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授课

受教！ 成不了北大学生， 所幸， 可以是余老的“学生”。 哈哈~

《北大授课--中国文化四十七讲》，余秋雨老师的第四本书，虽然和《中国文脉》有不少重复的内容。正好让我有机会通过反复的阅读，加深记忆，且在重复的阅读中，收获不同的感悟。 此书亮点之一，北大和台大学生与余秋雨先生之间的“闪问”，“闪答”，涉及当代社会大量的艰涩话题，在一来一往之间，干脆，痛快，幽默，充满了阅读愉悦感。 其次，雅俗共赏。书中提到的人物，几乎都是耳熟能详的，老子，孔子，墨子，司马迁，曹操，屈原，诸葛亮，李白，杜甫....这些名字即便普通老百姓也都很熟悉。说它高雅，书中涉及了许多宏观而重要的命题，文化是什么？历史是什么？文化审美的标准是什么，以及人生的终极意义等。 余秋雨老师笔下的几个人物形象特别鲜明，非常精彩。原本我对墨子的仅有认知是来自历史教科书，记忆里他的“兼爱 非攻”是他的主要思想主张。相比孔孟儒家思想更理想化。但是在余秋雨的笔下，墨子的形象一下子丰满起来了。黑色是他的主要特征：他赶路在黑夜，伸出黝黑的手，在黑夜的衣衫上，撕下一条黑色的布条，去包裹受了伤的黑色的脚，连他的名字也是黑色的。而狂奔了十天十夜来到楚国国都郢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公输班停止帮助楚国攻打宋国的行为，而他也终于以他真诚，坚持和实力成功阻止了这场战争，不至于让百姓流离失所。记得余秋雨老师在《中国文脉》一书中说： 孔子是堂皇的棕黄色，近似于我们的皮肤和大地；老子则是缥缈的灰白色，近似乎天际的雪峰和老者的须发，至于黑色所喻指的墨家，则被余秋雨特别奉为“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余秋雨老师希望，我们在概括中华文明的传统精华时，不要遗落了墨家这八个字：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墨子，墨家，是中国的黑色的珍宝。” 关于司马迁，我们多数人都会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发愤”之作，但余老师的观点是： “发愤”会发的那么从容而宏大吗？一切憋气之作，解恨之作，泄怨之作是不可能写好的。司马迁写作的动力不在这里。他的动力，是当时意气风发的中华文明给予的，是汉武帝的大地给予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用自己的脚步触摸过这片辽阔而又统一的土地，成了当时最的最远的青年学者。记录下司马迁行走的足迹：出发地是现在的西安，后经过河南南阳，湖北江陵，到达湖南长沙。在长沙，他去汨罗江悼。念了屈原。沿着湘江南下，到沅江后，他沿着长江向东到了江西九江，登上了庐山。再顺着长江东行，上岸后到了绍兴，并纪念了大禹。然后由浙江到江苏的苏州，再到了淮阴，并去了淮阴侯韩信的故居。之后他北上山东，到了曲阜，参观了孔子遗迹，又到了北方齐国的都城临淄，再到邹城，滕州，南行到了徐州，沛县，宿州，拜访了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地方。最后他去了淮阳，访问春申君的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问战国时期魏国的首都，返回长安，也即现在的西安。这一路，中原一大半地方都被他考察到了。不仅是中原，当时的长江流域，甚至一些还没被开发的地方，他也到达了。这仅仅是他二十岁的一次旅行，得到了官方有限的资助。一路上感受很多，后来都反应在了《史记》里。总的来说，他为大汉帝国的辽阔疆域和悲壮的历史感到骄傲，并由此意气风发。在司马迁二十三四岁的时候，作为“郎中”，他随汉武帝出行，到了陕西的凤翔，山西的夏县，万荣，河南的荥阳，洛阳，陕西的陇县，甘肃的清水，宁夏的固原，西北的地方走了不少，然后再回到陕西淳化的甘泉山，汉武帝的别墅行宫所在地。二十五岁时，司马迁接受了一个使命：到云南和四川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去考察和慰问。通过这次艰难的行程，促使他更清晰的认识了大中华的辽阔版图，复杂生态，险峻山水。从西南回来后，又跟着汉武帝出行，到了山东的泰山，河北的昌黎，河北的卢龙，内蒙古的五原。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莱州，河南得濮阳，之后又去了宁夏得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宁远，湖北的黄梅，安徽的枞阳，山东的胶南....... 这一路走来，余老师认为司马迁收获最大的两点：1. 采撷到了豪荡之气 2.获得了现场感。而这些，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可以充分领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后面6个字我们往往会忽略了，只记住了前面。而正是这六个字，道出了“不同的生命方向决定了生命的差别”司马迁的“泰山”，就是《史记》。原来读《报任安书》，我只看到了司马迁近乎奔溃的心理状态，但余老师说，多读几遍，就能明白，他是要告诉仁安，自己咬牙忍受这一切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为了写《史记》抢得一线生机。所以，他不能答应任安要他去营救得请求，他表达了：用自己得命去换任安得命，他毫不犹豫；但是，用《史记》去换任安得命，他拒绝。希望通过多读几次《报任安书》，我也可以领悟到这一层。 对于屈原，余老师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见解，以后有时间在做慢慢梳理吧。

记得第一次阅读余秋雨的书是《借我一生》，与山野童年深深共鸣。2020年读完的，是实体书。看完后当时特别想阅读《文化苦旅》，也不知道怎么得没找到来看。2026年的今天，看的秋雨老师的第二本书是《北大授课》。 好喜欢这样的书籍方式，好像身临其境，一起上课了。另外我很喜欢的一系列书是《在北大听讲座》。 出来工作后非常少有这样沉浸式学习文学类的感受吧。我读得很有兴味。 第一次对商到清文化发展有了清晰的概念，仿佛很长，又很短暂。 为什么打开一本书？是孤独。 不想头脑里只有自己的回声，想去听听别人喜爱某事某物的表达，想听到其他的观念与观点主张。 想看看别人喜欢的与讨厌的。 秋雨老师很纯粹，显得有些理想主义。 也许正是这样，他才讲得如此精彩与积极。 在里边有他的叹息，有寂寞孤独，也有力量。 文学也许就是这样拯救了一个个有时候孤独的、迷茫的我们。 这是至关重要的，志趣与娱乐对人生来说，是重要的。在精神痛苦的时候可以转移注意力。找到出口，看见光。

