塘边，听着满塘的蛙鸣，突然觉得那些青蛙都在哭。万姑姑后来总说耳朵里有蛙叫，其实我也听见了，尤其是在夜里，那声音像无数双小手在拍打着水面，又像无数个没出世的孩子在喊着“娘”。 后来姑姑老了，迷上了捏泥人，一屋子都是大大小小的泥娃娃，有男有女，个个都睁着圆眼睛。她的手年轻时灵活得很，能稳稳地夹住针管，也能精准地握住钳子，可老了却总抖，捏出的娃娃歪歪扭扭，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她捏得慢，捏完了就对着泥娃娃说话，说她年轻时接生过的孩子，说那些没能出世的生命。“它们不疼，”她笑着说，眼睛却望着窗外的池塘，那里的蛙鸣一到夏天就吵得人睡不着，“水里的蝌蚪，不都是先长腿，再长身子？这些娃，说不定在哪片水里等着呢。”有天我去看她，她正给一个娃娃安胳膊，嘴里哼着接生时的调子，哼着哼着就哭了：“你仁美嫂子肚子里的那个，要是生下来，该有你高了……” 如今我也老了，常在池塘边坐着，听蛙鸣一阵高过一阵。它们叫得越欢，我越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被谁挖走了一块。万姑姑捏的那些泥娃娃就摆在窗台上，每个娃娃的手里都捏着半片银锁。青蛙又开始叫了，一声声，像在数着什么……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曾说，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融合在一起”。是的，这部书具有浓烈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色彩，异化的人们、夸张的修辞以及情节的陌生化处理，令人觉得世界似是而非，人类社会仿佛是被搁置在雾梦迷蒙，却又无限逼真的“铁笼屉”中，似乎能嗅到蒸煮的嘶叫。 ★《蛙》用最本土的故事，撕开了一些血淋漓的伤痕，当个体命运撞上时代巨轮，当生育权遭遇集体意志，当道德的“正确”碾压人性的“真实” ……《蛙》的深刻，在于是一面照见“人类在极端处境中如何保持人性”的镜子，这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的独特，更照出了人类的普遍。 ★对照另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的作品《深空之脸》，可以发现，两部书都是用“具体的疼痛”解构“宏大的叙事”，用个体的命运撞击历史的车轮，用具象化的故事解析社会的变革，用魔幻现实的笔法透视“真”或“假”的陌生，用强烈的“幻觉”描绘已经脱轨的“理”或被束缚的人心和被释放的人性。 ★《蛙》用“形式的破碎”呼应“存在的荒诞”，它拒绝“完整、流畅”的传统叙事，用书信、戏剧、民间故事拼贴出一种“破碎感”，就像那些被政策撕裂的生命，连故事都无法完整讲述。 ★同样《深空之脸》用论文、书信和不相干的干涉人物来描绘“真”的断层和现实的非现实，以近乎疯癫的意识流语言，来表达世象在被控制下的失序。这种形式创新，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局限，进入“魔幻现实主义”的更高维度。历史的创伤有多破碎，叙事的形式就有多破碎；人性的矛盾有多荒诞，表达的方式就有多荒诞。 ★莫言的作品始终带着浓厚的“高密东北乡”印记，但《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本土性”没有成为“世界性”的障碍，反而成了通往人类共通经验的桥梁。 ★伟大的作品，不在于“讲述什么故事”，而在于“如何讲述故事”——《蛙》像一只从高密东北乡跳出来的青蛙，有中国的疼痛，更有人类永恒的挣扎与救赎。

