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

看得很过瘾，一直跟着作者头脑风暴。西周开国百年后人口增长与祭祀负担导致了氏族分化，西周后期礼制改革予以确认，贵族等级制为基础的“周礼”至此成形，但实际执行存在灵活性，不同氏族的礼仪存在区别。周文化圈内共同体与身份意识的发展，“对内形成一致，对外逐渐分化”，姬姓与子姓、周氏族与非周氏族边界模糊，前者趋向融合，后者趋向分别。东周时期贵族等级制的破坏，祖先崇拜的淡化，关于死亡、灵魂和死后世界信仰转变。春秋中期礼制重构回应社会现实，简化了仪式，各阶层通行，贵族和平民阶层界限模糊；统治者和少数显赫氏族形成新兴特权阶层，实践新式复古“周礼”。基于考古学的材料与清晰的论证，呈现的历史比文献书本提供了更多令人耳目一新又信服的细节，启示重新评价孔子与早期儒家的礼制与政治主张，重新认识丰富多彩的上古历史。

书如其名——从考古材料，所以对文献资料甚至有回避之嫌，不过倒也是证明了，完全依赖考古资料和统计学工具，也可以部分还原社会现实和制度的变革，譬如西周中期青铜器动物纹的骤然分解与祭祀活动的整顿，墓葬遗存体现的用器制度与贵族社会的重组。 西周晚期的礼制改革塑造了中国礼仪的传统，而后由儒家将其神圣化，收入经典文献，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反复地征引和“复兴”。 罗泰在此用了非常现代的研究视角，性别、阶层、身份认同、文化共同体构建，每一章都解答了一些问题，但又提出了更多问题。对此罗泰颇为谦虚，对自己很多推断都保留了被将来的考古资料更新甚至推翻的准备。 现有考古资料可以利用统计工具分析的样本还是太少太少，中国考古学仍大有可为。

罗泰教授用全新视角来分析公元前十世纪到三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文化演变、新兴氏族兴起与周礼的分崩离析。罗泰教授在本书中摒弃了历史文献，＂因为文献越晚近，编造的共同祖先越古老＂，仅用考古材料来展现东周的变革与重组，打破了＂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的分封制与宗法制，从而逐步过渡到专制帝国时代。

笔力克制，论述平实。也因此，可读性有点差，和《翦商》配合食用，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采取碳14测年法，总是纠结于器物演化路线。是碳14无法分辨得更精准？ 缺陷：由于想要更加客观理性的呈现，使得观点而提出总显得过于暧昧。

作者尝试完全通过考古学材料（重点关注墓葬），来还原“孔子时代”的氏族、姓族、民族关系，以及贵族与平民的地位变迁。 采样-统计分析-假设论证-拓展推论，各领域的研究方法果然是通的

否定了商周变革论，支持西周后期变革的说法，实则只是过去考古研究常见的论调，没有太多有价值的创见。至于所谓重考古轻文献，重统计轻演绎的研究路径也无甚可观处，毕竟以作者自己的统计学水平说这话简直是计量史学魅力时刻。

传统史学认为，周灭商后，中国的文化气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周公制礼，从崇神拜鬼转向现世的人文关怀。整个西周一直在周礼的指导下稳定运行，直到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 但是从各地考古发现来看，商末和周初的礼仪文化并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难以找到周公制礼的证据。 而本书作者却通过考古材料，难以辩驳的证明，西周中晚期才发生了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变革（编钟等乐器在墓葬中地位的提升）。联想到当时周朝发生的政治危机（周孝王篡位，周夷王复位），周朝确实需要确立一个以血缘为核心的、体现阶等的礼仪制度。而且这个变化是突变式的，而不是渐进式的。只是这次文化变革过于急速，所以当时的政治家托古改制，借助周公在周朝的崇高地位，实现了这次礼仪文化突变。这也是流传至今的“周公制礼”。 随后到了春秋中期，中国的宗教思想再次发生改变。此前认为祖先死后是去往“帝”左右，但是周王既然是“帝”在现实世界的代言人，那么死去的祖先们其实也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死去的祖先希望回归天上实现永生，就要去影响现实世界中活着的后代。为了避免祖先的影响，后代子孙对于死去的祖先墓葬，希望在地下营造出真实的现实世界，让祖先们以为还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这样就不会去影响现实世界的人。所以曾侯乙墓等已经是在地下复现地上现实世界的开端，而秦始皇陵则是这一思想体现的最高峰。 而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随着各国竞争的加剧，文化思想上不可避免的更加关注现实世界的人和事。而且为了吸引人才，原来只是通过血缘宗亲传递的礼仪，扩展应用到更大的人群，从亲族扩展到民族。中国从“唯血统论”扩大到“唯才是举”。士的地位崛起，这也导致了礼仪上的两个分流，一方面是王以及部分高级贵族强化等级或者古老血统以进行区隔。另一方面就是在社会中下层之间的界限开始消除，实现了礼仪文化的融合。 西周中期到战国的三次礼仪变革，总体趋势上，是从关注精神世界到更加关注现实世界，也促使了陪葬品上的图案，从最早到写实有宗教意味，发展到后期，其所蕴含的宗教意味越来越淡，或者说越来越难以说清，图案就更加趋向于装饰性。