喜欢这种课堂畅所欲言的讨论氛围，互相碰撞，共同探寻。是最近看的书里面最吸引我的。历史人物变得有血肉，文明也带着跌宕起伏的情感。好几次读到泪目，似乎听见古人的呼喊，历史的叹息，穿越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与此刻的我共振。余老师的文字理性与情感交织，读来很有美感。

传统文化推崇“此心光明”，但若只承认光明、拒绝人性的幽暗面，会怎样。理性的文明社会，是人敢于爱，敢于质疑，敢于追求自由，文化也是这样。人类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智慧，所以创造了工具，创造了文明，创造了谎言，也创造了神学体系，创造了文化…智慧才是人类最大的武器。

自从融入网络以来，以微信读书为例。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加入了不同的群，经常看到群里，彼此因为一个观点不同，鸡飞狗跳一地鸡毛。有时为这种行为感到迷惑不解，而后又把自己搭进去，结局就是瓷娃娃那般愤然退群删除拉黑。如此往复，我们就能摆脱不同观点的纠缠吗？自我封闭不再参加任何讨论就正确吗？余秋雨老师的话让我幡然醒悟，拨云见日🏵 学生问：台湾也有孔庙，安静优雅，总能感受一种对圣人的缅怀。但近年去山东，“孔子热”延烧，到处闹哄哄，据说还要打造更豪华的纪念地，收费可能也更贵，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余秋雨答：我听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仅仅是学术文化界的现象，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设计他。历代皇帝祭孔，仪式宏大；普通民众朝圣，更喜欢热闹。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佛祖释迦牟尼，哲思多么深奥，但世间庙堂出现的却是密集的叩拜和香火。圣人塑造社会们几分，社会也塑造他几分。如果你不喜欢热闹，那么，你安静了，他也安静了。这就像你喜欢屈原，自可默默喜欢，不必嘲笑端午节赛龙舟的民众读不懂《离骚》。中国文人常常过于自命清高，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增加一点尼采描述过的酒神精神，在民众狂欢中醉步踉跄、融入人潮。 学生问：几个月前听您在台湾的一个演讲，说到湖北一群不会游泳的大学生，为救溺水的儿童手拉着手走进危险水域，结果发生不幸，这让我深为感动。但是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报道，大学生遇难后，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还在讨价还价。这让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恶的深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也许，媒体应该隐恶扬善？ 余秋雨答：我不相信那个地区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因为近年来显然没有发生赤壁大战和诺曼底登陆，没那么多尸体。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捞费，也不奇怪。善恶义利本是交错并存的，不必“隐恶扬善”。

2023-1-11《北大授课》余秋雨 在传统的农历新年，选择看一本中华文明的书，听余秋雨老师的课，滋养文化血脉，根在中国，就爱这方水土。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先河。中华文明是两河文明--黄河、长江，黄河沿岸是发源地，甲骨文、钟鼎文、青铜器，还有最初的浪漫《诗经》。这方唱罢那方唱，屈原的《离骚》，归隐的决绝，已至后来的2300多年，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踏青寒食，成为中国人重要的节日。汉武帝的开疆扩土驱除匈奴，延续中华血脉，司马迁用《史记》编年体通史体制奠定了中华二十四史的制式，雄辩的佐证路，中华文明全人类唯一没有被湮灭和中断的古文明。颜真卿的文化人格了得，第一个站出来抗击叛军，一家三十几口被杀害，义无反顾抗敌，在74岁再出征时被害，颜真卿活得坦荡光明磊落，他的《祭侄稿》登上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宋代空前绝后地把顶级的文化大师放到了顶级的行政高位上“高烈度冶炼”，也让中国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验。……又一次聆听洋洋洒洒的中华文明，听余秋雨老师的课百听不厌。

北大不仅是一所大学，更是中国思想的象征，承载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它作为中国顶尖学府的学术氛围，有着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

2023年4月29日 星期六 祝福早安 天气多云 气温14℃ 《北大授课》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 余秋雨：每当我在世界各地看到文明陨灭的证据时，总是感到非常震撼。看到一次就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震撼十次。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一种文明的灭亡都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 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大家知道，太琐碎的记忆，很容易导致记忆的失去。因此，我一开头就要设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 王牧笛：我认为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开的，而且，诸子百家的记忆比神话传说要真实可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记忆应该起源于秦汉，因为中国真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还是道统，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 万小龙：我觉得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最初的文化记忆大多来自物质，来自生产生活，无论是半坡还是河姆渡，物质文明提供了记忆的可能，否则记忆怎么可能流传？ 