《酸辛》 一、叙事结构 2011年，莫言凭借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本书中，莫言主动弃用熟极而流的两大工具组：龙飞蛇走、泥沙俱下的互文，篝火野狐、众声喧哗的口语，匠心独运地选择了套娃结构。 套娃，什么意思？有华夏特色的分层结构。 表面层，前辈作家杉谷义人之父犯错，良心不安，负罪深重，杉谷义人继承其父志向，与新晋作家蝌蚪要好，蝌蚪给杉谷义人写了六封信，交流互动。 中间层，前五封是普通长信，第六封信却是后现代主义元叙事风格剧本。 核心层，剧本中，又包含一部电视戏曲片《高梦九》。 莫言综合调度三层内容，大笔一挥，写出神构妙品的高密东北乡居民心灵史。 二、文笔特征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如是说：“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众所周知，五四一代宗师鲁迅先生，以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著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莫言借蝌蚪之口，表明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灯下。” 不难推理，莫言尝试承接鲁迅先生的批判现实主义笔法，一方面，经验的、感官的、记忆的、贴近的直面现实，另一方面，超验的、觉知的、审视的、疏离的批判现实。 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三、核心议题 《蛙》重点讨论人口问题，沿着线性时间，涵盖两个时期：前三十年，后三十年。 前三十年分两段，1949到1956，基本制度；1956到1978，曲折发展。 后三十年分三段，1978到1992，特色制度；1992到2002，面向新世纪；2002到2012，建小康。 前三十年主要政策，1966年，计划生育。后三十年主要政策，1980年，独生子女。 《蛙》是2009年出版的，新时代新政策，诸如2011双独二孩、2013单独二孩、2016全面二孩、2022推广三孩，并未进入莫言创作时的取材范围。 四、人物风采 甲、阴阳合一的姑姑 姑姑万心，军旅名医万六府爱女，她自幼见多识广，雷厉风行，斩钉截铁，嫉恶如仇，颇具草莽女侠风采。 身为新中国第一批接生员，万心天赋极高，胆大心细，灵感泉涌，手感敏锐，因此，万心顺利取代不懂生理结构的那些老娘婆，被称为高密东北乡送子观音。 正逢职业生涯黄金时代，万心接受空军飞行员王小倜赠送的瑞士英纳格手表，谈起甜丝丝恋爱，看似即将沿着青云梯，走上人生巅峰。 可惜，好景不长，风云突变。 王小倜听惯夜空玫瑰电波，私架先进飞机去某岛，并与影星陶丽丽结婚。 王小倜毁万心。 资本家千金、名牌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黄秋雅，借此怀疑万心的忠诚度，万心强硬地回答，一颗真心，十足赤红，历史俱在，山河作证。 行动要匹配口号，万心怒切动脉，欲证所言非虚，结果没死成。 王小倜在日记中嘲讽万心是红色木头，又成全了她。 大腹便便的县领导杨林想和万心结婚，万心讨厌杨林，为了家里人的前途，万心肯嫁给杨林。 然而，他俩感情薄弱，未能通过十年混乱大考。万心承受荡妇羞辱时，杨林雪上加霜，无情无义。 乡领导秦山的弟弟秦河，迷恋万心，随着万心的岗位职责越发重大，她迷失主体意识，成了非常标准的螺丝钉，被称为血手恶魔。 秦河雪中送炭，来到万心身边，为她当专属船夫，遮风挡雨。 后来，万心拒绝官运亨通的杨林和好的要求，也没有接受痴情陪伴在身边的秦河。 有一天，万心走夜路，遇到蛙群袭击，被捏泥人的郝大手搭救，她感动非常，嫁给郝大手。 秦河学会捏泥人，成为远近闻名的秦大师。 万心觉知到，双手一半芳香一半腥臭，她严重失眠，深自痛悔，让郝大手把她经手的生命之芽，以泥人形式再现，祈祷转世投胎。 总而言之，万心是超越式人物，符合太极图模型，她一半是恶魔，试图保全自己，充当工具人、先锋官、螺丝钉，另一半是观音，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集体生活，也充当了受害者、牺牲者、忏悔者。 乙、知识分子万小跑李手和王肝 万足，万小跑，笔名蝌蚪，老实人之子。蝌蚪与王仁美成婚，生有一个女儿，王仁美怀二胎，蝌蚪想保留军籍和提拔机会，发挥带头作用，不要这孩子。 后来，蝌蚪和万心的得意徒弟小狮子结婚。小狮子不能生育，这才接上陈眉的故事。 李手，于老师之子，大学生，五十多岁时，开一家欧洲风格堂吉诃德酒店。 王肝，车把式王脚之子，少年时多次告密。王肝给小狮子写过五百多封信，都被万心拦截了。五十多岁时，王肝不结婚不要孩子，负责照顾秦大师。 丙、商业精英肖下唇和袁腮 肖下唇，粮库保管员肖上唇之子。