书名“宗子维城”，出自《诗经·大雅·板》中的一句：“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根据李树军《〈诗经〉与周代社会交往》中的分析，整篇《板》是对周厉王的一篇讽谏诗，针对的是周厉王行政变革，不遵旧制，重用并非嫡长子的“小人”，破坏先王的宗法制。作诗之人谏言厉王，各人应该安守各人的本位，社会的基石才能稳定，宗子（指宗法制中，宗的继承人，嫡长子）才能安食他的城邑。 在这本书里，作者基于考古学证据，运用统计学并结合文献，揭示了自前一千年的西周晚期起，直到孔子时代（约前六百年）发生的一场自上而下的重大变革。这场变革包括了宗教、礼制、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起因是周王统治式微，欲通过改革来强化对周文化圈各国的凝聚力，从而加强统治。 儒家思想的源头是西周起一整套贵族学术传统，但它同时是一种和西周初年承接商文明的周室文化相差很大的现实主义政治。在这场改革中，宗教彻底承认了自己面向活人、加强统治的政治功用，放弃了过往（表面上）面向祖先、祈求福祉的神秘学价值。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复礼，但事实上，孔子的主张是一种相当晚近的产物，最晚不早于他之前一百年，所以孔子实际上应该是非常清楚这一思想变革的由来与结果的。 以宗教为表现的政治变革给周文化圈的诸国带来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以秦、楚两国为例，它们原本都是代表了周室文化的诸侯国，使用着相同的礼制、宗教与文字，秦王族与周室有密切的关系，楚国王族则带着周室文明一路向南到达了周文化边缘地带的南方地区。但秦在这场变革之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甚至喧宾夺主引领了后续变革，而楚则联合周边一些小国，组建了自己的楚文化圈，与原本的周室文化渐行渐远。秦楚都曾因为自己的改革盛极一时，最终却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很学术的研究内容我不懂，但我觉得作者利用统计学研究考古素材的方法很震撼，也相当有效。作者对待各方面内容都非常细致，无论是喜欢看考古素材的整理分析，还是喜欢看宗教礼制的归纳总结，或是喜欢看抽丝剥茧的推理过程，带有任何关注点的读者都会在这本书里找到有吸引力的内容。

外行看热闹系列。与罗泰试图反驳或者已经解决的问题相比，他几乎在每一章都留下了更多的疑惑。考古专业的判断——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乱说啊——但是能触摸到罗泰研究背后那套现代性的研究思路，在文献记载稀缺的地方，他从考古挖掘的大量明器的形式挖掘出一些现代史学人类学都共同关注的问题：共同体的建构（周文化圈的自我封闭与周边文化的两难选择）、阶级贵族内部的边界强化与淡化、性别在墓葬明器资源配置上的差异等等，其实还是按照西方主流的几个视角（我称之为后殖民、性别、身份、阶级四件套）来研究中国古代礼制的，只不过这些问题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构成问题。有一些观点推翻了前人研究的精确性（墓葬丰富程度与身份高低、性别的正比，或者楚文化是浪漫独特的）等，实际上也是一种很现代的研究思路，对以往的清晰结果投去了否定一暼。

证经补史有牵强造凿之弊，然纯看考古证据，再怎么统计分析，也难构造完整确定的历史。实证和想象在缺少充分资料的古代史构建中只有结合，才能找出平衡之路。本书用西方分析、量化的思维来处理考古材料，并进而演绎极具个人主观色彩的古代社会，只能说勇气可嘉。