王安安：我倒觉得，“文化”记忆并不一定要以物质为依据。早在那之前，我们的远古时代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它们才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开端。 余秋雨：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我赞成王安安同学的这个想法。神话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但是，神话太缥缈了，缺少物态支撑，因此人类还是要靠历史学、考古学来唤醒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的唤醒，并不像万小龙和王牧笛设想的那么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我想在这里讲一段往事，说明一种文化记忆被唤醒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全部课程的一个隆重开头。 那是中华文明面临灭亡的时刻，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十九世纪晚期。当时的政局、当时的国土、当时的民心，就像盘子一样出现了一条条很大的裂缝，盘子里的文明之水眼看就要全部漏光。 就在这时，一八九九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个人发现了甲骨文。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这个人叫王懿荣，时任国子监祭酒，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门人。他生病了，发现一种叫作“龙骨”的药材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他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遥远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种记录，这里有祖先的声音。 王懿荣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当时还担任着另一个很紧迫的职位，叫作京师团练大臣。朝廷派他和义和团联系，同时处理关于防卫北京和抵抗八国联军的事务。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离北京。作为一个负责防卫事务的长官，他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选择了自杀殉国。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舍，最放不下的也许就是他书房里边的那一堆甲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这风雨飘摇、血迹斑斑的时刻，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启示这块土地：你们不该这样灭亡，你们应该去听一听童年的声音！此时的情景，中华民族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他会精神一振，想起自己生命的本原，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定会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民族当时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声，就来自甲骨文。 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灭亡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而当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远古的声音时，这种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童年的歌声传来时，武士们已断气多时。一八三九年玛雅文明被发现时，它已经灭亡几百年了；一八七一年特洛伊古城被发现时，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三千多年；一八九九年古代巴比伦文明被发现时，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已经灭绝了三千多年，这个时间和甲骨文被发现是同一年。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灭亡很久了。一九〇〇年，也就是王懿荣自杀的那一年，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发现，而这个文明在三千六百多年前就没能继续；再晚一些的一九〇二年，当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这个文明也消失几千年了。 幸运的是，当中华民族童年的歌声传来的时候，这个文明还存在。 上天似乎担心我们听不懂甲骨文的声音，就在王懿荣自杀前不久，敦煌的藏经洞又被发现了。接二连三地让我们听到自己童年的声音、青年的声音，告诉我们这种文明命不该绝。正是这种歌声，重新唤起了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 王安安：我很喜欢秋雨老师关于临死武士听到童年歌声的比喻。一种文明的童年歌声在血泊中听到，才更加惊心动魄。秋雨老师用发现甲骨文的故事来开启一门有关文化记忆的课，也让人觉得惊心动魄。但是，具体来说，王懿荣能不能不自杀？如果他继续研究甲骨文，能不能把文化使命完成得更完整？我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数学家阿基米德在临死前，当古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请让我演算完最后一道题再杀死我。”如果是王懿荣，他会做出这种选择吗？ 余秋雨：这就是东西方知识分子的重大差别，王懿荣一定会把朝廷使命放在第一位。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记住他，只是因为他发现了甲骨文——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结果，他的自杀，也就不再是政治祭奠，而变成了一种文化祭奠。