少年时，肖下唇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机灵，那十年，肖家父子很威风，肖下唇欺负蝌蚪，并与王仁美恋爱，他还在报刊发表文章，笔名肖夏春。 恢复升学，肖夏春顺理成章进入大学，毕业后，肖夏春当大官，他人脉广，拥有交际圈与投资组合。五十多岁时，肖夏春回故乡开医院，当大款，挽小毕，身价几十亿。 袁腮，村支书袁脸之子，貌似精通风水学说和相面术，实则旁门左道贼溜，给妇女取环。 五十多岁时，袁腮和万小跑表弟金修，合作办牛蛙养殖场，与此同时，运营地下代孕公司，分接触型和无接触型，价位不同。 丁、失落的人陈鼻和陈眉 陈鼻，地主陈额陈天庭之子，生母是金发碧眼的艾莲，陈鼻曾经风光过，高密东北乡第一拨倒爷和万元户。 陈鼻和王肝妹妹、袖珍美人王胆结婚，生有两女，陈耳和陈眉。陈耳在大火中失去生命，陈眉被烧得面目全非。 陈鼻的主业，在李手主题酒店扮堂吉诃德，兼职讨饭。穷困潦倒，半痴半癫，在陈鼻想来，陈耳在意大利发展，陈眉在西班牙逍遥，富贵着呢。 陈鼻的自我安慰模式，像鲁迅先生《祝福》中的祥林嫂，他只能接受心理真实。 陈眉实际上在袁腮的公司上班，蝌蚪之子金娃的代孕母亲，在生理伤痕之外，她的精神屈辱，一座城市那么大。 戊、走了的人耿秀莲王仁美和王胆 耿秀莲，三代单传刺头张拳的妻子，躲避，游泳，失血，走了。 王仁美，回娘家，躲避，地道战，后来同意由万心动手术，失血，走了。 王胆，隐遁，熬到日子，坐木筏躲避，由万心应急接生，王胆袖珍身体不堪重负，走了。 概括而论，生孩子和动相关手术，在以前，是高危事件。看一看统计数据，走了的概率，仅次于消防员。 五、主题象征 第一种解法： 莫言的《蛙》，以批判现实主义笔法，重新审视前三十年计划生育，后三十年独生子女，这两项政策，符合集体的发展伦理，没那么符合人类学的生命伦理。在新时代，生命高于发展。 第二种解法： 据说，一部分女子孕期小腹隆起，形似青蛙肚皮。 查阅资料，蛙、娃、娲读音相同。 蛙是一种上古图腾，人类始祖女娲，由蛙图腾演变而来，1972年陕西临潼姜寨半坡遗址，出土了惊艳的蛙纹彩陶盆。 蛙也是一种民俗节庆，壮族至今保留着青蛙节。 综合辨析，在音、形、义、风俗等方面，蛙的主题象征体现出一致性：生命。 第三种解法： 莫言的小谜语，万心，万足，蝌蚪……主体也是生命。 三种解法，答案一样，证毕。 六、略加感慨 皇天后土，滋生五谷。 日月星辰，化育万民。 精神屈辱，身体伤痕。 生生不息，如此酸辛。

我读《蛙》这本书是因为对书名充满了问号，才打开这本书的。直读到最后，了解了书名的来历。    在后记中，作者写到：二〇〇二年夏天动笔写这部小说，当时的题目叫《蝌蚪丸》。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蝌蚪是《蛙》的前身？现实中的“小蝌蚪”也可以演变成“娃”。而“娃”则与“蛙”同音。     全书以姑姑一一名字叫万心为核心人物，她是一个为产妇接生的妇产科医生，又是计划生育的领军人物。这无疑是两个矛盾的角色。她一辈子接生了千千万万个新生儿，她是十里八乡妇女的大救星、活菩萨，全村上上下下都是她的孩子！但是也有千千万万个孩子的生命止步于她的这双手。姑姑带有强烈的两面性：一面是送子娘娘，一面是地狱恶魔。我相信她自己也不想成为后者，可是个人在时代洪流的裹挾下，都被冲击的变了样、走了型。    直到晚年，她和泥塑大师通过泥塑送子来救赎曾经的激进，对生命本身进行细细的品味，仰视生命的高度，体味生命的价值，这是对生命的理解纠正了曾经偏离的本真，实现了升华与回归。这本书太沉重了！    《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那些不断鸣叫、有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却又“低贱平常”的生物，承载着莫言的深刻思考。     蛙、娃、娲音近字不同，一语三关。“蛙”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娃”当然是指孩子，这是全书的核心；娲是指书中母亲的形象。在音、形、义各方面综合分析，三位一体共同体现的是：生命！     其实，还有“哇”，那是新生儿离开母亲的身体，用第一声响亮的“哇”向世界宣布自己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