在他之后，还有好几位祭奠者，具体原因不一，但都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支付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悲壮的课程，我们下次继续。 文明的咒语 余秋雨：王懿荣留给儿子一千多块甲骨，但他儿子王崇焕不是甲骨研究者，想把甲骨出让给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同时换取一定的生活经费。 第一人选是刘鹗，也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接过王懿荣留下的大多数甲骨以后，自己又从别的地方收购甲骨，终于在一九〇三年出版了一本合集《铁云藏龟》。刘鹗经过研究做出判断，这是殷人的刀笔。这个判断尽管比较简单，但是非常重要，他把人们的目光准确地拉到了那个重要的时代。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五年以后，刘鹗被问罪了，流放新疆。一九〇九年，因脑溢血在新疆去世。不到十年，对甲骨文的发现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一功臣和第二功臣都死了。 诸丛瑜：很奇怪，在金字塔发现的过程当中，考古学家也是接二连三地死去。据说古埃及的金字塔里有一个法老的咒语：“如果谁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必将降临到他的身上。”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和他的团队前后有二十二个人都死于非命，那个神秘的咒语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好像还有一个玛雅文明的水晶头骨，研究者中好多人也会离奇地死去。 余秋雨：对于这一批批伟大遗迹发现者的死，医学家们做了种种解释，却都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人。后来不断有各种新的说法，比较新的说法是这些考古学家遇到了特殊的辐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入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科学和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呢，则要努力地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个狮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似笑非笑？不知道。 当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感就没有了。 《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不是靠已获得的结论，而是靠永远的悬念。 刘鹗死了，他的儿女亲家罗振玉，是一个更大的学者。罗振玉在刘鹗家里看到了很多甲骨，他快速地做出判断：最重要的问题是找到出土地点。 这说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非常困难。古董商人为了要垄断市场，编造了好几个地方，一会儿说河南汤阴，一会儿说河南卫辉。罗振玉还派自己家里的人去那些地方考察过，都没有找到。后来，终于从一个喝醉酒的古董商人嘴里听说，出土地好像是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的村庄。 对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来说，只要讲到安阳，他马上就会想到，那是洹水的所在地，很可能就是殷商的都城所在。他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先派自己的弟弟过去。我在这里请大家设想一下，安阳的小屯村在罗振玉弟弟眼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王安安：刚才秋雨老师讲到，当时甲骨已经被炒得很热，价格非常高，中国人在收购，外国人也在收购，而这个地方又被古董商人保密着。所以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这个小屯村田地荒芜，大家不做别的事情，都在自己家后院或者田地里刨甲骨。我的眼前呈现出了一个个大坑，村民都在那里挖掘着可以创收的宝贝。说不定还有人已经在着手制作假的甲骨了。 余秋雨：你的设想很合理，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发生了。 现场的破坏也就是甲骨文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可想而知。罗振玉下了决心，必须亲自去看看那个现场环境。一九一五年的三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中国学者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学术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限。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 万小龙：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 余秋雨：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赶着牛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万里考察中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中华文明在明代之后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声音。 在安阳，一批伟大的文献就要出土。这批文献一直埋在地下，连孔子都没有读到过，连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 确定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并把它送到当代人的眼前，这是罗振玉的贡献。罗振玉身边出现了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比罗振玉还要棒，这个人叫王国维。 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学者，和许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样，也没有逃脱自杀的命运。一个王国维死了，而一个商代活了。 我想从宏观上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三相结构”：社会现实发展得越来越糟糕，古代文物却发现得越来越辉煌，中国学者表现得越来越杰出。这“三相结构”有一种强烈的不一致，对王国维来说，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最后毁灭的只能是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王国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高贵的悲剧结构，那么他的好朋友罗振玉，却进入了一个怪诞的悲剧结构。罗振玉在尖锐的矛盾当中，选择了一个已经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复辟，到伪满洲国任职。这等于造成了另外一种自杀。 你们看，当一个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声音释放给当代大地听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么多牺牲者。牺牲的形态可能是悲壮的，比如王懿荣；可能是窝囊的，比如刘鹗；可能是无奈的，比如王国维；也可能是怪诞的，比如罗振玉。这些中国现代学者的生命，成了一种祭坛前的供奉，而中华文化的童年歌声，却被大家听到了。 那里没有路标 余秋雨：童年歌声终于变成了悲壮合唱，文化记忆终于变成了集体自尊。一九二八年，也就是王国维死后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所，重要任务就是考察殷墟，像李济、梁思永等具有国际视野的考古学家也都参与到殷墟考古中来。殷墟和甲骨文的研究，就从血泪斑斑的祭奠阶段解放出来了。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大规模挖掘十五次。一九三六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终于挖掘出了甲骨坑YH127号。这可能是古人类文化史上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皇家档案库。 这个档案库当然必须装火车，运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运送的那一天似乎发生了一点儿情况，我看到过一篇资料，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少—— 正当甲骨坑YH127号整个用吊车打包，要运到安阳火车站的时候，殷墟边上的洹河突然升起了一股白气，白气升到天上以后变成白云，白云变成乌云，这个乌云就随着这个运输的车，一直到安阳火车站。接着下起倾盆大雨，这个大雨，就落在木箱子上。 如果这个记述是真的，诸位听下来有什么感觉？ 金子：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古老文明咒语的一个印证。就像法老的陵墓，任何打扰他安宁的人都可能会遭到厄运。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去保持它的神秘感，因为神秘，所以伟大。 王安安：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这种神秘主义的比附。一个乌云就是什么冥冥之中的某种天意，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可信。但是这又提醒我们，应该对历史和传统保持一种敬畏。尤其是面对文化传承之根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 余秋雨：当然，不能让文化变成巫术。但是有一点不必讳避，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懿荣之死、刘鹗之死、王国维之死、白气直至瓢泼大雨一直随YH127号甲骨坑跟到火车站的这一系列情景，都让我们从平庸的文化现实生活中超拔出来。只有这种超拔，才能使我们面对真正的伟大。我们平日的文化态度可能过于自以为是了，其实我们真正懂得的有多少呢？ 前面我们谈到过，在一八九九年，几乎是在甲骨文被发现的同时，敦煌藏经洞也被发现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带到西方去了，被很好地保存。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这些文物，是让西方考古学家带走好，还是应该让它们留在兵荒马乱的国内？ 在今天看来，更大的问题是：这既然是中华文化在濒临灭绝的当口神秘出现的早期记忆，我们能让这种记忆的佐证快速离开本土吗？离开了，会让悲哀的大地增添一分悲哀；不离开，很可能就地毁坏，让遥远的祖先也对这片土地完全断念。 这里边其实还埋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离开了，有可能使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变成全人类的记忆，这对这个民族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增加尊严，还是更被嘲谑？ 中华文化的荣辱存废又一次遭遇了十字路口，但在那里并没有路标。 我希望大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王牧笛：我觉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民族的视角。文化可能是无疆界的，但是民族却是有界可循。我会选择让这些文物留下来。我相信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能力，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东西，如果说这些文物能够留在他们的身边，凭借天然的语言优势和文化敏感，我想他们会做得更好。 诸丛瑜：我想如果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到了国外，它们可能会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符号，难以改变这个民族文化记忆的消散。 王安安：我的观点和两位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文物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当时兵荒马乱，容不下一方宁静的庭院组织大规模的研究，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沦为高官的私藏，最后就不知所归，这样的话，不如拉到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 王牧笛：我觉得从十九世纪末走出来的这批中国传统文人，他们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学有足够的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破读敦煌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必须将这些文化人组织起来，并且要能够确保这些历史遗存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就需要国家的介入。其实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是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如果这些文物留在国内，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破读。 王安安：文化人有这样的自觉，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王秋实：我一直坚持历史不可以假设。我们所面临的境地永远都是非常复杂的，永远都不是选A或者是选B这样简单的选择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刚才牧笛师兄说到的，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国家的视角，我们希望文化学者可以以文化的视角把这些文物当作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来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时，我们也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保有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这两种维度。 余秋雨：这个问题，今后还会争论，永远不会有结论。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最深刻的悲剧发生在两个各有充分理由的片面之间，两个片面谁也不能完全说服对方。我们刚才讨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今后我们北大学生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陷于一边，而应该同时体察对方，然后做出更高一层的选择。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许多重大事件都无能为力，却选择了自己的行为投向。即使不能全部守护，也要做出最佳解读——这就是他们低哑而又坚定的心声。请大家想一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外侮内乱并发，而我们这些文化前辈却不为所动，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识着甲骨文。乍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一个民族的童年歌声终于被唤醒，这其实也是一种集体生命力的被唤醒。 文化的责任，文化人的使命，就在这里。文化的力量，文化人的尊严，也在这里。 文明的胎记 余秋雨：对于商代的文化记忆，我们只讲了甲骨文的发现，就差不多花费了一个月。文化是一件兜底的大事，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实际上“一脉之颤，十方震动”。因此我要在一个唤醒范例上花费那么多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一窥其中的内容了。 先要问一问大家，你们有谁是河南人？如果不是，那么，有没有人到过河南？ （现场学生一一表示，自己既不是河南人，也没有到过河南。） 必须承认，在中国文化史上，河南的地位非常重要。且不说安阳是商代的中心，商之前，要寻找夏的痕迹，大概也离不开河南。 你们都不是河南人，也没有在河南落过脚，但我还是要问：你们对商代有什么印象？ 王牧笛：商代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似神似鬼的朝代。我了解商代是通过一些艺术品，可能那时的人不认为那是艺术品，但是今天看来很有艺术价值。很多艺术作品上面的纹路，都有宗教色彩，比如在一些玉器上出现的飞鸟，就是图腾的象征。商代器物上的线条没有具体的一条龙或一只鸟，而是比较抽象的符号。它的器物主要是礼器和祭器，比较有威慑力，有一种明丽之美。 金子：一提起商代，我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两样东西——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可以说青铜器构成了我对商代的核心理解。 丛治辰：在我所学的商史当中也充斥着商人的战争、杀戮和骄淫奢侈的生活，仿佛就是这些导致了商朝的灭亡。而我更看重商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对美的追求。他们的艺术风格，比今天更加飘逸，更加有想象力。 王秋实：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商朝代表性器物有两种，一种是青铜器，另外一种是玉器。青铜器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酒器，另外一个是祭器，就是那些鼎。司母戊大方鼎体现了商朝高度的文化水准和铸造艺术，我觉得这是留给当代人最深刻的文化记忆。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很久的，非常丰富的甲骨宝藏。 王安安：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对比是否牵强？我看过古罗马展，我觉得商代有点儿像古罗马的感觉。它的骄奢淫逸也好，它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也好，它的喜好征战，它的奴隶制度和《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是很阳刚的一种气质，非常硬朗，非常强悍。 余秋雨：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代在世界古文明中已经在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第一，天象观察的系统性和精确性。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一直是全世界对天文历法研究最系统、最精确的国度。这一点，是从商代开始的。欧洲比较完善的天文历法，是近代航海的结果。相比之下，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从远古开始就要看天种地，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早熟。商代，用完整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商代在铸造青铜器方面成就卓著。在形态上，商代青铜器有一种惊人的美丽和雄伟；在技术上，资料显示，商代在金属材料选择和冶炼工艺方面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第三，农作物的播种技术已经发达。畜牧业、打猎、渔业等方面也都在卜辞中有大量记载，完整地呈现出一种“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 第四，医学也获得了多方面的奠基。现代科学家从卜辞里发现，外科、内科、五官科、妇科、小儿科、感染科的一些基本项目在商代基本都具备了，针灸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还有，商代已经有了比较像样的教育事业。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 正如在座各位感觉的那样，那也是一个凶猛的朝代，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文明高度成熟的朝代。 按今天的眼光，商代的很多东西早已被超越，永远无法被超越的，是经过时代筛选后的美学成果。商代青铜器和玉器的结构、形式、图案，显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审美开端。乍一看，我们可以模仿、复制它们，甚至很逼真，但仔细一想，那是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的原创，在想象力和天真性上完全无法模仿和复制。这不能不让我们在自豪之余产生惶恐。 我历来提倡“审美历史学”。美不是历史的点缀，而是历史的概括。商代历史的归结是青铜器和玉器，就像唐代历史的归结是唐诗，或者说，欧洲好几个历史阶段的归结是希腊神话、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而不是那些军事政治强人。 迄今为止，如果说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审美图像系列有一个奠基处，那就是商代。 商代的青铜器，单就其形体和比例而言，就会让后代许许多多的艺术设计师汗颜。 通过青铜器的线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拘小节的群体。通过青铜器的比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一切都要求安顿得恰到好处的社会结构。 特别需要给大家引入一个符号——饕餮纹。这个符号在中国美学史上非常重要。青铜器里大量已经成为模式的图案，是从一种凶猛、贪婪的野兽头部提炼出来的。当它提炼出来之后还保持着线条的威猛、狰狞，但已经变成图案了，成为当时文化共性的基本图像。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文明的“胎记”。 饕餮纹后来慢慢地离开凶猛、贪婪的原始形态，变得越来越抽象，但线条的力度始终保存，这有点儿惊人。它的不再贪婪，不再凶猛，按照美学上的说法就叫“积淀”了。饕餮纹使商代由伟大走向美丽。 除了饕餮纹，我还要说一说甲骨文的书法。甲骨文不是最原始的文字，是文字比较成熟的形态。像半坡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里的一些象形符号，就比甲骨文古老很多。对比一看就能发现，甲骨文已经进行过长时间的提炼了。 甲骨文里的象形文字也与埃及卢克索太阳神庙廊柱里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区别。甲骨文的象形文字是高度进化了的象形文字，它摆脱了像埃及那样的早期象形文字对自然物种的直接描摹，而是全部线条化了。线条又经过简化、净化，变成一种具有抽象度的通用符号。文字除了实用意义之外还有审美意义，于是，早期的书法家出现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看看《甲骨文汇编》，就会发现早期书法家和一般刻写者的明显不同。 商代的第三个美学贡献，是“美”的概念的正式确立。在甲骨文里，第一次出现了“美”字。从象形的角度解释，古人比较讲究物质，羊大了就觉得美，但是许慎做了补充，这个“美”字里面包含着“甘”字的含义。这就由物态上升到风味了。现在一些学者，包括我的朋友萧兵先生提出“美”字的组合不是“羊”、“大”，而是“羊”、“人”。那就是“羊人为美”，即羊和人连在一起为美，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进入到了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古希腊有羊人剧，古人最早进行表演的时候往往模仿动物的形象，羊是人最喜欢模仿的一种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字里，这个“美”字，一定也是和当时的舞蹈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舞者，在当时就是巫。如果看看和商代同时代的三星堆遗址，就可以知道古人的舞蹈是怎么回事，知道把模仿动物的人形作为美是多么自然。 商代完整地创造了“美”字，而且不久之后，中国的智者们已经把它和“善”分开来讨论了，叫“尽善尽美”。“美”字有了一种独立的关照。 总之，商代有资格作为我们的首度记忆。

“成功”这个伪坐标的最大祸害，是把人生看成“输赢战场”，并把“打败他人”当作求胜的唯一通道。因此，他们经过的地方，迟早会变成损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快乐的宝典在于：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